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6日，伊丽莎白·毕肖普受邀参加晚宴，便回家换上合适的衣服。她的伴侣爱丽丝·梅斯费塞尔去接她时，发现她躺在地板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这位一生酷爱旅行的诗人，在悄无声息中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旅程；而她一生不时经受着孤独的折磨，遗憾的是，她最终还是在孤独中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名著名的女诗人，毕肖普获得过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在这些耀眼的荣誉背后，我们可能不知道她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其中有曲折有跌宕，有精彩有辉煌，这些都值得用一部传记娓娓道来。《未知的爱：伊丽莎白·毕肖普传》毫无疑问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传记，它体现了人物写作的精髓，在全面而细致地呈现传主非凡一生的同时，还抓取到了最核心的部分：毕肖普的人生与诗歌是如何密切地纠缠和互动的？在她漂泊的一生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心灵？
不幸的童年
在本书开篇作者便提到，毕肖普“早熟的少作无比清晰地表明，从十几岁开始，她就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将旅行、友谊、独立、观察和写诗置于首位的人生规划”。
是的，诗歌、旅行、友谊，在她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之后，这些活动几乎占据了她全部的人生；她自我的价值以及她对这个世界的价值，也都体现在这些活动之中。而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归诗人的童年和家庭，这对观察和理解毕肖普后来的人生历程尤为重要。
去年读了几位女诗人（艺术家）的传记，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莉奥诺拉·卡林顿。且不说阿特伍德拥有幸福的家庭、包容的父母，或者卡林顿生于一个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巨富之家，即使是与13岁丧父的辛波斯卡相比，毕肖普的童年都可以用“不幸”来形容。
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八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精神上备受打击，一直没有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在毕肖普5岁的时候，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再也没有出来。更让人唏嘘的是，直到1934年母亲去世，两人始终都没再见过一面。
不幸，但或许还称不上悲惨。毕肖普的祖父母经济宽裕，在物质上可以提供支持。而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最需要的还是情感抚慰，她的外祖父母和姨妈们弥补了父母缺失的爱。外祖父母住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大村，这里有美丽的风光、淳朴的人情，毕肖普在这座宁静怡人的乡村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时光（以后还将经常回到这里），快乐而温馨，治愈了无所怙恃的悲苦。
事实上，最令她感到心安的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提前出场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姨妈格蕾丝（最后一个是她的心理医生露丝·福斯特）。这儿也是她的诗歌启蒙之地，对她成为一位诗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据诗人自己回忆，“她8岁时听到外祖母厨房里嗡嗡作响的声音，点燃了她第一次诗歌的火花。”
1917年再次回到祖父母家中，那些孤独、无助的情绪卷土重来，身体免疫力也急剧下降，小毕肖普患上了严重的湿疹、哮喘和罕见的西德纳姆舞蹈病。虽然仅有半年多的时间，她再也无法忍受这里的生活了，只好被送到了莫德姨妈家。
旅行与人生
作家大都是喜欢旅行的，他们将整个世界视为一本有待逐页浏览的巨书，每行走一个地方，相当于翻阅了其中一页。旅行的过程也是创作的过程，他们将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直接或间接地加工为文字，让自己的作品更加丰富有力。毕肖普的一生都与旅行密不可分，从广义上来讲，甚至可以称她为一位终生的旅行者。家庭无法给她稳固的生活，她只能频繁地“寄人篱下”，这段漂泊无定的经历或许决定了她此后“自我流放”的人生。在本书序曲中，作者引用了批评家们的观点，这似乎可以准确地解释毕肖普为何如此热爱旅行：“毕肖普一生致力于旅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家园’。然而，旅行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安全感或栖身之所，也是对奇遇、冒险和发现的探索，对友谊和永恒之爱的探索，对艺术素材的探索，也许最重要的是对自由的追寻——这种追索也根源于她充满丧失、孤独和束缚的童年。”
而在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时（又有继承下来的一笔遗产），毕肖普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去领略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这份“出走的决心”，是她在少年时期大量阅读《国家地理》杂志时就下定了的。在读大学期间，她便和朋友进行了一场前往纽芬兰岛的徒步旅行。大学毕业不久，她就沿循前辈作家的足迹，来了一场壮游欧洲之旅，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土地上感受生活、积累创作。此后，她又去了美国本土最南端的城市基韦斯特、墨西哥等地，最终在巴西生活了十几年。
作者提到，毕肖普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诗人的目的是“将行动中的心灵而非休憩中的心灵戏剧化”。如果说毕肖普的诗歌展现了她思考中的心灵，这些旅行则揭示了她行动中的心灵，而她一直都有意或无意地遵循着一种在旅行中创作、在创作中旅行的生活模式，将思考与行动相结合，完善心灵的多个面向。戏仿我们当下一句已显俗套的流行语，“身体和灵魂，至少要有一个在路上。”毕肖普无疑是身体和灵魂同时上路，在用脚步、眼睛、内心去行走、去观看、去感受的同时，还完美地诠释了旅行的意义，不仅曾经困扰自身的疾病得到了好转，还用心灵去孵化一首首优秀的诗歌，将自身逐渐提升至诗神的高度。
今天是一阵哭泣，明天是一顿野餐
毕肖普将创作与旅行深度绑定，她走过的地方、人生的坐标都或显或隐地备忘在了她的诗歌中。或者说，毕肖普的一生都处于漂泊、流浪的状态，她的诗歌标记着她的人生轨迹。作者也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在这部传记中选取了毕肖普那些最出色的诗歌，不仅做出了抽丝剥茧的文本细读，还将其与诗人的生命历程作了丝丝入扣的结合。也只有进入到毕肖普的人生语境中，去欣赏她的欣赏、感受她的感受、思考她的思考，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诗歌，进而反身性地进一步理解她的人生。
毕肖普一生诗歌不多，诗集也只有三四本（《北方·南方》《冷春》《旅行的问题》《地理学Ⅲ》），但这些诗歌苦思冥想、精雕细镂，将生活、艺术和记忆完美地转化与融合，整体水平很高，“残次率”极低。关于这一点，毕肖普的好友、同为诗人的兰德尔·贾雷尔有过解释：“她的诗写得很慢。你会觉得她写诗从来不是为了填满一页纸。如果这首诗不再到来，她通常会把它放在一边好几年——如果它永远不再到来，她会把它永远放在一边。我认为她几乎从未写过一首不是真正的诗的诗。”她的诗歌地位随着时间稳步上升，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在她去世十几年后，终于达到了巅峰：读者们认识到她“不仅是一位重要的诗人，而且是一位真正能力卓绝又辉煌无比的伟大诗人”。
我们知道，毕肖普的原生家庭是不完整的，但她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予她的，几乎总是肯定、满足甚或是喜悦、幸福。或许正因如此，她才会与朋友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这些信件承载并维持着这些积极的情感。而评价她的人生与诗歌，熟悉她的这些朋友才是最适格的，作者引用了她的朋友兼门生弗兰克·毕达特在她去世15年后的评价：“毕肖普的一生，特立独行，看似边缘，实则堪称典范。她戴着面具，但强烈地拒绝成为除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像X射线一样揭示了20世纪文化的矛盾和愉悦。她生命根源上的悲剧正是她艺术成就的根源。”
不过，我更喜欢她的另一位朋友兼门生詹姆斯·梅里尔的评价：“正是在伊丽莎白的小屋里……我看到了令我心驰神往的日常生活……它有着随意的契诃夫式的样态，对琐事和有趣的惊喜敞开自我，甚至对令人痛苦的惊喜也保持敞开，今天是一阵哭泣，明天是一顿野餐。”的确如此，毕肖普一生偏好沉默，却足够敞开，就像作者所说的，“在毕肖普的一生中，为了在各种向她敞开的选择中尽可能多地寻求自由，毕肖普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风险。毫无疑问，在她生命中的许多时刻，她感觉自己就像水平仪中的气泡，或者像摇摆不定的指南针。但通过她自己的艺术，并经由词的躯壳，她终于变成了自由的鸟。”
毕肖普，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一生都在与哮喘、酗酒、抑郁等疾病作斗争，也在与孤独、失落、自我怀疑不停地搏斗。尽管最后在无声中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她以诗歌为武器，已经取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进一步讲，她一生都在经历着沉默与丧失，而她所有的喧哗，诗歌都已经诉尽，因此只需保持沉默；她所有的丧失，诗歌都予以填补，因此人生轻盈而完满。
根据弗洛伊德的童年决定论，个体在成年的痛苦心理与人格缺陷，可以在童年经历中找到根源。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也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毕肖普的童年，不同的亲属给了她不同的感受，有快乐也有阴影，这在她后来的诗歌和散文中都有反映。她也从这些经历（特别是痛苦的部分）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滋养了她的创作，就像作者的评论，“作为一名艺术家，她伟大的核心在于她对童年经历无与伦比的重新创造。”
具体来讲，“一路走来，毕肖普所遭遇的丧失也得到了补偿，她获得了犀利的幽默感、对语言的敏锐听觉、对自然之美的热爱、对公认意见的坚决怀疑、对自由价值的理解以及对荒谬的敏锐感知。也许最重要的是，至少对她作为一名作家的成长而言，她学会了观察、等待、倾听、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静静地探究和吸纳周围成年人的编码语言和神秘行为时，她几乎不会错过任何事情。”
1979年10月6日，伊丽莎白·毕肖普受邀参加晚宴，便回家换上合适的衣服。她的伴侣爱丽丝·梅斯费塞尔去接她时，发现她躺在地板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这位一生酷爱旅行的诗人，在悄无声息中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旅程；而她一生不时经受着孤独的折磨，遗憾的是，她最终还是在孤独中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名著名的女诗人，毕肖普获得过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在这些耀眼的荣誉背后，我们可能不知道她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其中有曲折有跌宕，有精彩有辉煌，这些都值得用一部传记娓娓道来。《未知的爱：伊丽莎白·毕肖普传》毫无疑问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传记，它体现了人物写作的精髓，在全面而细致地呈现传主非凡一生的同时，还抓取到了最核心的部分：毕肖普的人生与诗歌是如何密切地纠缠和互动的？在她漂泊的一生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心灵？
不幸的童年
在本书开篇作者便提到，毕肖普“早熟的少作无比清晰地表明，从十几岁开始，她就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将旅行、友谊、独立、观察和写诗置于首位的人生规划”。
是的，诗歌、旅行、友谊，在她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之后，这些活动几乎占据了她全部的人生；她自我的价值以及她对这个世界的价值，也都体现在这些活动之中。而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归诗人的童年和家庭，这对观察和理解毕肖普后来的人生历程尤为重要。
去年读了几位女诗人（艺术家）的传记，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莉奥诺拉·卡林顿。且不说阿特伍德拥有幸福的家庭、包容的父母，或者卡林顿生于一个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巨富之家，即使是与13岁丧父的辛波斯卡相比，毕肖普的童年都可以用“不幸”来形容。
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八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精神上备受打击，一直没有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在毕肖普5岁的时候，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再也没有出来。更让人唏嘘的是，直到1934年母亲去世，两人始终都没再见过一面。
不幸，但或许还称不上悲惨。毕肖普的祖父母经济宽裕，在物质上可以提供支持。而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最需要的还是情感抚慰，她的外祖父母和姨妈们弥补了父母缺失的爱。外祖父母住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大村，这里有美丽的风光、淳朴的人情，毕肖普在这座宁静怡人的乡村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时光（以后还将经常回到这里），快乐而温馨，治愈了无所怙恃的悲苦。
事实上，最令她感到心安的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提前出场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姨妈格蕾丝（最后一个是她的心理医生露丝·福斯特）。这儿也是她的诗歌启蒙之地，对她成为一位诗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据诗人自己回忆，“她8岁时听到外祖母厨房里嗡嗡作响的声音，点燃了她第一次诗歌的火花。”
1917年再次回到祖父母家中，那些孤独、无助的情绪卷土重来，身体免疫力也急剧下降，小毕肖普患上了严重的湿疹、哮喘和罕见的西德纳姆舞蹈病。虽然仅有半年多的时间，她再也无法忍受这里的生活了，只好被送到了莫德姨妈家。
旅行与人生
作家大都是喜欢旅行的，他们将整个世界视为一本有待逐页浏览的巨书，每行走一个地方，相当于翻阅了其中一页。旅行的过程也是创作的过程，他们将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直接或间接地加工为文字，让自己的作品更加丰富有力。毕肖普的一生都与旅行密不可分，从广义上来讲，甚至可以称她为一位终生的旅行者。家庭无法给她稳固的生活，她只能频繁地“寄人篱下”，这段漂泊无定的经历或许决定了她此后“自我流放”的人生。在本书序曲中，作者引用了批评家们的观点，这似乎可以准确地解释毕肖普为何如此热爱旅行：“毕肖普一生致力于旅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家园’。然而，旅行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安全感或栖身之所，也是对奇遇、冒险和发现的探索，对友谊和永恒之爱的探索，对艺术素材的探索，也许最重要的是对自由的追寻——这种追索也根源于她充满丧失、孤独和束缚的童年。”
而在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时（又有继承下来的一笔遗产），毕肖普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去领略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这份“出走的决心”，是她在少年时期大量阅读《国家地理》杂志时就下定了的。在读大学期间，她便和朋友进行了一场前往纽芬兰岛的徒步旅行。大学毕业不久，她就沿循前辈作家的足迹，来了一场壮游欧洲之旅，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土地上感受生活、积累创作。此后，她又去了美国本土最南端的城市基韦斯特、墨西哥等地，最终在巴西生活了十几年。
作者提到，毕肖普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诗人的目的是“将行动中的心灵而非休憩中的心灵戏剧化”。如果说毕肖普的诗歌展现了她思考中的心灵，这些旅行则揭示了她行动中的心灵，而她一直都有意或无意地遵循着一种在旅行中创作、在创作中旅行的生活模式，将思考与行动相结合，完善心灵的多个面向。戏仿我们当下一句已显俗套的流行语，“身体和灵魂，至少要有一个在路上。”毕肖普无疑是身体和灵魂同时上路，在用脚步、眼睛、内心去行走、去观看、去感受的同时，还完美地诠释了旅行的意义，不仅曾经困扰自身的疾病得到了好转，还用心灵去孵化一首首优秀的诗歌，将自身逐渐提升至诗神的高度。
今天是一阵哭泣，明天是一顿野餐
毕肖普将创作与旅行深度绑定，她走过的地方、人生的坐标都或显或隐地备忘在了她的诗歌中。或者说，毕肖普的一生都处于漂泊、流浪的状态，她的诗歌标记着她的人生轨迹。作者也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在这部传记中选取了毕肖普那些最出色的诗歌，不仅做出了抽丝剥茧的文本细读，还将其与诗人的生命历程作了丝丝入扣的结合。也只有进入到毕肖普的人生语境中，去欣赏她的欣赏、感受她的感受、思考她的思考，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诗歌，进而反身性地进一步理解她的人生。
毕肖普一生诗歌不多，诗集也只有三四本（《北方·南方》《冷春》《旅行的问题》《地理学Ⅲ》），但这些诗歌苦思冥想、精雕细镂，将生活、艺术和记忆完美地转化与融合，整体水平很高，“残次率”极低。关于这一点，毕肖普的好友、同为诗人的兰德尔·贾雷尔有过解释：“她的诗写得很慢。你会觉得她写诗从来不是为了填满一页纸。如果这首诗不再到来，她通常会把它放在一边好几年——如果它永远不再到来，她会把它永远放在一边。我认为她几乎从未写过一首不是真正的诗的诗。”她的诗歌地位随着时间稳步上升，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在她去世十几年后，终于达到了巅峰：读者们认识到她“不仅是一位重要的诗人，而且是一位真正能力卓绝又辉煌无比的伟大诗人”。
我们知道，毕肖普的原生家庭是不完整的，但她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予她的，几乎总是肯定、满足甚或是喜悦、幸福。或许正因如此，她才会与朋友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这些信件承载并维持着这些积极的情感。而评价她的人生与诗歌，熟悉她的这些朋友才是最适格的，作者引用了她的朋友兼门生弗兰克·毕达特在她去世15年后的评价：“毕肖普的一生，特立独行，看似边缘，实则堪称典范。她戴着面具，但强烈地拒绝成为除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像X射线一样揭示了20世纪文化的矛盾和愉悦。她生命根源上的悲剧正是她艺术成就的根源。”
不过，我更喜欢她的另一位朋友兼门生詹姆斯·梅里尔的评价：“正是在伊丽莎白的小屋里……我看到了令我心驰神往的日常生活……它有着随意的契诃夫式的样态，对琐事和有趣的惊喜敞开自我，甚至对令人痛苦的惊喜也保持敞开，今天是一阵哭泣，明天是一顿野餐。”的确如此，毕肖普一生偏好沉默，却足够敞开，就像作者所说的，“在毕肖普的一生中，为了在各种向她敞开的选择中尽可能多地寻求自由，毕肖普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风险。毫无疑问，在她生命中的许多时刻，她感觉自己就像水平仪中的气泡，或者像摇摆不定的指南针。但通过她自己的艺术，并经由词的躯壳，她终于变成了自由的鸟。”
毕肖普，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一生都在与哮喘、酗酒、抑郁等疾病作斗争，也在与孤独、失落、自我怀疑不停地搏斗。尽管最后在无声中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她以诗歌为武器，已经取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进一步讲，她一生都在经历着沉默与丧失，而她所有的喧哗，诗歌都已经诉尽，因此只需保持沉默；她所有的丧失，诗歌都予以填补，因此人生轻盈而完满。
根据弗洛伊德的童年决定论，个体在成年的痛苦心理与人格缺陷，可以在童年经历中找到根源。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也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毕肖普的童年，不同的亲属给了她不同的感受，有快乐也有阴影，这在她后来的诗歌和散文中都有反映。她也从这些经历（特别是痛苦的部分）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滋养了她的创作，就像作者的评论，“作为一名艺术家，她伟大的核心在于她对童年经历无与伦比的重新创造。”
具体来讲，“一路走来，毕肖普所遭遇的丧失也得到了补偿，她获得了犀利的幽默感、对语言的敏锐听觉、对自然之美的热爱、对公认意见的坚决怀疑、对自由价值的理解以及对荒谬的敏锐感知。也许最重要的是，至少对她作为一名作家的成长而言，她学会了观察、等待、倾听、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静静地探究和吸纳周围成年人的编码语言和神秘行为时，她几乎不会错过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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