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国合会主题论坛“汇智聚力‘十五五’中国环境与发展” 现场 官方供图）
随着全球变暖突破1.5摄氏度的临界阈值，世界达到第一个气候临界点。《全球临界点报告2025》显示，温水珊瑚礁大规模死亡已成为首个显著标志，地球多个关键系统的稳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25年年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表示，“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效，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十四五”期间，中国绿色转型全面加速，绿色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展望“十五五”，多位国合会嘉宾就绿色转型建言献策，能源、产业、交通结构优化持续深化，绿色制度、创新、全民意识形成合力，为2030年前碳达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筑牢根基。
五年来绿色产业增加值达5万亿元
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人民日报》近日撰文称，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新进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继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底色更绿。我国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距离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还有5年，绿色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中国环境与发展展望高层课题组的研究显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自2014年以来，涵盖“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大指标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其中减污和增长两个指数的增幅尤为显著。
“课题组对重点行业绿色低碳领域增加值的分析表明，2020年该指标占GDP比重已达8.3%，预计2025年将提升至11.7%。数据显示，2025年绿色产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加5万亿元，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新能源、绿色交通和绿色金融等服务行业。”国合会委员、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兼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司长任勇表示。
任勇介绍，中国绿色转型成效体现在多个重点领域，首先是产业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近年来，中国建立了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其中绿色工厂的产值占制造业的产值比例达20%，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也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及规模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和输电电网。中国全社会的用电量中每3度就有1度是绿电。
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目前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从2014年开始建设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提前实现了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能源清洁化、产业低碳化和绿色森林面积增加的碳汇为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已经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1+N”政策体系，统筹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既考虑减缓气候变化，也考虑适应气候变化。
此外，中国建成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今年3月份，中国启动了自愿减排市场。2016年以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并动员的项目资金总额超过1770亿元。
任勇强调，绿色金融和绿色技术创新正有力支撑着中国的绿色转型。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达42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超2.2万亿元。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达2.68%，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新技术、人工智能、环境标准使传统产业正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增长了73%，占GDP比重的10%。”任勇表示，中国新能源技术的创新推动了全球风电、光伏的发电成本下降了超过60%和80%，为全球减排作出重要贡献。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面向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我国在绿色转型与发展进程中会面临哪些机遇和调整？如何通过“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面绿色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所所长、研究员高世楫在会上表示，“十五五”至2035年是中国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十年，绿色低碳转型既面临严峻挑战，也蕴含重大机遇。
高世楫认为，推进绿色转型的最大挑战在于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结构性、根源性压力，能源结构的高碳特征尚未根本改变，大宗产品需求持续高位，重化工业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规模，排放总量依然较大。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重构对中国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国内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增长压力加大，以及区域行业不平衡等结构性难题。特别是在保障能源安全与控制低碳转型节奏方面，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规模性挑战。”高世楫表示。
谈及发展机遇，高世楫认为，三大基础优势将为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一是绿色制度体系日益完善。预计“十五五”期间将完成能耗双控向碳双控的全面转型，构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加强碳市场建设，完善统计核算体系和碳核算标准。二是国家创新体系持续优化。我国创新体系为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知识创造、扩散和应用方面经验不断丰富。三是全民低碳意识普遍提升。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正从倡导走向主流。未来需要将价值引领、制度保障、技术赋能和市场创新相结合，设计包容性、激励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组合，让绿色生活成为亿万群众的日常实践，为中长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持久社会支撑。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原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则强调，中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趋势不会改变，以太阳能、风能发电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发电的趋势不会改变。
王志轩表示，传统污染治理模式和环境管理模式正在走向终结，“十五五”期间我国要把握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新的环境问题、新的政策措施和新的布局起点，要高度重视风险点管理，政府治理必须着重未来风险管理，特别是红线和底线管理。
“正如不可能倒退到现金支付取代电子支付，也不可能放弃电力重返燃煤时代，这种发展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针对下一步工作，王志轩提出四条具体建议。一要善用既有经验，持续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中国积累的丰富经验既是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必须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完善机制和制度协调。二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要坚持“先立后破”方针。随着能源转型持续深入，风险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转型进程的最大“拦路虎”，需要提前研判风险、算清大账、及早提出解决方案。三是坚定不移走市场配置资源道路，但要与时俱进地在人工智能支撑下完善市场机制。四是政府决策的技术方法需要从传统的加减法平衡提升到网络算法平衡。当前面临要素更多、关联性更大的复杂局面，关键因素可能相互转化，决策时在坚持物理规律的前提下，需要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
国合会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刘健表示，在环境相关的92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41%的指标缺乏数据支撑或有效监测，38%的指标呈现向好发展趋势，但仍有28%的指标处于恶化状态。
刘健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建议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体系统筹对接，便于国际社会更准确理解中国进展。同时应充分总结“十四五”经验，着眼2030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2031—2050年的长远展望反推“十五五”规划的实施路径。二是呼吁开展经济理论创新研究。从1993年将环境纳入经济主流的探索，到如今绿色转型贡献超过10%的GDP，中国实践已经达到需要理论突破的阶段。
刘健强调，中国绿色转型实践已经为世界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现在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工作将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性的理论成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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