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6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东区八角楼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台上，站着一位穿着深色夹克的白发老人。他手持激光笔，时而转头比划，指向大屏幕上报告的内容，时而面向观众席，侃侃而谈。
老人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球化学家、地质教育家於崇文。当时的他刚步入鲐背之年，校方特地为其安排了一场学术报告会，讲授的主题是“利用复杂性科学研究南岭地区成矿规律”，内容是成矿系统复杂性研究最新进展。
於先生弟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刘宁强副教授对那天印象很深：老先生在台上足足站了3个小时，精气神十足，根本看不出已至九十高龄。
报告会上，於崇文勉励后辈要尝试去走前人未走的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被於崇文奉为人生格言，“学习思考、锲而不舍、探索创新、攀登不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在一条很多人认为“复杂”且艰难的路上，他开创了“地质系统、成矿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创新学术领域，为使地质科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奋斗了一生。
他一生都在学习和探索，直至2022年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今年，正值老先生诞辰百年。
於崇文院士。学部局供图
长路辗转
於崇文的求学之路，虽几经战火带来的蹉跎，却拾起了人生的方向。
1943年，与亲人告别后，19岁的於崇文离开了被敌军侵占的上海，准备前去重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因生病体力不支，行至浙江龙泉时不得不停步休整。当到达湘南零陵时，考试时间已过，於崇文只得在中国零陵耐火砖厂，找了一份耐火粘土成分分析的工作。
厂里，有一位名叫靳凤桐的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还曾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过。他瞅着於崇文年轻、肯干，便叫上这个小伙子，去爬粘土矿的矿洞，勘察资源。尽管每天钻洞、挖土、做检测，手指缝里都夹满黑泥，但於崇文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而这也为他日后的选择，埋下伏笔。
不到一年的时间，战火逼近零陵，他不得不再次启程，继续前往重庆。所幸终于考入西南联大，从重庆辗转至昆明。
求学期间，因战事连连，与家中失去联系的於崇文，身无分文。只得领救济、睡茅屋的他，又不幸染疾休学，身体好点了就去打工赚钱。有了积蓄，他立即返校，并选择进入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分成三校，在校学生可自由填报去向，於崇文毫不犹豫地在志愿单上写下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随后，他又一路奔波，经从香港到上海再转秦皇岛的海运航线，北上圆梦。
毕业后，於崇文潜心教学。五十年代初，在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他创建了国内首个地球化学专业，主讲“结晶学”与“矿物学”课程。
“当时国内很多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从苏联那‘取经’，於先生也是一边授课，一边学习，晚上还报班参加俄语培训。”刘宁强说，没有大纲，没有教材，没有范例。面对“三无”，於先生就干脆来了个“自导、自编、自印、自演”:自行选定教学内容，自己编写教材，自己刻写钢板、油印，自己讲课。
整整一年，通宵不眠基本上就是他的常态。印完讲义已是凌晨，收拾收拾，又得从地质学院所在的端王府夹道出发，登车赶往沙滩地质馆讲课。
打破偏见
前期的求学和教学经历，让於崇文对地质学有了不一样的思考。西南联大时期，他曾听一位前辈评论道：“地质学是一门不是科学的科学。”
“的确在那个年代，地质学的研究，主要是去野外勘察，采标本、察岩性，是描述性的科学。”刘宁强印象中，老师於崇文并不赞同那位前辈观点，也一直想要打破关于地质学的“偏见”。
以此为出发点，当其他同仁都在专注野外找矿产资源时，於崇文却思考着如何将基础自然科学、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理论与地球科学相结合，让地质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之路。
有人形容，於崇文是将地球科学“简单”问题复杂化，刘宁强对此并不完全赞同。“自然界的很多常见现象，只是表面上看着简单，越想深入了解必定越复杂。”
他认为，研究最开始，确是简单问题简单处理。“但进阶过程中，有的问题没法简单处理了，就不得不寻求更可行，但有可能更复杂的方法。任何领域的探究，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线性到非线性，定性描绘到定量表征的过程，地质学亦是如此。”
在对地球化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於崇文的确也慢慢延伸出其中的数学、物理等方面的问题。刘宁强举例，在八十年代，於先生撰写出版了《数学地质方法与应用地质与化探工作中的多元分析》一书，将数学中的多元统计引入到地质学中。
统计学经常被应用于社会学和医学中，但对于地球化学勘探过程同样适用。“面对一个样点里的大量数据时，我们也需要用统计的办法去归纳、整理和分析，以至于让描绘出的现象，有更为严格的数据支撑。”刘宁强解释。
除了将多元分析系统全面引入地质-地球化学，於崇文还先后开辟和发展了多个创新的学术领域，例如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探索“区域地球化学”新学科的诞生；将动力学与成矿作用相结合，开辟“成矿作用动力学”的矿床成因研究新方向；提出“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的成矿新理论与探索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等。
探究越深入，涉及到的学科内容越复杂，所以於崇文也一直在学习。无互联网的时代，於崇文唯一获取资料或前沿信息的途径，就是去图书馆。
蹬着自行车，他在学校和北京图书馆之间不停来回。找到了要用的资料，他便一字不漏抄下来，重点的部分用红笔勾勒。后来有了复印机，更方便了，他将复印内容装订成册，精读批注，供弟子们借阅。
晚年的於崇文，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图书馆看书、借书、印书。刘宁强见状不放心，便常去帮他找资料，但老先生有时还是坚持自己能行。经学生们多次劝说后，於崇文终于“退了一步”，改成了打车去图书馆。
功底深厚
於崇文好学，也善学。
“做事善始善终，只要完成了一个项目或课题，他都会将过程中的成果和认识进行归纳、总结，甚至集结成专著。”刘宁强记得，老先生去世前都坚持执笔写作，回顾过往中，提出新问题。
他教授的学习方法，至今都让刘宁强受益。2004年，刘宁强被保送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士研究生，并拜在於崇文门下。虽学籍在武汉，但后续的学习研究仍在北京。
研究生毕业后，本可以继续于武汉深造，但为了能跟在於老身边继续搞研究，刘宁强放弃了已经取得的连读保送机会，选择考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博士生。复习过程中，刘宁强正为如何快速“吃透”一本专业书而苦恼时时，於崇文翻开一本书，摆在刘宁强的面前。
“好好看目录。”於崇文说，这本书讲了哪些，有什么重点，分析目录便可知晓。刘宁强瞬间豁然开朗，迅速厘清内容逻辑。现在，刘宁强给自己学生上课时，也沿用这样的思路，搭建框架，从面到点，知晓每一个知识点，也清楚点与点的联系。
刘宁强认为於老先生之所以在地质学研究中能“站得高、看得远”，也正是基于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学习能力。“不仅如此，功底还很厚。如果对数学、物理等领域了解不够，就算发现了问题，也没法深入探究。”
於崇文底子厚，得益于其儿时受过的教育。成长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於崇文又算是幸运的。尤其在高中阶段，他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学。学校以数理化学习为重点，采用的教材大多都是当时西方国家通用的教科书，包括几何、化学、代数等课程。
在各种思潮、文艺交锋的历史氛围下，他的视界亦被拓宽。不仅阅读鲁迅、巴金的杂文和新月派的新诗，也涉猎西方国家以及前苏联的文学和哲学。
“於老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读书时，是外教教的英语。”刘宁强曾向於崇文请教有关英语的问题，为此老先生专门从家中搜寻了材料，把弟子叫到跟前，指着英语段落拆分，逐字逐句讲解语法规律和英文文法。
虽然刘宁强已记不清具体细节，但一直忘不了老师认真的神情，以及谈吐中流露出的风度和修养。
事必躬亲
对待教学和科研，於崇文从不含糊。“他只要还跑得动，任何事都是亲历亲为。”刘宁强回忆，已至古稀之年的於崇文还常亲自带团队做项目，跑野外下矿井。
一次他跟着老先生去到赣南地区，考察钨矿产地。钨矿里巷道很窄，老先生个头又挺高，所以只得使劲弯下腰，一直默默跟着队伍，慢慢在洞里移步了好久。
老人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刘宁强记得，为了做好野外工作，於崇文还特地设计了考察用表，方便现场记录。“里面对应有地点、时间、采样点、岩性等信息，一目了然，很细致，也很有条理。”
野外采集回的标本样品，於崇文都会亲自整理，从碎样、光谱摄像、显影、读谱直到取得定量数据，每一步都尽心完成。
“回想起这些，我也觉得他之所以选择地质学，然后又努力让地质学走上精确科学之路，跟他个人严谨型的性格分不开。”刘宁强说。
而性格的塑造和其所受教育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上小学时，劳动课上，老师教他动手做出花篮、蜡模的同时，也告诉他自力更生的乐趣。习字课上，书法老师更为严格，只要发现於崇文书法作业上有写得不到位的地方，就会专门圈出来，并罚打一板手掌心。
在家中，其父亲同样重视教育。8岁时於崇文去收割芝麻，途中因搬运芝麻杆时没有上心，导致不少芝麻洒落，遭到了父亲的批评。在童年的“酸甜苦辣”里，他逐渐养成凡事用心的习惯。
於崇文的严谨和认真，让他在学术上更为纯粹。刘宁强记忆中的於老，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就对人颐指气使，只要接了研究项目，就带着大家一起干，绝不随便丢给学生。“而且他为人正直，学生只要参与了研究，相关文章或专著的作者一栏里，肯定会体现。如果没有，不管什么特殊或‘人情’，都不允许挂名。”
这一品性的习得，同样要归功于幼时师长春风化雨般的教诲。小学期间，老师会亲笔题字，赠与学生。书写的细腻与流转中，饱含殷殷期盼。有一年，於崇文得到的赠言是“洁身自好”。
他这一生，都未敢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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