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卿虽然是素人，却在《给阿嬷的情书》里贡献了不俗的表演。她悦耳的潮汕口音里带着点锐利，在家中也是强势的存在，拒绝晚辈的无理要求时果断而决绝，一言不合就上手——那当然，独自带大好几个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永远如春风和煦？她当然是有脾气、有决断力的。而她吃过的苦，扛过的风雨，也足以对子孙构成震慑。
但她同时有一种被岁月揉搓过的苍黄的柔软。当她独自坐在房间里，看着那张所谓的“合家福”，不禁口中喃喃：“唉，你走这么早，这么多孩子怎么办呢？”据导演说，这句台词是吴少卿的临场发挥，是一个经历过人生风雨的女性的本能反应。那一刻，恩怨都且退后，她用自己的苦难，去丈量体恤另一个女人的苦难。
这一硬一软之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能看到来路的完整生命个体。
吴少卿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这几年，她孙子和孙媳妇从事自媒体，发现阿嬷对镜头很感兴趣，时不时拍一些关于她的段子放在网上，阿嬷就红了。她在短视频里那些吐槽、嫌弃、得意、心疼太真实，会让人想起家中的奶奶姥姥，或者是在电梯里遇到的老人家。
她也因此被导演从茫茫人海里选出来。“网红”背景让她有两个优势，一是习惯了面对镜头，不会有普通人那种紧张和局促，有充分的表现力；再有，她比专业演员更懂普通老太太。
《给阿嬷的情书》里的很多演员都像她这样，是从潮汕当地的短视频创作者的海洋里打捞出来的。据说南枝一角，导演就面试了一千多人，后来选出个李思潼。她的演技也许不算成熟，但她往那儿一站，端的就是沈南枝。就像当年的陈晓旭，都不用演，一看就是黛玉本玉。
这部电影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制作方用极致的心力补足了有限的资本。我曾关注过另一部小成本电影，制作方请不起流量明星，就退而求其次，请了几个观众面熟但叫不上名字的“小明星”。经费大部分花在了演员片酬上，却拉动不了票房。电影一上映就扑了街。
《给阿嬷的情书》将目光投向短视频，投向万千“网红”，不拘一格用人才，恰好可以做余华那句话的注脚：“草台才是真正的班子。”
人们总说“高手在民间”，但是在过去，民间的高手很难被看见。就拿拍电影来说，影视公司习惯于从职业演员里挑选，但成为职业演员的路径极其狭窄，一个人即便有表演天赋，若没有各种风云际会，也很难踏上这条路。有许多次，我在饭桌上看到有人惟妙惟肖模仿他人，卓越的表现力只能在饭桌上逗笑大家，可谓暴殄天物。
短视频的兴起，实现了创作上的众生平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身居何处，都可以借助一部手机，让自己被看见。被传统选角体系错过的天分，被算法推到大众面前。
比如安徽阜阳的“网红”鲍小光，今年就上了春晚。他是90后，乡村出身，靠拍“土味三国”走红。他的“三国剧”中，护心镜是锅盖，战马是电动车，诸葛亮的纶巾是旧床单，胡须是玉米须……台词也不是文绉绉的文言文，就是当地土话。
可以说不能更“草台班子”了，但这种“草台”正是他创造力之所在，他用“土味”解构了三国的宏大叙事，呈现出一个乡土的“三国宇宙”。
还有山东巨野的“刘小二”团队，他们致力于呈现乡村人情，既有巷口闲坐论人是非的唾沫飞溅，也有灶台旁把酒言欢的亲如一家；既有“恨人有笑人无”的幽暗人性，亦有救急解困的古道热肠。他们每一个白眼都翻得分寸合宜，每一次感动都来得猝不及防又恰到好处。比如有位三婶子，跟人吵架时，一边拍手一边跳脚，我曾在乡间见过如出一辙的场景，带点夸张，带点荒诞感，却是极其真实的呈现。
“草台班子”也能进行深度访谈。我关注了一位残疾网红，残疾反而使他拥有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个原本就被放置在边缘的人，去观察、访问、理解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他采访的都是街边的小商贩，卖西瓜的，卖西红柿的，或是路边开排档的。他跟他们聊人生起伏，共情他们的悲欢，他完全融入被访者的世界，共享着同一种对命运的理解。
所以可以回到余华那句话，为什么“草台”才是真正的班子？
一方面，草台的基数足够大。它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挑人，而是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淘金。这样大的基数自然不乏人才。而它的筛选机制也极其严苛，是无数双早已祛魅的眼睛，打量着不带任何光环的他们，能脱颖而出的，必是人中翘楚。
另一方面，草台开辟出了全新的道路。精英的认知建立在系统的知识框架之上，有些东西，在这个框架里是“不合理”的、“不成立”的，所以根本不会被想到。
草台班子没有这种限制，你不知道它可以怎样天马行空。一个农民对于三国的想象，与书页间密密的考据与批注无关，他的想象不会被“历史真相”束缚。为什么不能用凉席做铠甲、用电动车当战马呢？这不是恶搞，是一种真正的“再创造”：在自己熟悉的世界，用自己的眼睛，去打量那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这是创作上的开天辟地。
学者项飙提出，不要被宏大叙事裹挟，要从自己出发，把自己作为方法，“‘方法’首先是一种不一定要遵守那么多惯例的勇气，不一定要听所谓主流的意见。”“草台班子”未必听到这样的忠告，却不觉间踏上正确的路途，走出一个新天地。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普通人想表达自己的声音很难，博客、公众号等自媒体打开了一道门，但写作本身依然是个门槛，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
短视频把门槛继续下调，只需要一部手机和想要表达的欲望，就可以对着无垠的世界发声。从构思文案，到打光、运镜、剪辑、配乐，这些过去只有专业团队才能触碰的技能，如今被普通人在手机上演练。你会看到那个原本只爱跳广场舞的大姨，忽然就掌握了编、导、摄、剪的十八般武艺，而且，人人都有可能走红五分钟。
但这并不意味着草台和精英就彼此对立，它们也可以是双向流动的。优秀的“草台班子”不乏精英的深度，而精英，比如在项飙和余华的思考过程中，也会把“草台班子”视为同类，从中吸纳原生态的营养。
值得警惕的或许是，门槛降低带来的某种失控，比如为了流量，编故事、卖惨、制造对立等乱象。资本的介入，还会打破刚刚建立的平等，那些“猜你喜欢”背后，也许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很难说是平台精准地投你所好，还是某个MCN花了大价钱的强行喂投。好在大浪淘沙，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草台班子”那种自然生长的丰富，是二手货色终究无法追蹑的。（闫红）
吴少卿虽然是素人，却在《给阿嬷的情书》里贡献了不俗的表演。她悦耳的潮汕口音里带着点锐利，在家中也是强势的存在，拒绝晚辈的无理要求时果断而决绝，一言不合就上手——那当然，独自带大好几个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永远如春风和煦？她当然是有脾气、有决断力的。而她吃过的苦，扛过的风雨，也足以对子孙构成震慑。
但她同时有一种被岁月揉搓过的苍黄的柔软。当她独自坐在房间里，看着那张所谓的“合家福”，不禁口中喃喃：“唉，你走这么早，这么多孩子怎么办呢？”据导演说，这句台词是吴少卿的临场发挥，是一个经历过人生风雨的女性的本能反应。那一刻，恩怨都且退后，她用自己的苦难，去丈量体恤另一个女人的苦难。
这一硬一软之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能看到来路的完整生命个体。
吴少卿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这几年，她孙子和孙媳妇从事自媒体，发现阿嬷对镜头很感兴趣，时不时拍一些关于她的段子放在网上，阿嬷就红了。她在短视频里那些吐槽、嫌弃、得意、心疼太真实，会让人想起家中的奶奶姥姥，或者是在电梯里遇到的老人家。
她也因此被导演从茫茫人海里选出来。“网红”背景让她有两个优势，一是习惯了面对镜头，不会有普通人那种紧张和局促，有充分的表现力；再有，她比专业演员更懂普通老太太。
《给阿嬷的情书》里的很多演员都像她这样，是从潮汕当地的短视频创作者的海洋里打捞出来的。据说南枝一角，导演就面试了一千多人，后来选出个李思潼。她的演技也许不算成熟，但她往那儿一站，端的就是沈南枝。就像当年的陈晓旭，都不用演，一看就是黛玉本玉。
这部电影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制作方用极致的心力补足了有限的资本。我曾关注过另一部小成本电影，制作方请不起流量明星，就退而求其次，请了几个观众面熟但叫不上名字的“小明星”。经费大部分花在了演员片酬上，却拉动不了票房。电影一上映就扑了街。
《给阿嬷的情书》将目光投向短视频，投向万千“网红”，不拘一格用人才，恰好可以做余华那句话的注脚：“草台才是真正的班子。”
人们总说“高手在民间”，但是在过去，民间的高手很难被看见。就拿拍电影来说，影视公司习惯于从职业演员里挑选，但成为职业演员的路径极其狭窄，一个人即便有表演天赋，若没有各种风云际会，也很难踏上这条路。有许多次，我在饭桌上看到有人惟妙惟肖模仿他人，卓越的表现力只能在饭桌上逗笑大家，可谓暴殄天物。
短视频的兴起，实现了创作上的众生平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身居何处，都可以借助一部手机，让自己被看见。被传统选角体系错过的天分，被算法推到大众面前。
比如安徽阜阳的“网红”鲍小光，今年就上了春晚。他是90后，乡村出身，靠拍“土味三国”走红。他的“三国剧”中，护心镜是锅盖，战马是电动车，诸葛亮的纶巾是旧床单，胡须是玉米须……台词也不是文绉绉的文言文，就是当地土话。
可以说不能更“草台班子”了，但这种“草台”正是他创造力之所在，他用“土味”解构了三国的宏大叙事，呈现出一个乡土的“三国宇宙”。
还有山东巨野的“刘小二”团队，他们致力于呈现乡村人情，既有巷口闲坐论人是非的唾沫飞溅，也有灶台旁把酒言欢的亲如一家；既有“恨人有笑人无”的幽暗人性，亦有救急解困的古道热肠。他们每一个白眼都翻得分寸合宜，每一次感动都来得猝不及防又恰到好处。比如有位三婶子，跟人吵架时，一边拍手一边跳脚，我曾在乡间见过如出一辙的场景，带点夸张，带点荒诞感，却是极其真实的呈现。
“草台班子”也能进行深度访谈。我关注了一位残疾网红，残疾反而使他拥有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个原本就被放置在边缘的人，去观察、访问、理解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他采访的都是街边的小商贩，卖西瓜的，卖西红柿的，或是路边开排档的。他跟他们聊人生起伏，共情他们的悲欢，他完全融入被访者的世界，共享着同一种对命运的理解。
所以可以回到余华那句话，为什么“草台”才是真正的班子？
一方面，草台的基数足够大。它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挑人，而是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淘金。这样大的基数自然不乏人才。而它的筛选机制也极其严苛，是无数双早已祛魅的眼睛，打量着不带任何光环的他们，能脱颖而出的，必是人中翘楚。
另一方面，草台开辟出了全新的道路。精英的认知建立在系统的知识框架之上，有些东西，在这个框架里是“不合理”的、“不成立”的，所以根本不会被想到。
草台班子没有这种限制，你不知道它可以怎样天马行空。一个农民对于三国的想象，与书页间密密的考据与批注无关，他的想象不会被“历史真相”束缚。为什么不能用凉席做铠甲、用电动车当战马呢？这不是恶搞，是一种真正的“再创造”：在自己熟悉的世界，用自己的眼睛，去打量那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这是创作上的开天辟地。
学者项飙提出，不要被宏大叙事裹挟，要从自己出发，把自己作为方法，“‘方法’首先是一种不一定要遵守那么多惯例的勇气，不一定要听所谓主流的意见。”“草台班子”未必听到这样的忠告，却不觉间踏上正确的路途，走出一个新天地。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普通人想表达自己的声音很难，博客、公众号等自媒体打开了一道门，但写作本身依然是个门槛，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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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草台和精英就彼此对立，它们也可以是双向流动的。优秀的“草台班子”不乏精英的深度，而精英，比如在项飙和余华的思考过程中，也会把“草台班子”视为同类，从中吸纳原生态的营养。
值得警惕的或许是，门槛降低带来的某种失控，比如为了流量，编故事、卖惨、制造对立等乱象。资本的介入，还会打破刚刚建立的平等，那些“猜你喜欢”背后，也许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很难说是平台精准地投你所好，还是某个MCN花了大价钱的强行喂投。好在大浪淘沙，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草台班子”那种自然生长的丰富，是二手货色终究无法追蹑的。（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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