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舒晓婷 北京报道
2025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1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开篇之年。中国海关总署4月14日发布的消息称，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经实质性结束，双方将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拓展互利合作，在标准和规则等领域加强互融互通，共同促进贸易便利化及包容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Erik Berglof）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与东盟围绕绿色低碳领域可重点从三个方面深化合作：一是可再生能源和电网互联；二是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建设；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Erik Berglof指出，中国在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超额完成了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能的部署目标。这种快速扩张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技术的持续进步、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市场竞争。与此同时，燃煤电厂的退出进程相对谨慎。这主要是出于对能源安全、电网稳定和工业用能需求的综合考量。为了成功实现“双碳”目标，中国亟需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更高比例并入电力系统，增强电网灵活性、发展大规模能源储存系统，并健全电力市场机制，从而加速从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深度转型。
作为《巴黎协定》通过后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致力于支持成员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未来转型。在首个银行中期发展战略中，亚投行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2025年确保其实际批准的资金中至少有50%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我们预计，到2030年，亚投行的气候融资累计将达500亿美元。”Erik Berglof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Erik Berglof）资料图）
中国为全球脱碳做出贡献
《21世纪》：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请问，你近期关注哪些与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内容？
Erik Berglof：中国在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超额完成了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能的部署目标。这种快速扩张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技术的持续进步、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市场竞争。中国正积极打造全球清洁能源创新的引领者地位，不仅有力提升了自身的能源安全，也为全球脱碳努力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燃煤电厂的退出进程相对谨慎。这主要是出于对能源安全、电网稳定和工业用能需求的综合考量。尽管中国持续提高煤炭发电效率，并扩大灵活性措施，但是，减少对煤炭的结构性依赖仍是一项关键挑战。
为了成功实现“双碳”目标，中国亟需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更高比例并入电力系统，增强电网灵活性、发展大规模能源储存系统，并健全电力市场机制，从而加速从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深度转型。
中国在电力市场改革、绿色金融、碳市场建设以及工业脱碳等方面的持续努力至关重要。相关政策将确保公正、安全和可持续的能源转型，同时平衡经济增长和长期环境目标。
《21世纪》：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有何亮点？
Erik Berglof：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生产国和安装国，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470多万个就业岗位，超过了传统化石燃料行业的就业规模。这一成就不仅关乎减排，也彰显了中国在创造就业、推动技术创新和开拓新兴市场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电动汽车和绿色出行领域，中国同样引领全球，电动车销量占全球市场的一半以上，并在电池制造和供应链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些绿色产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将气候挑战转化为引领全球市场的机遇。
此外，在绿色金融和市场机制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覆盖电力行业5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正将其逐步扩展到钢铁、水泥等高排放行业。中国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正加快构建完善的可持续金融框架，以激励和引导更多私人资本参与绿色项目。
“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模式可供其他国家借鉴
《21世纪》：中国在推动“双碳”目标方面有哪些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
Erik Berglof：我认为中国非常重要的经验之一在于长期规划和明确的政策目标。中国制定了明确的气候目标和行业路线图，为有序、系统地脱碳提供了坚实框架。其中，“五年规划”作为一项动态的政策工具，有效地将气候与环境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与可操作性。
此外，技术和产业升级也尤为重要。中国在清洁技术研发、能源效率和绿色制造方面的大量投资，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电池存储的成本。依托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实现了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的大规模生产，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了全球价格，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取低碳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在自然解决方案方面也走在前列，率先推出了生态补偿机制、植树造林（如退耕还林工程）和湿地修复等举措。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还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契合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同时，通过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切实惠及当地社区。
此外，中国还积极探索试点与区域示范的模式，已在全国多个地区成功开展低碳城市、绿色产业园区、可持续金融试验区等试点项目，并在取得成效后逐步在全国推广。这种“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模式可供其他国家借鉴。
《21世纪》：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方面面临哪些挑战？
Erik Berglof：我认为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意愿与全球合作的不足。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转型，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与国际层面的协同努力，尤其是在绿色技术共享、融资机制建设和统一碳市场等方面。然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家利益的分歧和短期经济优先事项往往阻碍了必要的集体行动。二是气候融资与投资缺口巨大。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每年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入，但当前气候资金仍然远远不足，且分布极不均衡，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资金获取难题。许多国家在动员私人资本方面存在困难，而现有的融资机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流程复杂、获取门槛高等问题。此外，不同国家之间在碳定价政策、绿色分类标准和碳信用体系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市场碎片化，进一步限制了气候融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1世纪》：针对上述问题，有何建议？
Erik Berglof：在增加政治意愿和促进全球合作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依托二十国集团（G2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多边开发银行，加强多边气候外交，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和执行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特别是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协作。尽管当前面临巨大阻力，但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合作势在必行。二是积极推动双边与区域层面的合作协议，特别是在绿色技术转让、气候融资和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在全球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区域合作和加强伙伴关系正变得愈加重要。三是推动气候政策与国家经济战略协同，展示气候行动如何支持创造就业、保障能源安全和提升长期经济韧性，为气候行动争取更广泛的共识与政治推动力。中国提供了一个将净零转型融入增长与发展战略的范例。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绿色增长模式为获取新技术和资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对国家的协调能力和执行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应对气候投融资缺口方面，我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需要从外部获取技术和资本。为此，各国应建立由本国主导的“气候与发展平台”，以更好地整合国内资源并协调国际发展伙伴，确保技术转移与资本流入的高效对接。此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拓展和丰富气候融资渠道与机制：一是扩大公私伙伴关系、混合融资机制和风险分担工具，吸引私营资本进入绿色领域，扩大对清洁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项目的融资。二是加强多边开发银行的气候贷款能力，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优惠融资和去风险投资。三是简化和改善国际气候基金（例如绿色气候基金、损失与损害基金）的申请流程，使资源能更快速、精准地支持最脆弱国家和社区。四是协调碳定价政策、碳信用体系和绿色分类标准，以减少市场碎片化，增强全球碳市场和气候融资机制的互通性。五是鼓励监管和金融创新，如发展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碳交易平台等新型金融工具，以创造更多可扩展、可投资的气候融资解决方案。
基础设施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支点
《21世纪》：具体到中国与东盟，未来双方围绕绿色低碳领域可以如何深化合作？
Erik Berglof：我认为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可再生能源和电网互联。中国在水电、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经验，可以帮助东盟国家加快清洁能源转型。此外，中国在分布式太阳能项目和微电网系统方面的经验，可以支持东盟扩大离网供能覆盖和农村电气化，确保偏远和服务不足的社区获得可靠的清洁能源。
二是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建设。中国和东盟可以深化可持续金融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混合融资机制的发展，引导资本流向低碳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项目。中国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为东盟国家制定碳定价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双方还可在碳信用标准和市场联通方面加强合作，推动跨境碳交易。在绿色金融分类和转型金融框架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有助于建立明确的投资指导方针，确保可持续金融实践的可信度和一致性。
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红树林恢复、可持续农业和再造林等领域，中国与东盟具备广泛的合作空间。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的气候适应力，也促进了农业可持续性和粮食安全。中国在生态补偿机制、碳汇交易和植树造林方面的经验，可以为东盟国家提供可行的自然保护激励机制设计参考，推动区域生态共赢。
《21世纪》：作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代表，亚投行在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方面有何考虑？
Erik Berglof：作为《巴黎协定》通过后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致力于支持成员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未来转型。在首个银行中期发展战略中，亚投行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2025年确保其实际批准的资金中至少有50%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我们预计，到2030年，亚投行的气候融资累计将达500亿美元。
两年前，亚投行批准了其首个《气候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优先支持兼具多重气候协同效益的项目。目前，我们正通过以下几项战略行动推动落实：对所有投资项目进行评估，确保其与《巴黎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持续扩大气候融资，特别强调适应与复原力建设；以及积极动员私营资本参与。亚投行还在积极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例如在2023年发行气候适应债券，并承诺从2025年起采用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报告框架，以提升气候信息透明度。
我们始终认为，基础设施不仅关联气候挑战，更能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支点。当前所做出的基础设施投资选择，将决定我们未来是走上高碳锁定，还是迈向低碳韧性增长之路。在亚投行发布的《2023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自然是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理念，倡导通过加强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识，推动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投资。例如，我们在内蒙古的一个项目中应用了自然资本评估（NCV）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经济分析，以了解其如何影响投资决策。我们计划将这种NCV方法应用到更多的项目中。
最后，面对气候变化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交织的挑战，促使我们推出了以气候为重点的政策性融资（CPBF）工具。这一新的融资工具旨在支持亚投行成员推进气候政策和制度改革，以扩大气候融资规模、加速低碳转型。项目将优先支持以下方面的改进：提高气候适应融资比例、调动私营资本参与，以及增加可融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储备。这一机制将有助于成员落实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和长期气候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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