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靳尚谊先生在“受艺术之托——张立辰2024书画频道跨年大展”开幕式上的发言，“建议”中国画家以画小尺幅的作品为重，并表示画大幅画很难出精品。显然，这一“建议”是针对当下中国画包括书法创作多倾向于巨幅（动辄纵400厘米、横1000厘米左右）作品而提出的委婉而中肯、严厉的批评。
传统的中国画多为尺画、手卷形式的小品，高度在30厘米上下。传世的王羲之、王希孟、张择端、赵孟頫、黄公望、石涛等，直到溥心畬、陆俨少的铭心绝品，无不如此。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算得上是超大的巨幅作品了，尺寸为纵206厘米、横103厘米，但比之今人的大尺幅作品，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粗粗浏览一下中国绘画史便不难发现，小品画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幅式。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自信，应该理直气壮地传承好这一传统，而不是弃如敝屣地改变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反驳民族虚无主义以“中国画不能上墙”为借口对传统的攻击，潘天寿先生一度致力于巨幅画的创作。但那主要是用于宾馆厅堂的布置画，其日常创作基本上还是以小尺幅为主。
至于西方的油画，虽然不乏大尺幅的创作，但也不过在纵300厘米、横200厘米左右，而许多传世经典作品，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纵77厘米、横53厘米，莫奈的《日出·印象》纵48厘米、横63厘米，尺幅皆不大。
反观我们今天的中国画和书法创作，铺天盖地的巨型作品不断涌现，不仅打破了中国书画创作幅式的历史纪录，更打破了世界油画创作幅式的历史纪录。
记得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说大》的小文，对中国书画创作群趋于追逐巨幅的现象提出了疑问。当时我提出，不同材质的艺术创作，对于作品体量的大小是有不同要求的。如花岗岩材质的雕塑，可以达到巨大的体量，甚至可以把一座山雕成一尊佛；而和田玉材料的雕塑，则以小巧的体量为宜，一般在20厘米占方以内，也可以适当地扩大，如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高达224厘米，长和宽在90厘米左右，已经称得上是玉雕中的庞然大物了，这尚且被认为“有违艺术规律”的“乾隆趣味”。如果弄一个几十米高的玉雕出来，那还成什么体统？简直就是在暴殄天物。任何材质的艺术创作，体量的“大”都是有不同的上限的；当然，“小”同样也有下限。如在一粒米上刻一篇《兰亭序》，作为特种工艺当然可以。但如果在一粒米大小的青田石上刻一篇《兰亭序》，那是绝对不可能被称作“篆刻艺术”的。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中国书协负责人之一的李刚田先生的认同，翌年“书法国展”的征稿通知中便明确规定投稿的作品最大不得超过六尺整张。
十几年过去，这一现象并没有改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少书画家甚至租用废弃的工厂车间当工作室，频繁启用升降机进行巨幅作品创作的上下操作。而中国的油画家们，明明更适合创作巨幅作品，却鲜有把精力用在巨幅作品上的。这就好比掌握短篇小说素材的作家都在写长篇小说，而掌握长篇小说素材的作家在写短篇小说。
追求大手笔、大气象当然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应有的大志气、大胸怀，但“大”不仅仅是尺幅，更在于内涵。有内涵，咫尺可有千里之势，虽小品而大气；无内涵，即便声嘶力竭，虽高声实胆怯。史载曹操为汉丞相时，有一次要接见来使，考虑到自己的身材矮小，在使者面前有失大国威仪，他便在卫士中选了一个身高体壮的冒充自己，自己则假扮卫士站在他的身边。接见过后，他派人去问使者：“你对我们丞相的印象如何？”对方回答说：“大汉的丞相相貌堂堂，果然不同凡响；不过，旁边的卫士气场更加强大，王朝有人物如此，我们番邦蛮夷哪里还有不臣服的呢？”
有的书画家向我表示：“现在的美术馆，展厅实在太大了，如果作品不大，就镇不住展厅的空间啊！”我便说：“同样宽敞的展厅中，王羲之的《上虞帖》纵23厘米、横26厘米，摆在那里，究竟是镇得住还是镇不住展厅空间呢？”
靳尚谊先生讲到中国画不宜大尺幅而油画不妨大尺幅的原因，在于中国书画创作所使用的材质不宜反复修改，而油画创作所使用的材质则可以深入地刻画。这是就创作方式的角度而言。如果从作品展示的角度来看，同样的墙面，大尺幅的画只能展示一幅，而小尺幅的画可以参差地展示十幅——好比一桌宴席，或者摆上一盆桌面大小的黄豆脚爪汤，只有一个味道；或者摆上十小盆不同食材、不同烹饪方式、不同口味的不同菜品。两者中究竟哪一种更合于待客之道呢？
再从作品保管的角度来看，大幅（还不是巨幅）的油画，因为油画布的坚韧，所以在收藏过程中经得起搬动而不易损坏；而书画是纸质的，一次又一次地展开来、卷起来，大尺幅的就已经容易破裂，至于巨幅的，即使人们小心翼翼地收藏和保管，不出十年，也需要加以修复了。
鲲鹏志在千里，燕雀止于檐间，追求“大”，树雄心立壮志，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追求表象上、形式上的“大”，不仅不是雄心壮志的表现，反而是内心怯懦与心态浮躁的流露。书画创作的大尺幅，并不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福音，而可能是病灶。记得30年前“吉尼斯纪录”曾一度风靡，什么最长的头发、最大的蛋糕、最大的皮鞋……各种“喜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这种潮流曾轰轰烈烈地折腾了多年，但今天还有谁在玩这玩意呢？
鲁迅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大意是宁可把长篇小说的材料压缩成短篇小说，也不要把短篇小说的材料拉长为长篇小说。我认为，宁可油画作小尺幅，也不要中国书画作大尺幅。希望书画家们认真对待靳尚谊先生实为批评的“建议”，不要因为它的委婉而无视它的中肯与严厉。
最近，靳尚谊先生在“受艺术之托——张立辰2024书画频道跨年大展”开幕式上的发言，“建议”中国画家以画小尺幅的作品为重，并表示画大幅画很难出精品。显然，这一“建议”是针对当下中国画包括书法创作多倾向于巨幅（动辄纵400厘米、横1000厘米左右）作品而提出的委婉而中肯、严厉的批评。
传统的中国画多为尺画、手卷形式的小品，高度在30厘米上下。传世的王羲之、王希孟、张择端、赵孟頫、黄公望、石涛等，直到溥心畬、陆俨少的铭心绝品，无不如此。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算得上是超大的巨幅作品了，尺寸为纵206厘米、横103厘米，但比之今人的大尺幅作品，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粗粗浏览一下中国绘画史便不难发现，小品画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幅式。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自信，应该理直气壮地传承好这一传统，而不是弃如敝屣地改变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反驳民族虚无主义以“中国画不能上墙”为借口对传统的攻击，潘天寿先生一度致力于巨幅画的创作。但那主要是用于宾馆厅堂的布置画，其日常创作基本上还是以小尺幅为主。
至于西方的油画，虽然不乏大尺幅的创作，但也不过在纵300厘米、横200厘米左右，而许多传世经典作品，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纵77厘米、横53厘米，莫奈的《日出·印象》纵48厘米、横63厘米，尺幅皆不大。
反观我们今天的中国画和书法创作，铺天盖地的巨型作品不断涌现，不仅打破了中国书画创作幅式的历史纪录，更打破了世界油画创作幅式的历史纪录。
记得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说大》的小文，对中国书画创作群趋于追逐巨幅的现象提出了疑问。当时我提出，不同材质的艺术创作，对于作品体量的大小是有不同要求的。如花岗岩材质的雕塑，可以达到巨大的体量，甚至可以把一座山雕成一尊佛；而和田玉材料的雕塑，则以小巧的体量为宜，一般在20厘米占方以内，也可以适当地扩大，如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高达224厘米，长和宽在90厘米左右，已经称得上是玉雕中的庞然大物了，这尚且被认为“有违艺术规律”的“乾隆趣味”。如果弄一个几十米高的玉雕出来，那还成什么体统？简直就是在暴殄天物。任何材质的艺术创作，体量的“大”都是有不同的上限的；当然，“小”同样也有下限。如在一粒米上刻一篇《兰亭序》，作为特种工艺当然可以。但如果在一粒米大小的青田石上刻一篇《兰亭序》，那是绝对不可能被称作“篆刻艺术”的。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中国书协负责人之一的李刚田先生的认同，翌年“书法国展”的征稿通知中便明确规定投稿的作品最大不得超过六尺整张。
十几年过去，这一现象并没有改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少书画家甚至租用废弃的工厂车间当工作室，频繁启用升降机进行巨幅作品创作的上下操作。而中国的油画家们，明明更适合创作巨幅作品，却鲜有把精力用在巨幅作品上的。这就好比掌握短篇小说素材的作家都在写长篇小说，而掌握长篇小说素材的作家在写短篇小说。
追求大手笔、大气象当然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应有的大志气、大胸怀，但“大”不仅仅是尺幅，更在于内涵。有内涵，咫尺可有千里之势，虽小品而大气；无内涵，即便声嘶力竭，虽高声实胆怯。史载曹操为汉丞相时，有一次要接见来使，考虑到自己的身材矮小，在使者面前有失大国威仪，他便在卫士中选了一个身高体壮的冒充自己，自己则假扮卫士站在他的身边。接见过后，他派人去问使者：“你对我们丞相的印象如何？”对方回答说：“大汉的丞相相貌堂堂，果然不同凡响；不过，旁边的卫士气场更加强大，王朝有人物如此，我们番邦蛮夷哪里还有不臣服的呢？”
有的书画家向我表示：“现在的美术馆，展厅实在太大了，如果作品不大，就镇不住展厅的空间啊！”我便说：“同样宽敞的展厅中，王羲之的《上虞帖》纵23厘米、横26厘米，摆在那里，究竟是镇得住还是镇不住展厅空间呢？”
靳尚谊先生讲到中国画不宜大尺幅而油画不妨大尺幅的原因，在于中国书画创作所使用的材质不宜反复修改，而油画创作所使用的材质则可以深入地刻画。这是就创作方式的角度而言。如果从作品展示的角度来看，同样的墙面，大尺幅的画只能展示一幅，而小尺幅的画可以参差地展示十幅——好比一桌宴席，或者摆上一盆桌面大小的黄豆脚爪汤，只有一个味道；或者摆上十小盆不同食材、不同烹饪方式、不同口味的不同菜品。两者中究竟哪一种更合于待客之道呢？
再从作品保管的角度来看，大幅（还不是巨幅）的油画，因为油画布的坚韧，所以在收藏过程中经得起搬动而不易损坏；而书画是纸质的，一次又一次地展开来、卷起来，大尺幅的就已经容易破裂，至于巨幅的，即使人们小心翼翼地收藏和保管，不出十年，也需要加以修复了。
鲲鹏志在千里，燕雀止于檐间，追求“大”，树雄心立壮志，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追求表象上、形式上的“大”，不仅不是雄心壮志的表现，反而是内心怯懦与心态浮躁的流露。书画创作的大尺幅，并不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福音，而可能是病灶。记得30年前“吉尼斯纪录”曾一度风靡，什么最长的头发、最大的蛋糕、最大的皮鞋……各种“喜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这种潮流曾轰轰烈烈地折腾了多年，但今天还有谁在玩这玩意呢？
鲁迅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大意是宁可把长篇小说的材料压缩成短篇小说，也不要把短篇小说的材料拉长为长篇小说。我认为，宁可油画作小尺幅，也不要中国书画作大尺幅。希望书画家们认真对待靳尚谊先生实为批评的“建议”，不要因为它的委婉而无视它的中肯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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