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师班现场。 钟菡 摄
6月20日晚,《天堂电影院》在上海影城SHO放映结束,现场响起掌声,工作人员迅速搭建电影大师班的舞台。影片导演、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朱塞佩·托纳多雷走上台,全场欢呼,担任大师班主持的是他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共同的老朋友马可·穆勒。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首次向影迷售票开放,开票当日迅速售罄。一个半小时的分享中,托纳多雷将《天堂电影院》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电影人生娓娓道来。这场总价200元的电影大师班物超所值,现场观众安静聆听,在交流中认真提出对影片的思考,这让托纳多雷感动:“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
《天堂电影院》的故事写不完
《天堂电影院》里,多多因为对电影胶片产生兴趣,与电影放映员阿尔弗莱多成为好友,在天堂电影院开启了他的电影梦,最终成为一名电影导演。这个故事包含朱塞佩·托纳多雷自己的经历。他回忆,六七岁时自己第一次进电影院,“灯光亮起后,看到银幕上的人物大特写,像一个巨人一样,那时候我就问自己,那些人是从哪里进来,又从哪里消失的?”他从放映厅的小窗口里发现秘密所在。9岁时,托纳多雷有了放映机,会给小伙伴放电影。14岁时他拿到了驾照,白天上学,放学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一边放电影,一边观察胶片,了解和学习剪辑。
托纳多雷21岁服完兵役,回到家乡小镇,发现从小看电影的唯一电影院关了。“我被叫去拆放映室,花了整整两天,感觉像是给心爱的放映机办了一场葬礼。当时我就想,应该拍一部关于电影院的电影。”
《天堂电影院》剧本酝酿了11年。“当时我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素材,但还没有完整的故事。后来我遇到《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他跟我说,当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故事框架,不要马上写,你越想,这个故事会越丰满。”在11年里,托纳多雷一直在脑海中构思,真正提笔开始写,大概两个半月就完成了。
影片中,放映员阿尔弗莱多的形象集合了许多人的影子,包括托纳多雷认识的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从他那里,托纳多雷学习了放映电影和摄影。电影中剪掉所有接吻镜头的神职人员也有原型,“我听好多放映员讲过这件事。”
托纳多雷是行业中的多面手,他自编自导,也是剪辑师、摄影师和电影放映员,“学会剪辑后,我尝试剪辑自己拍摄的东西,发现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重要。我想跟所有学电影的人说,不要止步于一样东西,应该多面学习,剪辑很重要。我在做《幽国车站》时,剪辑都是我自己做的。绝大多数电影我都不请专业剪辑,亲力亲为。”
他还是一个作家,将自己的许多作品改编成小说,但《天堂电影院》一直没有小说版。“我原本也想写成小说,也开始写了,但感觉这是个讲不完的故事。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近40年,现在还有这么多观众来看、来谈这部电影。如果写成小说,也一定是写不完的。”他对现场观众说。
拍观众看得懂的电影
如今,托纳多雷的办公室和家里,还有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时不时会放一下。他家里和工作室也有大屏幕,有时他也会去影院看电影。此次担任金爵评委会主席,他要在5天内看12部入围影片,“这又让我一下子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那时我能一天看两部,现在也基本保证一周三部。”
谈到当下年轻人不愿进影院的现象,他觉得,这未必是电影界的危机。“现在看电影的方式多了,人们每天可以看到的电影数量也比以前大大增加,电影行业应该有信心、受鼓舞,多拍电影,让人们能够有更多在电影中享受生活的机会。”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多看电影,怎么看都可以,如果有可能,还是回到影院,在大银幕上的观影感受是不一样的。”
相比《天堂电影院》,2009年上映的《巴阿里亚》更像是托纳多雷的自传电影,讲述他出生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还使用了当地方言,即便是意大利人都很难听懂。“用当地方言拍会更自然。”托纳多雷说,尽管制片人读到剧本时脸都白了,但他仍然尽量说服对方。影片最终上映时发行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纯方言版,一个是带方言口音的配音版。《巴阿里亚》拍完后,他决定不再讲故乡西西里的故事。后来,他的许多电影不在西西里发生,但是里面蕴藏着的西西里元素更多。
“我的电影总是讲述我人生的某个部分,这都能勾起我对人生某段经历的回顾。”托纳多雷说,“我拍的电影不多,不求量,但每一部拍的都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故事。”
托纳多雷曾为北京奥运会拍过宣传片,台词都是中文,但他并不为此困扰。“我语言能力并不是很强,不会说很多外语,但有一种语言是电影的语言,这是我永远听得懂的。”他把外语电影看作讲方言的电影,“我听不懂台词,但是听得懂电影语言,能判断演员情感表达得对不对。”
他说:“我是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拍观众看得懂的电影,是我的原则,这样的电影才能成为经典。”在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这种“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这场大师班的精彩。(解放日报记者 钟菡)
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师班现场。 钟菡 摄
6月20日晚,《天堂电影院》在上海影城SHO放映结束,现场响起掌声,工作人员迅速搭建电影大师班的舞台。影片导演、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朱塞佩·托纳多雷走上台,全场欢呼,担任大师班主持的是他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共同的老朋友马可·穆勒。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首次向影迷售票开放,开票当日迅速售罄。一个半小时的分享中,托纳多雷将《天堂电影院》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电影人生娓娓道来。这场总价200元的电影大师班物超所值,现场观众安静聆听,在交流中认真提出对影片的思考,这让托纳多雷感动:“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
《天堂电影院》的故事写不完
《天堂电影院》里,多多因为对电影胶片产生兴趣,与电影放映员阿尔弗莱多成为好友,在天堂电影院开启了他的电影梦,最终成为一名电影导演。这个故事包含朱塞佩·托纳多雷自己的经历。他回忆,六七岁时自己第一次进电影院,“灯光亮起后,看到银幕上的人物大特写,像一个巨人一样,那时候我就问自己,那些人是从哪里进来,又从哪里消失的?”他从放映厅的小窗口里发现秘密所在。9岁时,托纳多雷有了放映机,会给小伙伴放电影。14岁时他拿到了驾照,白天上学,放学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一边放电影,一边观察胶片,了解和学习剪辑。
托纳多雷21岁服完兵役,回到家乡小镇,发现从小看电影的唯一电影院关了。“我被叫去拆放映室,花了整整两天,感觉像是给心爱的放映机办了一场葬礼。当时我就想,应该拍一部关于电影院的电影。”
《天堂电影院》剧本酝酿了11年。“当时我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素材,但还没有完整的故事。后来我遇到《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他跟我说,当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故事框架,不要马上写,你越想,这个故事会越丰满。”在11年里,托纳多雷一直在脑海中构思,真正提笔开始写,大概两个半月就完成了。
影片中,放映员阿尔弗莱多的形象集合了许多人的影子,包括托纳多雷认识的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从他那里,托纳多雷学习了放映电影和摄影。电影中剪掉所有接吻镜头的神职人员也有原型,“我听好多放映员讲过这件事。”
托纳多雷是行业中的多面手,他自编自导,也是剪辑师、摄影师和电影放映员,“学会剪辑后,我尝试剪辑自己拍摄的东西,发现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重要。我想跟所有学电影的人说,不要止步于一样东西,应该多面学习,剪辑很重要。我在做《幽国车站》时,剪辑都是我自己做的。绝大多数电影我都不请专业剪辑,亲力亲为。”
他还是一个作家,将自己的许多作品改编成小说,但《天堂电影院》一直没有小说版。“我原本也想写成小说,也开始写了,但感觉这是个讲不完的故事。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近40年,现在还有这么多观众来看、来谈这部电影。如果写成小说,也一定是写不完的。”他对现场观众说。
拍观众看得懂的电影
如今,托纳多雷的办公室和家里,还有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时不时会放一下。他家里和工作室也有大屏幕,有时他也会去影院看电影。此次担任金爵评委会主席,他要在5天内看12部入围影片,“这又让我一下子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那时我能一天看两部,现在也基本保证一周三部。”
谈到当下年轻人不愿进影院的现象,他觉得,这未必是电影界的危机。“现在看电影的方式多了,人们每天可以看到的电影数量也比以前大大增加,电影行业应该有信心、受鼓舞,多拍电影,让人们能够有更多在电影中享受生活的机会。”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多看电影,怎么看都可以,如果有可能,还是回到影院,在大银幕上的观影感受是不一样的。”
相比《天堂电影院》,2009年上映的《巴阿里亚》更像是托纳多雷的自传电影,讲述他出生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还使用了当地方言,即便是意大利人都很难听懂。“用当地方言拍会更自然。”托纳多雷说,尽管制片人读到剧本时脸都白了,但他仍然尽量说服对方。影片最终上映时发行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纯方言版,一个是带方言口音的配音版。《巴阿里亚》拍完后,他决定不再讲故乡西西里的故事。后来,他的许多电影不在西西里发生,但是里面蕴藏着的西西里元素更多。
“我的电影总是讲述我人生的某个部分,这都能勾起我对人生某段经历的回顾。”托纳多雷说,“我拍的电影不多,不求量,但每一部拍的都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故事。”
托纳多雷曾为北京奥运会拍过宣传片,台词都是中文,但他并不为此困扰。“我语言能力并不是很强,不会说很多外语,但有一种语言是电影的语言,这是我永远听得懂的。”他把外语电影看作讲方言的电影,“我听不懂台词,但是听得懂电影语言,能判断演员情感表达得对不对。”
他说:“我是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拍观众看得懂的电影,是我的原则,这样的电影才能成为经典。”在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这种“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这场大师班的精彩。(解放日报记者 钟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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