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银国际首席策略师赵文利，受访者供图）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上海报道
“美元不只是货币，它是美国的信用。”罗纳德·里根（美国第40任总统）任期内未曾料到，数十载过后，美元的信用基石遭遇侵蚀，全球投资版图也迎来重构。美元指数此前已经历过一轮暴跌，9月3日继续下跌0.24%，在汇市尾市收于98.142。
建银国际首席策略师赵文利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美元信用边际下降，特别是在美国财政赤字扩大、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甚至动辄诉诸关税和制裁的背景下，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找对冲方案。未来的国际货币秩序更像一个多层生态，而不是单一主导。
“和当年美元取代英镑类似，中国可以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多元货币崛起的过程中，稳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场景，让市场自然形成信任。”赵文利分析称。
与此同时，今年中国市场迎来“创新牛”，赵文利认为，这是多重逻辑叠加的结果，来自制度土壤、产业景气、资本流向和科技突破的共振。未来最值得把握的机会集中在三条主线：硬科技突破带来的长期产业升级；新消费与文化输出的软实力扩张；一二级市场协同和出海趋势放大的资本价值链。
全球投资版图重构是大势所趋。赵文利分析称，中长期来看，美国降息和美元下行周期有望进一步确立，资产向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配置是不可逆的结构性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逐步完善，中国正从几十年前的“边缘配置”走向全球资本的“核心池”。全球资本格局会从单极走向多极分散。
国际货币秩序迈向多层生态
《21世纪》：美元体系曾经替代了金本位制，但如今美元信用遭遇危机，黄金光芒闪耀，加密货币兴起，各国外汇储备日益多元化。历史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未来国际货币新秩序会是什么样？
赵文利：从历史来看，国际货币的更替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美元能够在二战后逐步取代英镑，靠的并不仅仅是经济规模，还包括深度的资本市场、法治和清算网络，以及对关键商品的定价权。但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也提醒我们，所谓“特里芬难题”注定了单一货币长期承担全球储备功能会有内生矛盾——既要满足全球流动性，又要维持本国经济稳定。
今天的现实就是，这种矛盾正在累积。美元依然是核心货币，但信用边际在下降，特别是在美国财政赤字扩大、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甚至动辄诉诸关税和制裁的背景下，很多国家不得不寻找对冲方案。于是我们看到，储备体系、支付体系和计价体系都在多元化：欧元、人民币、区域货币甚至黄金和比特币都分走了一部分功能；能源和大宗商品结算逐渐去单一化，央行的黄金持有量上升，双边本币互换也越来越常见。
如果看未来，更可能的路径不是某种新货币一统天下，而是多极+分层的格局。储备篮子会更加多元，区域清算平台之间互联互通；央行数字货币（CBDC）和合规稳定币可能长期并行；同时，实物资产、碳资产这些新的抵押品也会逐步纳入清算体系。换句话说，未来的国际货币秩序更像一个多层生态，而不是单一主导。
但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几个条件还是绕不开：充足的市场流动性、稳定的法治与政策预期，以及跨境资本的可得性。同时，合规和技术互操作也越来越关键，比如KYC（了解你的客户）/AML（反洗钱）、数据跨境等问题。
在这样的格局里，人民币的国际化机会是实实在在的。未来人民币更多是以实需为驱动：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和资产定价三个方面同步推进；通过互换安排、清算网络以及离岸—在岸的联动（尤其是香港的离岸市场和稳定币平台），不断提升便利性和可信度。可以说，和当年美元取代英镑类似，中国可以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多元货币崛起的过程中，稳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场景，让市场自然形成信任。
打破“技术稀缺”叙事
《21世纪》：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变革堪比二战后的科技飞跃。中国在相关领域有哪些优势？能否成为全球增长的普惠动力？
赵文利：如果说二战后最重要的飞跃是核能、航天和信息技术，那么今天的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确实可以看作是同等级别的变革。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变化在于：过去很多人觉得只有美国才能主导一流科技，但最近像DeepSeek这样的模型突破，加上自主芯片的快速迭代，已经打破了这种“技术稀缺”的叙事。中国正在形成一套“硬件+软件+算力+能源”的综合优势。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的优势不仅在算法，还在整个供应链和应用生态。服务器、光模块、整机装配等硬件基础扎实，叠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密度和工程师红利，使AI能够快速落地到制造、能源、电网、政务和医疗等领域。DeepSeek这类低成本、高可用的大模型，更是让AI从头部企业走向产业长尾和基层政企，真正形成“科技平权”。
在绿色能源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光伏—逆变器—储能”的全球竞争力，具备“降本即扩容”的普惠效应。海上风电、高效电机、热泵等产业链也在不断迭代。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有产业链，还能通过特高压、配网数字化和源网荷储协同实现电网升级，带动终端的系统性降碳。
两者结合，就构成了独特的系统性优势。AI的算力布局需要大量绿色能源支撑，而中国恰好在这方面具备规模效应。把数据中心、储能和新能源发电打通，不仅能压低成本曲线，还能为未来十年AI和制造业升级提供稳定的能源保障。像超级水电工程这样的超大规模项目，就是把能源供给和用电侧柔性负荷统一起来的典型例子。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优势，就是场景红利。人口规模和平台经济积累出的高频、强约束场景，使AI应用路径更接地气。加上“设备+金融+运维”的服务化输出，中国可以把这种能力普惠化地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以更低的前期资本开支获得同样的能源和数字化水平。
所以说，中国在AI和绿色能源上的结合，不只是自身发展的引擎，更可能成为全球增长的普惠动力：既降低了成本，也提升了可及性，让更多国家能够共享技术进步的红利。
拥抱“创新牛”机遇
《21世纪》：今年中国市场迎来“创新牛”，背后有哪些深层次逻辑？
赵文利：今年的“创新牛”并不是单一因素推动的，而是多重逻辑叠加的结果，来自制度土壤、产业景气、资本流向和科技突破的共振。
第一，政策和制度红利的累积释放。过去几年资本市场经历了注册制改革、并购重组和市值管理规范的完善，再加上长期资金逐步入市，这些举措改善了“投—研—产—销”的循环。科技创新型企业能够获得更清晰的融资与退出通道，资本也有了更好的配置方向。可以说，制度安排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土壤”。
第二，产业链周期进入上行阶段。今年我们看到几个亮点：AI算力链从服务器、光模块到电力设备需求快速放量；以旧换新和设备更新政策带动制造端投资；新消费在经历调整后逐渐复苏；新能源汽车不仅在国内渗透率提高，还加速出海。多个产业同时进入景气阶段，带动了订单和利润的结构性提升。
第三，资产配置逻辑的切换。随着无风险利率下降，居民和机构资金正从存款、债券逐步转向权益市场。同时，上市公司分红回购和股权激励机制更加规范，使得盈利质量和现金流的可见度更高，提升了投资者对股票资产的信心。这种“资金—制度—公司行为”的组合，强化了市场的估值基础。
第四，新质生产力成为关键驱动。DeepSeek的出现让市场看到，中国在大模型和AI自主化上的突破，配合芯片国产化、人形机器人、工业软件等领域的进展，科技创新的上限被不断抬高。同时，民营企业在平台经济和AI结合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灵活性和创新力，把科技突破真正转化为应用和消费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在AI产业链中，“四小龙”等地方龙头企业正在形成示范效应，通过地方算力中心和产业园区的建设，把新质生产力的理念落到实处，带动区域经济和资本市场对接。
《21世纪》：展望后市，哪些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赵文利：未来最值得把握的机会集中在三条主线：硬科技突破带来的长期产业升级；新消费与文化输出的软实力扩张；一二级市场协同和出海趋势放大的资本价值链。
硬实力方向。重点在于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AI应用与算力、工业软件、机器人与高端装备、新材料与器件国产化、医疗器械与生物制药、脑机接口与计算机前沿、航空航天、可控核聚变等。这些方向不仅代表技术突破，也意味着长期产业升级的红利。
软实力与消费升级。新消费正在从单纯产品走向“IP与场景”。例如潮玩、茶饮等赛道，通过设计、审美和社群运营输出文化价值，在海外市场也能形成差异化竞争力。与此同时，新消费对供应链提出更高要求，比如上游材料工艺、自动化设备、冷链物流，这些都在推动制造端质量提升。消费与制造两端形成了良性互动。
一二级市场的联动与出海。创新不只是一级市场的故事。今年我们看到，海内外资本与内地产业的并购协同加速，很多公司通过并购整合形成品牌矩阵，完善产业链生态。同时，不少A股公司选择赴港上市，利用“境内—离岸”的联动模式拓展融资渠道与投资者基础。这种一二级市场的联动和“资本出海”，正在把中国创新故事转化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共识。
全球投资版图重构
《21世纪》：随着“美国例外论”遭遇质疑，今年美股涨幅落后其他主要市场。美股在全球股市中的比重是否过高？
赵文利：从历史数据看，现在确实处于一个历史高点。根据一些历史研究，1900年美国股市大约占全球市值15%，1989年日本泡沫顶点时，美国占比约为30%，略低于日本。而到了近两年，根据指数权重和一些研究，美国市值比重已达到约60%。换句话说，美国在全球股市中的权重已经达到历史少见的集中度。
更关键的是，这种集中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还体现在企业和行业层面。美股的“七巨头”在过去几年贡献了绝大部分超额收益，被动资金又进一步放大了头部权重，导致全球组合的单一因子暴露度大幅上升。一旦这些龙头企业波动，全球资产都会出现共振。今年4月美股就出现过一轮资金撤离，说明市场对过度集中已经有了警惕。整体而言，美国在全球股市中的集中度的确偏高，风险敞口也更集中。
《21世纪》：大变局时代下，全球资金正涌向中国等新兴市场，这会成为长期趋势吗？
赵文利：今年4月以来，确实出现了资金离开美国的现象，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本土开源、低成本模型的突破，弱化了美国在AI领域的稀缺性；二是特朗普2.0开启后，贸易和制度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三是美元阶段性走弱。这三点叠加，触发了资金的再平衡。
从数据看，IIF（国际金融协会）的口径显示，2025年以来整体新兴市场流入规模并不算大，但结构分化明显：中国资产贡献了主要增量。1–7月，中国股票净流入14.5亿美元，而非中国新兴市场股票则净流出14.2亿美元；债券方面，中国吸引了112亿美元净流入，非中国新兴市场债券约115.8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在新兴市场资金配置中扮演了“支柱角色”。
至于趋势判断，我认为可以分两层看。短期，这是资金在新兴市场区域之间的“再平衡”而非发达市场向新兴市场的“迁徙”。在美元下行周期还没有确立之前，资金更多地在发达市场，如欧美之间进行再平衡，而新兴市场整体并未呈现资金净流入。但今年以来中国的“体量+可投资性”提升明显，叠加港股在一级/二级市场的回暖，印证了我们2024年初所说“熊市第二只脚已站稳，后续熊牛切换逐步走向深入”的判断，结构上令一些新兴市场资金显著回流中港股市。
中长期来看，美国降息和美元下行周期有望进一步确立，资产向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配置是不可逆的结构性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逐步完善，中国正从几十年前的“边缘配置”走向全球资本的“核心池”。全球资本格局会从单极走向多极分散。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进一步提升市场的可投资性（信息披露、股东回报、国际化治理），并通过“产业—资本—规则”的协同输出，把经济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长期吸引力。
因此，短期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资金的再平衡，但从长期看，中国资产在全球配置中的比重上升，这是一个难以逆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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