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浦东美术馆举办的“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是国内首个卡拉瓦乔主题展，引发大众关注。学界认为，西方艺术史上自文艺复兴之后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卡拉瓦乔带来的。他的艺术究竟如何影响了艺术史的走向？
——编者
卡拉瓦乔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意大利，此时正是绘画由文艺复兴转向巴洛克的重要时期。卡拉瓦乔生性好斗，他的一生几乎在不断的冲突中度过；而在艺术上，他成为了一个大胆的规则破坏者，拒绝接受矫饰主义的传统和古典规则，力图以自然主义的、戏剧性的方法创作绘画。因此卡拉瓦乔是艺术史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托·隆吉评价的那样：“没有他，里贝拉、维米尔、拉图尔和伦勃朗就不可能存在。德拉克洛瓦、库尔贝和马奈的艺术将完全不同”。
更倾向于描绘眼前所见之物，不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完美
卡拉瓦乔的绘画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13岁时，卡拉瓦乔成为米兰艺术家西蒙·彼得扎诺的学徒，在彼德扎诺的工作室，卡拉瓦乔接受了基本的绘画训练，例如调色、素描等。彼德扎诺是16世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手法主义画家，他的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艺术史学家海伦·兰登认为彼德扎诺可能鼓励年轻的卡拉瓦乔从大自然中学习。也许是受到了彼德扎诺的影响，卡拉瓦乔更倾向于描绘眼前所见之物，而非文艺复兴时期完美的、典范的形象。
1592年，21岁的卡拉瓦乔在一场冲突中致一名警察受伤后离开米兰前往罗马。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经过了一段“赤身裸体，极度贫困，没有固定居所，没有收入”的生活后，终于在朱塞佩·切萨里的工作室得到了一份工作，卡拉瓦乔在切萨里的工作室的任务主要是创作花卉水果主题的绘画，《酒神般的自画像》（又称《病态的酒神》）便是卡拉瓦乔在切萨里的工作室创作的。与这幅作品同时期的还有《剥水果的小男孩》和《捧果篮的男孩》。
在《捧果篮的男孩》中，一位青年手捧水果篮，双目忧郁地望向画外。作为一幅自画像，根据卡拉瓦乔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乔瓦尼·巴廖内的说法，卡拉瓦乔在创作时借助了镜子。画面中的男子手握葡萄，与《酒神般的自画像》中的男子一样，他裸露着上半身，目光直视画外，这种人物的塑造方法在卡拉瓦乔的其他作品中也并不罕见。画中的卡拉瓦乔肤色偏黄，唇色惨白。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表现很可能与卡拉瓦乔得过疟疾有关。这一时期的卡拉瓦乔的作品已经展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刻意回避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完美形体的概念，转变为一种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不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完美，而是将不完美大胆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卡拉瓦乔一贫如洗，只能靠卖画赚取生活费，因此他创作的主题多为一些小的风俗场景、自画像和静物画。
用“暗色调主义”营造出“聚光灯效应”，带来画面的戏剧性
17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卡拉瓦乔迎来了他生命的重要转折——1599年卡拉瓦乔接受了圣路易吉·德·弗朗西西的委托，为肯塔瑞里小堂绘制作品。委托的订单中包含三张作品，分别是《圣马太蒙召》《圣马太的殉道》和《圣马太的启示》，其中于1600年交付的前两张成为卡拉瓦乔最富盛名的作品。
《圣马太蒙召》描绘了《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情节：“耶稣在税卡上看见一个名叫马太的人，对他说：‘跟从我’，马太就起来跟从他。”为了削弱这幅作品的宗教性，卡拉瓦乔将场景设置在了一间办公室中，除了基督和圣彼得穿着长袍，其他人都身着日常的衣服。这种对传统的反叛并不意味着卡拉瓦乔对图像传统一无所知，画面右侧的耶稣伸出手指指向马太，手部的动作以及造型塑造与米开朗基罗《创世纪》中的耶稣形象的手部动作几乎一样，这不仅是对传统的传承，更是卡拉瓦乔对米开朗基罗的致敬。
《圣马太的殉道》则描绘了圣马太被刺客刺杀的瞬间。已有资料显示，赞助人对这幅作品有相当具体的要求：例如要有圣徒被刺杀的场景、应当包含一些建筑以及要有围观者等。现代学者通过X光照射发现这幅画下面还有两张被覆盖的底稿，通过这些被反复修改的底稿可以窥见卡拉瓦乔创作这些作品时的用心。画面中马太倒在地上，刺客手持利刃，做出刺杀之态，画面右上角的天使手持棕榈叶，似乎在尝试营救马太，他们身边围观的人更是惶恐极了，呈倾倒的姿态。卡拉瓦乔还将自己的形象画进画面中，刺客左后方的男子便是卡拉瓦乔的自画像。
这两幅作品有非常显著的个人特征：强烈的戏剧性以及光影的对比。卡拉瓦乔非常擅长描绘光线，光线是构成他绘画戏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史中将卡拉瓦乔的画法称为“暗色调主义”（tenebrism）。“tenebrism”是一个艺术史术语，源自意大利语“tenebroso”，意思是黑暗、阴郁或模糊。“暗色调主义”与“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常常会被混淆，通常情况下，暗色调主义绘画的亮部与暗部对比度更为强烈，暗部更暗，亮部更亮。且画家希望通过这种强烈对比营造出戏剧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聚光灯效应”。而明暗对比法则更多地被用于塑造立体感和空间感。
暗色调主义带来的戏剧性在《多马的怀疑》和《犹滴割下霍洛孚尼的头颅》两幅作品中到达了顶峰。《多马的怀疑》沿用了艺术史中的一个经典的母题，自5世纪以来就经常出现在基督教艺术中：使徒多马错过了耶稣复活后向使徒们显现的机会，他无法相信基督复活了，并说：“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把手指放在钉子所在的地方，把手放在他的肋旁，否则我不会相信”。一个星期后，耶稣出现，告诉多马触摸他，不要再怀疑了。卡拉瓦乔将人物置于深色的背景前，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多马和基督上，光线照亮了多马的额头和手，多马焦虑不安，基督则低下头，左手撩开衣服，让多马触碰他的伤口。实际上卡拉瓦乔创作了世俗版和教会版两个版本，相比世俗版，教会版的基督的大腿被长袍覆盖了。
《犹滴割下霍洛孚尼的头颅》的故事出自圣经的《犹滴传》，卡拉瓦乔选择犹滴用剑割下霍洛孚尼的头颅的时刻，光源从左侧打向霍洛孚尼的头和犹滴的手，与深色的背景拉开明暗差距，犹滴的女仆站在她的身边，背景红色的衬布与霍洛孚尼溅出的血相互呼应，渲染了画面的恐怖氛围。X光片显示，卡拉瓦乔在创作时调整了霍洛孚尼头部的位置，将其与躯干稍微分开，并将其微微向右移动。这三个角色的面孔展示了艺术家对情感的掌握，尤其是犹滴的面容，她面露厌弃，又似乎下定决心要杀死霍洛孚尼。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往往要先做草图、底稿，才能开始油画作画的步骤，但卡拉瓦乔用的却是直接画法，通常他会请一些模特摆出他满意的姿势，然后将这一画面直接在画面上表现出来，这幅作品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类似题材的还有《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这也是卡拉瓦乔的经典之作之一，画面中大卫裸露上半身，他的右手持剑，剑上刻有缩写的铭文 H-AS OS——拉丁语“谦卑杀死骄傲”的缩写。卡拉瓦乔将歌利亚的头颅画成了自己的形象，而大卫则可能是他的恋人。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瓦乔的一生画了非常多的年轻男性形象，却几乎没有女性形象，他笔下的男性常常是裸露的，健美的或是可爱的，《爱能征服一切》便是这一题材中比较典型的作品。这一题材出自维吉尔的田园诗中的一句：“爱征服一切；让我们都屈服于爱”。爱神丘比特有长且深色的鹰翼，他踮着右脚，左腿架在桌上，身体裸露。身后散落着小提琴、盔甲、冠冕、指南针、钢笔、手稿、月桂叶和花朵等物品，象征着人类世界的战争、音乐、科学等等方面。卡拉瓦乔笔下的丘比特展现出一个世俗的男孩模样，他可能是卡拉瓦乔身边某一个男孩的形象。
卡拉瓦乔的一生充满争议，几乎都在战斗和流放中度过。他在世时虽然麻烦不断，却从不缺乏贵族的青睐，各地的贵族趋之若鹜，只为求得卡拉瓦乔一幅作品。卡拉瓦乔去世后，他的作品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20年代，罗伯托·隆吉重新提出卡拉瓦乔在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之后，伯纳德·贝伦森对此表示赞同：“除了米开朗基罗之外，没有其他意大利画家能发挥如此大的影响。”
从当代美术史的视野来看，卡拉瓦乔的自然主义观念和明暗对比强烈的绘画风格确实对之后的艺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绘画开始强调光影的对比及其带来的戏剧性效果，巴洛克主义的代表画家鲁本斯在前往罗马留学时就专门研究过卡拉瓦乔的作品。卡拉瓦乔的作品同样影响着现代艺术的发生，马奈的绘画中的光影、画法受到颇多卡拉瓦乔的影响。可以说，卡拉瓦乔是艺术史中划时代的人物，他用他的创新、反叛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番全新的天地。
作者：郭亮 上海大学伟长学者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
正在浦东美术馆举办的“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是国内首个卡拉瓦乔主题展，引发大众关注。学界认为，西方艺术史上自文艺复兴之后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卡拉瓦乔带来的。他的艺术究竟如何影响了艺术史的走向？
——编者
卡拉瓦乔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意大利，此时正是绘画由文艺复兴转向巴洛克的重要时期。卡拉瓦乔生性好斗，他的一生几乎在不断的冲突中度过；而在艺术上，他成为了一个大胆的规则破坏者，拒绝接受矫饰主义的传统和古典规则，力图以自然主义的、戏剧性的方法创作绘画。因此卡拉瓦乔是艺术史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托·隆吉评价的那样：“没有他，里贝拉、维米尔、拉图尔和伦勃朗就不可能存在。德拉克洛瓦、库尔贝和马奈的艺术将完全不同”。
更倾向于描绘眼前所见之物，不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完美
卡拉瓦乔的绘画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13岁时，卡拉瓦乔成为米兰艺术家西蒙·彼得扎诺的学徒，在彼德扎诺的工作室，卡拉瓦乔接受了基本的绘画训练，例如调色、素描等。彼德扎诺是16世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手法主义画家，他的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艺术史学家海伦·兰登认为彼德扎诺可能鼓励年轻的卡拉瓦乔从大自然中学习。也许是受到了彼德扎诺的影响，卡拉瓦乔更倾向于描绘眼前所见之物，而非文艺复兴时期完美的、典范的形象。
1592年，21岁的卡拉瓦乔在一场冲突中致一名警察受伤后离开米兰前往罗马。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经过了一段“赤身裸体，极度贫困，没有固定居所，没有收入”的生活后，终于在朱塞佩·切萨里的工作室得到了一份工作，卡拉瓦乔在切萨里的工作室的任务主要是创作花卉水果主题的绘画，《酒神般的自画像》（又称《病态的酒神》）便是卡拉瓦乔在切萨里的工作室创作的。与这幅作品同时期的还有《剥水果的小男孩》和《捧果篮的男孩》。
在《捧果篮的男孩》中，一位青年手捧水果篮，双目忧郁地望向画外。作为一幅自画像，根据卡拉瓦乔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乔瓦尼·巴廖内的说法，卡拉瓦乔在创作时借助了镜子。画面中的男子手握葡萄，与《酒神般的自画像》中的男子一样，他裸露着上半身，目光直视画外，这种人物的塑造方法在卡拉瓦乔的其他作品中也并不罕见。画中的卡拉瓦乔肤色偏黄，唇色惨白。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表现很可能与卡拉瓦乔得过疟疾有关。这一时期的卡拉瓦乔的作品已经展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刻意回避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完美形体的概念，转变为一种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不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完美，而是将不完美大胆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卡拉瓦乔一贫如洗，只能靠卖画赚取生活费，因此他创作的主题多为一些小的风俗场景、自画像和静物画。
用“暗色调主义”营造出“聚光灯效应”，带来画面的戏剧性
17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卡拉瓦乔迎来了他生命的重要转折——1599年卡拉瓦乔接受了圣路易吉·德·弗朗西西的委托，为肯塔瑞里小堂绘制作品。委托的订单中包含三张作品，分别是《圣马太蒙召》《圣马太的殉道》和《圣马太的启示》，其中于1600年交付的前两张成为卡拉瓦乔最富盛名的作品。
《圣马太蒙召》描绘了《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情节：“耶稣在税卡上看见一个名叫马太的人，对他说：‘跟从我’，马太就起来跟从他。”为了削弱这幅作品的宗教性，卡拉瓦乔将场景设置在了一间办公室中，除了基督和圣彼得穿着长袍，其他人都身着日常的衣服。这种对传统的反叛并不意味着卡拉瓦乔对图像传统一无所知，画面右侧的耶稣伸出手指指向马太，手部的动作以及造型塑造与米开朗基罗《创世纪》中的耶稣形象的手部动作几乎一样，这不仅是对传统的传承，更是卡拉瓦乔对米开朗基罗的致敬。
《圣马太的殉道》则描绘了圣马太被刺客刺杀的瞬间。已有资料显示，赞助人对这幅作品有相当具体的要求：例如要有圣徒被刺杀的场景、应当包含一些建筑以及要有围观者等。现代学者通过X光照射发现这幅画下面还有两张被覆盖的底稿，通过这些被反复修改的底稿可以窥见卡拉瓦乔创作这些作品时的用心。画面中马太倒在地上，刺客手持利刃，做出刺杀之态，画面右上角的天使手持棕榈叶，似乎在尝试营救马太，他们身边围观的人更是惶恐极了，呈倾倒的姿态。卡拉瓦乔还将自己的形象画进画面中，刺客左后方的男子便是卡拉瓦乔的自画像。
这两幅作品有非常显著的个人特征：强烈的戏剧性以及光影的对比。卡拉瓦乔非常擅长描绘光线，光线是构成他绘画戏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史中将卡拉瓦乔的画法称为“暗色调主义”（tenebrism）。“tenebrism”是一个艺术史术语，源自意大利语“tenebroso”，意思是黑暗、阴郁或模糊。“暗色调主义”与“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常常会被混淆，通常情况下，暗色调主义绘画的亮部与暗部对比度更为强烈，暗部更暗，亮部更亮。且画家希望通过这种强烈对比营造出戏剧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聚光灯效应”。而明暗对比法则更多地被用于塑造立体感和空间感。
暗色调主义带来的戏剧性在《多马的怀疑》和《犹滴割下霍洛孚尼的头颅》两幅作品中到达了顶峰。《多马的怀疑》沿用了艺术史中的一个经典的母题，自5世纪以来就经常出现在基督教艺术中：使徒多马错过了耶稣复活后向使徒们显现的机会，他无法相信基督复活了，并说：“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把手指放在钉子所在的地方，把手放在他的肋旁，否则我不会相信”。一个星期后，耶稣出现，告诉多马触摸他，不要再怀疑了。卡拉瓦乔将人物置于深色的背景前，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多马和基督上，光线照亮了多马的额头和手，多马焦虑不安，基督则低下头，左手撩开衣服，让多马触碰他的伤口。实际上卡拉瓦乔创作了世俗版和教会版两个版本，相比世俗版，教会版的基督的大腿被长袍覆盖了。
《犹滴割下霍洛孚尼的头颅》的故事出自圣经的《犹滴传》，卡拉瓦乔选择犹滴用剑割下霍洛孚尼的头颅的时刻，光源从左侧打向霍洛孚尼的头和犹滴的手，与深色的背景拉开明暗差距，犹滴的女仆站在她的身边，背景红色的衬布与霍洛孚尼溅出的血相互呼应，渲染了画面的恐怖氛围。X光片显示，卡拉瓦乔在创作时调整了霍洛孚尼头部的位置，将其与躯干稍微分开，并将其微微向右移动。这三个角色的面孔展示了艺术家对情感的掌握，尤其是犹滴的面容，她面露厌弃，又似乎下定决心要杀死霍洛孚尼。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往往要先做草图、底稿，才能开始油画作画的步骤，但卡拉瓦乔用的却是直接画法，通常他会请一些模特摆出他满意的姿势，然后将这一画面直接在画面上表现出来，这幅作品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类似题材的还有《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这也是卡拉瓦乔的经典之作之一，画面中大卫裸露上半身，他的右手持剑，剑上刻有缩写的铭文 H-AS OS——拉丁语“谦卑杀死骄傲”的缩写。卡拉瓦乔将歌利亚的头颅画成了自己的形象，而大卫则可能是他的恋人。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瓦乔的一生画了非常多的年轻男性形象，却几乎没有女性形象，他笔下的男性常常是裸露的，健美的或是可爱的，《爱能征服一切》便是这一题材中比较典型的作品。这一题材出自维吉尔的田园诗中的一句：“爱征服一切；让我们都屈服于爱”。爱神丘比特有长且深色的鹰翼，他踮着右脚，左腿架在桌上，身体裸露。身后散落着小提琴、盔甲、冠冕、指南针、钢笔、手稿、月桂叶和花朵等物品，象征着人类世界的战争、音乐、科学等等方面。卡拉瓦乔笔下的丘比特展现出一个世俗的男孩模样，他可能是卡拉瓦乔身边某一个男孩的形象。
卡拉瓦乔的一生充满争议，几乎都在战斗和流放中度过。他在世时虽然麻烦不断，却从不缺乏贵族的青睐，各地的贵族趋之若鹜，只为求得卡拉瓦乔一幅作品。卡拉瓦乔去世后，他的作品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20年代，罗伯托·隆吉重新提出卡拉瓦乔在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之后，伯纳德·贝伦森对此表示赞同：“除了米开朗基罗之外，没有其他意大利画家能发挥如此大的影响。”
从当代美术史的视野来看，卡拉瓦乔的自然主义观念和明暗对比强烈的绘画风格确实对之后的艺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绘画开始强调光影的对比及其带来的戏剧性效果，巴洛克主义的代表画家鲁本斯在前往罗马留学时就专门研究过卡拉瓦乔的作品。卡拉瓦乔的作品同样影响着现代艺术的发生，马奈的绘画中的光影、画法受到颇多卡拉瓦乔的影响。可以说，卡拉瓦乔是艺术史中划时代的人物，他用他的创新、反叛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番全新的天地。
作者：郭亮 上海大学伟长学者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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