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2023年）是顾农先生继《己亥随笔》（2021年）与《中国中古文学史》（2022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作品，其不一样之处首先恰在于综合了前两部著作的学术研究之严谨与随笔写作之灵活。王水照先生为金性尧《宋诗三百首》作序：“用随笔笔法从事选本编著，是其一大特色。”“随笔笔法”也可以移作对《归去来》的评语。
常采用比较的方法
顾农先生积年深耕中古文学研究，《归去来》恪守了学术的立场、“内核”，考证见其功力，让人信服。
一般认为陶渊明在三十岁左右初入仕途，担任江州祭酒；《归去来》“以诗补史”，根据《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冠逢世阻”、《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等内证以及《杂诗》中的“蛛丝马迹”，推断陶渊明在二十岁时曾经一度进入官场。第九章《小说家陶渊明》、第十章《家庭教材〈五孝传〉与〈四八目〉》两章则在诗、文、赋之外，确立了陶渊明《搜神后记》等作品的著作权。“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刑天舞干戚”与“形夭无千岁”的版本异文考辨破除成见，豁人心目。《归去来》常采用比较的方法，体现了作者宏通的文学史视野，如陶渊明与谢灵运对待僮仆的态度、陶渊明与柳宗元咏荆轲之作、陶渊明与张协的咏二疏之作。
如盐入水，无处不在
以上胪列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当行本色”。不过，如若仅止于此，《归去来》的读者亦只会囿于“专业读者”，其“学术成色”也非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所能置喙。事实上，《归去来》相当好读，可以说是“书当快意读易尽”，其不一样处就在于如盐入水、无处不在的随笔笔法。《归去来》的文字平易清通，往往如话家常，甚至也不避流行语。作者常常由陶渊明的作品生发开来，联系现代生活，抒发所思所感；引用书证亦不限于古典。
我个人尤觉有味的是《归去来》由陶渊明的读书态度、读书生活、读书诗作等引发的读书杂感，如作者从“好读书，不求甚解”引出了缪钺先生关于读书的四种态度：“诸葛亮‘读书但观大意’，此政治家读书之态度也。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此诗人读书之态度也。陶弘景‘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皇甫谧‘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此学者读书之态度也。司马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通人读书之态度也。”（《冰茧庵札记·读书态度》）顾农先生以陶渊明的读书为“话头”，表达了他本人通达的读书态度，如：“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宜乎把追求精确的数学思维头脑暂时搁置起来，更多地关注人的感情，心知其意即可，不必讲究‘落实’，不宜求之过深。在这里正用得着陶渊明关于读书‘不求甚解’的指示，含糊一点，这才合适，甚至可以说非常必要。”“《移居》其一的最后四句说‘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可知他曾自发地同邻居中的‘素心人’开小型学术研讨会，探索书中那些有‘疑义’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之所谓‘不求甚解’绝非囫囵吞枣，只是不钻牛角尖，不去瞎动什么急转弯的脑筋罢了。”“非功利无压力的读书，现代人离开此种境界似乎越来越远，偶有这样的机缘便会觉得喜出望外，近乎奢侈——而这在陶渊明乃是家常便饭——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吧！”
“不宜呆看”
《归去来》中数次出现“不宜呆看”之语，如“不宜呆看‘五斗米’”，这不仅是读书态度，也是一种阅世知人的方法；作者借此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近于真实、近于“人情”的陶渊明形象。《归去来》的第六章《晋、宋易代与所谓“忠愤说”》着力祛蔽，破除陶渊明研究中的“忠愤说”，书中又屡致其意，无非是贴近人情，如：“那时候官员们就都是这样随时转变立场而完全无所谓的。皇帝把宝座和天下都打包转送给天命新归的新天子了，大小臣工还有什么话可说！”“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将忠于东晋、对刘宋王朝表示愤恨的政治态度设定为解释陶渊明诗的前提，把事情完全搞乱了。只有彻底撕掉贴在陶渊明脸上的‘忠愤’标签，对他的研究才能正常进行下去。”
又如陶渊明有《责子》诗，历数他的五个儿子。他的五个儿子真的如此不堪吗？陶渊明有《乞食》诗，描述自己为饥饿所驱、到朋友家“乞食”的经历。他是真的如此潦倒吗？这些都“不宜呆看”。《归去来》引用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然后又引申：“这段话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责子》，而且具有普遍意义，足以启发陶诗读者之蒙。陶渊明作品里有些话不宜呆看，弄不好就会‘死于句下’。”陶渊明的“乞食”也可以作如是观，只是自嘲而已。作者宕开一笔，引用鲁迅杂文资料，《华盖集·碰壁之后》：“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作者略加按语：“这一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于人们正确领会《乞食》一诗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不能因为是杂文中语而轻轻看过。”又引用了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到朋友家“蹭饭”的轶事佐证。这种写法就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家法”，而是“随笔笔法”了。
“至人只是常”
辛弃疾《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云：“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但假如将陶渊明崇高化、神圣化，则“生气”索然。“至人只是常”，《归去来》所呈现的是平常家常、可亲可近的陶渊明形象，比如对待馈赠，陶渊明并没有“洁癖”，“因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绝对不接受任何馈赠，在陶渊明看来也未免矫情做作，并不可取。这是陶渊明的家常随和之处，同廉洁与否完全无关”。
顾农先生除了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之外，也是鲁迅研究专家，熟谙鲁迅作品；《归去来》中引用鲁迅之处颇多，不烦赘举。鲁迅先生为人为文具有魏晋风度、魏晋文章“通脱”的特点，这也体现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中。《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总结了鲁迅陶渊明研究的特点：“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为所限，用新法加以整合升华，并且由此生出新意来”“上挂下连，打通历史的脉络，从而对研究对象看得清晰一些”“在研究古代文史时，始终不忘记当下的现实社会，争取从中获得灵感，以至达成化境”。（第415—416页）概而言之，鲁迅先生也是将杂文（随笔）笔法融入到了他的陶渊明研究之中，这三点也正是顾农《归去来》所体现出的意趣。
某种程度上的“疗愈”
《归去来》以“不一样”的“随笔笔法”运思于学术研究，呈现了“不一样”的陶渊明形象，这是其所长；其所短也恰恰在于“随意”，不太讲究。《归去来》一书前后重复、互见之处颇多，章节、文章长短参差。第七章《陶诗七说》，讨论陶渊明诗歌类型，“读书诗”“咏怀诗”与“赠答诗”相比，篇幅过短。第九章《小说家陶渊明》中关于《桃花源记并诗》的考辨，洋洋洒洒，就有点“喧宾夺主”，这些内容放在第八章《陶文三说》中关于《桃花源记》的讨论更为合适。第十三章《陶诗陶文选析》之《送的什么客（〈于王抚军座送客〉）》一篇是考证文字，与整体偏重鉴赏的风格不合。《陶渊明接受史零札》部分，既然曰“零札”，当然不必求全，但既然都有了“白居易与陶渊明”，却没有“苏轼与陶渊明”这一题目，总觉得有遗珠之憾。有的小地方也不太严谨。陶渊明归隐之初，创作了《归园田居》，“归园田居”四字应该读作“归/园田/居”，“居”是动词、是对“归”的补充，而不能读作“归/园田居”，“居”不是名词。《归去来》在提及、论述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田园诗作时，数次提到他的“园田居”宅院，这就是“误读”了。这些小的瑕疵可能只是因为本书是由单篇文章缀合而成，非成于一时，后期打磨不够；小疵不能掩大醇。
现代社会生存压力大，“内卷”“内耗”都成了高频词，精神田园日渐荒芜，“不如归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陶渊明的诗歌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平复“内卷”、治疗“内耗”，正如作者所云：“一般俗人在尘世中摸爬滚打，难免不干一点‘违己’的事情，功利之心亦复难以消尽；读读陶诗正可如过屠门而大嚼，虽不能行，聊以寄情。陶诗久诵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或即在于此乎。”
作者：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2023年）是顾农先生继《己亥随笔》（2021年）与《中国中古文学史》（2022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作品，其不一样之处首先恰在于综合了前两部著作的学术研究之严谨与随笔写作之灵活。王水照先生为金性尧《宋诗三百首》作序：“用随笔笔法从事选本编著，是其一大特色。”“随笔笔法”也可以移作对《归去来》的评语。
常采用比较的方法
顾农先生积年深耕中古文学研究，《归去来》恪守了学术的立场、“内核”，考证见其功力，让人信服。
一般认为陶渊明在三十岁左右初入仕途，担任江州祭酒；《归去来》“以诗补史”，根据《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冠逢世阻”、《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等内证以及《杂诗》中的“蛛丝马迹”，推断陶渊明在二十岁时曾经一度进入官场。第九章《小说家陶渊明》、第十章《家庭教材〈五孝传〉与〈四八目〉》两章则在诗、文、赋之外，确立了陶渊明《搜神后记》等作品的著作权。“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刑天舞干戚”与“形夭无千岁”的版本异文考辨破除成见，豁人心目。《归去来》常采用比较的方法，体现了作者宏通的文学史视野，如陶渊明与谢灵运对待僮仆的态度、陶渊明与柳宗元咏荆轲之作、陶渊明与张协的咏二疏之作。
如盐入水，无处不在
以上胪列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当行本色”。不过，如若仅止于此，《归去来》的读者亦只会囿于“专业读者”，其“学术成色”也非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所能置喙。事实上，《归去来》相当好读，可以说是“书当快意读易尽”，其不一样处就在于如盐入水、无处不在的随笔笔法。《归去来》的文字平易清通，往往如话家常，甚至也不避流行语。作者常常由陶渊明的作品生发开来，联系现代生活，抒发所思所感；引用书证亦不限于古典。
我个人尤觉有味的是《归去来》由陶渊明的读书态度、读书生活、读书诗作等引发的读书杂感，如作者从“好读书，不求甚解”引出了缪钺先生关于读书的四种态度：“诸葛亮‘读书但观大意’，此政治家读书之态度也。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此诗人读书之态度也。陶弘景‘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皇甫谧‘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此学者读书之态度也。司马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通人读书之态度也。”（《冰茧庵札记·读书态度》）顾农先生以陶渊明的读书为“话头”，表达了他本人通达的读书态度，如：“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宜乎把追求精确的数学思维头脑暂时搁置起来，更多地关注人的感情，心知其意即可，不必讲究‘落实’，不宜求之过深。在这里正用得着陶渊明关于读书‘不求甚解’的指示，含糊一点，这才合适，甚至可以说非常必要。”“《移居》其一的最后四句说‘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可知他曾自发地同邻居中的‘素心人’开小型学术研讨会，探索书中那些有‘疑义’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之所谓‘不求甚解’绝非囫囵吞枣，只是不钻牛角尖，不去瞎动什么急转弯的脑筋罢了。”“非功利无压力的读书，现代人离开此种境界似乎越来越远，偶有这样的机缘便会觉得喜出望外，近乎奢侈——而这在陶渊明乃是家常便饭——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吧！”
“不宜呆看”
《归去来》中数次出现“不宜呆看”之语，如“不宜呆看‘五斗米’”，这不仅是读书态度，也是一种阅世知人的方法；作者借此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近于真实、近于“人情”的陶渊明形象。《归去来》的第六章《晋、宋易代与所谓“忠愤说”》着力祛蔽，破除陶渊明研究中的“忠愤说”，书中又屡致其意，无非是贴近人情，如：“那时候官员们就都是这样随时转变立场而完全无所谓的。皇帝把宝座和天下都打包转送给天命新归的新天子了，大小臣工还有什么话可说！”“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将忠于东晋、对刘宋王朝表示愤恨的政治态度设定为解释陶渊明诗的前提，把事情完全搞乱了。只有彻底撕掉贴在陶渊明脸上的‘忠愤’标签，对他的研究才能正常进行下去。”
又如陶渊明有《责子》诗，历数他的五个儿子。他的五个儿子真的如此不堪吗？陶渊明有《乞食》诗，描述自己为饥饿所驱、到朋友家“乞食”的经历。他是真的如此潦倒吗？这些都“不宜呆看”。《归去来》引用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然后又引申：“这段话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责子》，而且具有普遍意义，足以启发陶诗读者之蒙。陶渊明作品里有些话不宜呆看，弄不好就会‘死于句下’。”陶渊明的“乞食”也可以作如是观，只是自嘲而已。作者宕开一笔，引用鲁迅杂文资料，《华盖集·碰壁之后》：“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作者略加按语：“这一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于人们正确领会《乞食》一诗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不能因为是杂文中语而轻轻看过。”又引用了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到朋友家“蹭饭”的轶事佐证。这种写法就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家法”，而是“随笔笔法”了。
“至人只是常”
辛弃疾《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云：“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但假如将陶渊明崇高化、神圣化，则“生气”索然。“至人只是常”，《归去来》所呈现的是平常家常、可亲可近的陶渊明形象，比如对待馈赠，陶渊明并没有“洁癖”，“因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绝对不接受任何馈赠，在陶渊明看来也未免矫情做作，并不可取。这是陶渊明的家常随和之处，同廉洁与否完全无关”。
顾农先生除了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之外，也是鲁迅研究专家，熟谙鲁迅作品；《归去来》中引用鲁迅之处颇多，不烦赘举。鲁迅先生为人为文具有魏晋风度、魏晋文章“通脱”的特点，这也体现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中。《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总结了鲁迅陶渊明研究的特点：“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为所限，用新法加以整合升华，并且由此生出新意来”“上挂下连，打通历史的脉络，从而对研究对象看得清晰一些”“在研究古代文史时，始终不忘记当下的现实社会，争取从中获得灵感，以至达成化境”。（第415—416页）概而言之，鲁迅先生也是将杂文（随笔）笔法融入到了他的陶渊明研究之中，这三点也正是顾农《归去来》所体现出的意趣。
某种程度上的“疗愈”
《归去来》以“不一样”的“随笔笔法”运思于学术研究，呈现了“不一样”的陶渊明形象，这是其所长；其所短也恰恰在于“随意”，不太讲究。《归去来》一书前后重复、互见之处颇多，章节、文章长短参差。第七章《陶诗七说》，讨论陶渊明诗歌类型，“读书诗”“咏怀诗”与“赠答诗”相比，篇幅过短。第九章《小说家陶渊明》中关于《桃花源记并诗》的考辨，洋洋洒洒，就有点“喧宾夺主”，这些内容放在第八章《陶文三说》中关于《桃花源记》的讨论更为合适。第十三章《陶诗陶文选析》之《送的什么客（〈于王抚军座送客〉）》一篇是考证文字，与整体偏重鉴赏的风格不合。《陶渊明接受史零札》部分，既然曰“零札”，当然不必求全，但既然都有了“白居易与陶渊明”，却没有“苏轼与陶渊明”这一题目，总觉得有遗珠之憾。有的小地方也不太严谨。陶渊明归隐之初，创作了《归园田居》，“归园田居”四字应该读作“归/园田/居”，“居”是动词、是对“归”的补充，而不能读作“归/园田居”，“居”不是名词。《归去来》在提及、论述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田园诗作时，数次提到他的“园田居”宅院，这就是“误读”了。这些小的瑕疵可能只是因为本书是由单篇文章缀合而成，非成于一时，后期打磨不够；小疵不能掩大醇。
现代社会生存压力大，“内卷”“内耗”都成了高频词，精神田园日渐荒芜，“不如归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陶渊明的诗歌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平复“内卷”、治疗“内耗”，正如作者所云：“一般俗人在尘世中摸爬滚打，难免不干一点‘违己’的事情，功利之心亦复难以消尽；读读陶诗正可如过屠门而大嚼，虽不能行，聊以寄情。陶诗久诵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或即在于此乎。”
作者：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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