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普博主花蚀继畅销书《逛动物园是一件正经事儿》之后，再推力作《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这是一本聚焦新世纪自然保护一线，讲述自然保护那些人和事的书。
自2020年底起，花蚀花三年时间，在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跑了几十个点位，采访各保护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工作者，制作一系列视频向大众分享一线生态保护的故事。在一年“痛苦又兴奋的写作”之后，将16组生态保护行动者的故事汇集在书中呈现，甫一面世，便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前不久，花蚀接受记者专访，分享他最新鲜的创作历程，介绍中国自然保护的经验和做法。他坦言，通过书里讲述的自然故事，想让大家看到中国生态保护的方法和特色。他希望能让喜欢自然的人们行动起来，哪怕只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也能改善自然保护的未来。
让一线保护工作者的声音 被更多人听见
北京青年报：这本书创作的契机如何？有哪些触发你创作的经历？
花蚀：我跑完《逛动物园是一件正经事儿》那本书的宣传行程之后，大概在2020年，我就开始频繁在各个保护区逛。过去若干年中，我认识了很多保护区的人，特别开心。在自然当中，我找到了快乐和平静，拍摄到了很多美好的动物，也和许多一线保护工作者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也就在那两年，我遇到了一些事情。那时整个社会环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自然保护出现了很多偏颇的看法，尤其是国外一些舆论，对中国自然保护还有一些老掉牙的偏见。比如2022年，我特别喜欢的生态保护网站Mongabay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讲到菲律宾旅游业重启后，中国游客又要涌过去，菲律宾的穿山甲会面临危机了。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在评论里跟人吵了好久。我知道国外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者对中国生态保护有片面印象。我自己是自然保护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这些声音让我特别难受，所以我憋着一股气，想做点事情，给我深爱的中国自然保护事业正正名。而且，我也希望这个圈子被更多人理解。我暗自下了个决心，想让中国生态保护一线的人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那段时间，我先做了一个视频项目，叫做“花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就是到全国各地去采访生态保护一线工作人员。但视频这种载体，有很多事情讲不透。所以，我决定还是回来写书。
北青报：从以观察者身份记录动物保护，到以作者身份书写保护者群像，这种身份转换是否改变了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
花蚀：一方面，我很早就有强烈的想做点什么事情的冲动；另一方面，对于生态保护的世界观、方法论，很早我就有自己的看法，我也是带着我的这套方法论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选择采访的人，也是那些我认可的人。
我是一个技术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什么叫技术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就是先要满足人的尊严、人的生活，然后尽可能地让人的尊严、人的生活和好的生态绑定在一起。我认为这样人类才可能真正地拯救自然。
换位成飞鸟视角 寻求更好的共存
北青报：《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的书封设计受到读者好评，请问为何这样设计？
花蚀：书名和封面设计受到广泛好评，这都是广告设计师郭嘉琳的功劳。封面的俯视视角，在文学书、科普书里都不太常见。这种视角，并不是要展现我们比其他动物更优越，而是试着让自己换位成飞鸟视角，从天空之上观察地面上的植物、动物、人物，表达一种自然是如何平等地俯视我们的意蕴。封面上有一只黑鹳的翅膀，是郭老师照着莫斯科动物博物馆的存档标本画的，那是一个1951年入库的黑鹳标本。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非常老的标本，恍惚不已。这只黑鹳有什么故事？将它做成标本的人又是谁？这让我突然有种穿越时空之感。书的封面照着它来设计，其实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如果保护自然这件事，我们不行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在未来看到的鸟兽或者动物，就只能是标本了。
北青报：你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哪些深刻的体会？
花蚀：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人和自然共存的方式，这是我在书里设计的一条暗线，也是我想通过书中人物做的事情——尽量去寻找人与动物共存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生态保护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思路，就是得管好人类行为，在自然环境包括人文环境的压力下，去找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之路。
我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能深刻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具备一种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逻辑，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比如书里探讨了如何通过观鸟这个赚钱的行业，将生态和社区的居民进行绑定，让保护自然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那就是“如果社区能通过活的鸟赚到钱，那么他们就绝不会让鸟去死”。
北青报：你认为中国自然保护领域的从业者们，有哪些实践的智慧？
花蚀：放眼全世界，真正没有人的荒野其实并不多了。在我们国家，可能也就是几大无人区里没什么人。其他所有保护区，甚至其核心区域都是有人生活的。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我们保护生态就绝对不可能绕过“人”的因素。我们要给这些人生存下去的可能性，给这些人足够的尊严。
中国有两种荒野。一种位于无人区，那里几乎没有常住人口，野生动物都没怎么见过人类。这种地方，我们需要制止盗猎，让保护工作者进行更仔细的研究，通过科学来指导保护。例如，新疆的阿尔金山就是这样的区域。我去采访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棕熊抢仓库、霸占2吨玉米，我们也拿它没办法的事情。
另一种荒野更普遍，这种地方不但有最狂野的自然，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在那里做生态保护，除了照看动植物还需要照看人类，帮助那些原住民不被野生动物欺负，还能借助自然生活得更好。所以，书里会有借助保护自然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故事。
我想通过写作来讨论这两种状况，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生态保护的方法论和独特之处。
人和自然相处 需要“转移支付”
北青报：在科技时代，红外相机、DNA检测等技术，正在改变环境保护的方式。你经历过哪些案例最能体现这种改变？你如何看待AI在自然保护中的伦理边界？
花蚀：科技早已进入整个生态保护行业。近20年来是红外相机大量使用的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技术正在不断更新。目前，AI还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它被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地方，就是用来识别红外相机拍摄的图片。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如果是人去做的话，会非常耗费人力。但是有AI识别之后，整个工作好做了很多。
此外，目前AI在生态行业中并没有特别深的使用，我觉得还没有到讨论伦理界限的阶段。现实中，生态保护一线的很多事情并非通过特别前沿的技术去解决，比如我们需要得到野外的数据，就需要大量人力去山上采集；我们要做社区工作，就需要有大量人力去社区里和居民讨论，找到他们的需求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工作它不涉及高精尖的技术问题。以后是不是能有机器人帮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短期内好像还没有，需要将来结合现实更多地进行实践。
北青报：近年来时有野象进城、雪豹捕猎家畜等现象引人关注，人与自然究竟如何相处？在你看来，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有了哪些突破？
花蚀：实际上，野象进城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雪豹捕食家畜倒是比较多。类似这样的人兽冲突，还有大象危害农田、野熊扒房子、老虎吃家畜等等。提到保护生态，人兽冲突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其实是“转移支付”。
生态保护具有它的复杂性。一些时候，保护生态的代价或者说成本，是由与生态共存的一线社区所承担。比如说，在生态不那么好的区域，或者说在城市区域，人们可能意识不到保护生态其实是一个有代价的事情。但事实上，大自然是中性的，它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会给予它共存的社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野猪多了、猛兽多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多了，就会发生一些人兽冲突事件。有时，生态和人之间还会产生严重的利益冲突。举个例子：南亚的大象对农田的伤害就造成过严重冲突，在南亚有些地方，农民会在水果里面安上炸弹，去报复伤害农田的大象。这时，我们显然得想办法，不能只让生态一线社区来承受伤害，生态保护的成本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而这实际上就牵涉到一个“转移支付”的问题——为维护整体的生态安全，各地之间财政资金需要有相互转移的制度安排，对生态一线社区做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应进行一些专项的补偿。
同时，我们需要鼓励生态一线社区的人们凭借好的生态来赚到钱。比方说，如果一个地方雪豹出现的概率特别高，有没有可能围绕着雪豹主题做科普或生态旅游？如果社区通过生态旅游的有序开发能够赚到钱，那么社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润滑剂。这种情况下，人去报复动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人和自然的相处，很大程度上是个方法的问题。比如我在书里曾写到，一些地方通过“野生动物肇事险”和“防象预警系统”等方式缓解冲突的案例。
荒野中经历的那些美好 是我们的独家享受
北青报：当下，我们对“保护”这一概念，是否需要有新的理解？整个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共存模式，有哪些新的变化？
花蚀：对于生态保护，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让生态一线社区得到一些补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一线生态社区通过好的生态赚到钱。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人们越来越希望看到一些好的生态，甚至愿意去参与这些地区自然旅行的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让“有序的开发”更多一点？只有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好的生态保护模式才真正能够被广泛传承。比如我在书里探讨的穿山甲救助、雪豹保护、鸟塘经济转型（云南“鸟塘”通过吸引摄影爱好者，使村民从捕鸟者转为护鸟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等，这些案例呈现了中国生态保护的多元路径。
北青报：一线自然保护者常面临资金短缺等现实压力，很多野生动物守护者、志愿者长年坚守，但许多背后的努力、辛苦鲜为人知。比如你提到的守护生态的东宁女子巡护队、猛禽救助师张率的“截肢手术”等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花蚀：我对说教没有兴趣，也不想让整本书被枯燥的数据和理论充斥。这是一本故事书，我特别不想把自然保护这件事写得特别苦。跑野外苦不苦？做数据累不累？社区工作闹不闹心？当然苦、当然累。但什么工作不累？而且跑野外这种苦，好像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事自然保护这个行业，也能在荒野中、在自然里、在人们脸上，看到美好、欢乐、感动，这部分其实是我们这些业内人士心照不宣，而外界却难以看到的。我想把这些美好带给大家。这才酷嘛。
北青报：很多都市青年现在会通过观鸟、露营等方式寻求心灵治愈。你认为这种“消费型亲近自然”的流行，对大自然的保护是削弱还是促进？
花蚀：生态旅行开发，首先要有基础的生态条件。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生态条件的话，是开发不出来生态旅行产业的。露营是另外一回事儿，尤其是一些跟风的露营者，他们去不了特别荒野的地方，实际上我觉得露营现在还不算是发育成熟的一个产业。
在生态条件好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减少对自然的破坏放在首位，那么生态旅行开发是优于农业开发、优于工业开发、优于采集业开发的。而且生态旅行开发的破坏性相对小很多。
北青报：你曾经说，只有行动才会让世界更美好。在这几年探访自然保护的过程中，是否也遇到一些你感到震撼的人或事？
花蚀：说真的，我没有遇到什么事儿让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我觉得大家做的事情都在我的预期之内。这本书里写的人物，除了自然保护者，还包括科学家、牧民、摄影师等，他们以不同方式介入这件事。例如曹大藩用蜜蜂驱象、岩蜥研究者曾千慧探索冷门物种……我写这些人和事，更想传达给公众的是，一方面自然保护是一个很科学的事，它讲究方法、讲究策略，当人们真正理解这件事的时候，才会更加理性地去支持这个事。另一方面，我想说自然保护通过普通人的微小行动也能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所以其实这本书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只有行动才能保护自然。
近日，科普博主花蚀继畅销书《逛动物园是一件正经事儿》之后，再推力作《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这是一本聚焦新世纪自然保护一线，讲述自然保护那些人和事的书。
自2020年底起，花蚀花三年时间，在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跑了几十个点位，采访各保护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工作者，制作一系列视频向大众分享一线生态保护的故事。在一年“痛苦又兴奋的写作”之后，将16组生态保护行动者的故事汇集在书中呈现，甫一面世，便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前不久，花蚀接受记者专访，分享他最新鲜的创作历程，介绍中国自然保护的经验和做法。他坦言，通过书里讲述的自然故事，想让大家看到中国生态保护的方法和特色。他希望能让喜欢自然的人们行动起来，哪怕只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也能改善自然保护的未来。
让一线保护工作者的声音 被更多人听见
北京青年报：这本书创作的契机如何？有哪些触发你创作的经历？
花蚀：我跑完《逛动物园是一件正经事儿》那本书的宣传行程之后，大概在2020年，我就开始频繁在各个保护区逛。过去若干年中，我认识了很多保护区的人，特别开心。在自然当中，我找到了快乐和平静，拍摄到了很多美好的动物，也和许多一线保护工作者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也就在那两年，我遇到了一些事情。那时整个社会环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自然保护出现了很多偏颇的看法，尤其是国外一些舆论，对中国自然保护还有一些老掉牙的偏见。比如2022年，我特别喜欢的生态保护网站Mongabay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讲到菲律宾旅游业重启后，中国游客又要涌过去，菲律宾的穿山甲会面临危机了。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在评论里跟人吵了好久。我知道国外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者对中国生态保护有片面印象。我自己是自然保护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这些声音让我特别难受，所以我憋着一股气，想做点事情，给我深爱的中国自然保护事业正正名。而且，我也希望这个圈子被更多人理解。我暗自下了个决心，想让中国生态保护一线的人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那段时间，我先做了一个视频项目，叫做“花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就是到全国各地去采访生态保护一线工作人员。但视频这种载体，有很多事情讲不透。所以，我决定还是回来写书。
北青报：从以观察者身份记录动物保护，到以作者身份书写保护者群像，这种身份转换是否改变了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
花蚀：一方面，我很早就有强烈的想做点什么事情的冲动；另一方面，对于生态保护的世界观、方法论，很早我就有自己的看法，我也是带着我的这套方法论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选择采访的人，也是那些我认可的人。
我是一个技术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什么叫技术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就是先要满足人的尊严、人的生活，然后尽可能地让人的尊严、人的生活和好的生态绑定在一起。我认为这样人类才可能真正地拯救自然。
换位成飞鸟视角 寻求更好的共存
北青报：《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的书封设计受到读者好评，请问为何这样设计？
花蚀：书名和封面设计受到广泛好评，这都是广告设计师郭嘉琳的功劳。封面的俯视视角，在文学书、科普书里都不太常见。这种视角，并不是要展现我们比其他动物更优越，而是试着让自己换位成飞鸟视角，从天空之上观察地面上的植物、动物、人物，表达一种自然是如何平等地俯视我们的意蕴。封面上有一只黑鹳的翅膀，是郭老师照着莫斯科动物博物馆的存档标本画的，那是一个1951年入库的黑鹳标本。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非常老的标本，恍惚不已。这只黑鹳有什么故事？将它做成标本的人又是谁？这让我突然有种穿越时空之感。书的封面照着它来设计，其实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如果保护自然这件事，我们不行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在未来看到的鸟兽或者动物，就只能是标本了。
北青报：你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哪些深刻的体会？
花蚀：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人和自然共存的方式，这是我在书里设计的一条暗线，也是我想通过书中人物做的事情——尽量去寻找人与动物共存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生态保护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思路，就是得管好人类行为，在自然环境包括人文环境的压力下，去找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之路。
我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能深刻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具备一种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逻辑，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比如书里探讨了如何通过观鸟这个赚钱的行业，将生态和社区的居民进行绑定，让保护自然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那就是“如果社区能通过活的鸟赚到钱，那么他们就绝不会让鸟去死”。
北青报：你认为中国自然保护领域的从业者们，有哪些实践的智慧？
花蚀：放眼全世界，真正没有人的荒野其实并不多了。在我们国家，可能也就是几大无人区里没什么人。其他所有保护区，甚至其核心区域都是有人生活的。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我们保护生态就绝对不可能绕过“人”的因素。我们要给这些人生存下去的可能性，给这些人足够的尊严。
中国有两种荒野。一种位于无人区，那里几乎没有常住人口，野生动物都没怎么见过人类。这种地方，我们需要制止盗猎，让保护工作者进行更仔细的研究，通过科学来指导保护。例如，新疆的阿尔金山就是这样的区域。我去采访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棕熊抢仓库、霸占2吨玉米，我们也拿它没办法的事情。
另一种荒野更普遍，这种地方不但有最狂野的自然，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在那里做生态保护，除了照看动植物还需要照看人类，帮助那些原住民不被野生动物欺负，还能借助自然生活得更好。所以，书里会有借助保护自然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故事。
我想通过写作来讨论这两种状况，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生态保护的方法论和独特之处。
人和自然相处 需要“转移支付”
北青报：在科技时代，红外相机、DNA检测等技术，正在改变环境保护的方式。你经历过哪些案例最能体现这种改变？你如何看待AI在自然保护中的伦理边界？
花蚀：科技早已进入整个生态保护行业。近20年来是红外相机大量使用的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技术正在不断更新。目前，AI还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它被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地方，就是用来识别红外相机拍摄的图片。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如果是人去做的话，会非常耗费人力。但是有AI识别之后，整个工作好做了很多。
此外，目前AI在生态行业中并没有特别深的使用，我觉得还没有到讨论伦理界限的阶段。现实中，生态保护一线的很多事情并非通过特别前沿的技术去解决，比如我们需要得到野外的数据，就需要大量人力去山上采集；我们要做社区工作，就需要有大量人力去社区里和居民讨论，找到他们的需求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工作它不涉及高精尖的技术问题。以后是不是能有机器人帮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短期内好像还没有，需要将来结合现实更多地进行实践。
北青报：近年来时有野象进城、雪豹捕猎家畜等现象引人关注，人与自然究竟如何相处？在你看来，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有了哪些突破？
花蚀：实际上，野象进城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雪豹捕食家畜倒是比较多。类似这样的人兽冲突，还有大象危害农田、野熊扒房子、老虎吃家畜等等。提到保护生态，人兽冲突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其实是“转移支付”。
生态保护具有它的复杂性。一些时候，保护生态的代价或者说成本，是由与生态共存的一线社区所承担。比如说，在生态不那么好的区域，或者说在城市区域，人们可能意识不到保护生态其实是一个有代价的事情。但事实上，大自然是中性的，它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会给予它共存的社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野猪多了、猛兽多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多了，就会发生一些人兽冲突事件。有时，生态和人之间还会产生严重的利益冲突。举个例子：南亚的大象对农田的伤害就造成过严重冲突，在南亚有些地方，农民会在水果里面安上炸弹，去报复伤害农田的大象。这时，我们显然得想办法，不能只让生态一线社区来承受伤害，生态保护的成本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而这实际上就牵涉到一个“转移支付”的问题——为维护整体的生态安全，各地之间财政资金需要有相互转移的制度安排，对生态一线社区做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应进行一些专项的补偿。
同时，我们需要鼓励生态一线社区的人们凭借好的生态来赚到钱。比方说，如果一个地方雪豹出现的概率特别高，有没有可能围绕着雪豹主题做科普或生态旅游？如果社区通过生态旅游的有序开发能够赚到钱，那么社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润滑剂。这种情况下，人去报复动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人和自然的相处，很大程度上是个方法的问题。比如我在书里曾写到，一些地方通过“野生动物肇事险”和“防象预警系统”等方式缓解冲突的案例。
荒野中经历的那些美好 是我们的独家享受
北青报：当下，我们对“保护”这一概念，是否需要有新的理解？整个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共存模式，有哪些新的变化？
花蚀：对于生态保护，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让生态一线社区得到一些补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一线生态社区通过好的生态赚到钱。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人们越来越希望看到一些好的生态，甚至愿意去参与这些地区自然旅行的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让“有序的开发”更多一点？只有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好的生态保护模式才真正能够被广泛传承。比如我在书里探讨的穿山甲救助、雪豹保护、鸟塘经济转型（云南“鸟塘”通过吸引摄影爱好者，使村民从捕鸟者转为护鸟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等，这些案例呈现了中国生态保护的多元路径。
北青报：一线自然保护者常面临资金短缺等现实压力，很多野生动物守护者、志愿者长年坚守，但许多背后的努力、辛苦鲜为人知。比如你提到的守护生态的东宁女子巡护队、猛禽救助师张率的“截肢手术”等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花蚀：我对说教没有兴趣，也不想让整本书被枯燥的数据和理论充斥。这是一本故事书，我特别不想把自然保护这件事写得特别苦。跑野外苦不苦？做数据累不累？社区工作闹不闹心？当然苦、当然累。但什么工作不累？而且跑野外这种苦，好像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事自然保护这个行业，也能在荒野中、在自然里、在人们脸上，看到美好、欢乐、感动，这部分其实是我们这些业内人士心照不宣，而外界却难以看到的。我想把这些美好带给大家。这才酷嘛。
北青报：很多都市青年现在会通过观鸟、露营等方式寻求心灵治愈。你认为这种“消费型亲近自然”的流行，对大自然的保护是削弱还是促进？
花蚀：生态旅行开发，首先要有基础的生态条件。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生态条件的话，是开发不出来生态旅行产业的。露营是另外一回事儿，尤其是一些跟风的露营者，他们去不了特别荒野的地方，实际上我觉得露营现在还不算是发育成熟的一个产业。
在生态条件好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减少对自然的破坏放在首位，那么生态旅行开发是优于农业开发、优于工业开发、优于采集业开发的。而且生态旅行开发的破坏性相对小很多。
北青报：你曾经说，只有行动才会让世界更美好。在这几年探访自然保护的过程中，是否也遇到一些你感到震撼的人或事？
花蚀：说真的，我没有遇到什么事儿让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我觉得大家做的事情都在我的预期之内。这本书里写的人物，除了自然保护者，还包括科学家、牧民、摄影师等，他们以不同方式介入这件事。例如曹大藩用蜜蜂驱象、岩蜥研究者曾千慧探索冷门物种……我写这些人和事，更想传达给公众的是，一方面自然保护是一个很科学的事，它讲究方法、讲究策略，当人们真正理解这件事的时候，才会更加理性地去支持这个事。另一方面，我想说自然保护通过普通人的微小行动也能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所以其实这本书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只有行动才能保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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