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埋下的种子
《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出版一个月后，我在一张旧硬盘里找到了一个名为《蜀殇》的txt文档，思绪将我带回了21年前的高中时代，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最早的源起。
2004年，我在西安高新一中上高二，当时语文课的文言文阅读单元选用了一篇文章——李密的《陈情表》。当其他同学正在为是否需要背诵全文而激烈讨论时，我在作者介绍中猛然发现，这位李密是一位西晋初年的人物，而他的前半生是在三国蜀汉度过的。当时我刚接触《三国志》不久，正对《三国志》的写作背景感兴趣。当时脑中一个念头闪过：《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不也是一名由蜀入晋的人士吗？他与李密有什么关系呢？
不查不要紧，一查才发现，李密和陈寿竟然是师兄弟，他们同出于蜀中大儒谯周的门下。而这个谯周，读过《三国演义》的我可太熟悉了——阻碍姜维北伐的是他，怂恿后主投降的也是他，千百年来，谯周头上顶着的“投降派”的帽子是摘也摘不下去。而他的两位高徒，一个写出了史家巨著《三国志》，一个写出了孝感动天的《陈情表》，他们身上会受到谯周的哪些影响？是认同，还是逆反？抑或是，我们对于谯周的认识，原本就是带有偏见的？
就这样，顺着语文课本上《陈情表》的这根线，蜀汉后期的许多人物都被牵连了出来：刘禅、姜维、邓艾、钟会、北地王……王朝末世的历史悲情感涌上心头，让我顿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于是回家打开电脑，我写下了这篇刚好一万字的小说《蜀殇》。小说中我以李密、陈寿这对师兄弟为线索，展现了蜀汉的末世图景以及一众人物的命运跌宕。如今看来，这篇所谓的小说稚嫩拙劣，且不说随处可见的历史错误，很多矫情的描述都让人有一种脚趾抠地的尴尬。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在我不到17岁的年纪时，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三国历史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背街小巷”，去发现那些被英雄叙事遮蔽的冷门小人物的故事，并且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观察那个恢弘而复杂的历史时代。
寻找不熟悉的历史角落
以我当时的迟钝，当然不会意识到，这是多么珍贵的思维火花。这篇仅在班里小范围传阅的小说，连同这些思绪，都被深埋于时间的海洋里。直到2021年，我与中华书局的编辑董邦冠聊选题。当我们都深感三国历史的写作已如一片红海，似乎已经“题无剩意”之时，他提出了一个思路——要不就写写大家都不愿意写的三国后期？
人们对三国后期的时间划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星落五丈原”。这一年，三国故事的绝对主角、牵动万千三国迷心绪的精神偶像谢幕了，那些我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三国英雄人物已经全部作古，剩下的情节似乎已经无甚可述。在很多书籍或者影视作品里，“秋风五丈原”就是结尾。而《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与同类书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秋风五丈原”是故事的开端。诸葛亮的去世，标志着三国时代走过了“诸神的黄昏”，而呈现出某种历史真正的底色。曹魏、蜀汉、东吴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局之中：正统性的质疑、权力代际的过渡、攻守形势的逆转、功勋子弟的崛起、门阀大族的勃兴、民族矛盾的激化等。很多被忽略的人物从幕后走向台前，很多隐匿在字里行间中的历史细节值得重新解读。
选择从蜀汉的视角切入对“后三国”的观察，不仅是因为蜀汉在后世人们心中强烈的理想主义与悲情色彩，更因为有一条暗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后主刘禅与蒋琬、费祎、姜维、诸葛瞻等人的君臣关系，即皇权与相权的博弈。横向观察三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三国鼎立之初，魏、吴皇帝主宰朝政，蜀汉执行的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国家治理模式，而到了三国后期，魏、吴相继落入皇权旁落、权臣擅政的境地，甚至出现废立、弑君的乱象，蜀汉后主刘禅却开始揭开他神秘的面纱，从幕后走向台前。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刘禅在逐步收回自己的权力，并且与姜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君臣默契。由此，蜀汉后期乃至三国后期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姜维北伐徐徐拉开历史帷幕。在23年的时间跨度内，姜维实现了史无前例的11次北伐，其用兵频度之高、征伐疆域之广、对敌杀伤之大，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诸葛亮北伐。在此前的同类书籍中，姜维北伐常被一笔带过。而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中，我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姜维北伐做了细致的叙述和分析，从每一次姜维出兵的时间、背景、路线与目的到魏军的将领、北伐结果及影响等，在有限的史料信息中，尽可能做到了文字表达的最大化呈现。
对于历史研究者与写作者而言，越是大众不常触及的历史细节，就越具有探索钩沉的价值，越是大众不太关注的历史角落，就越能勾起我们挖掘的兴趣。在有限的史料条件下，我尝试在本书中对三国后期人物进行重新地审视和解读，即便像王平、张嶷、罗宪这样“小配角”，也拥有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我还尝试着结合军事地理形势，对三国后期的兴势之战、姜维北伐、诸葛恪北伐、寿春之战、魏灭蜀之战、白帝城之战等重要战役进行比较细致的拆解分析，专门绘制了二十多张军事地图。
五丈原与浊鹿城的遥望
这些鼓角争鸣的历史现场至今仍然留存在山河表里之间，它们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已经走访并记录过全国300余处三国文化遗存。
《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这本书的开篇是“五丈原与浊鹿城的遥望”，这两处也恰是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去探访的历史遗存。公元234年，诸葛亮和刘协（汉献帝）两个同岁的中年人同一年去世，一个是蜀汉唯一的丞相，一个是东汉最后的皇帝，他们的人生形成了奇妙的互文，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汉帝国在这片热土上残存的最后希望。他们的离开标志着“汉”作为一代人的信仰，已经坠入永恒的梦境之中。
2022年初春，我与家人驱车从西安前往宝鸡旅行，途中我们特意经过岐山县蔡家坡镇的五丈原驻足。很惭愧，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却第一次来到这个距离西安仅有130公里的地方。而这短短的130公里，就是诸葛亮距离大汉故都长安最近的距离。诸葛亮将人生的终点选择在渭水之滨的这方土塬之上，将遥不可及的梦想与自己枯瘦的身躯一同埋进了历史长河。
2023年夏末，我陪同上海大学朱子彦教授在焦作考察三国遗迹，专程去了修武县的浊鹿城遗址。这是刘协人生最后的归宿。虽然地表除了残存的夯土，已经看不出三国时期的任何痕迹，但面对着这片萧索与荒芜，联想到刘协作为傀儡皇帝的一生，风中夹杂着依旧有历史的弦音。
谈到这本书的书名，我们熟悉的三国之一的“蜀汉”，它在历史上的本名其实是“季汉”。如诸葛亮去世，朝廷诔文中有“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之句，蜀人杨戏写过《季汉辅臣赞》，载于《三国志》正文中。《说文解字》：“季，少称。”可见之所以用“季汉”这个称谓，是因其时间处于东汉之后。翻译过来，有点类似于“少年的汉”，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期许。然而，“季”同时也有末世、衰世之意，《三国志》中有“往者季汉分崩，九土颠覆”，说的就是东汉末年天下崩乱的局面。而我这本书所写的蜀汉最后三十年，确实描绘的是末世图景。“季汉”在这里就有了巧妙的“双关”，而它又恰巧与蜀汉后三十年的政治生态相呼应——既有少年般的热血贲张、斗志昂扬，又有暮年的沉郁悲怆、岁月沧桑。
《陈情表》埋下的种子
《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出版一个月后，我在一张旧硬盘里找到了一个名为《蜀殇》的txt文档，思绪将我带回了21年前的高中时代，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最早的源起。
2004年，我在西安高新一中上高二，当时语文课的文言文阅读单元选用了一篇文章——李密的《陈情表》。当其他同学正在为是否需要背诵全文而激烈讨论时，我在作者介绍中猛然发现，这位李密是一位西晋初年的人物，而他的前半生是在三国蜀汉度过的。当时我刚接触《三国志》不久，正对《三国志》的写作背景感兴趣。当时脑中一个念头闪过：《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不也是一名由蜀入晋的人士吗？他与李密有什么关系呢？
不查不要紧，一查才发现，李密和陈寿竟然是师兄弟，他们同出于蜀中大儒谯周的门下。而这个谯周，读过《三国演义》的我可太熟悉了——阻碍姜维北伐的是他，怂恿后主投降的也是他，千百年来，谯周头上顶着的“投降派”的帽子是摘也摘不下去。而他的两位高徒，一个写出了史家巨著《三国志》，一个写出了孝感动天的《陈情表》，他们身上会受到谯周的哪些影响？是认同，还是逆反？抑或是，我们对于谯周的认识，原本就是带有偏见的？
就这样，顺着语文课本上《陈情表》的这根线，蜀汉后期的许多人物都被牵连了出来：刘禅、姜维、邓艾、钟会、北地王……王朝末世的历史悲情感涌上心头，让我顿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于是回家打开电脑，我写下了这篇刚好一万字的小说《蜀殇》。小说中我以李密、陈寿这对师兄弟为线索，展现了蜀汉的末世图景以及一众人物的命运跌宕。如今看来，这篇所谓的小说稚嫩拙劣，且不说随处可见的历史错误，很多矫情的描述都让人有一种脚趾抠地的尴尬。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在我不到17岁的年纪时，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三国历史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背街小巷”，去发现那些被英雄叙事遮蔽的冷门小人物的故事，并且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观察那个恢弘而复杂的历史时代。
寻找不熟悉的历史角落
以我当时的迟钝，当然不会意识到，这是多么珍贵的思维火花。这篇仅在班里小范围传阅的小说，连同这些思绪，都被深埋于时间的海洋里。直到2021年，我与中华书局的编辑董邦冠聊选题。当我们都深感三国历史的写作已如一片红海，似乎已经“题无剩意”之时，他提出了一个思路——要不就写写大家都不愿意写的三国后期？
人们对三国后期的时间划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星落五丈原”。这一年，三国故事的绝对主角、牵动万千三国迷心绪的精神偶像谢幕了，那些我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三国英雄人物已经全部作古，剩下的情节似乎已经无甚可述。在很多书籍或者影视作品里，“秋风五丈原”就是结尾。而《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与同类书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秋风五丈原”是故事的开端。诸葛亮的去世，标志着三国时代走过了“诸神的黄昏”，而呈现出某种历史真正的底色。曹魏、蜀汉、东吴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局之中：正统性的质疑、权力代际的过渡、攻守形势的逆转、功勋子弟的崛起、门阀大族的勃兴、民族矛盾的激化等。很多被忽略的人物从幕后走向台前，很多隐匿在字里行间中的历史细节值得重新解读。
选择从蜀汉的视角切入对“后三国”的观察，不仅是因为蜀汉在后世人们心中强烈的理想主义与悲情色彩，更因为有一条暗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后主刘禅与蒋琬、费祎、姜维、诸葛瞻等人的君臣关系，即皇权与相权的博弈。横向观察三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三国鼎立之初，魏、吴皇帝主宰朝政，蜀汉执行的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国家治理模式，而到了三国后期，魏、吴相继落入皇权旁落、权臣擅政的境地，甚至出现废立、弑君的乱象，蜀汉后主刘禅却开始揭开他神秘的面纱，从幕后走向台前。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刘禅在逐步收回自己的权力，并且与姜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君臣默契。由此，蜀汉后期乃至三国后期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姜维北伐徐徐拉开历史帷幕。在23年的时间跨度内，姜维实现了史无前例的11次北伐，其用兵频度之高、征伐疆域之广、对敌杀伤之大，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诸葛亮北伐。在此前的同类书籍中，姜维北伐常被一笔带过。而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中，我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姜维北伐做了细致的叙述和分析，从每一次姜维出兵的时间、背景、路线与目的到魏军的将领、北伐结果及影响等，在有限的史料信息中，尽可能做到了文字表达的最大化呈现。
对于历史研究者与写作者而言，越是大众不常触及的历史细节，就越具有探索钩沉的价值，越是大众不太关注的历史角落，就越能勾起我们挖掘的兴趣。在有限的史料条件下，我尝试在本书中对三国后期人物进行重新地审视和解读，即便像王平、张嶷、罗宪这样“小配角”，也拥有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我还尝试着结合军事地理形势，对三国后期的兴势之战、姜维北伐、诸葛恪北伐、寿春之战、魏灭蜀之战、白帝城之战等重要战役进行比较细致的拆解分析，专门绘制了二十多张军事地图。
五丈原与浊鹿城的遥望
这些鼓角争鸣的历史现场至今仍然留存在山河表里之间，它们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已经走访并记录过全国300余处三国文化遗存。
《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这本书的开篇是“五丈原与浊鹿城的遥望”，这两处也恰是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去探访的历史遗存。公元234年，诸葛亮和刘协（汉献帝）两个同岁的中年人同一年去世，一个是蜀汉唯一的丞相，一个是东汉最后的皇帝，他们的人生形成了奇妙的互文，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汉帝国在这片热土上残存的最后希望。他们的离开标志着“汉”作为一代人的信仰，已经坠入永恒的梦境之中。
2022年初春，我与家人驱车从西安前往宝鸡旅行，途中我们特意经过岐山县蔡家坡镇的五丈原驻足。很惭愧，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却第一次来到这个距离西安仅有130公里的地方。而这短短的130公里，就是诸葛亮距离大汉故都长安最近的距离。诸葛亮将人生的终点选择在渭水之滨的这方土塬之上，将遥不可及的梦想与自己枯瘦的身躯一同埋进了历史长河。
2023年夏末，我陪同上海大学朱子彦教授在焦作考察三国遗迹，专程去了修武县的浊鹿城遗址。这是刘协人生最后的归宿。虽然地表除了残存的夯土，已经看不出三国时期的任何痕迹，但面对着这片萧索与荒芜，联想到刘协作为傀儡皇帝的一生，风中夹杂着依旧有历史的弦音。
谈到这本书的书名，我们熟悉的三国之一的“蜀汉”，它在历史上的本名其实是“季汉”。如诸葛亮去世，朝廷诔文中有“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之句，蜀人杨戏写过《季汉辅臣赞》，载于《三国志》正文中。《说文解字》：“季，少称。”可见之所以用“季汉”这个称谓，是因其时间处于东汉之后。翻译过来，有点类似于“少年的汉”，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期许。然而，“季”同时也有末世、衰世之意，《三国志》中有“往者季汉分崩，九土颠覆”，说的就是东汉末年天下崩乱的局面。而我这本书所写的蜀汉最后三十年，确实描绘的是末世图景。“季汉”在这里就有了巧妙的“双关”，而它又恰巧与蜀汉后三十年的政治生态相呼应——既有少年般的热血贲张、斗志昂扬，又有暮年的沉郁悲怆、岁月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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