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卢陶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2024年我国开启了ESG强制披露的时代。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指引》），所有A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都将以《指引》为准，部分公司则按《指引》规定被强制要求披露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截至2025年1月7日，《指引》圈定的强制披露名单涉及约468家公司，市值占比 51%。这些公司中有427家披露了2023年度ESG报告，31家未披露，披露率为91.24%。
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中国证监会原首席会计师及原国际部主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原理事张为国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这些政策都能够落实到位，那么预计从2025年初开始的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季起，未来几年，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的成效将高于预期，报告披露信息的量和质，包括可比性，都会比往年有较大的提高。
张为国认为，ESG指标对于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力还有待时间检验，而企业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最关键驱动力不在于合规，而应该是避免风险、抓住机遇。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原理事张为国，受访者供图
可持续信披成效将高于预期
《21世纪》：2024年三大交易所出台的ESG政策，如《指引》《指南》，对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有着怎样的意义？
张为国：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了《指引》，在《指引》基础之上又推出了一系列脚踏实地的工作，包括11月发布了编制报告的《指南》，中上协也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工作指南》。此外，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上交所还颁布了《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三年行动方案》。这些都是扎扎实实的有助于可持续信息披露发展的政策。
ESG实践以及ESG的披露是一个价值链，需要由数据集成商、评级机构和其他的机构联动起来，最后呈现出的信息才能被投资者决策使用。
如果这些政策都能够落实到位，那么从今年初开始的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起的未来几年，大量上市公司的披露框架就会与三个交易所发布的《指引》《指南》靠近。我国的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以及头部的民营企业许多都在香港上市，在披露细节方面可能会参照ISSB等准则。
我认为，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的成效将高于预期，所披露信息的数量和品质，包括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可理解性等都会比往年有较大的提高。
《21世纪》：《指引》圈定的强制披露范围在不断地变动，例如上证180成分每半年调整一次，如何判定企业是否被ESG强制披露？
张为国：《指引》要求报告期内被持续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和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在2026年4月30日前发布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这一名单中涉及的公司是会变动的，这种变化是正常的。例如从2024年2月初文件发布后，又有几家A股上市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便会加入名单中，它们自然被纳入强制披露范围；反之，如果在香港退市，便不在名单范围，公司也不会用负面的心态处理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类似地，被调出某一指数的公司我估计多数仍会按《指引》要求披露，因为它们早就有了披露的思想准备，也已采取切实的措施做好披露的工作，证监会或交易所也会与出现此类变动的公司进行沟通。
此外，《指引》圈定的强制披露范围，实际上一定程度考虑了境外上市的因素。我国香港市场主要由中资上市公司构成，香港联交所已提出强制披露ESG报告的要求，且在一般披露要求和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方面与ISSB准则趋同。根据过往的经验，这些公司在国内市场也会披露相同或相似的信息，避免差异。
根据重要性决定披露重点
《21世纪》：目前A股5384家企业中2227家披露了ESG报告，3157家未披露，信披率41.37%。你如何看待当前A股市场41.37%的ESG报告披露率？与国际市场的披露率相比如何？
张为国：在将披露率进行国际比较时，要格外小心。
第一，我们不能简单地与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小的经济体去做比较。这些经济体本来很小，经济结构也简单，特别是中国香港由完全的自愿披露到不披露就解释，再到现在完全与ISSB国际准则接轨，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道路。
第二，与经济比较复杂的国家相比，中国现在的披露率已很高了，披露的内容总体也很全面了。当然，在复杂经济体中，也有少数大公司披露信息的量更多和质更高的。这点国内外都一样。
第三，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因素是，所谓的披露率是指单独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 、ESG 报告或者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率，但很多小公司根据证监会的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要求，已经披露了很多我们称为ESG信息的内容，比如环境、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信息等。
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ESG或者可持续发展披露仅仅是中国证监会、国资委、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主体”监管部门的事情，ESG披露也有“主题”监管的一面。从后者角度去观察，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工信部、自然资源部、交通部、市场监管总局、能源局等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颁发了大量文件。
《21世纪》：企业在编制ESG报告的过程中，如何能让结果更可靠？
张为国：企业应努力把可持续的信息需求植入到计算机管理系统里，也就是业产融合的系统里。
现在有一个不理想的状态——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往往在编制ESG报告时凑数字，即由内部ESG 部门向各个职能部门或下属公司讨数字，或从外部请中介机构协助找一些参数，这是不行的。
可持续发展信息要想真正地在企业、地区、行业、国家决策控制中发挥作用，这些信息必须植入到信息管理系统里，需要增加的信息源不多，更多的是在原来的信息源基础之上打一个标签即可。
从ESG服务的角度，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提供管理信息系统的公司都是已经基于这样的理念来做产品的。据我所知，同样的信息源可以有不同的输出可能，满足十几份报告需求，那么我们可以把ESG报告作为一个新的需求。
举个例子，一家钢企需要知道年度用电的碳排放量（范围2），不可能到年底再去要数字，因为一年里天天在用电。国家提供了参数的情况下，企业每天都可以知道单产、日用电量、累积用电量及相关的碳排放量，从而把用电及相关的碳排放量放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21世纪》：2024年12月27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增加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相关条款，如何理解这项条款的意义？
张为国：各种各样的缓释条款在各个国家的准则和法律法规中是很常见的。
ESG报告的一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于两个维度的重要性判断——一是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是重要的，二是对社会的影响是重要的。因此企业一番判断下来，如果一些议题对它而言是不重要的，那么不在ESG报告中披露或或仅在年报中简单披露是可接受的。反过来，假定企业根据重要性的判断，归纳出来有八个领域是重要的，那么这八个领域就要着重披露。例如对矿业企业而言，矿难、职工安全、健康保护是重中之重，但是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可能就不是它们的重要议题。
现在上市公司的ESG报告大多都是如此操作的，有重要性判断的坐标图，最后归纳出最高等级、中等和低等的重要性。那么每个企业的ESG报告很可能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企业所面临的重要性议题不一样。对重要性的判断可能导致有些企业不完全按照证监会或交易所设定的主题、具体条款去披露，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我需要说明的是，ESG信息与财务信息不同，ESG信息很多都基于企业对未来的估计和判断——尽管财务信息也有根据未来估计和判断的情形，比如各种资产的减值等，但主要还是根据已发生的交易事项。规模相对较大、条件相对较好的企业，在做各种对未来的判断和估计时能够付出这项成本，但对于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如果让他们也必须全面准则地做出短中长期财务影响的估计和判断，就有成本效益的问题。如果成本过大，就有是否值得披露的问题。即使化解了成本，得到的数据也可能很不可靠，如离散度大，随意性或可操控性大等。这样的信息不仅决策有用性低，甚至可能有误导性。
国际上也如此，例如美国证监会2024年发布的《加强和标准化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最终规则》便没有要求企业都披露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对规模小的上市公司提出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制披露要求。即使要求披露的，也要根据重要性的判断是否一定要披露。
避免风险、抓取机遇应是信披驱动力
《21世纪》：西方国家反ESG的观点似乎在升温，如何评价2024年全球ESG发展？
张为国：从全球ESG发展来讲，2023年中ISSB颁布了两项准则、ESRS颁布12个准则（ISSB的准则不具有强制性，而欧盟的准则有着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全球已经出台了相对高质量的规范，这是正面的事件。
但不得不说，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确实是近年来最复杂且严峻的，带来的间接后果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大国在经济上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性是应该的，中国就一直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但是目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地缘政治下已经泛化了。
地缘政治叠加贸易保护主义，从 ESG角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本来各国可以利用全球化下的分工，以最高效率、全球合作的模式来取得最低价格的产品。如果全球各国都谋求在各方面独立自主，先不谈其他，只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必然导致碳排放增加而不是减少。
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没有自己的锂电行业、铝业、钢铁业，重建是很困难的，即使真的重建了，增加的碳排放量将是难以估量的。
以芯片、算力产业为例，两者很大一个方面就是用电，如果每个国家要建自己的芯片和算力产业，电从何处来？新建水电厂是来不及的，那么就必须用化石能源，进而造成碳排放增加。
再以中国的新能源车为例，全球各国都用中国的新能源车，价格便宜，各国也不用自己建锂电池产业。但如果每个国家都想自己造新能源车，包括建立关键部件的产业链，那是不可能的。真实的例子就在两个月前，由西门子、巴斯夫、大众、高盛、欧洲投资银行、瑞典养老基金等投资的瑞典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Northvolt已经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21世纪》：企业做ESG报告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张为国：很多人强调ESG是合规的事情，我是不完全赞成的。ESG关乎企业的长治久安，通俗地说，企业要减少或避免风险、抓住可能的机遇。因此，我更赞成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不是用ESG的概念。
ESG概念的好处是能将各种各样的主题简单归为环境、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三大类。但在有些情况下，很多重要的议题是很难归类的。比如企业研发创新到底放在E、S还是G？对新能源企业，他们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为了环境，所以他们的研发创新放在E里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企业就不见得如此，例如信息产业、银行业的隐私保护与网络安全一般放在G里，但放在S里似乎也无不可。
因此，企业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最关键的驱动力不在于合规，而应该是在避免风险和抓住机遇，看看自己在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怎么样。
至于向社会讲好故事，当然也是应该做的。假如企业可持续发展已经做得很好了，难道要不讲出来吗？但如果仅仅为了迎合潮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我是反对的，关键要采取切实行动。
《21世纪》：现在ESG指标对于投资者决策的影响有多大？企业的ESG表现能不能像财务表现一样，横向纵向进行比较？
张为国：总体而言，ESG指标对投资的影响仍比较有限。
首先，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ESG指数基金产品，这些产品的名称和它的内涵是否一致存在着问题。例如保护女性、纯绿、社会议题等主题的基金，权重设计到底合不合理？
ESG指标对于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仍需要时间累积。财务指标经过了上百年的努力，且财务指标与ESG指标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财务指标都是统一的货币计量单位，可以进行加减乘除，而ESG指标的计量单位是不统一的，这对形成对企业ESG及其披露表现的综合评价，并据此设计金融产品造成相当大的难度。相关努力都有待时间的考验。
《21世纪》：未来企业ESG实践如何推进？
张为国：像我前面提到的，企业应该把ESG和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控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同时还有一点，全球竞争主要还是科技竞争，我们要通过技术突破、弯道超车来避免风险、抓住甚至创造机遇，我认为这是今后几十年中国企业应该做的。现在不少著名的成功者就是这样走来的，比如新能源车、光伏企业等。
因此，市场也要对科技可能的失败有一定的容忍度。各种各样的科创企业，无论大型、小型，他们可能会不成功，可能会在一定阶段内由于研发投入造成持续亏损。市场要接受这样的常态，因为真正在科技竞争中胜出的企业总要经历亏损、不成功的阶段，不可能人人胜出，世界没有那么便宜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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