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是汉末三国时代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之一，与他相关的“七步成诗”“八斗之才”等典故在后世也广为世人所知。只可惜，曹植的坎坷经历与他的惊才绝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通行版文学史以及历代评价中，曹植“悲剧文人”“落魄皇族”的形象几乎已盖棺定论。
在《中国文学史》等诸多文学史或通史类著作中，都认为曹植以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要成为继承人。后来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经历，对曹植深怀猜忌，横加迫害。曹植虽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
此类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曹丕称帝前后，曹植诗风大变。但从正史记载来看，曹植与曹丕之间非但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反而还一直保持着相对融洽的关系。
被裹挟的继承之战
诚然，曹植一度是曹丕的有力竞争对手。但曹植具备的“竞争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曹操。最起码，在建安十六年（211）时，曹植并不具备与曹丕相争的资格。这一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以“丞相副”的身份处理政务。这样的地位，显然是其余诸子不能比拟的，曹植也不例外。是年，曹植被汉帝封为平原侯，与他一同封侯的，还有另外两个兄弟曹据（范阳侯）与曹林（饶阳侯）。但正如曹操所说：“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让县自明本志令》）可见曹植并没有受到特殊照顾，且定位还是“外援”。
可没过多久，曹植就异军突起，以惊人才华得到了曹操的另眼相看。这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铜爵台（即铜雀台）。这座高台始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冬，至建安十七年（212）春落成。建成之后，曹植登台作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得到了父亲的欣赏（《三国志·曹植传》）。次年，曹操进爵魏公、始建魏国，没有立即设世子。历史学者柳春新先生指出，此时他已有考量曹植之意。又一年，曹操征孙权，并未如往常一样令曹丕留守邺城，而是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曹植。曹操还下令：“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可不勉与！”对曹植的看重不言而喻。
在这之后，曹植初步拥了有与曹丕对抗的资本。但需要指出，在这场所谓的“竞争”中，曹植自始至终都十分地被动。首先，曹植幕府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曹操精心挑选、一手安排的。如河北高士邢颙，时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亲自下令，让邢颙去做平原侯府的家丞。又如当世硕儒邯郸淳，曹丕、曹植皆对他有招揽之意，却被曹操指派给后者。还有郑褒、徐斡、司马孚等人，也都是曹操“甄选”宾友。
其次，在继承人之争中发挥出主要作用的丁仪、孔桂等奔走之友，投靠曹植另有目的。如孔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于五官将，将甚衔之”（《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他选择曹植的理由，只是因为后者当时颇受曹操喜爱，这才刻意逢迎。至于丁仪，则是因为与曹丕有私人恩怨。此前，丁仪与清河公主的婚事曾被曹丕破坏，怀恨在心的他“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菑侯（曹植）亲善，数称其奇才”（《三国志·曹植传》注引《魏略》）。
丁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屡屡攻讦曹丕的拥护者。建安二十一年（216），在丁仪的攀诬下，毛阶、崔琰二人一废一死。同时，这也标志着“曹植党”与“曹丕党”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但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兄弟二人就分出了输赢——曹植与挚友杨修酗酒，擅闯司马门，曹操大怒，赐死杨修。至于曹植的下场，据日本学者冨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可知临菑侯曹植在“司马门事件”后，可能会通过削爵而免去死刑。
曹植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失去曹操宠信，丧失了与曹丕竞争的资格。随即，曹丕被立为世子，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继承人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曹植或有意退让
通过对“继承人之争”的梳理，不难看出：曹植与曹丕并没有直接对抗。与其说这是曹植与曹丕的私人斗争，毋宁说是以曹丕、曹植为首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曹植的拥簇者，多以此为借口，满足自己的投机行为。如丁仪，他如此卖力地攻讦曹丕及其党羽，既不是出自公心，也并非是因为他对曹植本人的维护。且两个“集团”真正摆在明面上的“斗争”，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达到文学史中所说的“你死我活”“势同水火”。更何况，以曹操的手段，他也断然不会坐视曹魏内部因此而产生分裂。
曹植在继承人之争的关键节点酗酒误事，窃以为，未尝不是因为他已有主动退让之意。尽管曹植曾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但这场所谓的“竞争”，终究是在曹操、丁仪等人的推动下进行的，曹植虽一度想要建功立业，也默许丁仪为其奔走，但他还是放弃了与自己的兄长曹丕相争。使他丧失继承人资格的“司马门事件”，正是曹植退让的一个表现。试想：一位专门写过《酒赋》，并指出酒是“先王所禁，君子所斥”的曹植，何以会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酗酒呢？隋代学者王通认为：“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南宋刘克庄也认为：“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
以曹植重情重义的性格看，他不会故意坑害自己的挚友杨修。所以，窃以为“司马门事件”并非曹植策划，而是他在无心争嗣后的任性之举。只是曹植也没想到，曹操会一反常态，不再包容爱子，而是借此事大做文章，不仅处死了袁氏外甥杨修，还再申“诸侯科禁”，以维护魏王权威。
正是因为曹植的退让，曹丕并没有仇视自己的弟弟；相反，兄弟二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又据《三国志·钟繇传》注引《魏略》记载：“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菑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转言鄙旨。’”这件事发生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即继承人之争后。彼时，曹植与曹丕依然保持着较为融洽的关系。在曹丕称王、称帝后，曹植还撰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夸耀兄长。
《世说新语》的塑造
在后人看来，曹丕对曹植并不好，甚至有些刻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曹丕甫一即位，就处死了丁仪、丁廙兄弟。其二，曹丕称帝后，派监国谒者对曹植进行密切监视，并动辄对曹植呵斥、责备。那么，这到底算不算是曹丕对曹植的苛待呢？
其实，如果将丁仪之死理解为曹丕的秋后算账，也并无不可。君不见，同样是曹植党羽，邯郸淳曾在曹操面前“屡称植才”，引起曹丕不满；但后者称帝后，却没有报复邯郸淳，还让他担任博士。至于丁仪，曾对曹丕的党羽进行大肆攀诬，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曹丕对他报复，并不能视作他对曹植的不满。
而曹丕对曹植的监视，并非是针对他个人。曹丕重用曹仁、曹休、夏侯尚等宗室疏属，却对自己的手足兄弟多加防范，核心原因在于：曹操的其他儿子同样具有继承大统的资格，会对曹丕的帝位造成潜在威胁。因此，曹丕对诸王多有防范，就连擅长作战的曹彰，都再难以染指兵权，更别说是曾被曹操寄予厚望的曹植了。
更何况，就算曹植本人无心争位，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难保不会有人利用这层关系大做文章。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记载：“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时隔数十年，朝堂上依旧流传着“曹植有即位资格”的舆论；从帝王的角度来看，曹丕对曹植的防范并无不妥。话虽如此，曹植的一应待遇，始终在兄弟们中名列前茅；而且就算他遭到曹丕惩罚，也很快会被赦免。总体而言，曹丕从未在经济方面对曹植苛待，也不曾对曹植做出实质性的严厉处罚，这已经颇为难得了。
日本学者津田资久认为，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曹植传》时，有意塑造了曹植的“不遇”。因为司马攸在西晋一朝屡遭打压，故而陈寿便假托曹丕、曹植的关系来阐述“曹魏皇室压迫诸侯王而招致灭亡”的道理，希望晋武帝司马炎能够重视自己的兄弟司马攸。这一说法有待商榷，但其揭示的一个道理是值得注意的：史学家、文学家在撰写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会加入自己的想法。这其中，以南朝刘义庆组织编撰的《世说新语》最具代表性。
后人论“曹丕苛待曹植”，必然离不开“七步诗”。时至今日，该诗有多个版本，分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太平广记》卷173“曹植条”引《世说》以及《文选》卷60《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引《世说》。无论哪个版本，源头都是《世说新语》。这部作品贬低曹操、曹丕父子而同情曹植的倾向十分明显。作为以汉室后裔自居的刘宋皇族，刘义庆当然对曹操、曹丕没有好感；可他与曹植又恰恰都是被排挤打压的宗室，感同身受之下，他难免会对曹植产生同情。于《世说新语》所见“曹植”，虽有锦绣文才，却始终不得志。
在后世无数文人的共情下，“失意文人”这一刻板印象不断被深化，几乎成为曹植身上最难摘掉的一个标签。
曹植是汉末三国时代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之一，与他相关的“七步成诗”“八斗之才”等典故在后世也广为世人所知。只可惜，曹植的坎坷经历与他的惊才绝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通行版文学史以及历代评价中，曹植“悲剧文人”“落魄皇族”的形象几乎已盖棺定论。
在《中国文学史》等诸多文学史或通史类著作中，都认为曹植以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要成为继承人。后来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经历，对曹植深怀猜忌，横加迫害。曹植虽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
此类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曹丕称帝前后，曹植诗风大变。但从正史记载来看，曹植与曹丕之间非但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反而还一直保持着相对融洽的关系。
被裹挟的继承之战
诚然，曹植一度是曹丕的有力竞争对手。但曹植具备的“竞争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曹操。最起码，在建安十六年（211）时，曹植并不具备与曹丕相争的资格。这一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以“丞相副”的身份处理政务。这样的地位，显然是其余诸子不能比拟的，曹植也不例外。是年，曹植被汉帝封为平原侯，与他一同封侯的，还有另外两个兄弟曹据（范阳侯）与曹林（饶阳侯）。但正如曹操所说：“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让县自明本志令》）可见曹植并没有受到特殊照顾，且定位还是“外援”。
可没过多久，曹植就异军突起，以惊人才华得到了曹操的另眼相看。这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铜爵台（即铜雀台）。这座高台始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冬，至建安十七年（212）春落成。建成之后，曹植登台作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得到了父亲的欣赏（《三国志·曹植传》）。次年，曹操进爵魏公、始建魏国，没有立即设世子。历史学者柳春新先生指出，此时他已有考量曹植之意。又一年，曹操征孙权，并未如往常一样令曹丕留守邺城，而是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曹植。曹操还下令：“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可不勉与！”对曹植的看重不言而喻。
在这之后，曹植初步拥了有与曹丕对抗的资本。但需要指出，在这场所谓的“竞争”中，曹植自始至终都十分地被动。首先，曹植幕府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曹操精心挑选、一手安排的。如河北高士邢颙，时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亲自下令，让邢颙去做平原侯府的家丞。又如当世硕儒邯郸淳，曹丕、曹植皆对他有招揽之意，却被曹操指派给后者。还有郑褒、徐斡、司马孚等人，也都是曹操“甄选”宾友。
其次，在继承人之争中发挥出主要作用的丁仪、孔桂等奔走之友，投靠曹植另有目的。如孔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于五官将，将甚衔之”（《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他选择曹植的理由，只是因为后者当时颇受曹操喜爱，这才刻意逢迎。至于丁仪，则是因为与曹丕有私人恩怨。此前，丁仪与清河公主的婚事曾被曹丕破坏，怀恨在心的他“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菑侯（曹植）亲善，数称其奇才”（《三国志·曹植传》注引《魏略》）。
丁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屡屡攻讦曹丕的拥护者。建安二十一年（216），在丁仪的攀诬下，毛阶、崔琰二人一废一死。同时，这也标志着“曹植党”与“曹丕党”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但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兄弟二人就分出了输赢——曹植与挚友杨修酗酒，擅闯司马门，曹操大怒，赐死杨修。至于曹植的下场，据日本学者冨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可知临菑侯曹植在“司马门事件”后，可能会通过削爵而免去死刑。
曹植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失去曹操宠信，丧失了与曹丕竞争的资格。随即，曹丕被立为世子，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继承人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曹植或有意退让
通过对“继承人之争”的梳理，不难看出：曹植与曹丕并没有直接对抗。与其说这是曹植与曹丕的私人斗争，毋宁说是以曹丕、曹植为首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曹植的拥簇者，多以此为借口，满足自己的投机行为。如丁仪，他如此卖力地攻讦曹丕及其党羽，既不是出自公心，也并非是因为他对曹植本人的维护。且两个“集团”真正摆在明面上的“斗争”，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达到文学史中所说的“你死我活”“势同水火”。更何况，以曹操的手段，他也断然不会坐视曹魏内部因此而产生分裂。
曹植在继承人之争的关键节点酗酒误事，窃以为，未尝不是因为他已有主动退让之意。尽管曹植曾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但这场所谓的“竞争”，终究是在曹操、丁仪等人的推动下进行的，曹植虽一度想要建功立业，也默许丁仪为其奔走，但他还是放弃了与自己的兄长曹丕相争。使他丧失继承人资格的“司马门事件”，正是曹植退让的一个表现。试想：一位专门写过《酒赋》，并指出酒是“先王所禁，君子所斥”的曹植，何以会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酗酒呢？隋代学者王通认为：“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南宋刘克庄也认为：“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
以曹植重情重义的性格看，他不会故意坑害自己的挚友杨修。所以，窃以为“司马门事件”并非曹植策划，而是他在无心争嗣后的任性之举。只是曹植也没想到，曹操会一反常态，不再包容爱子，而是借此事大做文章，不仅处死了袁氏外甥杨修，还再申“诸侯科禁”，以维护魏王权威。
正是因为曹植的退让，曹丕并没有仇视自己的弟弟；相反，兄弟二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又据《三国志·钟繇传》注引《魏略》记载：“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菑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转言鄙旨。’”这件事发生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即继承人之争后。彼时，曹植与曹丕依然保持着较为融洽的关系。在曹丕称王、称帝后，曹植还撰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夸耀兄长。
《世说新语》的塑造
在后人看来，曹丕对曹植并不好，甚至有些刻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曹丕甫一即位，就处死了丁仪、丁廙兄弟。其二，曹丕称帝后，派监国谒者对曹植进行密切监视，并动辄对曹植呵斥、责备。那么，这到底算不算是曹丕对曹植的苛待呢？
其实，如果将丁仪之死理解为曹丕的秋后算账，也并无不可。君不见，同样是曹植党羽，邯郸淳曾在曹操面前“屡称植才”，引起曹丕不满；但后者称帝后，却没有报复邯郸淳，还让他担任博士。至于丁仪，曾对曹丕的党羽进行大肆攀诬，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曹丕对他报复，并不能视作他对曹植的不满。
而曹丕对曹植的监视，并非是针对他个人。曹丕重用曹仁、曹休、夏侯尚等宗室疏属，却对自己的手足兄弟多加防范，核心原因在于：曹操的其他儿子同样具有继承大统的资格，会对曹丕的帝位造成潜在威胁。因此，曹丕对诸王多有防范，就连擅长作战的曹彰，都再难以染指兵权，更别说是曾被曹操寄予厚望的曹植了。
更何况，就算曹植本人无心争位，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难保不会有人利用这层关系大做文章。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记载：“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时隔数十年，朝堂上依旧流传着“曹植有即位资格”的舆论；从帝王的角度来看，曹丕对曹植的防范并无不妥。话虽如此，曹植的一应待遇，始终在兄弟们中名列前茅；而且就算他遭到曹丕惩罚，也很快会被赦免。总体而言，曹丕从未在经济方面对曹植苛待，也不曾对曹植做出实质性的严厉处罚，这已经颇为难得了。
日本学者津田资久认为，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曹植传》时，有意塑造了曹植的“不遇”。因为司马攸在西晋一朝屡遭打压，故而陈寿便假托曹丕、曹植的关系来阐述“曹魏皇室压迫诸侯王而招致灭亡”的道理，希望晋武帝司马炎能够重视自己的兄弟司马攸。这一说法有待商榷，但其揭示的一个道理是值得注意的：史学家、文学家在撰写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会加入自己的想法。这其中，以南朝刘义庆组织编撰的《世说新语》最具代表性。
后人论“曹丕苛待曹植”，必然离不开“七步诗”。时至今日，该诗有多个版本，分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太平广记》卷173“曹植条”引《世说》以及《文选》卷60《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引《世说》。无论哪个版本，源头都是《世说新语》。这部作品贬低曹操、曹丕父子而同情曹植的倾向十分明显。作为以汉室后裔自居的刘宋皇族，刘义庆当然对曹操、曹丕没有好感；可他与曹植又恰恰都是被排挤打压的宗室，感同身受之下，他难免会对曹植产生同情。于《世说新语》所见“曹植”，虽有锦绣文才，却始终不得志。
在后世无数文人的共情下，“失意文人”这一刻板印象不断被深化，几乎成为曹植身上最难摘掉的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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