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韩利明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其传承创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重点推进的工作。从《“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循证研究”，到多项政策持续支持中西医协同诊疗实践，国家层面正通过系统性举措，为传统医学的现代化发展与国际化传播持续赋能。
从实践价值看，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控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疾病，以及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临床研究中，已取得一系列积极进展，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协同互补成为提升临床诊疗效能的重要路径。
然而，当前中西医协同仍存在“表面化融合”的痛点：部分临床实践停留在“西医诊断+中药辅助”的简单叠加，缺乏对中西医理论体系的深度贯通；部分协同方案因缺乏统一疗效评价标准，难以形成可推广的规范；甚至存在“为结合而结合”的形式化问题，未能真正针对疾病诊疗痛点发挥二者优势。
《BMJ 循证医学》圆桌会圆满举办
在此背景下，2025年8月22日，由 BMJ 集团主办、北京中医药大学协办、扬子江药业公益支持的《BMJ 循证医学》圆桌会如期召开，会议将“创新中西医协同整合机制”列为核心议题之一，汇集多方力量交流研讨，重点聚焦传染病、慢性病及肿瘤三大领域，探索中西医协同整合的创新医疗模式，既为相关领域的学术探讨与实践经验分享搭建了高效平台，也为推动“中西医并重”战略落地见效、提升临床诊疗质量注入了强劲动能。
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叩开国际临床指南大门？
在中西医协同的全球探索中，中医药纳入发达国家临床指南，是中医药获得国际认可、进入国际医疗体系的重要路径。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初级医疗临床讲师Merlin Wilcox通过研究观察指出，从抗生素耐药性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来看，中药若要纳入英国临床指南，仍需突破多重关键障碍。
当前，抗生素耐药性已成为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难题。据预测，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每年将导致100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将超过糖尿病与癌症的致死率总和。尽管目前抗生素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广泛，但多项临床指南已明确不推荐其用于腹泻等常见感染性疾病，然而指南制定后却面临落地难、临床依从性低的困境。
基于此，Merlin Wilcox表示，一方面，培训是推动指南有效落地的关键举措，另一方面，抗生素耐药性带来的挑战，也让中药的独特价值逐渐凸显。据介绍，其团队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完成了10项系统综述，大量研究数据证实了中草药在感染性疾病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例如在急性咳嗽治疗领域，涵盖数万患者的33项研究显示，中药不仅能显著缓解症状，还能缩短诊疗时间、降低疾病严重程度；针对急性咽喉疼痛的综述也表明，中药在成人与儿童患者中均能有效改善症状，疗效得到广泛认可。多项研究为中药替代抗生素提供了有力依据。
在英国医患对中药的接受度上，Merlin Wilcox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当地医患对中药普遍持开放态度，多数受访者认为中药可作为抗生素的替代方案。不过，尽管接受度逐步提升，但中药纳入英国临床指南仍面临三大核心挑战。
具体来看，一是欧盟及英国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缺失，中药生产质量控制难保障，需优先解决；二是需平衡中药治疗的标准化与个性化，团队研究显示个性化方案疗效更优，但存在入组速度慢的问题；三是循证医学与经验、偏见的博弈，以英国本土草药“圣约翰草”为例，虽疗效获研究验证，却因认知偏差等未被指南推荐。
在Merlin Wilcox看来，为推动中药更好纳入英国临床指南，未来需从三方面发力，包括开展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中药疗效、探索中药纳入英国医保的具体路径、强化循证沟通以消除认知障碍。
Merlin Wilcox强调，医患的开放态度与现有研究基础，已为中药入指南奠定良好基础，未来将继续深化与中国中医药界的合作，推动中西医整合，为应对抗生素耐药等公共卫生挑战提供更多创新方案。
探索中医证据体系：从临床价值到方法学创新
在中医药纳入国际临床指南的探索之外，中医的临床价值如何通过科学证据体系支撑，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另一关键议题。
英国伦敦南岸大学中医与整合健康荣休教授Nicola Robinson指出，中医药与西药存在本质差异，其核心在于以个体化、整体化的思路调理人体、缓解疾病，而非单纯针对病症，但当前相关研究的发表文章数量较少、质量参差不齐，且是否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设计等问题仍待规范，“若能优化传统研究方法，既能推动中医研究技术的进步，也能为中医药发展注入动力，最终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照护”。
为更直观地阐释中医的整体治疗逻辑，Nicola Robinson以针灸治疗中风后康复为例解释，“中风作为全球高发健康问题，不仅导致多种病残、增加家庭照护成本，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且中风后患者症状多样，部分与未中风人群常见不适重叠，而针灸的优势在于对中风患者的多症状进行综合改善。”
Nicola Robinson进一步介绍，已有研究显示针灸能改善中风患者吞咽功能、修复神经功能，还能缓解伴随的身心症状，间接提升生活质量。但当前相关研究多规模小、报告质量欠佳，导致证据零散，针灸尚未纳入多数中风治疗临床指南。
Nicola Robinson表示，“我们曾梳理48份中风后临床实践与治疗指南，发现其中有35条明确提出了支持针灸用于中风后治疗的建议，且多聚焦于康复阶段。但即便有这些积极建议，指南仍难以对针灸证据的质量和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导致部分有效证据无法被充分引用。
在Nicola Robinson看来，中医发展的核心挑战是构建既能支撑综合医疗服务，又能与临床指南衔接的证据体系，“我们是否该考虑‘整合方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需要先理清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需要寻找什么样的证据、单一健康指标能否作为改善整体健康的依据、传统医学需通过何种证据证明其对整体健康的提升作用等。”
这些问题均指向了中医证据评估的方法创新。Nicola Robinson认为，不应将RCT视为唯一证据来源，假技术、假治疗等对照方法也可纳入研究设计；同时，研究与证据关注点应从 “疾病指标”转向“患者整体健康”。此外，需探索适用于传统医学的通用测量工具，思考服务评估、定性研究、个案报告等能否共同构成中医证据体系。
基于此，Nicola Robinson提出中医研究与实践的未来优先事项，包括制定高质量中医实践指南，为临床应用提供规范；深化个体化医疗方法探索，聚焦中医“个体化、整体化、预防性”特色，将辨证思维作为患者分层依据；持续优化临床试验设计，贴合中医诊疗逻辑。
“中医辨证的核心是‘动态调整’，即患者病症随治疗进程变化，医生需依新症状调整辨证与方药。Nicola Robinson强调，精准衡量和观察这些动态变化、据此优化治疗方案，是中医研究必须突破的关键环节。而中医也有独特发展机遇，“可借助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等现代技术，挖掘中医辨证的生物学基础，推动生物医学创新，实现患者精准分类。”
中西医结合的中国经验
事实上，中国在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探索历程积淀深厚、成果丰硕，也为全球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循证中医药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平指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既契合世界卫生组织（WHO）“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辅相成”的推荐，也源于中医深厚的历史积淀与西医临床应用的现实需求。
“我们希望通过中医优势弥补西医在部分场景下的短板，这是推动中西医结合的核心动因之一。”刘建平强调，中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疾病治疗环节，更在健康促进领域独具优势，“‘上医治未病’的理念，正是中医在预防保健层面的重要体现，也是中西医结合可挖掘的重要方向。”
当前，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中西医结合的路径也持续完善，刘建平将其归纳为四类：一是“西医诊断（ICD-10)+中医治疗”，例如用针灸为面神经麻痹症患者提供替代疗法；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通过辨证施治实现“病症结合”；三是“中医辅助治疗”，例如针灸在卒中康复期的应用；四是“西医特效药+中医个性化药方”联合，借助中药减轻西药副作用。
“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已取得卓越成绩。”刘建平指出，当前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以“整合医学、中医、西医”为“三驾马车”，教育层面建立了大学层级的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科研层面则通过整合循证医学与现代科学方法，推动中医从“经验实践”向“循证实践”转型，这些成果为全球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提供了中国经验。
不过，刘建平也坦诚，中西医结合仍面临多重挑战，“研究方法上，中医复杂性加大临床评估难度，平衡综合性、标准化与个性化是行业难题；疗效协同上，需实现‘1+1>2’而非简单叠加，同时警惕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DDI）；资源支持上，高质量证据获取存在资金缺口；实践转化上，需兼顾文化差异，解决‘中医科室利润低’、执业者‘资质质量不均’、‘证据转化指南难’等问题。”
针对这些挑战，刘建平同时提出应对方向：科研层面从“疗效评估、成分阐明、机制解析” 深化研究，采用“定性+定量”方法覆盖多领域；人才建设以“临床问题驱动”强化多学科合作，重视真实世界研究；未来发展需先明确“适合整合医学突破的疾病”，借AI与大数据提质，开展卫生经济学研究支撑决策，建立整合医学循证基础。
“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融’。”刘建平强调，未来需持续以科学为支撑、以患者为中心，推动这一领域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医疗体系创新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破解中西医协同密码
中西医如何突破简单叠加，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循证医学中心（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段玉婷、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研究员闫世艳、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临床流行病学与医学统计学教研室主任曹卉娟分别从临床实践、方法学创新、证据评价等维度展开，为中西医协同整合提供了多元视角与实践方向。
段玉婷认为，要实现中西医“1+1>2”，首先需从“标准化”与“国际化”入手，搭建中西医对话的通用框架。
她指出，当前中药复方与中西医结合的原始研究匮乏，制定统一临床指南与报告标准是补短板的关键；同时需借力国际化平台，如将中西医结合路径以国际形式发布，为学者研究发表奠基；此外，响应顶尖期刊的数据共享政策与患者参与（PPI）要求，既契合中医“以人为本”理念，也能让证据更贴近临床需求。
闫世艳强调，协同需坚守“疗效导向、患者中心、高质量证据”三大原则，这是“1+1>2”的前提，“当前研究多关注单一疗法疗效，忽视了中医整体效应，这恰是协同的核心优势。因此，需先从临床需求出发，明确‘需协同的场景’，再针对性研究。”
在方法学上，闫世艳认为除随机对照试验（RCT），还应重视真实世界研究，其能更好捕捉中医整体效应、反哺临床，但需提升数据质量与偏倚控制能力；同时，机制研究是“桥梁”，只有阐明作用通路与靶点，协同效应才更具说服力。针对中医个体化治疗的外推性挑战，她表示这是中医特色方向，需持续探索。
曹卉娟则聚焦“精准性”，提出需破解三大挑战。一是“疾病选择”，并非所有疾病适合协同，且现有研究多关注主流疗效指标，忽视中医整体结局，同时卫生经济学评价缺失，如肿瘤研究未分析“延长生存期”的额外成本，不利于推广。
二是“干预时点”，中药介入时机直接影响效果，如中药辅助人工授精的给药时点差异大，却鲜有研究比较“哪个时点更有效”；新冠治疗中也发现，72小时内用草药缓解重症效果达37%以上，一周后给药则效果折扣，“明确‘最佳干预时点’，是提升协同效应的关键”。
三是“证据评价工具”。现有工具（如GRADE）对中医复杂干预的评价存在局限。“中药复方本身成分复杂，中西医结合更增加了干预的复杂性，用传统工具评价常因‘方法学质量受限’‘作用机制不清’被降级。”她强调，这并非否定现有工具的科学性，而是需结合中医药特点优化完善。
构建全球适用的中西医协同创新模式
《BMJ 循证医学》圆桌会围绕“中西医协同整合”展开的深度研讨，既是对当前中西医协同痛点的精准梳理、突破方向的清晰锚定，更以中外专家的多元视角与实践经验，勾勒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从“表面结合”走向“深度相融”的可行路径。
这场研讨的价值，更在于为“构建具有全球适用性的中国整合医疗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未来，随着中西医协同在循证研究、临床实践与政策保障上的持续突破，中国整合医疗模式将不仅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力量，更能为全球医疗体系创新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健康福祉提供更多元、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BMJ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孔雨烟表示，未来将依托BMJ集团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汇聚全球医学智慧，推动中西医整合领域的深度融合；同时加速循证研究成果向健康守护效能的转化，为中医药文化的创新传承与现代医学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般情况下，如果患者患有痔疮，并且病情比较严重，则可能会引起发烧的情况。但若患者的症状较轻，则通常不会出现上述情况。1、会：痔是肛门直肠底部及肛门黏膜上的静脉丛发生曲张而形成的一个或多个柔软的肿块，通 出现呼吸困难、有时还会咳嗽的症状，可能是由于肺炎导致的。但也可能与支气管炎、肺结核等疾病有关。一、是肺炎的情况1.细菌性肺炎：若患者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病原体感染，可能会对肺部组织造成刺激，诱发炎症 通常情况下，患者在进行完鼻窦炎手术后出现感冒的情况时，需要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采取一般治疗、药物治疗等方法缓解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1、一般治疗：如果患者的感冒情况并不严 治疗类风湿的药物一般包括非甾体抗炎药、糖皮质激素等。如果患者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此类药物，通常没有害处；但如果长期大量使用，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1.无害的情况：上述两种药物都具有抗炎止痛的作用，在临 偶尔出现头晕、心慌、发颤的症状可能与生理性因素有关，也可能与低血糖症、贫血等病理性因素有关。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加重，建议及时就医明确诊断。一、生理性因素1.心理因素：若患者近期压力过大或者情绪过 通常情况下，两臂骨头痛不一定是白血病。如果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并且伴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则建议及时就医治疗。1、不是：引起胳膊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外伤、肌肉劳损等非疾病因素引起的局部软组织损伤，以及颈椎间 。本文链接：突破“叠加”局限，探索中西医协同融合新机制http://www.sushuapos.com/show-9-653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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