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说起七夕，我们就会想到古老的传说。鹊鸟搭桥，夫妻相会。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在七夕节晚上，凡间的女子向天上的织女乞求智慧和持家的技艺，也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夕节也被称为“乞巧节”或“女儿节”。
七夕节是怎样形成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乞巧的风俗，是否就包涵了七夕节的所有文化底蕴呢？如果不是，那么七夕节还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茫然：七夕节，不就是这样的吗？一个传说而已，它还能有多少“讲究”不成？
很多传统文化沿袭了几千年，发展到现在，可能添加、修改了很多东西，变得丰富或芜杂起来；也有一些，可能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洗、磨损，以至于只剩下微渺的一点传闻。七夕节就属于后者。直到读了刘宗迪的《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我才发现自己原先对于七夕的认识有多么浅薄，而在重新认识七夕的过程中，再度燃起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由衷的自豪。
牛郎偷看织女洗澡，藏起她的仙衣，逼迫她嫁给他。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糟粕。可试想一下，如果织女真不想嫁给牛郎，作为天女的她，就真的没有办法吗？这个传说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或许，就像刘宗迪所说的：“就这样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从银河边脉脉相望的两颗明星间，初次领略了爱情的珍贵和离散的忧伤。”这是传说动人心弦之处，是它被世代传诵的原因所在。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魏晋时期始见记载，但它必定有一个悠长的口头流传历史。那么，这个历史的源头在哪里呢？
刘宗迪大学时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后又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些年来，他致力于民俗学、神话学、口述文学的研究。刘宗迪指出，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异本，但不管故事怎么变化，核心都不变，即牛郎织女七夕会天河，是永远不会变的。因为这些传说原本就旨在解释七夕节的来历，这在民俗学中被称为释源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其实是为了解释天上两颗星星的由来，所以，也应该从这两颗星星入手，探究牛女故事和七夕风俗的来历。
刘宗迪展示了自己气象学出身的学识素养，围绕着织女星和牵牛星的星象，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时属孟秋，暑热减退，秋气乍起，女人们要纺纱织布，准备寒衣了。在她们的头上，有一颗星星总是在黄昏时分高悬夜空，被古人作为七月到来的标志，而七月正是纺织娘开始昼夜劳绩的月份，所以这颗星星就被华夏先民命名为织女。这样的命名，饱含着人间气息和世俗情怀，也是对世间劳苦女子的一丝怜爱。顺着织女星的位置看过去，在它的东南方不远处，还有另一颗明亮的星星，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中国古人将之冠名为牵牛星，让牵牛和织女化作天上的一对俊男靓女，演绎出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
从传说切入，刘宗迪讲述了古人观象授时的学问。28星宿如何成为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恒星坐标系统？牵牛星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牵牛，又名河鼓？原来，星星被命名为“牵牛”，是因为牵牛象征着牺牲，春夏秋冬，四时轮转，每一次重大祭祀，都要牵牛去祭告天地。牵牛化身河鼓，就成了天上的一员大将，把守着天上的津渡，也等于守卫着人间的风调雨顺，守卫着季节的秩序。
我们现在都说七夕节，但其实，“七月七日”这个说法，在早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先民在起初都是采用天干地支的纪年法，历法是到后来才被发明的。传世文献中，最早确凿无疑地出现“七月七日”这个日期的，当属东汉学者崔寔的《四民月令》，其中记载了七月七日的诸多事务，包括现在还流传着的曝晒经书和衣裳以防霉烂生虫，正是合乎时宜之举。这些传说中还包括了魏晋文人郝隆和阮咸的放诞行为、道教麻姑献寿的故事、历代宫廷岁时活动等。在古代，家家乞巧望秋月，七夕节是一个繁盛热闹的节日，文人墨客调风月，留下了无数的诗篇短章。
七夕节的盛况，在宋代到达了巅峰。这与宋代市民文化的流行大有关联。宋代都城打破了唐代都城封闭的坊市，废除了夜禁，城市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宋代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的繁荣景象，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汴梁的七月七夕盛况中一览无遗。而刘宗迪论述的精微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宋代七夕诸般新生事物中的一样——泥孩儿摩睺罗。这种用土、木、蜡制成的婴孩形泥塑，这种来历不明的外来之物，它为什么不仅在市井间受到热捧，而且竟然还在宋代祖宗的庙堂中登堂入室呢？
刘宗迪追溯此物的来历，从其本身的名字及其所带的异域风味，显然不是传统七夕风俗所固有之物。胡适曾提出，摩睺罗即佛经中的摩睺迦罗，也有学者指称其为佛经中的另一个人物摩睺罗迦，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说法，总之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刘宗迪寻找曲径通幽的线索，发现宋代的摩睺罗与西亚的塔穆兹之间的“遥远的回响”，他还将之与弗雷泽的名作《金枝》作比较，探讨广泛存在于亚欧老大陆各民族中的、与自然时序密不可分的、旨在祈求和促进农作物丰收的增殖巫术及其神话。他在比较中发现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发现祆教、波斯雨神节等仪式中的文化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它们渐渐融入了中国民俗，成为了华夏本土节日风俗中的一部分。东京汴梁的七夕风俗之所以独具异彩，呈现出浓厚的胡风，正是因为与汴梁的祆教遗风有关。
波斯文化对于宋代七夕风俗的影响，不仅见于北方的汴梁，也见于东南沿海的粤、闽、浙等地，这是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而发生的。至今，比如广府的七夕摆七娘、祭康王，闽台儿郎拜魁星等风俗，都是证明。同时，这也印证了北宋以降，东南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的现象。宋代是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魁星主文运，这在中国传统的星官观念中，是一个发明。七月七日拜魁星的风俗，是从海上而来，源于西亚、北非地区崇拜天狼星的风俗，在我国转化，入乡随俗，落地生根。
七夕风俗在经历了宋代一番惊采绝艳的繁华之后，在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再也没有翻出新的花样。其历史进程，与中国经济、文化兴衰沉浮的轨迹，非常吻合。在人们的心目中，七夕的节日情境渐趋于消沉，到如今，往往也只是挂着“中国情人节”的名头，被作为消费主义的噱头。可是，当七夕乞巧的传统风俗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基本消歇之后，诸如广东的摆七娘、闽台的拜魁星以及陇南的迎巧娘等吸收了外来文化的风俗反而依然存活，这恰恰又提供了一种见证：一种文化，如果历经世变而得以延续，其必定是有着内在的恒久的力量，并且是能够因势利导、因时而动的。
这就是我们重新解读七夕的意义之所在吧。七夕，并不只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所代表的，也是我们传统文化衍变历程的一个观察切片。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说起七夕，我们就会想到古老的传说。鹊鸟搭桥，夫妻相会。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在七夕节晚上，凡间的女子向天上的织女乞求智慧和持家的技艺，也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夕节也被称为“乞巧节”或“女儿节”。
七夕节是怎样形成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乞巧的风俗，是否就包涵了七夕节的所有文化底蕴呢？如果不是，那么七夕节还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茫然：七夕节，不就是这样的吗？一个传说而已，它还能有多少“讲究”不成？
很多传统文化沿袭了几千年，发展到现在，可能添加、修改了很多东西，变得丰富或芜杂起来；也有一些，可能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洗、磨损，以至于只剩下微渺的一点传闻。七夕节就属于后者。直到读了刘宗迪的《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我才发现自己原先对于七夕的认识有多么浅薄，而在重新认识七夕的过程中，再度燃起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由衷的自豪。
牛郎偷看织女洗澡，藏起她的仙衣，逼迫她嫁给他。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糟粕。可试想一下，如果织女真不想嫁给牛郎，作为天女的她，就真的没有办法吗？这个传说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或许，就像刘宗迪所说的：“就这样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从银河边脉脉相望的两颗明星间，初次领略了爱情的珍贵和离散的忧伤。”这是传说动人心弦之处，是它被世代传诵的原因所在。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魏晋时期始见记载，但它必定有一个悠长的口头流传历史。那么，这个历史的源头在哪里呢？
刘宗迪大学时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后又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些年来，他致力于民俗学、神话学、口述文学的研究。刘宗迪指出，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异本，但不管故事怎么变化，核心都不变，即牛郎织女七夕会天河，是永远不会变的。因为这些传说原本就旨在解释七夕节的来历，这在民俗学中被称为释源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其实是为了解释天上两颗星星的由来，所以，也应该从这两颗星星入手，探究牛女故事和七夕风俗的来历。
刘宗迪展示了自己气象学出身的学识素养，围绕着织女星和牵牛星的星象，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时属孟秋，暑热减退，秋气乍起，女人们要纺纱织布，准备寒衣了。在她们的头上，有一颗星星总是在黄昏时分高悬夜空，被古人作为七月到来的标志，而七月正是纺织娘开始昼夜劳绩的月份，所以这颗星星就被华夏先民命名为织女。这样的命名，饱含着人间气息和世俗情怀，也是对世间劳苦女子的一丝怜爱。顺着织女星的位置看过去，在它的东南方不远处，还有另一颗明亮的星星，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中国古人将之冠名为牵牛星，让牵牛和织女化作天上的一对俊男靓女，演绎出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
从传说切入，刘宗迪讲述了古人观象授时的学问。28星宿如何成为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恒星坐标系统？牵牛星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牵牛，又名河鼓？原来，星星被命名为“牵牛”，是因为牵牛象征着牺牲，春夏秋冬，四时轮转，每一次重大祭祀，都要牵牛去祭告天地。牵牛化身河鼓，就成了天上的一员大将，把守着天上的津渡，也等于守卫着人间的风调雨顺，守卫着季节的秩序。
我们现在都说七夕节，但其实，“七月七日”这个说法，在早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先民在起初都是采用天干地支的纪年法，历法是到后来才被发明的。传世文献中，最早确凿无疑地出现“七月七日”这个日期的，当属东汉学者崔寔的《四民月令》，其中记载了七月七日的诸多事务，包括现在还流传着的曝晒经书和衣裳以防霉烂生虫，正是合乎时宜之举。这些传说中还包括了魏晋文人郝隆和阮咸的放诞行为、道教麻姑献寿的故事、历代宫廷岁时活动等。在古代，家家乞巧望秋月，七夕节是一个繁盛热闹的节日，文人墨客调风月，留下了无数的诗篇短章。
七夕节的盛况，在宋代到达了巅峰。这与宋代市民文化的流行大有关联。宋代都城打破了唐代都城封闭的坊市，废除了夜禁，城市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宋代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的繁荣景象，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汴梁的七月七夕盛况中一览无遗。而刘宗迪论述的精微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宋代七夕诸般新生事物中的一样——泥孩儿摩睺罗。这种用土、木、蜡制成的婴孩形泥塑，这种来历不明的外来之物，它为什么不仅在市井间受到热捧，而且竟然还在宋代祖宗的庙堂中登堂入室呢？
刘宗迪追溯此物的来历，从其本身的名字及其所带的异域风味，显然不是传统七夕风俗所固有之物。胡适曾提出，摩睺罗即佛经中的摩睺迦罗，也有学者指称其为佛经中的另一个人物摩睺罗迦，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说法，总之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刘宗迪寻找曲径通幽的线索，发现宋代的摩睺罗与西亚的塔穆兹之间的“遥远的回响”，他还将之与弗雷泽的名作《金枝》作比较，探讨广泛存在于亚欧老大陆各民族中的、与自然时序密不可分的、旨在祈求和促进农作物丰收的增殖巫术及其神话。他在比较中发现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发现祆教、波斯雨神节等仪式中的文化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它们渐渐融入了中国民俗，成为了华夏本土节日风俗中的一部分。东京汴梁的七夕风俗之所以独具异彩，呈现出浓厚的胡风，正是因为与汴梁的祆教遗风有关。
波斯文化对于宋代七夕风俗的影响，不仅见于北方的汴梁，也见于东南沿海的粤、闽、浙等地，这是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而发生的。至今，比如广府的七夕摆七娘、祭康王，闽台儿郎拜魁星等风俗，都是证明。同时，这也印证了北宋以降，东南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的现象。宋代是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魁星主文运，这在中国传统的星官观念中，是一个发明。七月七日拜魁星的风俗，是从海上而来，源于西亚、北非地区崇拜天狼星的风俗，在我国转化，入乡随俗，落地生根。
七夕风俗在经历了宋代一番惊采绝艳的繁华之后，在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再也没有翻出新的花样。其历史进程，与中国经济、文化兴衰沉浮的轨迹，非常吻合。在人们的心目中，七夕的节日情境渐趋于消沉，到如今，往往也只是挂着“中国情人节”的名头，被作为消费主义的噱头。可是，当七夕乞巧的传统风俗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基本消歇之后，诸如广东的摆七娘、闽台的拜魁星以及陇南的迎巧娘等吸收了外来文化的风俗反而依然存活，这恰恰又提供了一种见证：一种文化，如果历经世变而得以延续，其必定是有着内在的恒久的力量，并且是能够因势利导、因时而动的。
这就是我们重新解读七夕的意义之所在吧。七夕，并不只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所代表的，也是我们传统文化衍变历程的一个观察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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