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大运河流淌千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
在徐则臣的记忆中，京杭大运河反映了城市的变迁，也体现了人文历史，他也讲述了关于大运河的文化记忆。本文摘自《流淌于时间之上：文化名家走读大运河》。
“自己不能拿主张”
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常识中，颇费思量的问题之一，大概是运河的流向。北京与杭州，一北一南，水是自北向南流，还是从南往北走？照中国地势，北高南低，水理当由北向南；若按中国水资源分布，大水泱泱于南国，多者济寡，运河应该自南而北。事实上都不是。京杭大运河是条人工河，人工河跟自然河流的重大区别，就是以合为首要。
自然河流乃天作之河，它的生与长都听大自然的，源头在哪里，它就从哪里出发，目的地在何处，它最终就归附何处。从上游到下游，起承转合，生死奔赴。所以，就整体而言，它的流向只能是单一的自上而下、自高及低。横贯中国东西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因为中国地势北高南低同时西高东低，它们的整体流向只能是自西向东。三江源雄踞高原，海拔四五千米，所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所以飞流直下三千尺，唯见长江天际流；所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人生长恨水长东。
京杭大运河没法这么快意决绝，它没有源头，或者说没有固定的水源。运河者，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也，借水方能行船。看人家脸色行事，那只能怎么便捷怎么来，所以它的流向取决于所借水源的方位，自己不能拿主张。水源在南，它的流向就是自南而北；水源居北，它的流向就是从北往南。由此，就京杭大运河整体而言，其流向既非从南向北，也非自北而南，而是忽焉南北，又忽焉北南，有时候东西两向也会变化，门前流水尚能西，在运河沿线真不是传说。
那么，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一段，也就是从天津至北京的北运河，是从南往北流，还是从北向南流？
当年漕船过天津往北京行进，是最后一段的“北上”。元代定鼎大都，皇城居北，朝见自然是面“上”；地势也是“上”，燕山山脉拔地而起于北京之北，那的确是高地；就行船而言，也是“上”，逆水谓之上行。当年一众漕丁远远看见通州的燃灯塔，心下甚是欢喜，几个月风雨兼程的苦旅终于熬到头了，但手下和脚底却不敢放松半毫。运河水量堪忧，又是逆流，划船的、使帆的要憋足劲儿，岸上的纤夫也得绷紧绳——由此可知，大运河在北京和天津这一段，是自北向南而流。
如果自北京水路南下，那么北京的水源从哪里来？事实上，大运河并非到了北京边上的通州就算结束了，北京城内还有复杂水系。这些水又从哪里来？
千难万险费尽周章，漕船到了通州，的确相当不易。元初年，郭守敬领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规划运河山东段，开凿疏通河道，同时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如此一来，运河自杭州至通州，缩短了900公里。运河行船，顺顺当当一天也就30公里，900公里当然是个大数。关键是，时日迁延，河道废弛，天灾人祸频仍，隋唐运河北行越发步履维艰，郭守敬的规划疏通对北中国的运河就有了再生之意义。漕船帆涨满，至通州卸下漕粮，折身南返。
1293年之前，漕粮和沿着运河远道而来的货物都要先堆积在通州，一点点经由陆路运到京城。大都的居民过百万，做皇帝的、当大臣的、居后宫的、守城郭的、做大小生意和打杂的，吃穿用度所需不会少，还有宫殿要建、民房要修，砖瓦木料也靠运河从南方运过来，张家湾码头各类物资肯定积压如山。通州到大都25公里，车载马拉时代，这个路程不能算短，蚂蚁搬家一样往皇城里运，看着确实让人着急。忽必烈就烦了，再召郭守敬上殿，还得再想办法。
年逾六旬的郭守敬再次披挂上阵，这次他要打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开凿从通州至大都积水潭的通惠河。这“最后一公里”是从整个京杭大运河来说的，若单从北京自身论，谓之“最初一公里”也说得通，因为这一段运河涉及整个北京城的水源。
最早使用“海拔”的概念
历史学家谈起北京过去的水资源，似乎普遍乐观。但无论哪个朝代、雨水有多丰沛，参照真正的水草丰美之地，北京都是个干旱之城。放在郭守敬时代，同样如此，所以我们的大科学家费尽心思去找通惠河的水源，直至找到白浮泉。
白浮泉作为源头的辉煌不过百年。元末，白浮堰和引水渠因疏于管理而湮废，后来明代修十三陵，担心白浮泉等陵地龙脉被截，就把白浮泉打入了“冷宫”，弃之不用。但当年郭守敬一众背负干粮和各种测绘工具，在多日田野调查之后见到白浮泉时，它的水势之丰沛想来是喜人的，否则郭守敬也不会断然决定：此源可引，此水可用。
郭守敬最早将“海拔”概念用于地理和测量学，早年在治理西夏黄河时，他已经利用海平面原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经验，比西方同类的大地测量早620年。
北京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让白浮泉水直奔东南大都当然最便捷，但有沙河、清河两河当道，而且河谷低下，一奔东南就被它们带跑了。羊入虎口当然不行，郭守敬拦河改道，筑起一道白浮堰，阻止白浮泉水流入东沙河。他要把白浮泉水往西引。往西是走高，不过这高是暂时的，经过测量，郭守敬发现白浮泉地势高出30公里外的西山山麓大约15米，有落差在，水自会寻找前路，往低处流。西引之后再往东南折。这一路他也有规划，沿途可以招兵买马，白浮泉只是个源头，是个引子，只此一泉是难堪大任的。《元一统志》载：“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毕合。”诸水汇聚方可成事，它们一起流入瓮山泊，再“至西水门入都城”。这一路地势西高东低，引水渠东水西流，局部逆势而上，在不懂海拔概念的时人看来，那的确堪称神奇，所以当时有人感叹：“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
瓮山泊的水继续东流，汇入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积水潭由此确保了水面汪洋。水源不断，从通州到积水潭的运河开凿成为可能。郭守敬根据地形地貌的变化和水位落差，沿线有针对性地建设闸坝和斗门，及时解决了行船所需的水利条件。史料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但见积水潭上“舳舻敝（蔽）水”，龙颜大悦，赐名京杭大运河的这“最后一公里”为“通惠河”。至此，生产、生活和建筑的诸般所需都可以沿水路进入大都腹地。京杭大运河终成矣。
石头上开出的时光通道
通惠河的开凿在当年无疑是划时代的壮举，但沧海桑田，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大河也可以上升成道路。写长篇小说《北上》时，我曾请专家做向导，一路讲解通惠河。在通惠河通州起点处，我们沿着河边漫步，河水零落，的确难以想象当年帆樯接踵的繁华。绕过一座桥，走到对面的堤岸上，再往南，上了另外一条与通惠河平行的马路，专家指着脚下的大马路，然后抬起手指，一路指向前方，说：“这才是当年的通惠河。”我悚然一惊。不仅是因为通惠河平行北移如此之远，更是感叹千百年里曾有的沧桑巨变。置身那个时代，一切都平淡无奇，而时移世易，点滴的变化也会被时空放大，成为难以还原的惊天之变。
当然不变的也有，比如燃灯塔和张家湾的通运桥。在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一塔一桥堪称标志。当年的漕船沿河北上，远远看见燃灯塔，一颗心彻底放下来，这一趟天涯苦旅终于可以结束了。
在今天迅速生长的楼群里，灰突突的燃灯塔身陷重围，再沿运河北上，你用高倍望远镜也很难发现它身在何处。但在漕运时代，它是整个通州的制高点。56米的燃灯塔始建于1500年前的北周，又称燃灯佛舍利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须弥座双束腰。作为当年通州古城的标志，与临清舍利宝塔、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北周之后，燃灯塔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最近一次重修在1987年。不是燃灯塔变矮了，而是楼房畸形地更高了。漕运时代结束后，观看燃灯塔必须换一种方式，那就是走到它近前。围着塔基转几圈，抬头再看，我知道，此刻感受到的它的雄浑伟岸，跟700多年前郭守敬感受到的毫无二致。
沿空旷荒芜的运河河道继续南行，很快到张家湾的古城门。
从一条宽阔的巷子走出去，正对着通运桥和张家湾的老城门。青砖条石一码到顶，保存得相当完好。据说城门跟曹雪芹颇有些关系。一说曹家在张家湾开过两家当铺；另一说，曹雪芹曾在城门旁边的表亲家借居，总之他没少出入这城门。《红楼梦》里写到林黛玉进北京，曹雪芹就让黛玉在张家湾上的岸。
因为横跨萧太后河，通运桥俗称萧太后桥。萧太后河在这个炎热的中午也十分地不景气，涓涓细流；河里的水草和苔藓是黑的，所以也辨不清穿过水草和苔藓的细流是不是黑的。萧太后是辽国的太后，听名字就知道此河来头甚大。可见宋辽之争时，这条河曾流淌在辽国的大地上。通运桥初建是木桥，明神宗时易木为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月告竣，赐名“通运”。清咸丰元年（1851年）稍事修葺，主体仍是万历时的“通运”。萧太后河开凿时目的明确，即运送兵粮，兵车过后，因为靠近北运河，自然成了货物转运的通道。
通运桥南北向，长十三丈，宽三丈，两边设青砂岩石栏，桥两边各有雕狮望柱二十二根。铺设桥面的大长条石，当是建桥时的原配。一块块花岗岩沉稳宽厚，在太阳下发着包浆的白光。每一块石条上都摞满深陷的车辙印，石头凹陷下一道道车轮宽的槽坑。木轮车年代，南来北往的车轮包裹了铁皮，在石头上来来回回碾压。先是一道白痕，一年过去，石头凹下一寸，再一年，又凹下一寸，如是反复。三百多年里，无数的车轮逐渐走在碾出的固定的槽印里，车辙于是越陷越深，生生在石头上开出一条条时光的通道，如同在大地上挖凿出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一座城在致敬一个人
理解京杭大运河，通常会局限在运输功能上。没错，千里长河一旦开，南方的稻米即源源不断运抵京城。漕粮之外，海量的物资也沿这条黄金水道接踵而至，大大补给了北方的贫乏与荒疏，这是看得见的功能。还有看不见的，看不见往往更重要。比如政令的通达、国家意志的落实、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不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融通等，都运行在这条堪称整个封建时代的高速公路上。尽管这是后话，但要追溯起来，无论如何我们都绕不开一个郭守敬。
郭守敬想必也不会预料到，他与一座城、一条河、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以一座纪念馆的形式被高举在积水潭边。这是一座城在致敬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一座城在致敬，而是整个国家在向他表达敬意。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大运河流淌千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
在徐则臣的记忆中，京杭大运河反映了城市的变迁，也体现了人文历史，他也讲述了关于大运河的文化记忆。本文摘自《流淌于时间之上：文化名家走读大运河》。
“自己不能拿主张”
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常识中，颇费思量的问题之一，大概是运河的流向。北京与杭州，一北一南，水是自北向南流，还是从南往北走？照中国地势，北高南低，水理当由北向南；若按中国水资源分布，大水泱泱于南国，多者济寡，运河应该自南而北。事实上都不是。京杭大运河是条人工河，人工河跟自然河流的重大区别，就是以合为首要。
自然河流乃天作之河，它的生与长都听大自然的，源头在哪里，它就从哪里出发，目的地在何处，它最终就归附何处。从上游到下游，起承转合，生死奔赴。所以，就整体而言，它的流向只能是单一的自上而下、自高及低。横贯中国东西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因为中国地势北高南低同时西高东低，它们的整体流向只能是自西向东。三江源雄踞高原，海拔四五千米，所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所以飞流直下三千尺，唯见长江天际流；所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人生长恨水长东。
京杭大运河没法这么快意决绝，它没有源头，或者说没有固定的水源。运河者，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也，借水方能行船。看人家脸色行事，那只能怎么便捷怎么来，所以它的流向取决于所借水源的方位，自己不能拿主张。水源在南，它的流向就是自南而北；水源居北，它的流向就是从北往南。由此，就京杭大运河整体而言，其流向既非从南向北，也非自北而南，而是忽焉南北，又忽焉北南，有时候东西两向也会变化，门前流水尚能西，在运河沿线真不是传说。
那么，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一段，也就是从天津至北京的北运河，是从南往北流，还是从北向南流？
当年漕船过天津往北京行进，是最后一段的“北上”。元代定鼎大都，皇城居北，朝见自然是面“上”；地势也是“上”，燕山山脉拔地而起于北京之北，那的确是高地；就行船而言，也是“上”，逆水谓之上行。当年一众漕丁远远看见通州的燃灯塔，心下甚是欢喜，几个月风雨兼程的苦旅终于熬到头了，但手下和脚底却不敢放松半毫。运河水量堪忧，又是逆流，划船的、使帆的要憋足劲儿，岸上的纤夫也得绷紧绳——由此可知，大运河在北京和天津这一段，是自北向南而流。
如果自北京水路南下，那么北京的水源从哪里来？事实上，大运河并非到了北京边上的通州就算结束了，北京城内还有复杂水系。这些水又从哪里来？
千难万险费尽周章，漕船到了通州，的确相当不易。元初年，郭守敬领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规划运河山东段，开凿疏通河道，同时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如此一来，运河自杭州至通州，缩短了900公里。运河行船，顺顺当当一天也就30公里，900公里当然是个大数。关键是，时日迁延，河道废弛，天灾人祸频仍，隋唐运河北行越发步履维艰，郭守敬的规划疏通对北中国的运河就有了再生之意义。漕船帆涨满，至通州卸下漕粮，折身南返。
1293年之前，漕粮和沿着运河远道而来的货物都要先堆积在通州，一点点经由陆路运到京城。大都的居民过百万，做皇帝的、当大臣的、居后宫的、守城郭的、做大小生意和打杂的，吃穿用度所需不会少，还有宫殿要建、民房要修，砖瓦木料也靠运河从南方运过来，张家湾码头各类物资肯定积压如山。通州到大都25公里，车载马拉时代，这个路程不能算短，蚂蚁搬家一样往皇城里运，看着确实让人着急。忽必烈就烦了，再召郭守敬上殿，还得再想办法。
年逾六旬的郭守敬再次披挂上阵，这次他要打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开凿从通州至大都积水潭的通惠河。这“最后一公里”是从整个京杭大运河来说的，若单从北京自身论，谓之“最初一公里”也说得通，因为这一段运河涉及整个北京城的水源。
最早使用“海拔”的概念
历史学家谈起北京过去的水资源，似乎普遍乐观。但无论哪个朝代、雨水有多丰沛，参照真正的水草丰美之地，北京都是个干旱之城。放在郭守敬时代，同样如此，所以我们的大科学家费尽心思去找通惠河的水源，直至找到白浮泉。
白浮泉作为源头的辉煌不过百年。元末，白浮堰和引水渠因疏于管理而湮废，后来明代修十三陵，担心白浮泉等陵地龙脉被截，就把白浮泉打入了“冷宫”，弃之不用。但当年郭守敬一众背负干粮和各种测绘工具，在多日田野调查之后见到白浮泉时，它的水势之丰沛想来是喜人的，否则郭守敬也不会断然决定：此源可引，此水可用。
郭守敬最早将“海拔”概念用于地理和测量学，早年在治理西夏黄河时，他已经利用海平面原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经验，比西方同类的大地测量早620年。
北京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让白浮泉水直奔东南大都当然最便捷，但有沙河、清河两河当道，而且河谷低下，一奔东南就被它们带跑了。羊入虎口当然不行，郭守敬拦河改道，筑起一道白浮堰，阻止白浮泉水流入东沙河。他要把白浮泉水往西引。往西是走高，不过这高是暂时的，经过测量，郭守敬发现白浮泉地势高出30公里外的西山山麓大约15米，有落差在，水自会寻找前路，往低处流。西引之后再往东南折。这一路他也有规划，沿途可以招兵买马，白浮泉只是个源头，是个引子，只此一泉是难堪大任的。《元一统志》载：“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毕合。”诸水汇聚方可成事，它们一起流入瓮山泊，再“至西水门入都城”。这一路地势西高东低，引水渠东水西流，局部逆势而上，在不懂海拔概念的时人看来，那的确堪称神奇，所以当时有人感叹：“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
瓮山泊的水继续东流，汇入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积水潭由此确保了水面汪洋。水源不断，从通州到积水潭的运河开凿成为可能。郭守敬根据地形地貌的变化和水位落差，沿线有针对性地建设闸坝和斗门，及时解决了行船所需的水利条件。史料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但见积水潭上“舳舻敝（蔽）水”，龙颜大悦，赐名京杭大运河的这“最后一公里”为“通惠河”。至此，生产、生活和建筑的诸般所需都可以沿水路进入大都腹地。京杭大运河终成矣。
石头上开出的时光通道
通惠河的开凿在当年无疑是划时代的壮举，但沧海桑田，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大河也可以上升成道路。写长篇小说《北上》时，我曾请专家做向导，一路讲解通惠河。在通惠河通州起点处，我们沿着河边漫步，河水零落，的确难以想象当年帆樯接踵的繁华。绕过一座桥，走到对面的堤岸上，再往南，上了另外一条与通惠河平行的马路，专家指着脚下的大马路，然后抬起手指，一路指向前方，说：“这才是当年的通惠河。”我悚然一惊。不仅是因为通惠河平行北移如此之远，更是感叹千百年里曾有的沧桑巨变。置身那个时代，一切都平淡无奇，而时移世易，点滴的变化也会被时空放大，成为难以还原的惊天之变。
当然不变的也有，比如燃灯塔和张家湾的通运桥。在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一塔一桥堪称标志。当年的漕船沿河北上，远远看见燃灯塔，一颗心彻底放下来，这一趟天涯苦旅终于可以结束了。
在今天迅速生长的楼群里，灰突突的燃灯塔身陷重围，再沿运河北上，你用高倍望远镜也很难发现它身在何处。但在漕运时代，它是整个通州的制高点。56米的燃灯塔始建于1500年前的北周，又称燃灯佛舍利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须弥座双束腰。作为当年通州古城的标志，与临清舍利宝塔、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北周之后，燃灯塔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最近一次重修在1987年。不是燃灯塔变矮了，而是楼房畸形地更高了。漕运时代结束后，观看燃灯塔必须换一种方式，那就是走到它近前。围着塔基转几圈，抬头再看，我知道，此刻感受到的它的雄浑伟岸，跟700多年前郭守敬感受到的毫无二致。
沿空旷荒芜的运河河道继续南行，很快到张家湾的古城门。
从一条宽阔的巷子走出去，正对着通运桥和张家湾的老城门。青砖条石一码到顶，保存得相当完好。据说城门跟曹雪芹颇有些关系。一说曹家在张家湾开过两家当铺；另一说，曹雪芹曾在城门旁边的表亲家借居，总之他没少出入这城门。《红楼梦》里写到林黛玉进北京，曹雪芹就让黛玉在张家湾上的岸。
因为横跨萧太后河，通运桥俗称萧太后桥。萧太后河在这个炎热的中午也十分地不景气，涓涓细流；河里的水草和苔藓是黑的，所以也辨不清穿过水草和苔藓的细流是不是黑的。萧太后是辽国的太后，听名字就知道此河来头甚大。可见宋辽之争时，这条河曾流淌在辽国的大地上。通运桥初建是木桥，明神宗时易木为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月告竣，赐名“通运”。清咸丰元年（1851年）稍事修葺，主体仍是万历时的“通运”。萧太后河开凿时目的明确，即运送兵粮，兵车过后，因为靠近北运河，自然成了货物转运的通道。
通运桥南北向，长十三丈，宽三丈，两边设青砂岩石栏，桥两边各有雕狮望柱二十二根。铺设桥面的大长条石，当是建桥时的原配。一块块花岗岩沉稳宽厚，在太阳下发着包浆的白光。每一块石条上都摞满深陷的车辙印，石头凹陷下一道道车轮宽的槽坑。木轮车年代，南来北往的车轮包裹了铁皮，在石头上来来回回碾压。先是一道白痕，一年过去，石头凹下一寸，再一年，又凹下一寸，如是反复。三百多年里，无数的车轮逐渐走在碾出的固定的槽印里，车辙于是越陷越深，生生在石头上开出一条条时光的通道，如同在大地上挖凿出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一座城在致敬一个人
理解京杭大运河，通常会局限在运输功能上。没错，千里长河一旦开，南方的稻米即源源不断运抵京城。漕粮之外，海量的物资也沿这条黄金水道接踵而至，大大补给了北方的贫乏与荒疏，这是看得见的功能。还有看不见的，看不见往往更重要。比如政令的通达、国家意志的落实、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不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融通等，都运行在这条堪称整个封建时代的高速公路上。尽管这是后话，但要追溯起来，无论如何我们都绕不开一个郭守敬。
郭守敬想必也不会预料到，他与一座城、一条河、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以一座纪念馆的形式被高举在积水潭边。这是一座城在致敬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一座城在致敬，而是整个国家在向他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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