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着各种魔幻故事、科幻想象与“设定系”的当代文学场域中，历史小说写作还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意？历史提供给写作者的，是更广阔的虚构空间，还是“戴着镣铐跳舞”？或者反过来，历史小说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是营造一种历史真相的幻觉，还是在“史实”层面之外，触及某种更本质的真实？而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学传统的国家来说，传统的说书、讲史、历史演义等文学形式又能够为当下的历史小说写作提供怎样的滋养和助益？
新生代作家周游近两年创作的《麒麟》与《钦探》，似乎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样本。
于历史的细微处入手
从乾隆年间“麒麟降世”的祥瑞传说，到明朝中后期的“土木堡之变”，周游的《麒麟》与《钦探》聚焦不同历史朝代，但又努力避开正面书写历史大事件，而选择于细微处入手。比如《麒麟》从隐姓埋名的陶铭心及其身边等一众人物关系出发，来徐徐展开一段所谓“虫草”“八字”与“命运操纵”的故事网络。《钦探》更是让主人公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才接手调查战败原因。其调查对象，也并非什么权臣名将，而是更多聚焦于边防戍卒、“夜不收”乃至厨师。这种通过历史缝隙切入，借助小人物写大历史的方法，好处在于容易在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虚构”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效果。一方面，小说中大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整个故事的背景和框架有着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来做支撑；同时，故事里很多具体而微的场景、器物、服饰、餐饮也都是真实的，在细节处给读者营造出某种真实质感或历史幻景。另一方面，小说的主要人物、行动和故事却又都是虚构的，这就为作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自我表达留足了空间。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历史与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有着“文史不分家”的倾向。一方面，历史构成了小说书写的重要题材和对象，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说书讲史，或者历史演义。另一方面，从更根本上来看，小说在古代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补”正史之“阙”的内容。而无论是讲历史故事，还是写历史小说，都具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重要功能，这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古代小说家对自己文字的深切寄予。同时这也正是作者周游如此看重历史小说写作“内蕴”的原因，他认为好的历史小说可以发挥“寄托”之功能，并打破我们一般对于所谓“雅俗文学”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茅奖”获奖作品《李自成》《白门柳》《张居正》等严肃文学，到高阳、二月河等人的当代通俗历史小说，再到《绍宋》等网络历史小说，甚至如《步步惊心》《新宋》等穿越小说，本质上也都是历史小说的写法。向历史深处不断探寻，构成了当代历史小说作者们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周游的这两部作品也可以放在“历史小说”这一略显宽泛的文类中获得理解和认知，而不拘泥于所谓“雅俗”之别。
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与“读法”
对于在历史大事中塑造小人物的写作手法，我们并不陌生，比如马伯庸就堪称这方面的高手。而马伯庸与周游小说之间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善于采取某种类型小说的框架结构来写作历史小说，比如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之于反间谍小说、《两京十五日》之于逃亡冒险类小说等，而周游的《钦探》也采取了典型的侦探小说调查结构。
但与一般现代类型小说不同的是，周游的小说人物形象比较模糊、叙事更加散漫、情节更为跳跃，他的小说可以从任何一点枝蔓开去，然后层层叠叠，甚至完全脱离原有的情节主线而开启另外一个新的故事。作者似乎是在刻意以某种反类型的方式来挑战类型叙事常规。比如在《钦探》中，朱抗、张绍祖、田粥姐三人组成了主角调查团，读者开始一定会以为朱抗才是查案的主力，但作者在情节展开过程中却“出人意料”地安排他杀人未遂、被捕入狱，失去了查案的行动性，反而后面大量关键情节都是由张绍祖和田粥姐两人来携手完成。甚至于像《钦探》中王第三这种典型的反派高手人设，作者在花了大量笔墨写其越狱逃走，一路和主角团拼杀而终于重回到瓦剌之后，却又轻而易举地将其“处死”，给人一种期待落空的感觉。
大体上来说，周游并非从现代西方类型小说中获得滋养，其所继承的更多是中国古典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清白话小说的传统。比如《麒麟》中情节的跳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章回小说所常用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钦探》开场写张绍祖之醉酒，反衬出朱抗的高度自律与警觉，也可以在金圣叹批“水浒”时所提出的“背面铺粉法”中获得理解；而同样是在《钦探》中，先写主角团在徘徊镇追击瓦剌骑兵（其中有一个骑兵就是王第三所伪装的），后又写主角团锲而不舍，一路追击越狱逃走的王第三，正是所谓“正犯法”——即从不同角度反复写同一类型的情节，却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因此，我们或许在中国古典小说，而非西方现代小说的传统中，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周游小说的独特质地。其看似散漫的情节其实是一种对古代“说书”或者“讲史”中故事结构的模拟。
与这种小说写法相适配的，是周游小说中古今杂糅的故事内容，与带有明清白话韵味的小说语言风格。前者突出表现在《麒麟》中的“麒麟”设定。所谓“麒麟”，表面上是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祥瑞降世”，或者是寺庙里的威武雕塑，但实际上却是西洋传教士巧夺天工的技术发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为“瑞兽”的麒麟当然是一种来自于前现代的文化想象，而葛理天和保禄所造的“机械麒麟”也并非乾隆年间西方所能实现的技术水平，而是一种带有蒸汽朋克风格的科幻奇谭。而这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奇幻与科幻的交织与碰撞，构成了小说中别具一格的时代特色。这一处理，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荡寇志》中将公孙胜斗法与西洋发明家白瓦尔罕发明沉螺舟并置的写作策略。
后者所谓“明清白话韵味的小说语言风格”，则贯穿了从《麒麟》到《钦探》两部作品隐约徘徊着的一个传统说书人的口吻，好像他并不是在引导读者“读”小说，而是让读者听他“讲”故事。这种叙事“声口”的交叠恰好和周游小说语言的“拟白话”特色相得益彰。更有趣的是，《麒麟》中还真的出现了一个说书人赵敬亭的人物角色，赵敬亭在小说中通过说书表演，不断篡改并讲述真实发生的故事，这就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文本嵌套关系——赵敬亭的“说书”既改写同时也表现了某些小说中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作者周游何尝不是在扮演另一个层面上的“说书人”角色，甚至在《麒麟》最后，周游巧妙地借用“伪托之作”和颇有点“叙述性诡计”意味的手法，再一次颠倒了“故事”与“故”事（过去发生的事）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带有后设意味的小说结局。
总的来说，周游的这两部小说与其说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不如说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从题材内容、叙事手法到小说声口，《麒麟》与《钦探》都更多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但与古典小说不同的是，周游的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补”正史之“阙”，而是通过小说反过来质询所谓历史的真相。这一点在《钦探》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借助调查真相的侦探小说叙事框架，最后抵达了历史没有真相这一所谓“真相时刻”。具体来说，小说中主角团经过一番辛苦的调查，最后却将“土木堡之变”的原因追溯到皇帝吃饭时被一颗石头硌了牙。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查案结果并非是一种解构历史的虚无主义冲动，而是试图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真相的复杂，宛如蝴蝶效应般所关联的巨大因果链条网络中，每一个小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历史的走向。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周游小说在古典外衣下真正现代的地方。
作者： 战玉冰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在流行着各种魔幻故事、科幻想象与“设定系”的当代文学场域中，历史小说写作还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意？历史提供给写作者的，是更广阔的虚构空间，还是“戴着镣铐跳舞”？或者反过来，历史小说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是营造一种历史真相的幻觉，还是在“史实”层面之外，触及某种更本质的真实？而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学传统的国家来说，传统的说书、讲史、历史演义等文学形式又能够为当下的历史小说写作提供怎样的滋养和助益？
新生代作家周游近两年创作的《麒麟》与《钦探》，似乎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样本。
于历史的细微处入手
从乾隆年间“麒麟降世”的祥瑞传说，到明朝中后期的“土木堡之变”，周游的《麒麟》与《钦探》聚焦不同历史朝代，但又努力避开正面书写历史大事件，而选择于细微处入手。比如《麒麟》从隐姓埋名的陶铭心及其身边等一众人物关系出发，来徐徐展开一段所谓“虫草”“八字”与“命运操纵”的故事网络。《钦探》更是让主人公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才接手调查战败原因。其调查对象，也并非什么权臣名将，而是更多聚焦于边防戍卒、“夜不收”乃至厨师。这种通过历史缝隙切入，借助小人物写大历史的方法，好处在于容易在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虚构”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效果。一方面，小说中大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整个故事的背景和框架有着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来做支撑；同时，故事里很多具体而微的场景、器物、服饰、餐饮也都是真实的，在细节处给读者营造出某种真实质感或历史幻景。另一方面，小说的主要人物、行动和故事却又都是虚构的，这就为作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自我表达留足了空间。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历史与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有着“文史不分家”的倾向。一方面，历史构成了小说书写的重要题材和对象，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说书讲史，或者历史演义。另一方面，从更根本上来看，小说在古代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补”正史之“阙”的内容。而无论是讲历史故事，还是写历史小说，都具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重要功能，这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古代小说家对自己文字的深切寄予。同时这也正是作者周游如此看重历史小说写作“内蕴”的原因，他认为好的历史小说可以发挥“寄托”之功能，并打破我们一般对于所谓“雅俗文学”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茅奖”获奖作品《李自成》《白门柳》《张居正》等严肃文学，到高阳、二月河等人的当代通俗历史小说，再到《绍宋》等网络历史小说，甚至如《步步惊心》《新宋》等穿越小说，本质上也都是历史小说的写法。向历史深处不断探寻，构成了当代历史小说作者们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周游的这两部作品也可以放在“历史小说”这一略显宽泛的文类中获得理解和认知，而不拘泥于所谓“雅俗”之别。
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与“读法”
对于在历史大事中塑造小人物的写作手法，我们并不陌生，比如马伯庸就堪称这方面的高手。而马伯庸与周游小说之间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善于采取某种类型小说的框架结构来写作历史小说，比如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之于反间谍小说、《两京十五日》之于逃亡冒险类小说等，而周游的《钦探》也采取了典型的侦探小说调查结构。
但与一般现代类型小说不同的是，周游的小说人物形象比较模糊、叙事更加散漫、情节更为跳跃，他的小说可以从任何一点枝蔓开去，然后层层叠叠，甚至完全脱离原有的情节主线而开启另外一个新的故事。作者似乎是在刻意以某种反类型的方式来挑战类型叙事常规。比如在《钦探》中，朱抗、张绍祖、田粥姐三人组成了主角调查团，读者开始一定会以为朱抗才是查案的主力，但作者在情节展开过程中却“出人意料”地安排他杀人未遂、被捕入狱，失去了查案的行动性，反而后面大量关键情节都是由张绍祖和田粥姐两人来携手完成。甚至于像《钦探》中王第三这种典型的反派高手人设，作者在花了大量笔墨写其越狱逃走，一路和主角团拼杀而终于重回到瓦剌之后，却又轻而易举地将其“处死”，给人一种期待落空的感觉。
大体上来说，周游并非从现代西方类型小说中获得滋养，其所继承的更多是中国古典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清白话小说的传统。比如《麒麟》中情节的跳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章回小说所常用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钦探》开场写张绍祖之醉酒，反衬出朱抗的高度自律与警觉，也可以在金圣叹批“水浒”时所提出的“背面铺粉法”中获得理解；而同样是在《钦探》中，先写主角团在徘徊镇追击瓦剌骑兵（其中有一个骑兵就是王第三所伪装的），后又写主角团锲而不舍，一路追击越狱逃走的王第三，正是所谓“正犯法”——即从不同角度反复写同一类型的情节，却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因此，我们或许在中国古典小说，而非西方现代小说的传统中，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周游小说的独特质地。其看似散漫的情节其实是一种对古代“说书”或者“讲史”中故事结构的模拟。
与这种小说写法相适配的，是周游小说中古今杂糅的故事内容，与带有明清白话韵味的小说语言风格。前者突出表现在《麒麟》中的“麒麟”设定。所谓“麒麟”，表面上是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祥瑞降世”，或者是寺庙里的威武雕塑，但实际上却是西洋传教士巧夺天工的技术发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为“瑞兽”的麒麟当然是一种来自于前现代的文化想象，而葛理天和保禄所造的“机械麒麟”也并非乾隆年间西方所能实现的技术水平，而是一种带有蒸汽朋克风格的科幻奇谭。而这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奇幻与科幻的交织与碰撞，构成了小说中别具一格的时代特色。这一处理，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荡寇志》中将公孙胜斗法与西洋发明家白瓦尔罕发明沉螺舟并置的写作策略。
后者所谓“明清白话韵味的小说语言风格”，则贯穿了从《麒麟》到《钦探》两部作品隐约徘徊着的一个传统说书人的口吻，好像他并不是在引导读者“读”小说，而是让读者听他“讲”故事。这种叙事“声口”的交叠恰好和周游小说语言的“拟白话”特色相得益彰。更有趣的是，《麒麟》中还真的出现了一个说书人赵敬亭的人物角色，赵敬亭在小说中通过说书表演，不断篡改并讲述真实发生的故事，这就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文本嵌套关系——赵敬亭的“说书”既改写同时也表现了某些小说中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作者周游何尝不是在扮演另一个层面上的“说书人”角色，甚至在《麒麟》最后，周游巧妙地借用“伪托之作”和颇有点“叙述性诡计”意味的手法，再一次颠倒了“故事”与“故”事（过去发生的事）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带有后设意味的小说结局。
总的来说，周游的这两部小说与其说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不如说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从题材内容、叙事手法到小说声口，《麒麟》与《钦探》都更多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但与古典小说不同的是，周游的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补”正史之“阙”，而是通过小说反过来质询所谓历史的真相。这一点在《钦探》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借助调查真相的侦探小说叙事框架，最后抵达了历史没有真相这一所谓“真相时刻”。具体来说，小说中主角团经过一番辛苦的调查，最后却将“土木堡之变”的原因追溯到皇帝吃饭时被一颗石头硌了牙。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查案结果并非是一种解构历史的虚无主义冲动，而是试图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真相的复杂，宛如蝴蝶效应般所关联的巨大因果链条网络中，每一个小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历史的走向。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周游小说在古典外衣下真正现代的地方。
作者： 战玉冰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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