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评价导演许鞍华是“香港半部电影史”，“她是我最尊敬的女导演，没有之一。”
在有关许鞍华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中，有一个段落是许鞍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激动地说“Long life cinema”（电影万岁），戴锦华说自己看到这里时猝不及防地“哭成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立刻给许导发了微信。我从来没有干过追星的事儿，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追星时刻，我必须向她表达我的爱和尊敬。”
日前，许鞍华电影大师班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讲，她与戴锦华和《嘉年华》导演文晏就“女性独立影人的创作长路”这一主题展开对谈与分享，回顾许鞍华导演的创作历程，展现女性独立影人谱写的电影史诗。
七十多岁才去认真思考“女性视角”
许鞍华1979年的电影首作《疯劫》是中国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从那时起，她总能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敏锐捕捉社会变迁与人间百态，许鞍华曾以《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多次获得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殊荣，是唯一一位六次夺得该奖项的导演。
作为女性导演，人们总是将许鞍华的电影归为“女性视角”，而说及对于性别的思考，许鞍华笑说自己其实是到了70多岁才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以前我拍戏没有从女性角度特别地思考，就是我想拍这个故事，主人公刚好是女的，因为我是女的，所以，比较了解她，就拍了。现在我发现，当你从比较高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问题，你会更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思考是必须的。我感觉以前的电影行业没有那么重视‘女性视角’或是‘性别思考’，可是我看了很多相关材料和书籍，开拓了眼光之后，觉得这种思考是一定要有，也一定会有的，推广女性主义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
在许鞍华看来，思考之后，如果你想有改进，一定要从自己开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如果你思考女性主义，你也要思考自己，是不是每天在吃喝玩乐，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发扬女性主义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嘉年华》的导演文晏表示，她开始创作的时候，对性别这个概念同样是懵懂的，“也是逐渐在摸索，但由于自己有很多疑问，所以才生发出在电影中的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和疑问放在了电影中。所以，女性视角、电影叙述中女性形象的呈现，这些都是我在一边创作的过程中一边提问题，一边思索，一边通过阅读和观影，逐渐形成清晰的过程。”
文晏表示，戴锦华写的文章《性别与叙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让自己受益匪浅，“我很遗憾没有在很早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讲得太清楚了，把中国女性在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影像描述，都讲得特别通透。”
近年全球独立的女性电影人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成功，例如去年大火的电影《芭比》，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就是从独立制作开始其电影生涯的，如今《芭比》奖项口碑双丰收，她还将担任今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对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女导演，许鞍华欣赏她们的成功，“她们的创意完全不输于男导演，在一些题材上，她们甚至表现得更好。譬如今年我担任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的《达荷美》，导演是41岁的法国裔塞内加尔女导演马蒂·迪奥普，她的纪录片只有60分钟，我们7个评委看完以后都在鼓掌。《达荷美》追溯了1892年被法国士兵掠夺、于2021年归还西非贝宁的近30件珍贵艺术品的来龙去脉。她的创意非常好，这样的故事，她居然拍得又明白又深刻又好笑又感人，我觉得这真是为女性争光的事。”
中年以后开始拍摄讲述生活的电影
许鞍华被誉为是中国香港“走最多路的导演”，闲暇无事时经常漫步城市街头，观察市井百姓。在《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女人，四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多部电影中，许鞍华将镜头对准市井生活中的女性，令人感触良多。同时，许鞍华也关注宏大历史和社会议题，《明月几时有》书写抗战期间的英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聚焦“越南难民”题材。对于中国香港电影人而言，许鞍华是拓宽电影表达边界的先行者。
而对于自己题材和风格的探索，许鞍华表示，或许与年龄有关，“到一个年纪你的观点会变，以前都是拍比较戏剧化的，或者有冲击、有动作的电影，中年后，看了台湾新浪潮，看了侯孝贤和杨德昌的作品后，对我触动很大，他们讲的是当时的生活，所以我找来吴念真为我的电影做编剧，比如《客途秋恨》。”
许鞍华说当时她还被香港影迷讽刺，“他们认为我是‘看着人家这样就想学’，我就很生气。”许鞍华表示，那时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节奏完全不一样，“吴念真以为电影最少有两个小时，可是我把它剪成了差不多一小时十分钟，因为香港人的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我后来开始了解节奏的问题，以前还不知道。”
在许鞍华看来，电影不只是叙事，电影还是导演的看法和感觉。“其实到今天，我越来越认为电影是感觉，而不是实在的东西才是电影。现在的电影其实就是讲你的看法跟你的感觉，如果你有非常好的看法，和人家不一样的东西，你的电影就成了。”
成为“独行女侠” 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容易跟别人合得来
虽然是“香港半部电影史”，但有趣的是，许鞍华始终是独立导演，从来没有签约任何公司，戴锦华将其称为 “独行女侠”。
许鞍华说做“独行女性”并不是她的选择，“我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合得来。我看起来特别老实，其实在拍戏的时候我特别凶，有些莫名其妙的要求，比如这个人的调子不对等等，所以，很多时候就跟人家翻脸了，我唯一不敢翻脸的人就是摄影师。后来我也明白了，跟人家合作要顺其自然，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不做，组班底的时候找到以前合作好的人再做。”
虽然自言不好合作，但许鞍华又说自己其实非常依赖伙伴，“比如摄影我不懂，所以对摄影师特别低声下气，剪辑也是，我唯一不靠的是美工，因为我觉得自己对这些感觉特别好。不过，对他们我还是很恭敬，很多时候我不同意也不说话，如果他们提出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接受，我还是会接受的。所以，我不是有意地要独立，家人也希望我改变，因为我身体不行了，我已经不能单独地拍一部电影，所以我想找一些人大家合作，互相帮忙，大家互相交流，如果人家觉得可行，我希望这样。”
另一方面，许鞍华说自己一直是“独立导演”，或许与她感兴趣的题材有关，“我通常喜欢拍的题材都是人家不要投资的，拍老年人，拍难民，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也正因此，就算是大导演，许鞍华也常常面临找投资困难的窘境，像《天水围的日与夜》幸好有王晶的支持，《桃姐》则得到了刘德华的相助。
许鞍华讲述40多岁的时候，曾有人找她，计划拍一部关于老年人的纪录片，“我探访了很多老年人，看他们的材料，我突然想到我也会老的，我之前没有想到我会老。当时一个人的妈妈患了阿尔茨海默症，我以前都不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后来这个纪录片拍不成，就拍了《女人，四十》。我当时很忙，拍电影时心态有点紧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到配音的时候，很多配音演员在笑，我就感觉很高兴。后来柏林得了奖，我没有想到，不过萧芳芳的演技确实好。”
许鞍华曾说自己每拍一部电影的时候都准备是最后一部了，因为可能没有投资了，没有人跟她合作了。许鞍华说这并非是她有勇气，也是一种无奈，“不拍电影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就是在家里呆着。”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曾经远离中国香港影坛十余年之久，在这段创作停滞的低谷时期，经济上的压力造成了生活上的困苦，她坦言那段时间不快乐，最难的时候没钱，也没工作， 40多岁还跑到日本，跟20多岁的人一起生活，“感觉不对，快乐不起来。”
但是现在回头看，许鞍华说那当然也是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你必须经过一些失意。才能懂得别人对你的好，才能讲好这些故事，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东西是比较难拍的。”
暂时不会再拍张爱玲作品，因为没想好如何改编
许鞍华是改编张爱玲小说最多的一位导演，除了《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三部电影，还曾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王安忆编剧的舞台剧《金锁记》。
拍摄这些作品， 许鞍华坦陈自己是半推半就，“拍《倾城之恋》，是因为之前签了一部片，没有拍成，就很想拍《倾城之恋》，这是一个现成的题目，我们拍得太快。其实就算不快，我也觉得我的成熟度还不够。”
许鞍华讲述说拍摄张爱玲作品让她既紧张又惊喜，“有点书迷的心态。几十年过去，越来越当张爱玲是老朋友。”对于《第一炉香》上映后的争议，许鞍华承认自己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希望以后做得好，只不过现在不会拍张爱玲作品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改编，这是先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改编后的与原作完全不同，像《东方不败》，都可以成功的，问题是你怎么改，我觉得这是先要想好的。”
由文学作品所改编的剧本和原创剧本相比，有哪些优势和限制？许鞍华认为“优势的地方，是文学作品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有一些很好的人物。但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文学作品越有名，观众固定的形象跟看法就越难改，改了又不行，不改又说这个电影好像也不行，所以，有先天性的难度，可是并不等于不行。”
许鞍华执导的萧红的传记片《黄金时代》同样备受关注，而在上映后褒贬不一，许鞍华表示，这个故事是编剧李樯的作品，最初她本来想拍萧红和丁玲，但后来决定了拍摄萧红，“李樯开始写剧本的时候，要把一切想得很清楚，所以，他让我先去拍别的戏。我很尊重他，也很信任他。两年时间，我就拍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才回来开始拍《黄金时代》。所以，这个剧本熬了三年，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可是很长，300多场戏，我们拍的时候是200场。我现在事后感觉，里面那个概念很好，但是，我没有尽善尽美。我觉得影片比较强的段落和戏是不够的，如果多一点像怎么绑鞋带、去吃饭，多一些这样的戏会好一点。这部电影不单只是讲女性，是想讲人生跟艺术、人生跟迂回，曲折应该多一点。”
提及自己从来不写剧本这件事，许鞍华谦逊地表示，自己并不擅长创作剧本：“我一直以来都很尊重文学，习惯于和编剧合作。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剧本的，因为写出来可能是一个故事，但它不是剧本，因为剧本是有节奏的。我想写，但怕写得不好。”
文晏则表示，自己在创作之初并没有其他的剧本来源，因此只能依靠自己创作。对于文晏来说，写剧本是“整个创作中最快乐的一段过程”，她可以自由地、天马行空地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生存的环境。写作过程中会不断检验，最终让它在脑海中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如同做梦一般。“我觉得当你真的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梦的时候，你的剧本才会完成。”
对于改编文学作品需要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许鞍华导演表示，阅读材料是必须要有的过程，但她更加在意、更加关注自己进入到拍摄空间当中的感觉。
拍不拍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外一件事
徐克导演曾评价许鞍华导演的作品扩大了中国香港电影的创作空间和意识，改变了中国香港电影原有的路径。对此，许鞍华表现得十分谦逊。在她看来，打开这片新场域的是老一辈电影人的坚持，是同辈电影人的巧思。
戴锦华喜欢许鞍华电影中的细节化处理，《天水围的日与夜》里独居的婆婆吃牛肉的戏让她印象深刻， 许鞍华表示，自己一向特别注意细节，“只不过有时候拍得到，有时候拍不到，《天水围的日与夜》吃饭场面那么好看，因为道具组把菜做得特别好，而且拍的时候才把菜做好，两个演员吃得特别香，这些就对了，而不是两个吃不了的菜，让演员假装吃，完全不一样。我的电影里，拍吃饭戏的时候是真的在吃。”
对于一个导演能否驾驭各种各样的题材？许鞍华表示，拍不拍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外一件事，“专家也会有失手的一天，想做就可以去尝试，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好处，最高的成就。因为你是自由的，你要拍什么都可以拍，拍不好就认了，或者再拍别的。拍不好不用跳海。”
2022年上映的《七人乐队》由杜琪峰监制，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执导，影片由七位导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未来，各自负责一个年代，执导一个故事。通过七个单元故事表现出中国香港一路走来的发展变化，展现香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光影。很多观众和影评人认为影片是在向胶片电影致敬。如今科技发展迅速，电影业也受到很大影响，对此，许鞍华表示，自己不会为胶片时代的结束难过，她喜欢这些新科技，“可能我没有一定要求做底片的那种感觉，现在的科技让你拍电影实在太方便了，拍电影变得非常平等和普及。”
2020年的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许鞍华导演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也是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导演。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如今已经70多岁的许鞍华仍希望自己可以拍电影，“这几年身体不好，多了点时间去思考，看电影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急，反而多一点想电影的美学。我真是觉得我有点进步，所以还想拍戏。其实心里也觉得应该是让年轻人拍了，但我看到一些东西，仍很想试一试，因为还有些想法，所以，有机会还希望能拍一部。我也希望拍电视剧，因为我没有试过。”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评价导演许鞍华是“香港半部电影史”，“她是我最尊敬的女导演，没有之一。”
在有关许鞍华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中，有一个段落是许鞍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激动地说“Long life cinema”（电影万岁），戴锦华说自己看到这里时猝不及防地“哭成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立刻给许导发了微信。我从来没有干过追星的事儿，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追星时刻，我必须向她表达我的爱和尊敬。”
日前，许鞍华电影大师班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讲，她与戴锦华和《嘉年华》导演文晏就“女性独立影人的创作长路”这一主题展开对谈与分享，回顾许鞍华导演的创作历程，展现女性独立影人谱写的电影史诗。
七十多岁才去认真思考“女性视角”
许鞍华1979年的电影首作《疯劫》是中国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从那时起，她总能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敏锐捕捉社会变迁与人间百态，许鞍华曾以《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多次获得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殊荣，是唯一一位六次夺得该奖项的导演。
作为女性导演，人们总是将许鞍华的电影归为“女性视角”，而说及对于性别的思考，许鞍华笑说自己其实是到了70多岁才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以前我拍戏没有从女性角度特别地思考，就是我想拍这个故事，主人公刚好是女的，因为我是女的，所以，比较了解她，就拍了。现在我发现，当你从比较高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问题，你会更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思考是必须的。我感觉以前的电影行业没有那么重视‘女性视角’或是‘性别思考’，可是我看了很多相关材料和书籍，开拓了眼光之后，觉得这种思考是一定要有，也一定会有的，推广女性主义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
在许鞍华看来，思考之后，如果你想有改进，一定要从自己开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如果你思考女性主义，你也要思考自己，是不是每天在吃喝玩乐，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发扬女性主义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嘉年华》的导演文晏表示，她开始创作的时候，对性别这个概念同样是懵懂的，“也是逐渐在摸索，但由于自己有很多疑问，所以才生发出在电影中的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和疑问放在了电影中。所以，女性视角、电影叙述中女性形象的呈现，这些都是我在一边创作的过程中一边提问题，一边思索，一边通过阅读和观影，逐渐形成清晰的过程。”
文晏表示，戴锦华写的文章《性别与叙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让自己受益匪浅，“我很遗憾没有在很早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讲得太清楚了，把中国女性在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影像描述，都讲得特别通透。”
近年全球独立的女性电影人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成功，例如去年大火的电影《芭比》，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就是从独立制作开始其电影生涯的，如今《芭比》奖项口碑双丰收，她还将担任今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对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女导演，许鞍华欣赏她们的成功，“她们的创意完全不输于男导演，在一些题材上，她们甚至表现得更好。譬如今年我担任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的《达荷美》，导演是41岁的法国裔塞内加尔女导演马蒂·迪奥普，她的纪录片只有60分钟，我们7个评委看完以后都在鼓掌。《达荷美》追溯了1892年被法国士兵掠夺、于2021年归还西非贝宁的近30件珍贵艺术品的来龙去脉。她的创意非常好，这样的故事，她居然拍得又明白又深刻又好笑又感人，我觉得这真是为女性争光的事。”
中年以后开始拍摄讲述生活的电影
许鞍华被誉为是中国香港“走最多路的导演”，闲暇无事时经常漫步城市街头，观察市井百姓。在《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女人，四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多部电影中，许鞍华将镜头对准市井生活中的女性，令人感触良多。同时，许鞍华也关注宏大历史和社会议题，《明月几时有》书写抗战期间的英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聚焦“越南难民”题材。对于中国香港电影人而言，许鞍华是拓宽电影表达边界的先行者。
而对于自己题材和风格的探索，许鞍华表示，或许与年龄有关，“到一个年纪你的观点会变，以前都是拍比较戏剧化的，或者有冲击、有动作的电影，中年后，看了台湾新浪潮，看了侯孝贤和杨德昌的作品后，对我触动很大，他们讲的是当时的生活，所以我找来吴念真为我的电影做编剧，比如《客途秋恨》。”
许鞍华说当时她还被香港影迷讽刺，“他们认为我是‘看着人家这样就想学’，我就很生气。”许鞍华表示，那时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节奏完全不一样，“吴念真以为电影最少有两个小时，可是我把它剪成了差不多一小时十分钟，因为香港人的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我后来开始了解节奏的问题，以前还不知道。”
在许鞍华看来，电影不只是叙事，电影还是导演的看法和感觉。“其实到今天，我越来越认为电影是感觉，而不是实在的东西才是电影。现在的电影其实就是讲你的看法跟你的感觉，如果你有非常好的看法，和人家不一样的东西，你的电影就成了。”
成为“独行女侠” 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容易跟别人合得来
虽然是“香港半部电影史”，但有趣的是，许鞍华始终是独立导演，从来没有签约任何公司，戴锦华将其称为 “独行女侠”。
许鞍华说做“独行女性”并不是她的选择，“我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合得来。我看起来特别老实，其实在拍戏的时候我特别凶，有些莫名其妙的要求，比如这个人的调子不对等等，所以，很多时候就跟人家翻脸了，我唯一不敢翻脸的人就是摄影师。后来我也明白了，跟人家合作要顺其自然，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不做，组班底的时候找到以前合作好的人再做。”
虽然自言不好合作，但许鞍华又说自己其实非常依赖伙伴，“比如摄影我不懂，所以对摄影师特别低声下气，剪辑也是，我唯一不靠的是美工，因为我觉得自己对这些感觉特别好。不过，对他们我还是很恭敬，很多时候我不同意也不说话，如果他们提出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接受，我还是会接受的。所以，我不是有意地要独立，家人也希望我改变，因为我身体不行了，我已经不能单独地拍一部电影，所以我想找一些人大家合作，互相帮忙，大家互相交流，如果人家觉得可行，我希望这样。”
另一方面，许鞍华说自己一直是“独立导演”，或许与她感兴趣的题材有关，“我通常喜欢拍的题材都是人家不要投资的，拍老年人，拍难民，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也正因此，就算是大导演，许鞍华也常常面临找投资困难的窘境，像《天水围的日与夜》幸好有王晶的支持，《桃姐》则得到了刘德华的相助。
许鞍华讲述40多岁的时候，曾有人找她，计划拍一部关于老年人的纪录片，“我探访了很多老年人，看他们的材料，我突然想到我也会老的，我之前没有想到我会老。当时一个人的妈妈患了阿尔茨海默症，我以前都不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后来这个纪录片拍不成，就拍了《女人，四十》。我当时很忙，拍电影时心态有点紧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到配音的时候，很多配音演员在笑，我就感觉很高兴。后来柏林得了奖，我没有想到，不过萧芳芳的演技确实好。”
许鞍华曾说自己每拍一部电影的时候都准备是最后一部了，因为可能没有投资了，没有人跟她合作了。许鞍华说这并非是她有勇气，也是一种无奈，“不拍电影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就是在家里呆着。”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曾经远离中国香港影坛十余年之久，在这段创作停滞的低谷时期，经济上的压力造成了生活上的困苦，她坦言那段时间不快乐，最难的时候没钱，也没工作， 40多岁还跑到日本，跟20多岁的人一起生活，“感觉不对，快乐不起来。”
但是现在回头看，许鞍华说那当然也是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你必须经过一些失意。才能懂得别人对你的好，才能讲好这些故事，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东西是比较难拍的。”
暂时不会再拍张爱玲作品，因为没想好如何改编
许鞍华是改编张爱玲小说最多的一位导演，除了《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三部电影，还曾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王安忆编剧的舞台剧《金锁记》。
拍摄这些作品， 许鞍华坦陈自己是半推半就，“拍《倾城之恋》，是因为之前签了一部片，没有拍成，就很想拍《倾城之恋》，这是一个现成的题目，我们拍得太快。其实就算不快，我也觉得我的成熟度还不够。”
许鞍华讲述说拍摄张爱玲作品让她既紧张又惊喜，“有点书迷的心态。几十年过去，越来越当张爱玲是老朋友。”对于《第一炉香》上映后的争议，许鞍华承认自己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希望以后做得好，只不过现在不会拍张爱玲作品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改编，这是先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改编后的与原作完全不同，像《东方不败》，都可以成功的，问题是你怎么改，我觉得这是先要想好的。”
由文学作品所改编的剧本和原创剧本相比，有哪些优势和限制？许鞍华认为“优势的地方，是文学作品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有一些很好的人物。但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文学作品越有名，观众固定的形象跟看法就越难改，改了又不行，不改又说这个电影好像也不行，所以，有先天性的难度，可是并不等于不行。”
许鞍华执导的萧红的传记片《黄金时代》同样备受关注，而在上映后褒贬不一，许鞍华表示，这个故事是编剧李樯的作品，最初她本来想拍萧红和丁玲，但后来决定了拍摄萧红，“李樯开始写剧本的时候，要把一切想得很清楚，所以，他让我先去拍别的戏。我很尊重他，也很信任他。两年时间，我就拍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才回来开始拍《黄金时代》。所以，这个剧本熬了三年，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可是很长，300多场戏，我们拍的时候是200场。我现在事后感觉，里面那个概念很好，但是，我没有尽善尽美。我觉得影片比较强的段落和戏是不够的，如果多一点像怎么绑鞋带、去吃饭，多一些这样的戏会好一点。这部电影不单只是讲女性，是想讲人生跟艺术、人生跟迂回，曲折应该多一点。”
提及自己从来不写剧本这件事，许鞍华谦逊地表示，自己并不擅长创作剧本：“我一直以来都很尊重文学，习惯于和编剧合作。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剧本的，因为写出来可能是一个故事，但它不是剧本，因为剧本是有节奏的。我想写，但怕写得不好。”
文晏则表示，自己在创作之初并没有其他的剧本来源，因此只能依靠自己创作。对于文晏来说，写剧本是“整个创作中最快乐的一段过程”，她可以自由地、天马行空地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生存的环境。写作过程中会不断检验，最终让它在脑海中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如同做梦一般。“我觉得当你真的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梦的时候，你的剧本才会完成。”
对于改编文学作品需要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许鞍华导演表示，阅读材料是必须要有的过程，但她更加在意、更加关注自己进入到拍摄空间当中的感觉。
拍不拍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外一件事
徐克导演曾评价许鞍华导演的作品扩大了中国香港电影的创作空间和意识，改变了中国香港电影原有的路径。对此，许鞍华表现得十分谦逊。在她看来，打开这片新场域的是老一辈电影人的坚持，是同辈电影人的巧思。
戴锦华喜欢许鞍华电影中的细节化处理，《天水围的日与夜》里独居的婆婆吃牛肉的戏让她印象深刻， 许鞍华表示，自己一向特别注意细节，“只不过有时候拍得到，有时候拍不到，《天水围的日与夜》吃饭场面那么好看，因为道具组把菜做得特别好，而且拍的时候才把菜做好，两个演员吃得特别香，这些就对了，而不是两个吃不了的菜，让演员假装吃，完全不一样。我的电影里，拍吃饭戏的时候是真的在吃。”
对于一个导演能否驾驭各种各样的题材？许鞍华表示，拍不拍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外一件事，“专家也会有失手的一天，想做就可以去尝试，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好处，最高的成就。因为你是自由的，你要拍什么都可以拍，拍不好就认了，或者再拍别的。拍不好不用跳海。”
2022年上映的《七人乐队》由杜琪峰监制，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执导，影片由七位导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未来，各自负责一个年代，执导一个故事。通过七个单元故事表现出中国香港一路走来的发展变化，展现香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光影。很多观众和影评人认为影片是在向胶片电影致敬。如今科技发展迅速，电影业也受到很大影响，对此，许鞍华表示，自己不会为胶片时代的结束难过，她喜欢这些新科技，“可能我没有一定要求做底片的那种感觉，现在的科技让你拍电影实在太方便了，拍电影变得非常平等和普及。”
2020年的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许鞍华导演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也是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导演。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如今已经70多岁的许鞍华仍希望自己可以拍电影，“这几年身体不好，多了点时间去思考，看电影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急，反而多一点想电影的美学。我真是觉得我有点进步，所以还想拍戏。其实心里也觉得应该是让年轻人拍了，但我看到一些东西，仍很想试一试，因为还有些想法，所以，有机会还希望能拍一部。我也希望拍电视剧，因为我没有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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