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摸爬滚打多年的成年人，突然上起写作课，能成为一个作家吗？如果成不了作家，学习写作的意义何在？而且，写作能教吗？面对这一连串问题，一本叫《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的小说集给出了答案。这本书里收入的12篇小说的作者都是素人。他们过去几年在成都上了写作工坊课程，跟着作家何大草学习写作。这个写作工坊是“屋顶上的樱园”主理人熊燕联合何大草，于2018年7月成立的。每周六下午上课，两周一次。目前已经上完第一季16期课程，96堂写作课。学员年龄层很广，从“60后”到“90后”都有，来自成都、黑龙江、乌鲁木齐等地。从事的职业也很多元：有公司文员、机关职员、金融从业者，还有退休教师、国企退休人员，也有英国萨里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
2024年7月，写作工坊第二季又开班了，与此同时，第一季学员的部分学习成果，由乐府文化联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合集《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书里的小说都是他们各自人生第一个文学作品，都是以“故乡”为题材。为什么一定要从故乡开始？“故乡是一个人的根，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入骨子里的。故乡是人和人产生巨大差异的一个原点，写童年、故乡，其实就是写我们的原点，写我们之所以不一样的差异性之所在。”写作工坊老师、作家何大草说。
成年人为什么需要上写作课？
为何要办一个写作班？熊燕清晰记得当时那个念头到来的时刻，“2018年，我跟几个朋友去日本旅行，到了川端康成旧居，没能入内，但是透过门缝看到了一个据说跟川端康成有亲人关系的身影。”有一个念头在熊燕脑子里出现了。她给认识已久的作家朋友何大草发去一条信息，邀请他一起做一个写作工坊，他来当老师。信息得到何大草的积极回应。“我自己一直对文学写作有强烈兴趣，而且我很早就发现，我们身边多数成年人，包括学历很高的，尤其理工科的博士硕士，缺乏清晰写作的能力。”
在熊燕看来，找何大草来当这个写作课老师，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他有兴趣，也有能力。不是每一个作家都适合当写作课的老师。比起理论上高妙的文学大师，我们这个写作课更需要的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写作师父。”
在樱园的写作工坊里，何大草带学员们进行精微阅读，比文本细读还要细。他带大家接近更有高度和难度的作品，比如汪曾祺、萧红、沈从文、鲁迅的书，以及《红楼梦》。他带大家讨论逗号、句号、省略号，在名家名作中用放大镜找瑕疵，譬如，汪曾祺的《陈小手》《大淖记事》的最后一小段，是否画蛇添足，也许删了更好点？同学们在精微阅读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学生们要定期交写作作业，然后师生之间相互讨论，给出友善、坦率、尖锐的意见和建议，一次次修改。“归根结底，写作是一个动词。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写作而用的。”何大草说。
作为工坊创办人，熊燕自己也认真旁听课程，并做了非常详尽的课堂笔记。如今熊燕发现自己明显落后了。“16期课程下来，很多学员在写作方面真的是脱胎换骨。”这让她也再次深刻感悟到，“虽然我的笔记做得确实可以，但我光听不练。归根结底还是要写，写作真的就是手上的活儿。”
写作像河水流动，孕育着创造力
近些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开设创意写作坊的名校，以“文学性的写作”为中心的创意写作，一直很受关注。与此同时，关于文学写作能不能教，作家能不能培育出来，在当下依然还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何大草的回答罕见的干脆：“能教，而且能教好。我想在更小的范围内，践行、深耕‘写作可以教’这个理念。”
何大草常年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从基础写作到小说创作。他有意以作家的姿态讲课，而非一个专职教师或者学者。“我要教的不是理论，就是扎扎实实的写作技能。”
何大草曾自编过一个写作课教材《二十个经典和一篇习作》。教材中习作的作者是他的一个学生，她在大三时创作《文纯良说书》，乃万余字虚构小说，全文发表在《红岩》杂志上。
另外他也从文学史上对“写作可以教，作家可以培育”这一说法找到确证，“二战后，从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的名作家，可以随口说出一大串：雷蒙德·卡佛、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等等。汪曾祺也写过文章说自己写作受益于沈从文开设的写作课。”
何大草教的写作是虚构类写作，也就是小说创作。为什么要教虚构写作？何大草认为，“市面上流行的写作工坊，大部分教的是非虚构，教小说创作的是少数，正因为少，有挑战性，也更有趣味性、创造性。”
同时何大草也提醒大家，正如绘画者的劳作可分临摹、写生、创作等几个部分一样，写作其实不仅仅是文学创作，只要在写就好。写日记、写书信、写微博，都是写作。“如果只把写作理解为文学创作，可能时常会卡壳。但把写作宽泛化一点，写作就可以像河水，时时在流动，鲜活地孕育着创造力。”
比起文学的意义，生命意义更大
近年来，随着“外卖诗人”王计兵、“在北京送快递”的胡安焉、“育儿嫂”范雨素等人的文学作品出书并受到关注，让“素人写作”这个概念逐渐深入公众视野。
“素人”为什么要写作？或许因为写作在疲惫而疾速运转的生活中，挖掘出了被生活所忽视的不断涌动于内心的创作欲与理解生活细节的欲望。当人们开始写作，一个相对静止的、属于自己的安宁的世界从此开辟出来。
何大草写作工坊的学员之一柴柴在《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样回答：“大家来写作工坊，其实是把写作看作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学员乌图禾来说，写作与文学，给了她逃离的能力，“我觉得写作就是一个在车里抽烟的男人，那个人就是我。我在那个时候能逃避掉很多身份，我只是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它就是一次次的逃离，它不是一次，而是每天，反反复复地，把我从日常里带出来。”
熊燕也没有想到，自己创办的这个写作工坊能持续这么多年，同学们还能出版小说合集，“当看到12篇作品后，我觉得很惊喜，每个人的经历、学习深度、创作能力等都是不一样的，最后形成的文本，也是各有特色。”不过，《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的出版，固然是一个可喜的成果，但对于熊燕来说，写作工坊的关键意义并不在出书，“而在于大家通过写作整理了自己，比起文学的意义，生命意义更大。”
虽然不是每个学习写作的人都要成为作家，但何大草对素人写作的文学潜力很有信心。在学员写的作品里，何大草经常能看到惊喜，“写得真好，那种我写不出来的好。”这也让何大草备课越来越有压力，“要让他们从我的讲课里面受到启发，我会觉得更有挑战。”
何大草认为，学习写作，任何年龄都是正好的时候。他提到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但受丈夫所累，60岁才开始文学创作。此后，她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并获得过布克奖。“可见得，写作的起步，不仅与年龄无关，也与学历无关，仅仅有关于坚持，持之以恒。”何大草说。
此外，素人学员们丰富的阅历也让何大草羡慕，觉得那实在是写作的一笔财富。写作工坊的同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比如一位女同学，生长于川滇交界的群山深处，18岁在攀枝花的公交车上做售票员，穿着高跟鞋，一手抓紧售票盒，一手跟逃票的小混混干仗，而车窗外就是咆哮的金沙江。听她用家常语调讲职业生涯的小插曲，何大草眼里有神往。“他们对社会的介入、认识，比我深。在上课的三小时里，我是他们的老师。下了课，他们都可以做我的‘社会学导师’。人生阅历，是写作者的第一素材。他们虽然起步迟了点，但在阅历上，却有明显的优势，是存储了巨额素材的富人。”
在社会摸爬滚打多年的成年人，突然上起写作课，能成为一个作家吗？如果成不了作家，学习写作的意义何在？而且，写作能教吗？面对这一连串问题，一本叫《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的小说集给出了答案。这本书里收入的12篇小说的作者都是素人。他们过去几年在成都上了写作工坊课程，跟着作家何大草学习写作。这个写作工坊是“屋顶上的樱园”主理人熊燕联合何大草，于2018年7月成立的。每周六下午上课，两周一次。目前已经上完第一季16期课程，96堂写作课。学员年龄层很广，从“60后”到“90后”都有，来自成都、黑龙江、乌鲁木齐等地。从事的职业也很多元：有公司文员、机关职员、金融从业者，还有退休教师、国企退休人员，也有英国萨里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
2024年7月，写作工坊第二季又开班了，与此同时，第一季学员的部分学习成果，由乐府文化联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合集《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书里的小说都是他们各自人生第一个文学作品，都是以“故乡”为题材。为什么一定要从故乡开始？“故乡是一个人的根，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入骨子里的。故乡是人和人产生巨大差异的一个原点，写童年、故乡，其实就是写我们的原点，写我们之所以不一样的差异性之所在。”写作工坊老师、作家何大草说。
成年人为什么需要上写作课？
为何要办一个写作班？熊燕清晰记得当时那个念头到来的时刻，“2018年，我跟几个朋友去日本旅行，到了川端康成旧居，没能入内，但是透过门缝看到了一个据说跟川端康成有亲人关系的身影。”有一个念头在熊燕脑子里出现了。她给认识已久的作家朋友何大草发去一条信息，邀请他一起做一个写作工坊，他来当老师。信息得到何大草的积极回应。“我自己一直对文学写作有强烈兴趣，而且我很早就发现，我们身边多数成年人，包括学历很高的，尤其理工科的博士硕士，缺乏清晰写作的能力。”
在熊燕看来，找何大草来当这个写作课老师，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他有兴趣，也有能力。不是每一个作家都适合当写作课的老师。比起理论上高妙的文学大师，我们这个写作课更需要的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写作师父。”
在樱园的写作工坊里，何大草带学员们进行精微阅读，比文本细读还要细。他带大家接近更有高度和难度的作品，比如汪曾祺、萧红、沈从文、鲁迅的书，以及《红楼梦》。他带大家讨论逗号、句号、省略号，在名家名作中用放大镜找瑕疵，譬如，汪曾祺的《陈小手》《大淖记事》的最后一小段，是否画蛇添足，也许删了更好点？同学们在精微阅读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学生们要定期交写作作业，然后师生之间相互讨论，给出友善、坦率、尖锐的意见和建议，一次次修改。“归根结底，写作是一个动词。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写作而用的。”何大草说。
作为工坊创办人，熊燕自己也认真旁听课程，并做了非常详尽的课堂笔记。如今熊燕发现自己明显落后了。“16期课程下来，很多学员在写作方面真的是脱胎换骨。”这让她也再次深刻感悟到，“虽然我的笔记做得确实可以，但我光听不练。归根结底还是要写，写作真的就是手上的活儿。”
写作像河水流动，孕育着创造力
近些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开设创意写作坊的名校，以“文学性的写作”为中心的创意写作，一直很受关注。与此同时，关于文学写作能不能教，作家能不能培育出来，在当下依然还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何大草的回答罕见的干脆：“能教，而且能教好。我想在更小的范围内，践行、深耕‘写作可以教’这个理念。”
何大草常年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从基础写作到小说创作。他有意以作家的姿态讲课，而非一个专职教师或者学者。“我要教的不是理论，就是扎扎实实的写作技能。”
何大草曾自编过一个写作课教材《二十个经典和一篇习作》。教材中习作的作者是他的一个学生，她在大三时创作《文纯良说书》，乃万余字虚构小说，全文发表在《红岩》杂志上。
另外他也从文学史上对“写作可以教，作家可以培育”这一说法找到确证，“二战后，从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的名作家，可以随口说出一大串：雷蒙德·卡佛、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等等。汪曾祺也写过文章说自己写作受益于沈从文开设的写作课。”
何大草教的写作是虚构类写作，也就是小说创作。为什么要教虚构写作？何大草认为，“市面上流行的写作工坊，大部分教的是非虚构，教小说创作的是少数，正因为少，有挑战性，也更有趣味性、创造性。”
同时何大草也提醒大家，正如绘画者的劳作可分临摹、写生、创作等几个部分一样，写作其实不仅仅是文学创作，只要在写就好。写日记、写书信、写微博，都是写作。“如果只把写作理解为文学创作，可能时常会卡壳。但把写作宽泛化一点，写作就可以像河水，时时在流动，鲜活地孕育着创造力。”
比起文学的意义，生命意义更大
近年来，随着“外卖诗人”王计兵、“在北京送快递”的胡安焉、“育儿嫂”范雨素等人的文学作品出书并受到关注，让“素人写作”这个概念逐渐深入公众视野。
“素人”为什么要写作？或许因为写作在疲惫而疾速运转的生活中，挖掘出了被生活所忽视的不断涌动于内心的创作欲与理解生活细节的欲望。当人们开始写作，一个相对静止的、属于自己的安宁的世界从此开辟出来。
何大草写作工坊的学员之一柴柴在《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样回答：“大家来写作工坊，其实是把写作看作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学员乌图禾来说，写作与文学，给了她逃离的能力，“我觉得写作就是一个在车里抽烟的男人，那个人就是我。我在那个时候能逃避掉很多身份，我只是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它就是一次次的逃离，它不是一次，而是每天，反反复复地，把我从日常里带出来。”
熊燕也没有想到，自己创办的这个写作工坊能持续这么多年，同学们还能出版小说合集，“当看到12篇作品后，我觉得很惊喜，每个人的经历、学习深度、创作能力等都是不一样的，最后形成的文本，也是各有特色。”不过，《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的出版，固然是一个可喜的成果，但对于熊燕来说，写作工坊的关键意义并不在出书，“而在于大家通过写作整理了自己，比起文学的意义，生命意义更大。”
虽然不是每个学习写作的人都要成为作家，但何大草对素人写作的文学潜力很有信心。在学员写的作品里，何大草经常能看到惊喜，“写得真好，那种我写不出来的好。”这也让何大草备课越来越有压力，“要让他们从我的讲课里面受到启发，我会觉得更有挑战。”
何大草认为，学习写作，任何年龄都是正好的时候。他提到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但受丈夫所累，60岁才开始文学创作。此后，她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并获得过布克奖。“可见得，写作的起步，不仅与年龄无关，也与学历无关，仅仅有关于坚持，持之以恒。”何大草说。
此外，素人学员们丰富的阅历也让何大草羡慕，觉得那实在是写作的一笔财富。写作工坊的同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比如一位女同学，生长于川滇交界的群山深处，18岁在攀枝花的公交车上做售票员，穿着高跟鞋，一手抓紧售票盒，一手跟逃票的小混混干仗，而车窗外就是咆哮的金沙江。听她用家常语调讲职业生涯的小插曲，何大草眼里有神往。“他们对社会的介入、认识，比我深。在上课的三小时里，我是他们的老师。下了课，他们都可以做我的‘社会学导师’。人生阅历，是写作者的第一素材。他们虽然起步迟了点，但在阅历上，却有明显的优势，是存储了巨额素材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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