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是耶鲁大学教授、印裔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2018年出版的环境史著作的中译本。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环境史关注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也涵盖了诸如地缘政治、社会、宗教等领域。美国学者伊懋可指出，人类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以及信仰、观念、知识和表述不断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如果不参照所处的环境，就无法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充分认识。在本书中，阿姆瑞斯的讲述始于印度，通过季风、河流和洋流将南亚次大陆与中国、东南亚联系起来。围绕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阿姆瑞斯述说了过去几个世纪亚洲人民与水相处的故事，以及气候如何塑造了亚洲的历史。正如其所说，尽管季风能够带来充沛的降水，但亚洲的人均淡水资源比南极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大洲都少，并且，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使得水资源的争夺在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篇幅。
季风与帝国
每年的5月末或6月初，来自西南方向的季风从印度西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登陆，在6月底到达恒河三角洲后继续向内陆推进，最终在抵达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后平息。受益于季风带来的降雨，南亚次大陆在每年6到9月的降水量占到全年总降水量的70%以上。季风将印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干燥的西部地区和湿润、多沼泽的东部地区。大多数印度人生活在东部的季风区。季风带来的湿润气候从这里一直向东南亚延伸，从而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季风亚洲”的地理区域。而干旱区则向西跨越中亚一直到达撒哈拉沙漠，组成整个欧亚大陆的干旱地带。与此同时，大江大河所流经的肥沃土地与干旱地带相互交错，孕育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与人文环境。
历史上，季风区与干旱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印度历史的重要特点，来自干旱区的征服者需要不断向季风区进发，以获取水资源。1206年德里苏丹王国的建立，象征着来自亚洲内陆干旱地带的力量成功征服了南亚季风区。在此之后，不断有北方游牧势力南下，1526年莫卧儿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这一趋势达到顶峰。它的建立者巴布尔虽然出生于中亚草原，却对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善于观察和学习各种与农业灌溉相关的活动，并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农田与人口管理制度。莫卧儿帝国成功整合了季风区和干旱区的优势，在军事上仍具有游牧部落的传统，保留了骑兵。当遇到泥泞难行的道路时，骑兵便改由水路行军。
季风除了为农业生产带来便利以外，还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季风的帮助下，印度商船得以前往非洲东海岸、阿拉伯、东南亚等区域进行贸易，并成为联通东西方的重要枢纽。在印度的沿海港口，香料、宝石、丝绸、瓷器等商品往来不绝。与此同时，伴随莫卧儿帝国在陆地上的不断扩张，从中亚到印度内陆腹地的市场也被建立起来，产自印度的棉纺织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热销品。海上与陆上两条长距离的贸易线路在印度的内陆地区交会，使印度与全球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市场扩张带来的财富积累为统治者的持续扩张提供了支持。这一局面在18世纪出现变化。在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同时，英国作为新的海上霸主，不断蚕食着昔日莫卧儿帝国的疆域。
水与权力
恒河平原，作为季风区与大河的交会点，不仅为庞大的人口提供充分的农业灌溉条件，还为交通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历史上，恒河流经之处长期是印度文明的中心。在季风的影响下，恒河既是孕育生命的力量，也代表着毁灭的力量。正如阿姆瑞斯所指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充满了对河流的敬畏。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亚洲本土宗教和信仰中具有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传统，并深刻反映在政治层面。
对水的征服是印度历代统治者彰显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上古到莫卧儿帝国时期，通过修建灌溉系统、水坝等设施来管理水资源是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然而，有些时候，季风带来的雨水一旦超过了大地的承载范畴便会引发水灾。河水泛滥后的改道令部分水利设施陷入荒废，并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到莫卧儿帝国晚期，国家几乎失去对水的控制，许多水利设施濒临失修，成为地方秩序崩溃的导火索。
在殖民地时期，气候问题也一度困扰着英国殖民者。尽管英国凭借着“现代化”力量为印度修建了恒河运河并引入了蒸汽船，但实际的效益远不及预期。受季风影响，河道的水量在雨季和旱季间波动不定，一年仅有几个月时间可以安全通航。此外，经常淤塞的河道也使得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从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人开始修建铁路，将内陆腹地与沿海港口连接起来。相比于内河航运，铁路运输不仅效率更高，而且不容易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在铁路覆盖到的农村地区，经济作物取代了粮食作物，以供应国际市场。
英国人希望利用市场来应对灾害，而不是花费巨大财力兴建大型水利设施。这一策略在初期曾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随着饥荒规模的不断扩大，当局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在印度本土批评者看来，是殖民者的贪婪导致了饥荒的发生。因此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新政府陆续启动了诸多大型水坝的建设。到1980年，印度的水坝数量从独立之初的不到300座增加到了4000多座。阿姆瑞斯指出，这类工程不仅代表着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雄心壮志，而且其背后还具有印度新政府所需要的“巨大的权力象征意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工程的建设都被证实是重复且浪费的。
环境危机
当人口稠密的季风区在气候不稳定性影响下遭受饥荒时，干旱地区通过灌溉技术的提升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当局就通过抽取地下水用于灌溉的方式来帮助印度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干旱区发展农业。得益于灌溉技术的提升，印度干旱区的农业产量迅速提升。
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正如唐纳德·沃斯特在《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一书中指出的，西进运动不仅是地理上的扩张，也涉及通过灌溉技术将干旱地区变为可耕种的土地。这种转变被视为是国家对空旷西部地区的“征服”。
到20世纪下半叶，印度的干旱区取代了雨量充沛的季风区，成为农业发展的中心。在同一时期，亚洲许多国家也都开始了向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绿色革命”。所谓“绿色”，是指通过技术的升级，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服务于农业生产。水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并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其后果是，出现了诸如地下水过度抽取、土壤退化、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等环境污染问题。
在“征服自然”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亚洲国家的注意力都在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以摆脱大自然的威胁。除了发展农业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在气象学认知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得以对环境进行预测和干预，其本意是为了让气候更加适宜生活和生产。然而，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问题都对季风产生影响，令其不稳定性大大增加，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和生态危机反而更为严重，由此引发了各界对环境正义的担忧。
环保主义的兴起也促使历史学者开始用环境视角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史学家们关注自然环境如何塑造政治、社会、文化。正如作者所说：“亚洲的山川河流和季风景观不仅是自然景观，而且构成了移民空间、贸易区域和朝圣之路。”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家也关注气候导致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加剧。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已经意识到，雨水、河流、海洋将亚洲联系在了一起。国家的边界并不能束缚水的流动。亚洲历史上，因水而产生的冲突和纷争并不鲜见，这也为跨国水利合作增添了阻碍。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水危机加剧，各国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技术和管理措施的改进，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除此之外，文化力量亦不可忽视。杜赞奇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宗教，提出了“亚洲传统”，认为这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思想资源，能够在现代环境思想和实践的重新激发下持续发挥影响。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亚洲历史上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多个领域的综合体现。只有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才能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是耶鲁大学教授、印裔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2018年出版的环境史著作的中译本。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环境史关注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也涵盖了诸如地缘政治、社会、宗教等领域。美国学者伊懋可指出，人类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以及信仰、观念、知识和表述不断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如果不参照所处的环境，就无法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充分认识。在本书中，阿姆瑞斯的讲述始于印度，通过季风、河流和洋流将南亚次大陆与中国、东南亚联系起来。围绕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阿姆瑞斯述说了过去几个世纪亚洲人民与水相处的故事，以及气候如何塑造了亚洲的历史。正如其所说，尽管季风能够带来充沛的降水，但亚洲的人均淡水资源比南极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大洲都少，并且，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使得水资源的争夺在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篇幅。
季风与帝国
每年的5月末或6月初，来自西南方向的季风从印度西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登陆，在6月底到达恒河三角洲后继续向内陆推进，最终在抵达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后平息。受益于季风带来的降雨，南亚次大陆在每年6到9月的降水量占到全年总降水量的70%以上。季风将印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干燥的西部地区和湿润、多沼泽的东部地区。大多数印度人生活在东部的季风区。季风带来的湿润气候从这里一直向东南亚延伸，从而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季风亚洲”的地理区域。而干旱区则向西跨越中亚一直到达撒哈拉沙漠，组成整个欧亚大陆的干旱地带。与此同时，大江大河所流经的肥沃土地与干旱地带相互交错，孕育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与人文环境。
历史上，季风区与干旱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印度历史的重要特点，来自干旱区的征服者需要不断向季风区进发，以获取水资源。1206年德里苏丹王国的建立，象征着来自亚洲内陆干旱地带的力量成功征服了南亚季风区。在此之后，不断有北方游牧势力南下，1526年莫卧儿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这一趋势达到顶峰。它的建立者巴布尔虽然出生于中亚草原，却对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善于观察和学习各种与农业灌溉相关的活动，并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农田与人口管理制度。莫卧儿帝国成功整合了季风区和干旱区的优势，在军事上仍具有游牧部落的传统，保留了骑兵。当遇到泥泞难行的道路时，骑兵便改由水路行军。
季风除了为农业生产带来便利以外，还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季风的帮助下，印度商船得以前往非洲东海岸、阿拉伯、东南亚等区域进行贸易，并成为联通东西方的重要枢纽。在印度的沿海港口，香料、宝石、丝绸、瓷器等商品往来不绝。与此同时，伴随莫卧儿帝国在陆地上的不断扩张，从中亚到印度内陆腹地的市场也被建立起来，产自印度的棉纺织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热销品。海上与陆上两条长距离的贸易线路在印度的内陆地区交会，使印度与全球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市场扩张带来的财富积累为统治者的持续扩张提供了支持。这一局面在18世纪出现变化。在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同时，英国作为新的海上霸主，不断蚕食着昔日莫卧儿帝国的疆域。
水与权力
恒河平原，作为季风区与大河的交会点，不仅为庞大的人口提供充分的农业灌溉条件，还为交通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历史上，恒河流经之处长期是印度文明的中心。在季风的影响下，恒河既是孕育生命的力量，也代表着毁灭的力量。正如阿姆瑞斯所指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充满了对河流的敬畏。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亚洲本土宗教和信仰中具有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传统，并深刻反映在政治层面。
对水的征服是印度历代统治者彰显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上古到莫卧儿帝国时期，通过修建灌溉系统、水坝等设施来管理水资源是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然而，有些时候，季风带来的雨水一旦超过了大地的承载范畴便会引发水灾。河水泛滥后的改道令部分水利设施陷入荒废，并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到莫卧儿帝国晚期，国家几乎失去对水的控制，许多水利设施濒临失修，成为地方秩序崩溃的导火索。
在殖民地时期，气候问题也一度困扰着英国殖民者。尽管英国凭借着“现代化”力量为印度修建了恒河运河并引入了蒸汽船，但实际的效益远不及预期。受季风影响，河道的水量在雨季和旱季间波动不定，一年仅有几个月时间可以安全通航。此外，经常淤塞的河道也使得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从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人开始修建铁路，将内陆腹地与沿海港口连接起来。相比于内河航运，铁路运输不仅效率更高，而且不容易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在铁路覆盖到的农村地区，经济作物取代了粮食作物，以供应国际市场。
英国人希望利用市场来应对灾害，而不是花费巨大财力兴建大型水利设施。这一策略在初期曾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随着饥荒规模的不断扩大，当局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在印度本土批评者看来，是殖民者的贪婪导致了饥荒的发生。因此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新政府陆续启动了诸多大型水坝的建设。到1980年，印度的水坝数量从独立之初的不到300座增加到了4000多座。阿姆瑞斯指出，这类工程不仅代表着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雄心壮志，而且其背后还具有印度新政府所需要的“巨大的权力象征意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工程的建设都被证实是重复且浪费的。
环境危机
当人口稠密的季风区在气候不稳定性影响下遭受饥荒时，干旱地区通过灌溉技术的提升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当局就通过抽取地下水用于灌溉的方式来帮助印度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干旱区发展农业。得益于灌溉技术的提升，印度干旱区的农业产量迅速提升。
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正如唐纳德·沃斯特在《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一书中指出的，西进运动不仅是地理上的扩张，也涉及通过灌溉技术将干旱地区变为可耕种的土地。这种转变被视为是国家对空旷西部地区的“征服”。
到20世纪下半叶，印度的干旱区取代了雨量充沛的季风区，成为农业发展的中心。在同一时期，亚洲许多国家也都开始了向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绿色革命”。所谓“绿色”，是指通过技术的升级，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服务于农业生产。水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并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其后果是，出现了诸如地下水过度抽取、土壤退化、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等环境污染问题。
在“征服自然”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亚洲国家的注意力都在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以摆脱大自然的威胁。除了发展农业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在气象学认知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得以对环境进行预测和干预，其本意是为了让气候更加适宜生活和生产。然而，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问题都对季风产生影响，令其不稳定性大大增加，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和生态危机反而更为严重，由此引发了各界对环境正义的担忧。
环保主义的兴起也促使历史学者开始用环境视角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史学家们关注自然环境如何塑造政治、社会、文化。正如作者所说：“亚洲的山川河流和季风景观不仅是自然景观，而且构成了移民空间、贸易区域和朝圣之路。”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家也关注气候导致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加剧。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已经意识到，雨水、河流、海洋将亚洲联系在了一起。国家的边界并不能束缚水的流动。亚洲历史上，因水而产生的冲突和纷争并不鲜见，这也为跨国水利合作增添了阻碍。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水危机加剧，各国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技术和管理措施的改进，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除此之外，文化力量亦不可忽视。杜赞奇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宗教，提出了“亚洲传统”，认为这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思想资源，能够在现代环境思想和实践的重新激发下持续发挥影响。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亚洲历史上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多个领域的综合体现。只有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才能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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