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3年度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营报告》发布，数据显示全国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接待游客总量超6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5%。毫无疑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旅热度不断攀升，已成为文旅新热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何时出现的？我国为何选择以这一形式保护文物？“遗址+公园”又为何能频频火出圈？
展示之路，走了数百年
今天，人们参观考古遗址显得十分便利，买张门票就能进入游览。但事实上，考古遗址能够作为公共产品走到大众面前，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
考古遗址的展示与现代考古学相伴相生，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考古遗址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现代考古学的前身是欧洲的“古物学”。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古物收藏之风盛行。这一风气由罗马教宗和意大利贵族带起，后蔓延至整个西欧。古物成了贵族阶层的时尚单品，“古物学”也由此兴盛。
于是，出于猎奇和寻宝的目的，西方探险家开始有计划地对古代遗址进行探寻和发掘，收集古物进行贩卖。这一时期，考古活动多是以牟利为主，文物盗掘现象十分猖獗，对遗址地的破坏也相当严重。
例如1822年，在以商博良为代表的古文字学家破译了罗塞塔石碑上的埃及象形文字后，埃及吸引了相当多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埃及文物被偷盗、掠夺的情况不胜枚举，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金字塔和陵墓都遭到了破坏。
此时，不断涌现的新文物让鉴别古物的工作难度倍增。因为古物学一般只通过文字、历史记载和口述材料进行判断，一旦没有古籍文本印证，鉴别工作就很难展开。于是乎，通过科学的方法判断物件的年代成为新的需求。
随着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汤姆森从工具和技术发展的顺序入手，用石、铜和铁这个框架确立断代学的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的现代考古学诞生了。
也是在这一时期，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遗址地的重要性。考古遗址不仅对于鉴定文物的年代、用途等具有重大意义，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游客，带来维持考古研究所需的经费支持，具备相当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在考古学家的倡议及国家和大众的支持下，考古工作开始对考古发掘后的遗址现场进行整理，以供人们参观，并由此开启了考古遗址的展示之路。例如1864年，考古学家朱塞佩·菲奥勒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的庞贝遗址中通过在火山灰空腔中注入石膏以展示人体遗骸。这就是早期考古遗址展示中一个巧妙的做法。
中国探索，全球关注
在中国，以公园的形式展示、保护遗址文物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
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安就曾在城市建设计划中明确提出要保护汉唐文化遗址，具体方案包括保存古迹、栽种树木、对文物加以整理等，以增加游览兴趣，凝聚民族力量。这可视为我国考古遗址公园理念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上述的规划理念被延续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西安建设洛阳王城公园和兴庆宫公园，这二者都较早地将遗址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是以公园的形式保护大遗址的早期探索。
“遗址公园”概念在国内被首次明确提出也是在西安。当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于是，西安在1980年的城市规划中提出“结合文物遗址开辟大面积遗址公园和风景区”。
同一年，以宋庆龄为代表的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发出了“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随后，《北京日报》刊发了“建议迅速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提议。1985年，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式开放，成为我国最早的由政府力量主导，通过统筹规划，以文物保护为核心、以科研成果为基础建成的“遗址公园”。
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的提出则要到20世纪90年代。
彼时，随着我国文物事业稳步发展，对外交流不断加深，文物保护理念更加开放和多元，我国文物保护形成了多层次保护体系，进入“国际、国内、专项（世界遗产、大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的时代。
此后，集安高句丽、安阳殷墟、无锡鸿山、成都金沙、陕西汉阳陵等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考古遗址公园纷纷落成。
201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同年10月，首批12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23项立项名单公布。自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与公众见面。
有趣的是，就在五年后，考古遗址公园第一次国际会议召开，这是国际首次系统讨论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并对“考古遗址公园”进行定义。可以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中的创造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
新时期，融合加速
近年来，许多考古遗址公园成了热门打卡地。以今年的五一假期为例，良渚古城、三星堆、殷墟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游客接待量均达到预约上限。人们不禁要问，它们究竟为何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有专家指出，如今我国考古已经进入遗址保护、利用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发力推动了“遗址热”。
一方面，考古界越来越重视考古研究与公众的沟通，文物考古逐步走出“象牙塔”。一大批考古类纪录片、综艺节目的推出激发了公众对文物考古的热情。
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提升自身修养与内涵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国家遗址公园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们对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
这从一组数据中也能看到。2023年，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组织举办或参与社会活动3667项，同比增长280%。研学、展览、专题讲座和论坛等活动明显增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考古主题活动成为主流。
除此之外，各考古遗址公园也在积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文创与科技让文化遗产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
例如，在三星堆文创产品中，系列盲盒最受追捧，几乎成为来三星堆博物馆的年轻游客人手必备的文创产品。以三星堆文化为主题的动画片《三星堆荣耀觉醒》《金色面具》也相继推出，在短视频平台获得广泛关注。
在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则能获得“沉浸感”：在体验点进行考古发掘；在先民聚居区“加工”制作玉鸟、玉璧、漆器；通过名为“5G+AR（增强现实）魔镜”的设备穿戴上良渚国王或王后的服饰及玉饰。
不过，在未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张治强认为，考古遗址公园既然是公园，就要具备公园的特征，即道路、交通、游戏等，然而目前国内考古遗址公园只有少数能够满足这些特征，大多数还在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
近日，《2023年度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营报告》发布，数据显示全国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接待游客总量超6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5%。毫无疑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旅热度不断攀升，已成为文旅新热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何时出现的？我国为何选择以这一形式保护文物？“遗址+公园”又为何能频频火出圈？
展示之路，走了数百年
今天，人们参观考古遗址显得十分便利，买张门票就能进入游览。但事实上，考古遗址能够作为公共产品走到大众面前，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
考古遗址的展示与现代考古学相伴相生，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考古遗址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现代考古学的前身是欧洲的“古物学”。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古物收藏之风盛行。这一风气由罗马教宗和意大利贵族带起，后蔓延至整个西欧。古物成了贵族阶层的时尚单品，“古物学”也由此兴盛。
于是，出于猎奇和寻宝的目的，西方探险家开始有计划地对古代遗址进行探寻和发掘，收集古物进行贩卖。这一时期，考古活动多是以牟利为主，文物盗掘现象十分猖獗，对遗址地的破坏也相当严重。
例如1822年，在以商博良为代表的古文字学家破译了罗塞塔石碑上的埃及象形文字后，埃及吸引了相当多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埃及文物被偷盗、掠夺的情况不胜枚举，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金字塔和陵墓都遭到了破坏。
此时，不断涌现的新文物让鉴别古物的工作难度倍增。因为古物学一般只通过文字、历史记载和口述材料进行判断，一旦没有古籍文本印证，鉴别工作就很难展开。于是乎，通过科学的方法判断物件的年代成为新的需求。
随着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汤姆森从工具和技术发展的顺序入手，用石、铜和铁这个框架确立断代学的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的现代考古学诞生了。
也是在这一时期，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遗址地的重要性。考古遗址不仅对于鉴定文物的年代、用途等具有重大意义，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游客，带来维持考古研究所需的经费支持，具备相当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在考古学家的倡议及国家和大众的支持下，考古工作开始对考古发掘后的遗址现场进行整理，以供人们参观，并由此开启了考古遗址的展示之路。例如1864年，考古学家朱塞佩·菲奥勒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的庞贝遗址中通过在火山灰空腔中注入石膏以展示人体遗骸。这就是早期考古遗址展示中一个巧妙的做法。
中国探索，全球关注
在中国，以公园的形式展示、保护遗址文物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
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安就曾在城市建设计划中明确提出要保护汉唐文化遗址，具体方案包括保存古迹、栽种树木、对文物加以整理等，以增加游览兴趣，凝聚民族力量。这可视为我国考古遗址公园理念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上述的规划理念被延续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西安建设洛阳王城公园和兴庆宫公园，这二者都较早地将遗址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是以公园的形式保护大遗址的早期探索。
“遗址公园”概念在国内被首次明确提出也是在西安。当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于是，西安在1980年的城市规划中提出“结合文物遗址开辟大面积遗址公园和风景区”。
同一年，以宋庆龄为代表的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发出了“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随后，《北京日报》刊发了“建议迅速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提议。1985年，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式开放，成为我国最早的由政府力量主导，通过统筹规划，以文物保护为核心、以科研成果为基础建成的“遗址公园”。
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的提出则要到20世纪90年代。
彼时，随着我国文物事业稳步发展，对外交流不断加深，文物保护理念更加开放和多元，我国文物保护形成了多层次保护体系，进入“国际、国内、专项（世界遗产、大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的时代。
此后，集安高句丽、安阳殷墟、无锡鸿山、成都金沙、陕西汉阳陵等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考古遗址公园纷纷落成。
201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同年10月，首批12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23项立项名单公布。自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与公众见面。
有趣的是，就在五年后，考古遗址公园第一次国际会议召开，这是国际首次系统讨论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并对“考古遗址公园”进行定义。可以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中的创造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
新时期，融合加速
近年来，许多考古遗址公园成了热门打卡地。以今年的五一假期为例，良渚古城、三星堆、殷墟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游客接待量均达到预约上限。人们不禁要问，它们究竟为何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有专家指出，如今我国考古已经进入遗址保护、利用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发力推动了“遗址热”。
一方面，考古界越来越重视考古研究与公众的沟通，文物考古逐步走出“象牙塔”。一大批考古类纪录片、综艺节目的推出激发了公众对文物考古的热情。
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提升自身修养与内涵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国家遗址公园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们对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
这从一组数据中也能看到。2023年，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组织举办或参与社会活动3667项，同比增长280%。研学、展览、专题讲座和论坛等活动明显增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考古主题活动成为主流。
除此之外，各考古遗址公园也在积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文创与科技让文化遗产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
例如，在三星堆文创产品中，系列盲盒最受追捧，几乎成为来三星堆博物馆的年轻游客人手必备的文创产品。以三星堆文化为主题的动画片《三星堆荣耀觉醒》《金色面具》也相继推出，在短视频平台获得广泛关注。
在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则能获得“沉浸感”：在体验点进行考古发掘；在先民聚居区“加工”制作玉鸟、玉璧、漆器；通过名为“5G+AR（增强现实）魔镜”的设备穿戴上良渚国王或王后的服饰及玉饰。
不过，在未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张治强认为，考古遗址公园既然是公园，就要具备公园的特征，即道路、交通、游戏等，然而目前国内考古遗址公园只有少数能够满足这些特征，大多数还在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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