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桃花源”在哪里？

发布时间: 来源：北京晚报

观看：305

桃花盛开，春意满城。在这个时节，一树树桃花总是引得路人停下脚步，驻足观赏。

自古以来，桃花便引发着人们的浪漫想象。“桃花源”便是传统文化中“理想境界”的典型象征，借由陶渊明讲述的故事，成为历代士人心心念念理想之地。若从“纪实”角度看，“桃花源”的建构，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关联密切；《桃花源记》的情节脉络，也与当时其他故事多有相似。那么，“桃花源”究竟位于何处？又是什么模样呢？

桃林深处是坞堡

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认为：“所谓避秦人之子孙亦桃原或檀山之上‘坞聚’中所居之人民而已。”这一观点固有其深刻之处。

两晋之际，战火纷飞，在地百姓为求自保，自然而然集聚起来，形成独立于政权的存在，其中常见形式就是“坞堡”，据史籍称之为邬、屯、堡邬亦可。坞堡有两大特征，一是同乡百姓在大地主的领导下，自卫自守，躲避盗贼，并自外于莫测的战局；二是多挑选物资充沛之地，所谓“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自给自足，进行稳定农业生产。

《晋书》关于坞堡的记载不少，北方战乱频繁，坞堡更为常见，兹举三例以观：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傲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苻）坚。

（庾衮）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

从记载看，坞堡主人多系当地豪强，邬中百姓多与其同心坚守。这种组织形式，既有避祸的考虑，也与魏晋之际的人身依附关系，极有关联。

秦汉早已脱离“奴隶社会”时期，可人格不平等者仍大量存在，最典型当数“部曲”，即脱离原籍、失去土地的佃农，他们也被称为“田客”。他们没有人权，简单说就是主人的“财产”，部曲、奴婢的身家性命完全由地主决定，他们在史籍中也常被称为“僮仆”。

所以，坞堡的成员除了在地农民外，其中部曲占比应不在少数。毋宁说，坞堡就是一种大地主阶级的自保形式，也是其下属部曲、奴婢必然的生存方式。

五胡十六国政权交替，但坞堡势力始终保有生存位置。当时，前赵刘聪、后赵石勒等人，都想扫除北方的地方势力，直接管理百姓，可惜力量不足，只能承认大族在当地的统治。唐长孺总结道：“以宗族乡里的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堡邬豪帅，与官僚士大夫在此时期并未丧失其权利，相反他们在异族囚豪的保护下倒进一步发展了以大族为主的封建割据势力。”坞堡也便一直存在，无法消除。

据此，陈寅恪甚至认为，“桃花源”的创作，是陶渊明取材于戴延之的所见所闻。义熙十三年（417），戴延之随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打入关中，得见北方坞堡，且出军时间匹配“落英缤纷”之语。基于此，陈寅恪还认为，“自云先世避秦难”的“秦”不是秦朝，而是氐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

综上，陶渊明在建构“桃花源”时，有可能参考了坞堡的组织形式——这既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也为这样一片不受打扰的净土，提供了更充分的存在理由。

武陵桃源真与假

《桃花源记》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一时期的武陵郡，下辖区域主要是沅水流域，包括今天湖南省的常德市、桃源县、汉寿县等地。

武陵地区一直生活着大量非汉族人口，如三国时期刘备进行夷陵之战时，曾派马良联络“五溪蛮”支援战事。无论是五溪蛮，还是所谓武陵蛮、澧水蛮，都是生活在湘西山地中的部落。从政治角度而言，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不承担中央政权的赋税兵役。比如傅乐成就认为，山越、武陵蛮和交趾豪族，是东吴政权的三大不稳定要素。

历史上，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都试图对蛮夷采用“编户齐民”的模式，亦即转化为可统计、可征税、可调动的户籍人口。《后汉书·南蛮传》载：“（汉）武陵蛮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即是征收赋税，将其纳入管理范围。三国时期，蜀汉、东吴政权偏安一隅，从人口上与北方的曹魏相去甚远，都在不同程度征伐“蛮夷”，以扩充实力。随着东晋朝廷南渡，这种“开发”的势头愈演愈烈。

所以，桃花源的子孙，可能躲避的不只是战乱，自然也有中央政权的统治，以及接踵而至的赋税与征调。

坞堡和蛮夷，一则聚众自守，一则凭远避祸，都是中央政权无法有效管理的对象。从缴纳财货和征发兵力的角度，它们都属于化外之地。因此，“桃花源”很可能是基于现实的叠加产物，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受中央政权的统治与征调,这也是隐士或隐逸生活最为关键的特征之一。

那么，“桃花源”真的在武陵郡吗？陈寅恪基于坞堡的猜想，认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但这种文史互证的研究方式，是否适用于《桃花源记》，十分值得怀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缘于陶渊明的治学趣味。

陶渊明一向喜爱稗官野史、怪力乱神，在他的好友颜延之为其创作的《陶徵士诔》中，便有“心好异书”的记载。这些内容在当时被称为“小说”。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也能发现众多的“读后感”，比如《读山海经》组诗、基于历史的《五孝传》等。这些作品说明陶渊明的阅读，极可能大量涉猎野史异闻、民间故事、神话传说。

所以，如果我们将《桃花源记》视作陶渊明搜集并创作的轶闻趣事，也就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那么，地点不过就是一个叙事要素，很难做实证考察。换言之，“桃花源”在哪里，并不影响我们对故事的理解。

奇异故事爱好者

《桃花源记》的通行版本，结尾处以刘子骥寻找未果为终。然而这并非唯一版本，刘子骥的故事很可能是混入，而“桃源探险”的故事，亦非孤立存在。

晋末宋初，有《搜神后记》一书，与干宝的《搜神记》遥相呼应。《搜神后记》旧题作者是陶潜，即陶渊明。近代以来，受《四库全书》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影响，普遍观点认为此书是托名，非陶渊明所作。

然而，联系陶渊明的阅读趣味，这一结论似乎难以板上钉钉。按李剑国观点，《搜神后记》的作者正是陶渊明，他的理由是：“梁人、唐初人都众口一词地提到陶潜《搜神录》，应当是真实可信的，特别是慧皎、王曼颖去宋初未远，百余年耳，其说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桃花源记》收录于《搜神后记》卷一，此版本的结尾是：“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也。”而在这篇之后，便是刘子骥的故事，兹录于下：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薪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不难发现，刘子骥的采药故事确实和《桃花源记》有几分相似，比如都是在山水之间，发现不同寻常的绝境，再次寻找又难以定位。刘子骥故事下，又有醴陵溪故事：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砍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显然，其穿水入穴，发现新境的情节，又与《桃花源记》具备相似之处。其实，书中的《袁柏根硕》《韶舞》《梅花泉》等故事，也皆有相仿的地方。这说明《桃花源记》的叙事方式和情节，不是孤立存在的，且不论《搜神后记》作者是不是陶渊明，至少证明在那个时代，类似故事流传很多，《桃花源记》绝非孤立个案。

除《搜神后记》外，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宋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蛮人射鹿”故事的基本架构，几乎与《桃花源记》完全相似，可以说是浓缩版的“桃源”故事，此外，故事的发生地也在武陵郡。这两则故事难分先后，但至少同源。

此外，晋宋之际，关于洞穴探险的传说故事极多，比如在《列仙传》《拾遗记》中，都不乏洞穴仙窟的故事，这与当时道家修仙思想流行，不无关系。这自然也是这类“桃源探险”故事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之，陶渊明所塑造的“桃花源”，居于何时何地，很难有严谨的历史定论。但《桃花源记》的创作，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们猜想，它至少受到坞堡这类组织形式的启发，并将故事所在地，挑选在中央难以征调抽税的“不慕王化”之地。此外，陶渊明个人爱好“异闻”故事的取向，也势必令其受到同源故事、相似故事的影响，从而使《桃花源记》呈现出一种复合式叙事——囊括溯溪、探穴、自闭村落和地点难寻等因素，最终钩连为一篇可读性极强的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