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六代”这个极为含混、不断引起质疑的概念真的存在，那么管虎或许是当下最能贯彻其创作理念的导演之一。
第六代的“寻找”
从当年的“先锋电影”到如今的“主流电影”，管虎在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同一个动作——寻找。
《头发乱了》里的叶彤对爱情和这座城市都感到失望，最终决定离开故乡北京；《杀生》里的马寡妇最终带着牛结实的孩子，离开长寿镇去寻找新生活的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将《八佰》结尾处中国军队的撤退视作对国家命运的再次找寻。显然，在《狗阵》里，管虎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动作：结尾处，彭于晏饰演的二郎带着黑狗的后代，又一次踏上了寻找新生活之路。
始终在“寻找”的不只是管虎。张元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如果说“第五代”的电影里写满了对历史的关注和解读，热衷于以寓言的方式透露出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热爱和忧患意识，那么“第六代”则从宏大叙事转向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怀，急切地希望在经验世界的碎裂中寻找并确定自己的位置。
于是，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里，他们寻找理想，寻找“朱赫来”；在王全安的《月蚀》里，他们寻找爱情，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在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里，他们寻找单车，以及失落的尊严。“第六代”就像《周末情人》中的那些年轻人，生活困窘，居无定所，总是若有所思地在寻找着什么。
在《狗阵》中客串演出的贾樟柯，早就用一部《站台》把他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书写于银幕——该片中的山西汾阳县文工团演员们为挣钱不断降低底线，却没能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寄托。换言之，“寻找”就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人的普遍存在意义的探究。《狗阵》中的二郎，仍在重复“第六代”的创作母题。
对“现代”的矛盾态度
但是，“寻找”或许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一方面，“第六代”和前辈们不同，并不完全回避和排斥现代文明，也就无法从历史和传统中寻求归宿（比如用电影来“寻根”）；另一方面，如今的新生代导演，比如陈思诚、大鹏、贾玲等，则对“寻找”毫无兴趣，不仅完全陷入对现代文明的浪漫想象，更主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商品社会消费符码的一部分。于是，“管虎们”电影中不断强调的主题——物质诱惑对真挚情感的湮灭，物质追求带来的干枯与无聊——已经在这个时代显得不合时宜、曲高和寡。
由此不难解释《狗阵》为何充满自相矛盾：二郎的父亲不善表达，却把对儿子深沉的爱浓缩在了那张积攒多年的存折里，这是管虎对传统的眷恋与不舍，恰如《老炮儿》对于旧日时光的过度美化。西北小镇的破败与荒凉，以及人与人之间和温情脉脉毫不沾边的日常生态，又让现代化的转型显得顺理成章，恰如《杀生》里牛结实蓬勃的生命活力对陈腐、保守的旧制度的有力挑战。
所以“管虎们”在极度边缘化的、疏离的故事之中表达的不是对“现代”的认同或否定，而是重新反思和追问自己成长的历史。这种反思既要求告别，又要求新的可能性。可是这种可能性到底在哪儿，不仅管虎自己无法解答，当下的电影市场也给不出答案。《狗阵》中的二郎三次试图驾驶摩托车飞跃沟壑，结果都不幸坠落。这个黑色幽默的桥段既是导演的自嘲，也体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始终“在路上”的第六代
事实上，这种无力感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管虎们”的创作：“现在越来越难以判定，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还是成龙的《红番区》更接近电影的本质。”从早期的“地下电影”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第六代”，既不希望被无处不在的文化工业与市场吞噬，又不甘心处于边缘位置。从极度个人化的《头发乱了》到沦为大众影像狂欢的《厨子戏子痞子》，从具有丰富隐喻内涵的《杀生》《斗牛》到彻底拥抱市场的《金刚川》，管虎似乎始终很难和社群建立有机的联系——和《狗阵》中的二郎一样，很难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
陷入此类困境的当然不只是管虎。迄今为止，“第六代”总体上都未能在先锋性与世俗化、艺术性与商业性等二元对立之间找到平衡点，难以走出漫长的磨合期。去年上映的《涉过愤怒的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曹保平在“复仇爽剧”和残酷现实间反复横跳，以图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但许多观众却并不买账，造成电影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与之类似，《狗阵》的评价也注定是两极分化的。缺乏共鸣的观众必然会把本片视作导演的孤芳自赏，甚至是故弄玄虚，但不可否认，也一定有观众会因为本片对现代社会边缘人的关怀而被感动。这或许也不是坏事。如果说“第五代”的电影是一种有关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寓言，那么“第六代”或者说更新一代的电影必然会展现出一个多元化的新局面，因为当代电影早已没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一个能为所有人接受的理想模式。就此而言，“第六代”在创作中的游移姿态，仍有其独特的探索价值。正如管虎自己所说，“我喜欢变化，喜欢各种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希望在后来的作品中换一种别的方式。”
说到底，“第六代”的纠结，还是源于他们对历史、现实极为主观化的理解，流露出的是明显的“作者电影”、艺术电影的深层情结。但强调个性化的电影创作，如今还能找到出路吗？不管是女性话题还是职场焦虑，只要够“热”，当下的新生代导演们就能信手拈来。至于要严肃还是要轻松，要悬疑还是要幽默，为观众“私人定制”更是不在话下。总之，还要不要“寻找”，似乎已经无足轻重。
也因此，“第六代”的“寻找”仍然应该被珍惜，因为电影的意义终究不只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第六代”就像整部《狗阵》里几乎没有台词的二郎，表面上的沉默掩盖不住内心的倔强和反抗。骑着摩托车离开小镇的二郎或许未必能逆转人生，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摆脱束缚，保持“在路上”的状态。已经不再年轻的“第六代”还在大起大落的电影市场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无论如何，祝他们好运。
如果“第六代”这个极为含混、不断引起质疑的概念真的存在，那么管虎或许是当下最能贯彻其创作理念的导演之一。
第六代的“寻找”
从当年的“先锋电影”到如今的“主流电影”，管虎在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同一个动作——寻找。
《头发乱了》里的叶彤对爱情和这座城市都感到失望，最终决定离开故乡北京；《杀生》里的马寡妇最终带着牛结实的孩子，离开长寿镇去寻找新生活的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将《八佰》结尾处中国军队的撤退视作对国家命运的再次找寻。显然，在《狗阵》里，管虎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动作：结尾处，彭于晏饰演的二郎带着黑狗的后代，又一次踏上了寻找新生活之路。
始终在“寻找”的不只是管虎。张元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如果说“第五代”的电影里写满了对历史的关注和解读，热衷于以寓言的方式透露出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热爱和忧患意识，那么“第六代”则从宏大叙事转向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怀，急切地希望在经验世界的碎裂中寻找并确定自己的位置。
于是，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里，他们寻找理想，寻找“朱赫来”；在王全安的《月蚀》里，他们寻找爱情，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在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里，他们寻找单车，以及失落的尊严。“第六代”就像《周末情人》中的那些年轻人，生活困窘，居无定所，总是若有所思地在寻找着什么。
在《狗阵》中客串演出的贾樟柯，早就用一部《站台》把他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书写于银幕——该片中的山西汾阳县文工团演员们为挣钱不断降低底线，却没能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寄托。换言之，“寻找”就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人的普遍存在意义的探究。《狗阵》中的二郎，仍在重复“第六代”的创作母题。
对“现代”的矛盾态度
但是，“寻找”或许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一方面，“第六代”和前辈们不同，并不完全回避和排斥现代文明，也就无法从历史和传统中寻求归宿（比如用电影来“寻根”）；另一方面，如今的新生代导演，比如陈思诚、大鹏、贾玲等，则对“寻找”毫无兴趣，不仅完全陷入对现代文明的浪漫想象，更主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商品社会消费符码的一部分。于是，“管虎们”电影中不断强调的主题——物质诱惑对真挚情感的湮灭，物质追求带来的干枯与无聊——已经在这个时代显得不合时宜、曲高和寡。
由此不难解释《狗阵》为何充满自相矛盾：二郎的父亲不善表达，却把对儿子深沉的爱浓缩在了那张积攒多年的存折里，这是管虎对传统的眷恋与不舍，恰如《老炮儿》对于旧日时光的过度美化。西北小镇的破败与荒凉，以及人与人之间和温情脉脉毫不沾边的日常生态，又让现代化的转型显得顺理成章，恰如《杀生》里牛结实蓬勃的生命活力对陈腐、保守的旧制度的有力挑战。
所以“管虎们”在极度边缘化的、疏离的故事之中表达的不是对“现代”的认同或否定，而是重新反思和追问自己成长的历史。这种反思既要求告别，又要求新的可能性。可是这种可能性到底在哪儿，不仅管虎自己无法解答，当下的电影市场也给不出答案。《狗阵》中的二郎三次试图驾驶摩托车飞跃沟壑，结果都不幸坠落。这个黑色幽默的桥段既是导演的自嘲，也体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始终“在路上”的第六代
事实上，这种无力感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管虎们”的创作：“现在越来越难以判定，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还是成龙的《红番区》更接近电影的本质。”从早期的“地下电影”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第六代”，既不希望被无处不在的文化工业与市场吞噬，又不甘心处于边缘位置。从极度个人化的《头发乱了》到沦为大众影像狂欢的《厨子戏子痞子》，从具有丰富隐喻内涵的《杀生》《斗牛》到彻底拥抱市场的《金刚川》，管虎似乎始终很难和社群建立有机的联系——和《狗阵》中的二郎一样，很难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
陷入此类困境的当然不只是管虎。迄今为止，“第六代”总体上都未能在先锋性与世俗化、艺术性与商业性等二元对立之间找到平衡点，难以走出漫长的磨合期。去年上映的《涉过愤怒的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曹保平在“复仇爽剧”和残酷现实间反复横跳，以图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但许多观众却并不买账，造成电影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与之类似，《狗阵》的评价也注定是两极分化的。缺乏共鸣的观众必然会把本片视作导演的孤芳自赏，甚至是故弄玄虚，但不可否认，也一定有观众会因为本片对现代社会边缘人的关怀而被感动。这或许也不是坏事。如果说“第五代”的电影是一种有关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寓言，那么“第六代”或者说更新一代的电影必然会展现出一个多元化的新局面，因为当代电影早已没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一个能为所有人接受的理想模式。就此而言，“第六代”在创作中的游移姿态，仍有其独特的探索价值。正如管虎自己所说，“我喜欢变化，喜欢各种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希望在后来的作品中换一种别的方式。”
说到底，“第六代”的纠结，还是源于他们对历史、现实极为主观化的理解，流露出的是明显的“作者电影”、艺术电影的深层情结。但强调个性化的电影创作，如今还能找到出路吗？不管是女性话题还是职场焦虑，只要够“热”，当下的新生代导演们就能信手拈来。至于要严肃还是要轻松，要悬疑还是要幽默，为观众“私人定制”更是不在话下。总之，还要不要“寻找”，似乎已经无足轻重。
也因此，“第六代”的“寻找”仍然应该被珍惜，因为电影的意义终究不只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第六代”就像整部《狗阵》里几乎没有台词的二郎，表面上的沉默掩盖不住内心的倔强和反抗。骑着摩托车离开小镇的二郎或许未必能逆转人生，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摆脱束缚，保持“在路上”的状态。已经不再年轻的“第六代”还在大起大落的电影市场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无论如何，祝他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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