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文化收藏中，有一张60年前的“电影说明书”，介绍的是一部片名《风筝》的儿童故事片。只有A5大小的说明书纸质粗糙，似乎不值得保存，但我却十分看重，因为它是我在少年时代透过银幕，对法国、对巴黎建立起美好印象的佐证……
一只风筝飞到了蒙马特
蒙马特高地，位于巴黎北郊。说是高地，其实就是一个小丘陵，最高海拔约130米，相对于平坦的巴黎谷地，这里就是这座城市地势最高处。在巴黎，当你站在埃菲尔铁塔或是凯旋门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蒙马特高地，还有矗立在高地上著名的圣心大教堂。蒙马特在巴黎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1957年夏天，一个流传至今的传奇就在这里悄然展开……
这一天，一只描画着“孙悟空”的大风筝，飘过千山万水，最后落在了蒙马特的一棵大树上。这个挂在树顶上的不速之客引起一群巴黎孩子的兴趣。他们想尽办法要把它取下来，但是难于树太高，最后还是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才如愿以偿。11岁的“孩子王”比埃罗和他的妹妹尼高尔不知道这只风筝的来历，也看不懂附在风筝上的一封信，于是就去找了蒙马特一家中国古玩店的店主。经这位中国老人讲解和翻译后，知道了风筝上的“孙悟空”是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也搞清楚了写信和放风筝的人是中国北京的一个小朋友“宋小青”。信中希望收到风筝的人回信，并要和收信人交朋友。
比埃罗的小伙伴贝贝尔是个调皮的家伙，因为对如何处理风筝与比埃罗意见相左，赌气抢走了藏在风筝尾缀里的寄信人地址，这就使得比埃罗无法回信。晚上，比埃罗在一筹莫展中渐渐睡去……而就在此时，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美猴王眨了眨眼，从风筝里跳了出来，向比埃罗自我介绍是“有些本领的孙悟空”，在得知他要找“宋小青”后，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吹了一口仙气，于是比埃罗兄妹俩就穿云破雾“飞”到了地球那一头的北京紫禁城！
从故宫开始，兄妹俩爬景山、逛北海、进天坛，穿大街、走小巷，见识了与法国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认识了许多中国小朋友，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经历种种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他们四处寻觅的风筝主人宋小青。
比埃罗在高兴中一下子惊醒！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做了一个梦，而他妹妹尼高尔正在喊他呢。比埃罗把他在梦里的奇遇告诉了其他几个小伙伴，激起大家对遥远中国的无限好奇。这时，贝贝尔也来认错，他把宋小青的地址还给了比埃罗。几个小朋友写了封回信，拴在风筝上放飞。“孙悟空”重新飘上巴黎的天空，飘向北京……
《风筝》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这原来是一部拍摄于1957年的电影《风筝》所讲述的动人故事！而联合拍摄这部电影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加朗斯艺术制片公司。就是这样一部以“促进不同国家少年儿童之间沟通与友谊，倡导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理解”为主题的小众电影，却成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中外合拍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儿童彩色故事片。
对于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当下中国人而言，在各个领域中与全世界进行合作早已不是新鲜事情，中外合拍影视作品也已经司空见惯。但回溯20世纪50年代对外基本封闭的中国大陆，再来看这部《风筝》电影的出现，今天人们一定会对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发生浓厚的兴趣，提出很多问题：为什么中法两国能在1957年合拍这部电影？拍摄这部儿童彩色故事片的过程是怎样的？
与任何一部优秀电影的诞生或者某个文化事件发生一样，《风筝》的拍摄一定受其内在的逻辑支配。在当时中法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状态下，处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电影机构，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法电影人最终找到契合点，并能拍出一部电影佳作，确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往远处说，中法两个民族的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17世纪，在“罗浮宫与紫禁城”之间虽然相隔万里，但康熙（1654-1722）与路易十四（1638-1715）却产生了文化上的神交与沟通。后来，巴尔扎克（1799-1850)、雨果（1802-1885)等法国文化巨匠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论述，也影响了一代代法国人。而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更是与法国结下种种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后，中法两国在电影领域的交流始于1955年。在这一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中国电影第一次亮相，当时的电影节组委会为中国彩色戏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组织了特别放映。1956年5月，应戛纳电影节的邀请，由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1906-1968）带队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前往法国进行交流。作为回访，法国电影界也派出两位代表于当年10月26日到达北京，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法国电影周”。
在1950年代东西方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背景下，中法两国怎么会有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呢？原来，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文艺发展方针之后，国内文艺创作的环境呈现比较宽松的局面，电影工作者创作思路空前活跃。此时恰逢法国电影界代表访华，双方的直接交流促成合作拍摄一部故事片的积极意向。
合作拍摄电影的最初构思来自法国导演罗吉·比果（1919-1989），他有一个充满雄心的百科全书式项目策划。罗吉·比果和好友成立的艺术电影制片公司计划将世界上不同国家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拍成系列短片，制作成有关孩童生活的电影百科全书。在考虑如何表现中国儿童生活的时候，受到国际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送给他的一只中国风筝启发，最终决定将一个短片延展成一部具有童话情节的故事片。
参与这部电影编导工作的中法两国电影人，当时都是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同龄人。法方导演罗吉·比果最终确定与热爱中国文化的剧作家安东尼·杜达尔（1931-2010）合作，编写这部有关中法两国孩子之间建立友谊的剧本。而中方编导王家乙（1919-1988）当时也正处在电影导演的黄金年龄段，此前刚刚编导过儿童片《罗小林的决心》，而之后由他导演的《五朵金花》更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佳作。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年轻时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过书，具有法文基础，这在那时的中国电影导演中实属罕见。
从产生初步创意到拿出成熟的剧本，中间的过程并不顺利，受限于东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模式，这其实也在预料之中。当年只有26岁的编剧安东尼·杜达尔在起初几稿被否定之后，不断变换思路进行修改，一度绝望到想要放弃。“好事多磨”，在中法两国编导人员的不断交流与共同努力下，经过多达十五次改写，以“孙悟空”神话作为文化亮点的创意终于获得双方一致认可。
1957年4月3日，罗吉·比果导演随再次访华的法国电影界代表团到访北京，双方共同宣布了合拍《风筝》的计划，影片终于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台前幕后的那些人和事
这部电影紧紧抓住“风筝”和“孙悟空”这两个经典中国文化元素，巧妙地利用“美猴王”无所不能的神通广大，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话手法，将远隔千山万水的中法两个国度连接在一起。很显然，这只“风筝”的意义已经“逸出”文化艺术范畴，其精神指向直抵人类灵魂中的善良层面。
1957年7月30日，影片的法国部分在巴黎开拍。一个月后剧组移师中国，于9月10日开始拍摄北京部分，一直到10月份完成了所有外景拍摄进入后期制作。影片中的主要演员分别来自两个国家，其中的小演员都是本色出演，因此非常真实。作为群众演员，当时北京市有几所小学的学生也参加了部分镜头的拍摄。与法国小朋友一起拍电影的人生记忆，一定会留在当年那些北京孩子们的脑海里。
当然，影片中三位来自法国的小演员肯定是被关注的重点。其中最小的女演员是饰演小妹妹尼高尔的西尔维娅娜·罗森伯格，她是法方剧组从海选中众多“黄头发大眼睛”小姑娘中选拔出来的小精灵，拍摄时只有5岁半，聪明可爱自是不在话下。她很喜爱中国的玩具，手里总是拿着一个中国制作的手工绒鸟。她经常和中国小演员在一起蹦蹦跳跳地玩耍，还会用中国话叫“叔叔”“阿姨”，向每个人道“早安”。
在拍摄景山的一场戏之前，她突然生病，剧组为了“抢镜头”，临时找了一位相貌与她相似的中国小姑娘，染发化妆，作为替身。就要开拍时，罗森伯格又赶到了现场，原来她自觉好多了就坚持来拍戏。当她看见那位与她一模一样的小姑娘，感到非常惊奇，等仔细看清对方的脸时，才弄清楚了真情。于是她亲热地拉起对方的手合影留念，并且十分友好地说：“她是中国的尼高尔，我是法国的尼高尔，我们都是尼高尔！”
影片中，法国小兄妹在北京遇到一位懂得法语的中国小姑娘“周佩琴”，大大方便了他们的北京之行。而这位会讲纯正法语的周佩琴，其饰演者名叫“华卫民”，其祖父华南圭（1876-1961）、父亲华揽洪（1912-2012）是两代都在法国学成建筑工程设计之后的归国者，对中国近现代建筑事业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知名人士。华卫民的祖母是波兰裔，母亲是法国裔，所以她是一位出生在法国，有着三国血统的混血女孩。这样的背景本身就是中法两国之间长期历史交流的生动例证，也为后来围绕这部影片发生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根据华卫民自己的回忆，她当时得知中法合拍电影的消息后，是主动找到摄制组请求做协助拍摄的志愿者，当导演了解她的能力后喜出望外，为她在片中设计了一个重要角色。她的加入，使得中法两国小演员的交流更加便利，这也是促成影片顺利完成的意外之喜。
而在中方的演员中，还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其中最能吸引法国观众眼球的“孙悟空”饰演者是中国著名的京剧武生张春华（1924-2019），他自幼学戏，专工武行，在京剧流派中是叶派武丑的主要继承人。1955年张春华曾随中国艺术团赴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演出，以《大闹天宫》中的美猴王形象让巴黎观众对东方艺术大开眼界。因此，《风筝》中孙悟空的角色仿佛就是为他量身定设，非他莫属。在影片中，张春华不负众望，以“华美的扮相，精湛的武功，富有韵味的道白”倾倒观众，在短短几分钟里，他不仅将中国神话英雄孙悟空的无所不能展现得惟妙惟肖，也为其演艺生涯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银幕神韵，丰姿永远定格在这部电影的精彩镜头之中。
除了京剧演员外，在这部影片中其实只有一位专业演员，他就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添（1914-2003）。谢添饰演了一位在巴黎开设古玩店的老华侨，影片中的法国少年比埃罗带着捡来的风筝请他释惑，从而弄清楚了风筝的来龙去脉，并产生了想要与中国“宋小青”交朋友的激情。时年43岁的谢添在影片中的戏份并不多，但他将角色需要的慈祥与幽默发挥得恰到好处，从而为剧情的进一步展开作了承上启下的铺垫，他的精湛演技也为这部电影加分增色。
友谊的种子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经过两年的努力，1958年12月17日，法语版的《远方来的风筝》（Cerf-volant du bout du monde）在巴黎正式上映；1959年6月1日，中文版的《风筝》也在儿童节这天在北京正式公映。有趣的是，法语片名强调了风筝“从世界另一端飘来”的含义。
影片上映后，在中法两国都引起很大轰动，并获得第11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第19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相关奖项。在当年的中国媒体上，对《风筝》的拍摄曾经有过许多报道。《人民画报》曾以“风筝，从北京到巴黎”为题进行了大幅介绍，《大众电影》《上影画报》都曾用彩页和“拍摄花絮”的短文加以集中报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由于两国具体的国情有别，相对于中国方面的热情程度，法国方面的整体反应显得更加热烈与持久。自该影片公映后，法国一家名为“世俗作品联盟”的机构购买了放映权，他们是专门为学校放映电影的非宗教性组织。后来的结果远远超出预料，该机构将《风筝》选定为儿童电影教材后受到许多法国学校师生的欢迎，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演再演，竟然连续放映了30余年。说《风筝》通过电影艺术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几代法国人认识中国的兴趣，确实并不夸张。
影片编剧安东尼·杜达尔的未亡人薇薇安·蒙达农是一位作家，她于2019年1月29日在接受中国朋友采访时明确表示，当她还是小姑娘时，在学校看过这部电影且印象深刻，成年后遇到了杜达尔，因为对《风筝》的喜爱而走到一起，并与其共同生活了20余年。她肯定地说，“如果去询问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否看过《风筝》，那么五人里起码有三位会举手说看过”。她形象地将《风筝》比作一颗由中法两国电影人共同播下的珍贵种子，如今它们已经开出美丽的友谊花朵。对此，当年为《风筝》付出心血的所有中法朋友们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推动中法建交的文化动力
《风筝》的成功摄制是中法双方共同努力与投入的结果，其中来自周总理的重视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1957年9月7日，在“亚洲电影周”招待酒会上，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刚刚到达北京，即将开始进行《风筝》拍摄的法方摄制组，这让法国朋友们感到十分荣幸。酒会上他曾与法国朋友同席，还让饰演小妹妹尼高尔的小演员坐在他的腿上，这感人的一幕被永远定格在历史镜头中。
可以肯定，周总理的一举一动都有缘由在其中。在那一刻，他也许会想起自己1920年至1924年之间的法兰西岁月，也许他又一次感受到文化交流在推动人类“消除隔阂，和平共处”过程中的巨大力量。当然还有可能的是，《风筝》让他又一次在胸中擘画中法建交的远景。
事实上，就在《风筝》上映五年以后，中法两国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交，法国成为第一个正式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重大事件。此举率先打开了西方阵营同新中国相互全面了解与交流的大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当时世界上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如果他们早去解析《风筝》传达出的中法友谊文化“密码”，可能就不会感到那么震惊。
中法建交固然是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位伟大政治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决策，但不可忽视的是，两国之间历经数百年的相互文化欣赏，才是引发两个文化渊源深厚的大国产生文明共振的精神基础。
至于《风筝》这部电影是否 对推动中法建交产生过作用，可以从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让·蓬皮杜总统（1911-1974）的一段表述中得到解答。1973年9月，蓬皮杜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西方首脑，他在访华后曾明确表示，“艺术和电影实际上推动了外交，我们的电影《风筝》已经十五年了，它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起深刻的人文交流”。
如果说，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成功进行了一次“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么站在今天的时点回望历史，我们是否可以认为：1958年中法联合拍摄成功《风筝》，其实就是一次用电影撬开“冷战”铁幕，成功推动中法建交的“风筝外交”呢？
风筝，风筝，飞呀飞
“风筝”飞上银幕距今已经超过一个甲子。时光转瞬，斯人已逝，然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中法两国人民忘记它的身影，因为《风筝》早已成为中法友谊的文化符号和国家记忆。
2019年中国文化机构又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风筝·风筝》，以纪念中法合作拍摄《风筝》60周年。这部时长与《风筝》同样81分钟的纪录片内容丰富，视野宽广，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具。影片中既有当年影片主创人员亲属的珍贵回忆，也有记录当年《风筝》中法国小妹妹尼高尔、中国少年宋小青和周佩琴这三位饰演者60年后再相聚的动人场面，更有展现两国人民在观看《风筝》后，为中法文化交流继续作出卓越贡献的一系列经典案例。
《风筝》与《风筝·风筝》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都没有生硬的文化灌输企图和意识形态标签，无论站在中法各自的角度还是共同的立场，都完全可以看作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典范之作。
2024年恰逢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点，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观赏电影《风筝》，如果人们都能够感受片中人“宋小青”寄托在风筝上的善意与梦想，那么这个世界一定能在实现和谐与和平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积极力量。
最后，就让我们共同借用《风筝》中那首美好的诗文，向所有接续传颂“风筝”精神的人们致敬：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风筝，
我把这只风筝交给了风，
它吹着小鸟的翅膀，它吹动了绿竹与风篷。
今天这股中国的风吹拂着我，
明天它也许会去寻找另一个儿童。
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只要他捡到了这只风筝，
他一定会露出笑容！
在我的文化收藏中，有一张60年前的“电影说明书”，介绍的是一部片名《风筝》的儿童故事片。只有A5大小的说明书纸质粗糙，似乎不值得保存，但我却十分看重，因为它是我在少年时代透过银幕，对法国、对巴黎建立起美好印象的佐证……
一只风筝飞到了蒙马特
蒙马特高地，位于巴黎北郊。说是高地，其实就是一个小丘陵，最高海拔约130米，相对于平坦的巴黎谷地，这里就是这座城市地势最高处。在巴黎，当你站在埃菲尔铁塔或是凯旋门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蒙马特高地，还有矗立在高地上著名的圣心大教堂。蒙马特在巴黎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1957年夏天，一个流传至今的传奇就在这里悄然展开……
这一天，一只描画着“孙悟空”的大风筝，飘过千山万水，最后落在了蒙马特的一棵大树上。这个挂在树顶上的不速之客引起一群巴黎孩子的兴趣。他们想尽办法要把它取下来，但是难于树太高，最后还是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才如愿以偿。11岁的“孩子王”比埃罗和他的妹妹尼高尔不知道这只风筝的来历，也看不懂附在风筝上的一封信，于是就去找了蒙马特一家中国古玩店的店主。经这位中国老人讲解和翻译后，知道了风筝上的“孙悟空”是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也搞清楚了写信和放风筝的人是中国北京的一个小朋友“宋小青”。信中希望收到风筝的人回信，并要和收信人交朋友。
比埃罗的小伙伴贝贝尔是个调皮的家伙，因为对如何处理风筝与比埃罗意见相左，赌气抢走了藏在风筝尾缀里的寄信人地址，这就使得比埃罗无法回信。晚上，比埃罗在一筹莫展中渐渐睡去……而就在此时，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美猴王眨了眨眼，从风筝里跳了出来，向比埃罗自我介绍是“有些本领的孙悟空”，在得知他要找“宋小青”后，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吹了一口仙气，于是比埃罗兄妹俩就穿云破雾“飞”到了地球那一头的北京紫禁城！
从故宫开始，兄妹俩爬景山、逛北海、进天坛，穿大街、走小巷，见识了与法国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认识了许多中国小朋友，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经历种种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他们四处寻觅的风筝主人宋小青。
比埃罗在高兴中一下子惊醒！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做了一个梦，而他妹妹尼高尔正在喊他呢。比埃罗把他在梦里的奇遇告诉了其他几个小伙伴，激起大家对遥远中国的无限好奇。这时，贝贝尔也来认错，他把宋小青的地址还给了比埃罗。几个小朋友写了封回信，拴在风筝上放飞。“孙悟空”重新飘上巴黎的天空，飘向北京……
《风筝》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这原来是一部拍摄于1957年的电影《风筝》所讲述的动人故事！而联合拍摄这部电影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加朗斯艺术制片公司。就是这样一部以“促进不同国家少年儿童之间沟通与友谊，倡导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理解”为主题的小众电影，却成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中外合拍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儿童彩色故事片。
对于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当下中国人而言，在各个领域中与全世界进行合作早已不是新鲜事情，中外合拍影视作品也已经司空见惯。但回溯20世纪50年代对外基本封闭的中国大陆，再来看这部《风筝》电影的出现，今天人们一定会对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发生浓厚的兴趣，提出很多问题：为什么中法两国能在1957年合拍这部电影？拍摄这部儿童彩色故事片的过程是怎样的？
与任何一部优秀电影的诞生或者某个文化事件发生一样，《风筝》的拍摄一定受其内在的逻辑支配。在当时中法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状态下，处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电影机构，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法电影人最终找到契合点，并能拍出一部电影佳作，确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往远处说，中法两个民族的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17世纪，在“罗浮宫与紫禁城”之间虽然相隔万里，但康熙（1654-1722）与路易十四（1638-1715）却产生了文化上的神交与沟通。后来，巴尔扎克（1799-1850)、雨果（1802-1885)等法国文化巨匠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论述，也影响了一代代法国人。而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更是与法国结下种种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后，中法两国在电影领域的交流始于1955年。在这一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中国电影第一次亮相，当时的电影节组委会为中国彩色戏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组织了特别放映。1956年5月，应戛纳电影节的邀请，由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1906-1968）带队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前往法国进行交流。作为回访，法国电影界也派出两位代表于当年10月26日到达北京，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法国电影周”。
在1950年代东西方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背景下，中法两国怎么会有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呢？原来，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文艺发展方针之后，国内文艺创作的环境呈现比较宽松的局面，电影工作者创作思路空前活跃。此时恰逢法国电影界代表访华，双方的直接交流促成合作拍摄一部故事片的积极意向。
合作拍摄电影的最初构思来自法国导演罗吉·比果（1919-1989），他有一个充满雄心的百科全书式项目策划。罗吉·比果和好友成立的艺术电影制片公司计划将世界上不同国家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拍成系列短片，制作成有关孩童生活的电影百科全书。在考虑如何表现中国儿童生活的时候，受到国际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送给他的一只中国风筝启发，最终决定将一个短片延展成一部具有童话情节的故事片。
参与这部电影编导工作的中法两国电影人，当时都是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同龄人。法方导演罗吉·比果最终确定与热爱中国文化的剧作家安东尼·杜达尔（1931-2010）合作，编写这部有关中法两国孩子之间建立友谊的剧本。而中方编导王家乙（1919-1988）当时也正处在电影导演的黄金年龄段，此前刚刚编导过儿童片《罗小林的决心》，而之后由他导演的《五朵金花》更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佳作。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年轻时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过书，具有法文基础，这在那时的中国电影导演中实属罕见。
从产生初步创意到拿出成熟的剧本，中间的过程并不顺利，受限于东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模式，这其实也在预料之中。当年只有26岁的编剧安东尼·杜达尔在起初几稿被否定之后，不断变换思路进行修改，一度绝望到想要放弃。“好事多磨”，在中法两国编导人员的不断交流与共同努力下，经过多达十五次改写，以“孙悟空”神话作为文化亮点的创意终于获得双方一致认可。
1957年4月3日，罗吉·比果导演随再次访华的法国电影界代表团到访北京，双方共同宣布了合拍《风筝》的计划，影片终于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台前幕后的那些人和事
这部电影紧紧抓住“风筝”和“孙悟空”这两个经典中国文化元素，巧妙地利用“美猴王”无所不能的神通广大，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话手法，将远隔千山万水的中法两个国度连接在一起。很显然，这只“风筝”的意义已经“逸出”文化艺术范畴，其精神指向直抵人类灵魂中的善良层面。
1957年7月30日，影片的法国部分在巴黎开拍。一个月后剧组移师中国，于9月10日开始拍摄北京部分，一直到10月份完成了所有外景拍摄进入后期制作。影片中的主要演员分别来自两个国家，其中的小演员都是本色出演，因此非常真实。作为群众演员，当时北京市有几所小学的学生也参加了部分镜头的拍摄。与法国小朋友一起拍电影的人生记忆，一定会留在当年那些北京孩子们的脑海里。
当然，影片中三位来自法国的小演员肯定是被关注的重点。其中最小的女演员是饰演小妹妹尼高尔的西尔维娅娜·罗森伯格，她是法方剧组从海选中众多“黄头发大眼睛”小姑娘中选拔出来的小精灵，拍摄时只有5岁半，聪明可爱自是不在话下。她很喜爱中国的玩具，手里总是拿着一个中国制作的手工绒鸟。她经常和中国小演员在一起蹦蹦跳跳地玩耍，还会用中国话叫“叔叔”“阿姨”，向每个人道“早安”。
在拍摄景山的一场戏之前，她突然生病，剧组为了“抢镜头”，临时找了一位相貌与她相似的中国小姑娘，染发化妆，作为替身。就要开拍时，罗森伯格又赶到了现场，原来她自觉好多了就坚持来拍戏。当她看见那位与她一模一样的小姑娘，感到非常惊奇，等仔细看清对方的脸时，才弄清楚了真情。于是她亲热地拉起对方的手合影留念，并且十分友好地说：“她是中国的尼高尔，我是法国的尼高尔，我们都是尼高尔！”
影片中，法国小兄妹在北京遇到一位懂得法语的中国小姑娘“周佩琴”，大大方便了他们的北京之行。而这位会讲纯正法语的周佩琴，其饰演者名叫“华卫民”，其祖父华南圭（1876-1961）、父亲华揽洪（1912-2012）是两代都在法国学成建筑工程设计之后的归国者，对中国近现代建筑事业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知名人士。华卫民的祖母是波兰裔，母亲是法国裔，所以她是一位出生在法国，有着三国血统的混血女孩。这样的背景本身就是中法两国之间长期历史交流的生动例证，也为后来围绕这部影片发生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根据华卫民自己的回忆，她当时得知中法合拍电影的消息后，是主动找到摄制组请求做协助拍摄的志愿者，当导演了解她的能力后喜出望外，为她在片中设计了一个重要角色。她的加入，使得中法两国小演员的交流更加便利，这也是促成影片顺利完成的意外之喜。
而在中方的演员中，还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其中最能吸引法国观众眼球的“孙悟空”饰演者是中国著名的京剧武生张春华（1924-2019），他自幼学戏，专工武行，在京剧流派中是叶派武丑的主要继承人。1955年张春华曾随中国艺术团赴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演出，以《大闹天宫》中的美猴王形象让巴黎观众对东方艺术大开眼界。因此，《风筝》中孙悟空的角色仿佛就是为他量身定设，非他莫属。在影片中，张春华不负众望，以“华美的扮相，精湛的武功，富有韵味的道白”倾倒观众，在短短几分钟里，他不仅将中国神话英雄孙悟空的无所不能展现得惟妙惟肖，也为其演艺生涯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银幕神韵，丰姿永远定格在这部电影的精彩镜头之中。
除了京剧演员外，在这部影片中其实只有一位专业演员，他就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添（1914-2003）。谢添饰演了一位在巴黎开设古玩店的老华侨，影片中的法国少年比埃罗带着捡来的风筝请他释惑，从而弄清楚了风筝的来龙去脉，并产生了想要与中国“宋小青”交朋友的激情。时年43岁的谢添在影片中的戏份并不多，但他将角色需要的慈祥与幽默发挥得恰到好处，从而为剧情的进一步展开作了承上启下的铺垫，他的精湛演技也为这部电影加分增色。
友谊的种子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经过两年的努力，1958年12月17日，法语版的《远方来的风筝》（Cerf-volant du bout du monde）在巴黎正式上映；1959年6月1日，中文版的《风筝》也在儿童节这天在北京正式公映。有趣的是，法语片名强调了风筝“从世界另一端飘来”的含义。
影片上映后，在中法两国都引起很大轰动，并获得第11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第19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相关奖项。在当年的中国媒体上，对《风筝》的拍摄曾经有过许多报道。《人民画报》曾以“风筝，从北京到巴黎”为题进行了大幅介绍，《大众电影》《上影画报》都曾用彩页和“拍摄花絮”的短文加以集中报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由于两国具体的国情有别，相对于中国方面的热情程度，法国方面的整体反应显得更加热烈与持久。自该影片公映后，法国一家名为“世俗作品联盟”的机构购买了放映权，他们是专门为学校放映电影的非宗教性组织。后来的结果远远超出预料，该机构将《风筝》选定为儿童电影教材后受到许多法国学校师生的欢迎，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演再演，竟然连续放映了30余年。说《风筝》通过电影艺术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几代法国人认识中国的兴趣，确实并不夸张。
影片编剧安东尼·杜达尔的未亡人薇薇安·蒙达农是一位作家，她于2019年1月29日在接受中国朋友采访时明确表示，当她还是小姑娘时，在学校看过这部电影且印象深刻，成年后遇到了杜达尔，因为对《风筝》的喜爱而走到一起，并与其共同生活了20余年。她肯定地说，“如果去询问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否看过《风筝》，那么五人里起码有三位会举手说看过”。她形象地将《风筝》比作一颗由中法两国电影人共同播下的珍贵种子，如今它们已经开出美丽的友谊花朵。对此，当年为《风筝》付出心血的所有中法朋友们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推动中法建交的文化动力
《风筝》的成功摄制是中法双方共同努力与投入的结果，其中来自周总理的重视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1957年9月7日，在“亚洲电影周”招待酒会上，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刚刚到达北京，即将开始进行《风筝》拍摄的法方摄制组，这让法国朋友们感到十分荣幸。酒会上他曾与法国朋友同席，还让饰演小妹妹尼高尔的小演员坐在他的腿上，这感人的一幕被永远定格在历史镜头中。
可以肯定，周总理的一举一动都有缘由在其中。在那一刻，他也许会想起自己1920年至1924年之间的法兰西岁月，也许他又一次感受到文化交流在推动人类“消除隔阂，和平共处”过程中的巨大力量。当然还有可能的是，《风筝》让他又一次在胸中擘画中法建交的远景。
事实上，就在《风筝》上映五年以后，中法两国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交，法国成为第一个正式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重大事件。此举率先打开了西方阵营同新中国相互全面了解与交流的大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当时世界上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如果他们早去解析《风筝》传达出的中法友谊文化“密码”，可能就不会感到那么震惊。
中法建交固然是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位伟大政治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决策，但不可忽视的是，两国之间历经数百年的相互文化欣赏，才是引发两个文化渊源深厚的大国产生文明共振的精神基础。
至于《风筝》这部电影是否 对推动中法建交产生过作用，可以从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让·蓬皮杜总统（1911-1974）的一段表述中得到解答。1973年9月，蓬皮杜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西方首脑，他在访华后曾明确表示，“艺术和电影实际上推动了外交，我们的电影《风筝》已经十五年了，它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起深刻的人文交流”。
如果说，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成功进行了一次“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么站在今天的时点回望历史，我们是否可以认为：1958年中法联合拍摄成功《风筝》，其实就是一次用电影撬开“冷战”铁幕，成功推动中法建交的“风筝外交”呢？
风筝，风筝，飞呀飞
“风筝”飞上银幕距今已经超过一个甲子。时光转瞬，斯人已逝，然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中法两国人民忘记它的身影，因为《风筝》早已成为中法友谊的文化符号和国家记忆。
2019年中国文化机构又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风筝·风筝》，以纪念中法合作拍摄《风筝》60周年。这部时长与《风筝》同样81分钟的纪录片内容丰富，视野宽广，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具。影片中既有当年影片主创人员亲属的珍贵回忆，也有记录当年《风筝》中法国小妹妹尼高尔、中国少年宋小青和周佩琴这三位饰演者60年后再相聚的动人场面，更有展现两国人民在观看《风筝》后，为中法文化交流继续作出卓越贡献的一系列经典案例。
《风筝》与《风筝·风筝》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都没有生硬的文化灌输企图和意识形态标签，无论站在中法各自的角度还是共同的立场，都完全可以看作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典范之作。
2024年恰逢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点，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观赏电影《风筝》，如果人们都能够感受片中人“宋小青”寄托在风筝上的善意与梦想，那么这个世界一定能在实现和谐与和平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积极力量。
最后，就让我们共同借用《风筝》中那首美好的诗文，向所有接续传颂“风筝”精神的人们致敬：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风筝，
我把这只风筝交给了风，
它吹着小鸟的翅膀，它吹动了绿竹与风篷。
今天这股中国的风吹拂着我，
明天它也许会去寻找另一个儿童。
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只要他捡到了这只风筝，
他一定会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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