在汉语中，“兄弟”是一个温暖、美好而富有强大连接意义的词语。它可以插上翅膀，飞出孵化它的那个小小家庭，超越血缘、地域，在更为广阔自由的语境中让更多个体成为精神价值共同体，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景。然而，当“兄弟”这个词在挫折中退回它起步的家巢，只冷却为血缘“关系”时，那它很可能是脆弱的，一旦越过家门，走向更缺乏确定性的天地，由血缘联系起来的“兄弟”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就很可能渐渐疏散、不相往来，最终形同陌路。而这些“枝叶间”的疏远与隔膜，又部分地动摇、修正、削弱了他们与根系——留守在故乡的父亲母亲的关系。这样的事实虽然可能令人失望，但不得不说，血亲之间这种“由亲转疏”的关系变局正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广泛存在并加剧上演着。
在这种背景下，甘肃作家王小忠新近出版的《兄弟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部非虚构作品以“兄弟”为核心，通过对祖、父、子三代“兄弟情”的呈现与反思，构建了一幅西北乡村变化中的人伦、礼俗图景，同时又力图在“兄弟故事”的基础上，对这种家族关系的异化做一番学术性的追问与解答。
藏族作家王小忠出生于安多藏区甘南农牧结合地带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家中，父亲有着传统家长的威严、强硬与固执，沉默的母亲则有“菩萨”般的温柔与勤劳。四兄弟中，作者排行老二，是唯一出门读书并“有工作”的“公家人”。其余三兄弟，大哥带着二弟出门打工创业，后来回乡开起了砖厂，而三弟则守着父母与田地在家务农，但又不安心于稼穑。
《兄弟记》的故事首先是从三弟打电话借钱讲起的。“借钱”，这一并不复杂的经济行为在乡村社会是个日常性的关键词，但同时又超越了它本身的经济意义，成为极其考验人性的复杂行为。而在家族内部，兄弟之间的“借钱”更是一种直逼血缘的“灵魂拷问”。由三弟的“借钱”，作者引出了对兄弟四人不同生存境遇的描述，以及次数众多的与金钱有关的纠葛。同时，他又将笔触延伸至时间深处，在家族人伦与乡村礼俗的复合语境中，用种种和家族兄弟的矛盾突出了自己的尴尬、无奈与失望，甚至掩藏不住的愤恨。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几乎弥漫在全书之中，并渐渐形成了一种调性。这种调性既可以视为作者对血缘兄弟关系变异的一种本能反应，同时也可视为他对当下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失序的一种理性态度。也即，超越最初的感性反应，尽可能冷静地置身事外去思考它、解答它，并寻找修复与重建它的可能。但这样的冷静与理性是艰难的，所以作者也总是感到自己深陷在那种不喜欢的境遇中却难以自拔。即使对那些已经通过种种途径离开了乡村的人来说，它也依旧那样强大。
乡村礼俗是这本书描述的主要元素，它渗透在几乎每一个兄弟故事之中。在人们的常识里，乡村礼俗无非“婚丧嫁娶”，但这四个字若具体到乡村日常，那几乎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需要郑重地去应对的一切外部事务。而对生长在同一片屋檐之下又分家而过的同胞、同宗兄弟而言，除了血缘，连接他们的，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礼俗。说到底，礼俗并不只是一些抽象、虚幻的东西。在乡村的现实语境中，礼俗是实实在在且意义重大的事情。它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它贯穿于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全部时间。所以我们就看到书中种种因礼俗而起的事件，以及它们带来的严重后果。或者是为了“补救”受损的“脸面”而倾尽财力、物力的诸般折腾，而“兄弟情”在这样的折腾之中其实愈发稀薄与不堪。对作者而言，每一次对这种不堪局面的审视、思考与判断，都像一根尖刺扎进了自己心间，却又再拔出来凝视。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作者就是这样一边朝自己心里扎着小刺，一边面向他遥远的乡村，再次迈步走向了回家之路。
在这心灵的伤痛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作者写《兄弟记》真正的本心。他不只是要描摹这种兄弟之间令人揪心而失望的由亲转疏的事实，也不只是想写出乡村人伦关系。他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呈现、思考与追问，完成对既有问题的解答，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一种艰难而美好的关系重建，好让“渡尽劫波兄弟在”的愿景成为眼前现实。为此，他在血缘关系之外，通过对自己结拜兄弟胡林生的“找回”，在瓜州的千里戈壁与阳关的历史语境中，给“兄弟”这个词投射了一缕金色暖光。
为此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讲了“结拜兄弟”胡林生的故事。比之于“大哥”“二弟”“三弟”“父亲”“母亲”“堂叔”“父亲的叔叔”“父亲叔叔的儿子”这些只有称谓关系的含糊名词，“胡林生”是书中少见的有名有姓、面目清晰、表情明朗的人。作者对他的注视、讲述与抒情，要远远多于对自己的血亲兄弟。在他的笔下，胡林生这个被苦难缠绕的人的故事虽称不上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但亦有某种渡尽劫波的英雄气，尤其是他在河西戈壁滩上成功立业并踌躇满志之时。但他依然是作者少年记忆中那个精明强干、敢作敢为却时而冒点傻气的好兄弟，他想在戈壁滩海市蜃楼中看见自己的老家，他竟然听从“建议”用洁厕灵洗牙，就是绝妙的例子。
我以前没有读过王小忠的作品，去年10月在太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听他言谈，他是个忠厚、低调而敏感的人，但读他的书会发现，他使用语言有种开推土机的感觉，切入之后只管一路推去，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退回来，原路前冲再来上一次。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内心蓬勃的人才会如此。而在《兄弟记》这本书中，他似乎并没有变什么语言戏法儿，甚至连比喻句都甚少使用。但在语言波澜不惊的深处，他似乎所谋甚大。他顾不上其他，只是这般准确而有力地朝表达的前方直推而去。我喜欢这种扎实的力量感，以及它带来的深深的穿透力与豁然的洞见。
掩卷而思，这本书真可以视为当下中国乡村传统礼俗变异的一个典型标本。作者写的虽然是甘南安多藏区农村的亲人与兄弟，但我读来却甚有同感。这说明，时代在前进，血缘亲情却在倒退，而根植于血缘家族的传统礼俗早已千疮百孔。这无论是在西北农牧区村庄的藏族人身上，还是在晋东南太行山区农村的汉族人身上，抑或在经济更为发达、乡村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南方乡村，大概都是一样的。而对于用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带着一种或决绝或犹豫的心态穿行于这个过程之中，从农村走进城市最终定居于其中的我们来说，“经历它远不那么沉重，回顾它却倍感农村之凋敝”。这句话，不止有一定道理，它真让人伤心。在很多情况下，正如作者所说：“故乡在世人心中成了最远的远方，胡林生回不去，我们这一代人似乎都回不去了。”
在汉语中，“兄弟”是一个温暖、美好而富有强大连接意义的词语。它可以插上翅膀，飞出孵化它的那个小小家庭，超越血缘、地域，在更为广阔自由的语境中让更多个体成为精神价值共同体，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景。然而，当“兄弟”这个词在挫折中退回它起步的家巢，只冷却为血缘“关系”时，那它很可能是脆弱的，一旦越过家门，走向更缺乏确定性的天地，由血缘联系起来的“兄弟”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就很可能渐渐疏散、不相往来，最终形同陌路。而这些“枝叶间”的疏远与隔膜，又部分地动摇、修正、削弱了他们与根系——留守在故乡的父亲母亲的关系。这样的事实虽然可能令人失望，但不得不说，血亲之间这种“由亲转疏”的关系变局正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广泛存在并加剧上演着。
在这种背景下，甘肃作家王小忠新近出版的《兄弟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部非虚构作品以“兄弟”为核心，通过对祖、父、子三代“兄弟情”的呈现与反思，构建了一幅西北乡村变化中的人伦、礼俗图景，同时又力图在“兄弟故事”的基础上，对这种家族关系的异化做一番学术性的追问与解答。
藏族作家王小忠出生于安多藏区甘南农牧结合地带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家中，父亲有着传统家长的威严、强硬与固执，沉默的母亲则有“菩萨”般的温柔与勤劳。四兄弟中，作者排行老二，是唯一出门读书并“有工作”的“公家人”。其余三兄弟，大哥带着二弟出门打工创业，后来回乡开起了砖厂，而三弟则守着父母与田地在家务农，但又不安心于稼穑。
《兄弟记》的故事首先是从三弟打电话借钱讲起的。“借钱”，这一并不复杂的经济行为在乡村社会是个日常性的关键词，但同时又超越了它本身的经济意义，成为极其考验人性的复杂行为。而在家族内部，兄弟之间的“借钱”更是一种直逼血缘的“灵魂拷问”。由三弟的“借钱”，作者引出了对兄弟四人不同生存境遇的描述，以及次数众多的与金钱有关的纠葛。同时，他又将笔触延伸至时间深处，在家族人伦与乡村礼俗的复合语境中，用种种和家族兄弟的矛盾突出了自己的尴尬、无奈与失望，甚至掩藏不住的愤恨。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几乎弥漫在全书之中，并渐渐形成了一种调性。这种调性既可以视为作者对血缘兄弟关系变异的一种本能反应，同时也可视为他对当下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失序的一种理性态度。也即，超越最初的感性反应，尽可能冷静地置身事外去思考它、解答它，并寻找修复与重建它的可能。但这样的冷静与理性是艰难的，所以作者也总是感到自己深陷在那种不喜欢的境遇中却难以自拔。即使对那些已经通过种种途径离开了乡村的人来说，它也依旧那样强大。
乡村礼俗是这本书描述的主要元素，它渗透在几乎每一个兄弟故事之中。在人们的常识里，乡村礼俗无非“婚丧嫁娶”，但这四个字若具体到乡村日常，那几乎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需要郑重地去应对的一切外部事务。而对生长在同一片屋檐之下又分家而过的同胞、同宗兄弟而言，除了血缘，连接他们的，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礼俗。说到底，礼俗并不只是一些抽象、虚幻的东西。在乡村的现实语境中，礼俗是实实在在且意义重大的事情。它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它贯穿于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全部时间。所以我们就看到书中种种因礼俗而起的事件，以及它们带来的严重后果。或者是为了“补救”受损的“脸面”而倾尽财力、物力的诸般折腾，而“兄弟情”在这样的折腾之中其实愈发稀薄与不堪。对作者而言，每一次对这种不堪局面的审视、思考与判断，都像一根尖刺扎进了自己心间，却又再拔出来凝视。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作者就是这样一边朝自己心里扎着小刺，一边面向他遥远的乡村，再次迈步走向了回家之路。
在这心灵的伤痛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作者写《兄弟记》真正的本心。他不只是要描摹这种兄弟之间令人揪心而失望的由亲转疏的事实，也不只是想写出乡村人伦关系。他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呈现、思考与追问，完成对既有问题的解答，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一种艰难而美好的关系重建，好让“渡尽劫波兄弟在”的愿景成为眼前现实。为此，他在血缘关系之外，通过对自己结拜兄弟胡林生的“找回”，在瓜州的千里戈壁与阳关的历史语境中，给“兄弟”这个词投射了一缕金色暖光。
为此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讲了“结拜兄弟”胡林生的故事。比之于“大哥”“二弟”“三弟”“父亲”“母亲”“堂叔”“父亲的叔叔”“父亲叔叔的儿子”这些只有称谓关系的含糊名词，“胡林生”是书中少见的有名有姓、面目清晰、表情明朗的人。作者对他的注视、讲述与抒情，要远远多于对自己的血亲兄弟。在他的笔下，胡林生这个被苦难缠绕的人的故事虽称不上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但亦有某种渡尽劫波的英雄气，尤其是他在河西戈壁滩上成功立业并踌躇满志之时。但他依然是作者少年记忆中那个精明强干、敢作敢为却时而冒点傻气的好兄弟，他想在戈壁滩海市蜃楼中看见自己的老家，他竟然听从“建议”用洁厕灵洗牙，就是绝妙的例子。
我以前没有读过王小忠的作品，去年10月在太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听他言谈，他是个忠厚、低调而敏感的人，但读他的书会发现，他使用语言有种开推土机的感觉，切入之后只管一路推去，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退回来，原路前冲再来上一次。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内心蓬勃的人才会如此。而在《兄弟记》这本书中，他似乎并没有变什么语言戏法儿，甚至连比喻句都甚少使用。但在语言波澜不惊的深处，他似乎所谋甚大。他顾不上其他，只是这般准确而有力地朝表达的前方直推而去。我喜欢这种扎实的力量感，以及它带来的深深的穿透力与豁然的洞见。
掩卷而思，这本书真可以视为当下中国乡村传统礼俗变异的一个典型标本。作者写的虽然是甘南安多藏区农村的亲人与兄弟，但我读来却甚有同感。这说明，时代在前进，血缘亲情却在倒退，而根植于血缘家族的传统礼俗早已千疮百孔。这无论是在西北农牧区村庄的藏族人身上，还是在晋东南太行山区农村的汉族人身上，抑或在经济更为发达、乡村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南方乡村，大概都是一样的。而对于用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带着一种或决绝或犹豫的心态穿行于这个过程之中，从农村走进城市最终定居于其中的我们来说，“经历它远不那么沉重，回顾它却倍感农村之凋敝”。这句话，不止有一定道理，它真让人伤心。在很多情况下，正如作者所说：“故乡在世人心中成了最远的远方，胡林生回不去，我们这一代人似乎都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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