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有曾经的体操世界冠军、中途改练其他项目的自行车运动员、残疾人射箭冠军，作为创业导师，他们分享了退役后的人生故事。
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提到了“迷茫”这个词。
10月27日，冠军基金发起的第五届运动员创新创业训练营暨大赛启动仪式上，现役或退役的50多位运动员，坐在台下。还能看出他们身上“运动员”的痕迹：健壮的体格，端坐的姿态，被台上的故事触动时，他们大声鼓掌叫好，如同在运动场上给队友加油打气。简单，直接。
但这不是运动场。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迷茫”平等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49岁的杨扬太熟悉这群人。这位拥有59个世界冠军奖牌的前短道速滑运动员，中国第一块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滑冰23年，退役至今已有18年，是这场活动主办方冠军基金的发起人。
冠军基金，是杨扬退役后的一次公益创业。她被过往的经历推到这一步，带着运动员时便刻在心里的使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杨扬姐自己淋过雨，也想为别人撑一把伞。”仪式的主持人、一位退役运动员说。13年来，冠军基金致力于关注青少年体育教育和运动员职业发展。这些年的经验，以及杨扬自己走过的路都证明，帮助运动员转型，最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到自己。
不做运动员之后
看到冠军基金的名称，不要误会，这不是一个由冠军组成，或者给冠军提供帮助的基金会。
它的目标受众是所有运动员，无论现役还是退役。残酷的竞技体育金字塔上，能站在顶端的人极为有限，更多的是普通运动员。
在冠军基金的官网上，发起人杨扬曾对此做出解释，冠军，不只是一种荣誉和梦想，更是一种能力和素质。它其中的一个项目——服务于运动员转型，致力于带他们做生活的冠军。
数据显示，平均每年全国有约3000名运动员退役，其中40%难以按时适当安置。而几乎所有运动员退役之后，都会面临几个月、一年、两年甚至五年的迷茫期。
杨扬对这种体会再清楚不过。
当人处在确然、平稳中，将全部目光聚焦在一个目标上时，很难去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直到一些改变发生。
1998年，23岁的杨扬在冬奥会赛场上被寄予夺金希望，但在只拿到一块银牌后，被形容为“兵败长野”。继续滑下去的心动摇了，杨扬开始思考，不做运动员后，她还能做什么。
她想要去高校学习，但因为项目冷门和没有得到金牌，她被一所心仪的学府拒绝。“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和对滑冰的恋恋不舍，当然后者更重要”，她最终决定，在运动员的路上再走远一点。
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上，杨扬拿到女子短道速滑500米项目的金牌，实现中国冬奥金牌“零”的突破。
她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讲述过领完奖后的心境。从比赛场到奥运村，半个小时的车程，“忽然间很安静，那一刻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就这么实现了，有一种小失落感。不知道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拿了金牌的杨扬，得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书，其间又赴美国犹他大学学习英语专业。
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前，中国短道速滑队陷入新老交替的低迷状态，出于队伍的需要，还在美国读书的杨扬紧急复出训练，老将出山，拿到一块铜牌，有遗憾，但她也在尽力之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了这块冰”。这一年，31岁的杨扬退役。
后来，她在博客中写道，2006年发生了很多生命中值得纪念的事情。除了冬奥会比赛，离开了生活23年的运动队，退役后，她还把最后获得的那块铜牌的奖金，捐给了国际人道主义基金。
同年5月，她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到埃塞俄比亚参加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慈善活动。
那里没有冬季项目，也没有人认识她，她不再是有光环的奥运冠军。一周的时间里，杨扬每天和当地贫民窟、盲人学校、康复中心的孩子一起做运动，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她被深深触动。
“（后来）很多的事情都是2006年的延续，我会尽力去做好的。”关于未来，她有自己的计划。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久，她和运动员高敏、邓亚萍、谢军一起赶到灾区。心理专家说，运动可以促使人体分泌多巴胺，当孩子受到急性心理创伤时，可以起到干预作用。他们几人和孩子们做起游戏，看到孩子暂时忘掉了恐惧，她的心里充满满足感。
2009年初，杨扬发起北极星慈善基金会，这也是冠军基金的前身，专攻青少年体育运动项目，推广“快乐运动”。通过对四川省什邡市和新疆地区近两百名体育老师的培训，北极星慈善基金会使近10万名青少年受益。
2010年，杨扬当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她关注到一个运动员发展项目，涵盖运动员从现役到退役后的教育、生活技能和职业发展服务。她希望引进，经过和国家体育总局半年时间的沟通，2011年，这个项目在国内落地。
冠军基金也由此诞生。
就这样，从2006年就露出苗头的公益事业，在此后一直有了延续。
冰场所塑造的
但或许，杨扬心里的这颗种子，要追溯到更久之前。
时间回到1980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冬奥会，28人的队伍是紧急组建起来的，那场比赛中，没有运动员进入前六名。在这之后，中国在冰雪运动领域的专业运动员队伍开始建设。
1984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体校老师到小学挑选能滑冰的学生。最终有6人入选，9岁的杨扬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上冰，教练夸她脚脖子硬，适合滑冰。这一句夸奖她记了很久，“可以让你产生很多幻想，认为自己比其他小朋友有优势。”那是她对自己有滑冰天赋的最初确认。
杨扬形容自己是一个有天赋、但天赋不外露的运动员。
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后来进入国家队之后，教练都认为她的身体素质一般。从单项来看，杨扬的爆发力、耐力、技术都不是最好的，但所有能力加在一起，再加上她的不服输和勤奋刻苦，她逐渐成为队里、乃至世界赛场上能力最强的。
1991年，15岁的杨扬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全国冠军，开始崭露头角。
冰场是另一所学校。在冰上，要理解规则，追求公平和正义。在冰上，她提高成绩、磨炼技术，更重要的是，那块冰塑造了她的价值观，“相信一切事情都需要努力，先苦后甜，先把该吃的苦吃掉。”
1993年，杨扬的父亲去世。也是那年，她要参加国家队的选拔。如果通过，她或许有机会参加次年举办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她在后来的采访中提到，父亲对她最大的期待就是有机会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
“好像那个（想去奥运会的）劲儿一直这么顶着。”赛前一个月，杨扬患上疲劳综合征，失眠、体质变差，体重一下子掉了10斤，训练时运动量稍大些，就会觉得疲劳不堪。最终，本有可能进前五的她，只拿了第十三名。杨扬一个人离开北京，回到省队。
她没有接受留在省体工队当助理教练、过上安稳生活的可能，而是决定继续追梦。1995年，杨扬19岁，终于进入国家队，是队里年龄最大、成绩最差的。
但她能做的，也只有埋头苦练。
滑冰需要用脑。1996年的亚洲冬季运动会是杨扬的成名之战，她一个人应对4名韩国冠军运动员。赛前，她一直在想如何打破这个僵局，最终想到可以用伪装疲惫来迷惑对手教练，以打乱场上听教练命令的运动员的节奏，给自己突破的机会。后来在多个大赛中，这个招数屡试不爽。
在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项目上，她从预赛就开始适应裁判的枪声，敏锐地觉察到裁判放枪的节奏比平时比赛更快。靠着大脑形成的短期记忆，在决赛，她“没有听到枪声”就跑了出去，抢到了劲敌保加利亚选手的前面。
杨扬喜欢观察，场上的所有因素都是她观察的对象。
在七台河业余速滑队时，教练带着她出去观赛，她盯着那些技术更成熟的运动员，学习他们怎么过弯，回去后自己加练。
她也喜欢观察自己的队友。虽然大家是竞争关系，她每次看到对方的问题，仍喜欢“指指点点”，队友开玩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杨教练”。杨扬觉得，指导别人也是观察和动脑的过程：看到别人的问题，不断去琢磨，自己就会收获经验。
她也会照顾这些队员。这或许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杨扬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照顾妹妹、照顾家里。在七台河业余队时，队友比赛或者陆地训练时，她忙前忙后，给练习滑板的队友准备好水和毛巾。
这份照顾，后来也延续到了她退役后的公益项目里。
“YangYang(A)”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在夺得首金的500米项目之前，杨扬经历了她的优势项女子1500米比赛的失利。
运动员们有个“迷信”：怕影响状态，大赛前不剪指甲、不剪头发。500米项目开始前，杨扬特意在宿舍剪了指甲和头发，“这样就没有运气可言，可能还有坏运气，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拼。”她要靠自己十多年积累的实力拼一把。
那场比赛的视频，杨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看。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季，她要去各处分享自己的经历，才又翻出来。再看那段约两分钟的视频，杨扬激动到起鸡皮疙瘩，“好像回到了上辈子的事儿”，遥远又熟悉。
视频里，比赛枪响，杨扬冲了出去，冲到第一位，领先位置持续到终点线。她一直在喊、挥着拳头，“像憋了很久、控制了很久之后的一种释放。”
夺得第一块冬奥金牌后，杨扬对媒体发表感言，“我是YangYang(A)，我不是别人，我要滑出我自己来。”
1995年，杨扬入选国家队时，队员中有和她名字发音相同的另一位队友杨阳，杨阳年纪小，用国际滑联推荐的字母“S”（Small）做后缀。
该用什么字母代表自己呢？“大”的缩写“B”（Big）和“L”（Large）都不好听，她喜欢字母A，冒着尖儿，是打头的第一个字母，这像她，启蒙教练印象里，她在冰场上喊得最凶，冲得最猛。
“A就是要做最好嘛，我也希望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自己”，是杨扬解释行动动因时的高频词。
小时候练习滑冰这件事儿是自己喜欢的，学英语、去国外生活、读书、进国际奥委会是自己想做的，要不要继续滑冰、是否退役这些事是自己决定的。
一切都是自己。杨扬对自己的期待，是掌握主动权，能够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并为之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
比如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很多人劝她不要参加，年龄大了，外加离开赛场已有两年时间。如果不拿金牌，就会被认为是失败者。
但杨扬理清楚了这件事，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有能力就再冲一次，没有能力了，就做好承上启下的工作，荣誉不一定非得在自己身上。
作为运动员，杨扬理解运动员。她总是为运动员考虑。2014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她曾提出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运动员选拔制度的建议。
很早以前，她就决心学好英语，从而更好地在国际平台表达自己的想法。1999年，杨扬到澳大利亚呆了一个夏天，在当地一个语言学校就读。
新的语言带她迈向了更大的世界。1999年，她当选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2003年，当选世界反兴奋剂运动员委员会委员，2006年，她又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后，她在多个国际组织任职。
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工作的这几年，她一直在推动实施“运动员随行人员项目”，增强对运动员随行人员的反兴奋剂教育，并推动相关处罚规则的制定。杨扬认为，运动员的成长受身边人，比如教练、队医、家人等影响，如果这些人对反兴奋剂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就会给运动员正面的影响。反之，运动员可能会被误导使用违禁药物提高成绩。
一次公益创业
杨扬的最后一场比赛、都灵冬奥会最后一天，她收到好朋友、短跑运动员Frankie的信，开头第一句话是：“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
杨扬来到了她的真实世界。失去了做运动员时的所有保护和支持，单枪匹马，一切都要靠自己。小到交电费这样的事情，她都要学习。
但经历了退役前那几年的迷茫，等到真离开赛场那天，杨扬心里已经有了三个明确目标：进国际组织，做公益，推广自己热爱的冰雪运动事业。
如今，这些目标似乎都实现了。杨扬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女子学院女性与体育研究中心主任，是冠军基金的发起人，也是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创始人。另外，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在共事了7年多的助理金琦看来，杨扬是一个能量很足的人。
但一切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一开始加入国际组织，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开冰场做俱乐部，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成本，百八十号人等着发工资。
还有做公益这件事，杨扬的想象中，这是一件好事儿，所有人会为她竖大拇指、开绿灯。但现实是，她要到处找资源，也得注意节约成本。
“滑冰时，想要速度就得打破平衡，但现在，我要到处寻找平衡。”杨扬体会到，在热情和情怀背后，做公益更需要规划和长期的投入与坚持。
10月27日，创新创业训练营的启动仪式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杨扬都是一副昂扬的状态。她要上台发言，也要照顾台下的嘉宾，这是她的主场。到场的人称呼她“杨扬姐”。金琦说，杨扬每次做冠军基金的活动都特别开心，“这种开心和参加其他活动不一样。”
在现场，台上的嘉宾讲到体育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创业前景时，很多运动员举起手机拍摄。
和运动员接触了13年，冠军基金秘书长孙小峰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情感和理解。在加入冠军基金之前，他曾在一家日企从事销售工作，后来进入一家国际非营利性机构。2011年，看到冠军基金在招人，他就投了简历，起因是想接触更多蓬勃向上的群体。
他能感受到，和杨扬一样，运动员身上有强烈的为荣誉和梦想、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使命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敢打敢拼”不只是信条，更是实践，“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很宝贵的东西。”
但有一个共识是，举国体制的大包大揽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让运动员们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不必为训练、比赛以外的事操心；另一方面，运动员退役之后，缺乏对社会的了解和运动之外的职业技能。
刚开始，冠军基金与企业合作，为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那时候得求着人家。”孙小峰说，直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有了政策驱动，情况才有好转，主动找来的企业变多了。
但慢慢地，他们发现，这种方式成功率并不高。有的运动员进了公司、做一周就走了，孙小峰对双方都有歉意。
经过反思，他们发现问题出在“不了解”。运动员对自己不了解，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做什么，对职场也不了解。
他们开始调整方向，陪伴运动员成长。在就业部分，注重实习，让运动员体验不同的岗位，增加了咨询培训辅导，加强运动员对自我的认知。从2017年开始，冠军基金发起了运动员创新创业训练营项目，目的是为运动员提供创业培训、导师辅导、创业资助、办公空间等在内的创业服务。截至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帮助500人（次）运动员成功创业。
2020年，冠军基金又设立了运动员公益创业课程。冠军基金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帮助者成为受益者，一些参与过培训的运动员，又成为志愿者，参与到基金的公益项目中来。
在孙小峰看来，冠军基金也是杨扬的一次公益创业。
在这条路上，焦虑必定少不了。退役之后，很多人问杨扬，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是什么级别，冠军基金有多大的规模。她没给自己框定过角色，总是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
“有人会问，‘你说你们帮运动员，你到底帮了个啥？’”孙小峰说，KPI（关键绩效指标）是什么，怎样衡量工作成绩，好像都难以量化。但后来，他们想明白了，踏踏实实做点事情，能真正帮助到运动员、对社会有价值就已足够。
最焦虑的时候，杨扬曾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请教“怎么把活儿干好”。那是2020年，杨扬被提名竞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她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巴赫告诉她：“Follow your heart.”（跟随你的内心。）
杨扬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常常问自己有没有做到。
“庆幸的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还是我，还是能够听到自己内心声音的那个自己。”杨扬说。
新京报记者 赵敏
台上有曾经的体操世界冠军、中途改练其他项目的自行车运动员、残疾人射箭冠军，作为创业导师，他们分享了退役后的人生故事。
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提到了“迷茫”这个词。
10月27日，冠军基金发起的第五届运动员创新创业训练营暨大赛启动仪式上，现役或退役的50多位运动员，坐在台下。还能看出他们身上“运动员”的痕迹：健壮的体格，端坐的姿态，被台上的故事触动时，他们大声鼓掌叫好，如同在运动场上给队友加油打气。简单，直接。
但这不是运动场。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迷茫”平等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49岁的杨扬太熟悉这群人。这位拥有59个世界冠军奖牌的前短道速滑运动员，中国第一块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滑冰23年，退役至今已有18年，是这场活动主办方冠军基金的发起人。
冠军基金，是杨扬退役后的一次公益创业。她被过往的经历推到这一步，带着运动员时便刻在心里的使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杨扬姐自己淋过雨，也想为别人撑一把伞。”仪式的主持人、一位退役运动员说。13年来，冠军基金致力于关注青少年体育教育和运动员职业发展。这些年的经验，以及杨扬自己走过的路都证明，帮助运动员转型，最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到自己。
不做运动员之后
看到冠军基金的名称，不要误会，这不是一个由冠军组成，或者给冠军提供帮助的基金会。
它的目标受众是所有运动员，无论现役还是退役。残酷的竞技体育金字塔上，能站在顶端的人极为有限，更多的是普通运动员。
在冠军基金的官网上，发起人杨扬曾对此做出解释，冠军，不只是一种荣誉和梦想，更是一种能力和素质。它其中的一个项目——服务于运动员转型，致力于带他们做生活的冠军。
数据显示，平均每年全国有约3000名运动员退役，其中40%难以按时适当安置。而几乎所有运动员退役之后，都会面临几个月、一年、两年甚至五年的迷茫期。
杨扬对这种体会再清楚不过。
当人处在确然、平稳中，将全部目光聚焦在一个目标上时，很难去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直到一些改变发生。
1998年，23岁的杨扬在冬奥会赛场上被寄予夺金希望，但在只拿到一块银牌后，被形容为“兵败长野”。继续滑下去的心动摇了，杨扬开始思考，不做运动员后，她还能做什么。
她想要去高校学习，但因为项目冷门和没有得到金牌，她被一所心仪的学府拒绝。“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和对滑冰的恋恋不舍，当然后者更重要”，她最终决定，在运动员的路上再走远一点。
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上，杨扬拿到女子短道速滑500米项目的金牌，实现中国冬奥金牌“零”的突破。
她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讲述过领完奖后的心境。从比赛场到奥运村，半个小时的车程，“忽然间很安静，那一刻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就这么实现了，有一种小失落感。不知道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拿了金牌的杨扬，得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书，其间又赴美国犹他大学学习英语专业。
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前，中国短道速滑队陷入新老交替的低迷状态，出于队伍的需要，还在美国读书的杨扬紧急复出训练，老将出山，拿到一块铜牌，有遗憾，但她也在尽力之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了这块冰”。这一年，31岁的杨扬退役。
后来，她在博客中写道，2006年发生了很多生命中值得纪念的事情。除了冬奥会比赛，离开了生活23年的运动队，退役后，她还把最后获得的那块铜牌的奖金，捐给了国际人道主义基金。
同年5月，她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到埃塞俄比亚参加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慈善活动。
那里没有冬季项目，也没有人认识她，她不再是有光环的奥运冠军。一周的时间里，杨扬每天和当地贫民窟、盲人学校、康复中心的孩子一起做运动，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她被深深触动。
“（后来）很多的事情都是2006年的延续，我会尽力去做好的。”关于未来，她有自己的计划。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久，她和运动员高敏、邓亚萍、谢军一起赶到灾区。心理专家说，运动可以促使人体分泌多巴胺，当孩子受到急性心理创伤时，可以起到干预作用。他们几人和孩子们做起游戏，看到孩子暂时忘掉了恐惧，她的心里充满满足感。
2009年初，杨扬发起北极星慈善基金会，这也是冠军基金的前身，专攻青少年体育运动项目，推广“快乐运动”。通过对四川省什邡市和新疆地区近两百名体育老师的培训，北极星慈善基金会使近10万名青少年受益。
2010年，杨扬当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她关注到一个运动员发展项目，涵盖运动员从现役到退役后的教育、生活技能和职业发展服务。她希望引进，经过和国家体育总局半年时间的沟通，2011年，这个项目在国内落地。
冠军基金也由此诞生。
就这样，从2006年就露出苗头的公益事业，在此后一直有了延续。
冰场所塑造的
但或许，杨扬心里的这颗种子，要追溯到更久之前。
时间回到1980年，中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冬奥会，28人的队伍是紧急组建起来的，那场比赛中，没有运动员进入前六名。在这之后，中国在冰雪运动领域的专业运动员队伍开始建设。
1984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体校老师到小学挑选能滑冰的学生。最终有6人入选，9岁的杨扬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上冰，教练夸她脚脖子硬，适合滑冰。这一句夸奖她记了很久，“可以让你产生很多幻想，认为自己比其他小朋友有优势。”那是她对自己有滑冰天赋的最初确认。
杨扬形容自己是一个有天赋、但天赋不外露的运动员。
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后来进入国家队之后，教练都认为她的身体素质一般。从单项来看，杨扬的爆发力、耐力、技术都不是最好的，但所有能力加在一起，再加上她的不服输和勤奋刻苦，她逐渐成为队里、乃至世界赛场上能力最强的。
1991年，15岁的杨扬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全国冠军，开始崭露头角。
冰场是另一所学校。在冰上，要理解规则，追求公平和正义。在冰上，她提高成绩、磨炼技术，更重要的是，那块冰塑造了她的价值观，“相信一切事情都需要努力，先苦后甜，先把该吃的苦吃掉。”
1993年，杨扬的父亲去世。也是那年，她要参加国家队的选拔。如果通过，她或许有机会参加次年举办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她在后来的采访中提到，父亲对她最大的期待就是有机会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
“好像那个（想去奥运会的）劲儿一直这么顶着。”赛前一个月，杨扬患上疲劳综合征，失眠、体质变差，体重一下子掉了10斤，训练时运动量稍大些，就会觉得疲劳不堪。最终，本有可能进前五的她，只拿了第十三名。杨扬一个人离开北京，回到省队。
她没有接受留在省体工队当助理教练、过上安稳生活的可能，而是决定继续追梦。1995年，杨扬19岁，终于进入国家队，是队里年龄最大、成绩最差的。
但她能做的，也只有埋头苦练。
滑冰需要用脑。1996年的亚洲冬季运动会是杨扬的成名之战，她一个人应对4名韩国冠军运动员。赛前，她一直在想如何打破这个僵局，最终想到可以用伪装疲惫来迷惑对手教练，以打乱场上听教练命令的运动员的节奏，给自己突破的机会。后来在多个大赛中，这个招数屡试不爽。
在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项目上，她从预赛就开始适应裁判的枪声，敏锐地觉察到裁判放枪的节奏比平时比赛更快。靠着大脑形成的短期记忆，在决赛，她“没有听到枪声”就跑了出去，抢到了劲敌保加利亚选手的前面。
杨扬喜欢观察，场上的所有因素都是她观察的对象。
在七台河业余速滑队时，教练带着她出去观赛，她盯着那些技术更成熟的运动员，学习他们怎么过弯，回去后自己加练。
她也喜欢观察自己的队友。虽然大家是竞争关系，她每次看到对方的问题，仍喜欢“指指点点”，队友开玩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杨教练”。杨扬觉得，指导别人也是观察和动脑的过程：看到别人的问题，不断去琢磨，自己就会收获经验。
她也会照顾这些队员。这或许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杨扬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照顾妹妹、照顾家里。在七台河业余队时，队友比赛或者陆地训练时，她忙前忙后，给练习滑板的队友准备好水和毛巾。
这份照顾，后来也延续到了她退役后的公益项目里。
“YangYang(A)”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在夺得首金的500米项目之前，杨扬经历了她的优势项女子1500米比赛的失利。
运动员们有个“迷信”：怕影响状态，大赛前不剪指甲、不剪头发。500米项目开始前，杨扬特意在宿舍剪了指甲和头发，“这样就没有运气可言，可能还有坏运气，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拼。”她要靠自己十多年积累的实力拼一把。
那场比赛的视频，杨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看。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季，她要去各处分享自己的经历，才又翻出来。再看那段约两分钟的视频，杨扬激动到起鸡皮疙瘩，“好像回到了上辈子的事儿”，遥远又熟悉。
视频里，比赛枪响，杨扬冲了出去，冲到第一位，领先位置持续到终点线。她一直在喊、挥着拳头，“像憋了很久、控制了很久之后的一种释放。”
夺得第一块冬奥金牌后，杨扬对媒体发表感言，“我是YangYang(A)，我不是别人，我要滑出我自己来。”
1995年，杨扬入选国家队时，队员中有和她名字发音相同的另一位队友杨阳，杨阳年纪小，用国际滑联推荐的字母“S”（Small）做后缀。
该用什么字母代表自己呢？“大”的缩写“B”（Big）和“L”（Large）都不好听，她喜欢字母A，冒着尖儿，是打头的第一个字母，这像她，启蒙教练印象里，她在冰场上喊得最凶，冲得最猛。
“A就是要做最好嘛，我也希望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自己”，是杨扬解释行动动因时的高频词。
小时候练习滑冰这件事儿是自己喜欢的，学英语、去国外生活、读书、进国际奥委会是自己想做的，要不要继续滑冰、是否退役这些事是自己决定的。
一切都是自己。杨扬对自己的期待，是掌握主动权，能够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并为之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
比如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很多人劝她不要参加，年龄大了，外加离开赛场已有两年时间。如果不拿金牌，就会被认为是失败者。
但杨扬理清楚了这件事，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有能力就再冲一次，没有能力了，就做好承上启下的工作，荣誉不一定非得在自己身上。
作为运动员，杨扬理解运动员。她总是为运动员考虑。2014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她曾提出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运动员选拔制度的建议。
很早以前，她就决心学好英语，从而更好地在国际平台表达自己的想法。1999年，杨扬到澳大利亚呆了一个夏天，在当地一个语言学校就读。
新的语言带她迈向了更大的世界。1999年，她当选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2003年，当选世界反兴奋剂运动员委员会委员，2006年，她又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后，她在多个国际组织任职。
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工作的这几年，她一直在推动实施“运动员随行人员项目”，增强对运动员随行人员的反兴奋剂教育，并推动相关处罚规则的制定。杨扬认为，运动员的成长受身边人，比如教练、队医、家人等影响，如果这些人对反兴奋剂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就会给运动员正面的影响。反之，运动员可能会被误导使用违禁药物提高成绩。
一次公益创业
杨扬的最后一场比赛、都灵冬奥会最后一天，她收到好朋友、短跑运动员Frankie的信，开头第一句话是：“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
杨扬来到了她的真实世界。失去了做运动员时的所有保护和支持，单枪匹马，一切都要靠自己。小到交电费这样的事情，她都要学习。
但经历了退役前那几年的迷茫，等到真离开赛场那天，杨扬心里已经有了三个明确目标：进国际组织，做公益，推广自己热爱的冰雪运动事业。
如今，这些目标似乎都实现了。杨扬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女子学院女性与体育研究中心主任，是冠军基金的发起人，也是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创始人。另外，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在共事了7年多的助理金琦看来，杨扬是一个能量很足的人。
但一切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一开始加入国际组织，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开冰场做俱乐部，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成本，百八十号人等着发工资。
还有做公益这件事，杨扬的想象中，这是一件好事儿，所有人会为她竖大拇指、开绿灯。但现实是，她要到处找资源，也得注意节约成本。
“滑冰时，想要速度就得打破平衡，但现在，我要到处寻找平衡。”杨扬体会到，在热情和情怀背后，做公益更需要规划和长期的投入与坚持。
10月27日，创新创业训练营的启动仪式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杨扬都是一副昂扬的状态。她要上台发言，也要照顾台下的嘉宾，这是她的主场。到场的人称呼她“杨扬姐”。金琦说，杨扬每次做冠军基金的活动都特别开心，“这种开心和参加其他活动不一样。”
在现场，台上的嘉宾讲到体育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创业前景时，很多运动员举起手机拍摄。
和运动员接触了13年，冠军基金秘书长孙小峰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情感和理解。在加入冠军基金之前，他曾在一家日企从事销售工作，后来进入一家国际非营利性机构。2011年，看到冠军基金在招人，他就投了简历，起因是想接触更多蓬勃向上的群体。
他能感受到，和杨扬一样，运动员身上有强烈的为荣誉和梦想、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使命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敢打敢拼”不只是信条，更是实践，“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很宝贵的东西。”
但有一个共识是，举国体制的大包大揽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让运动员们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不必为训练、比赛以外的事操心；另一方面，运动员退役之后，缺乏对社会的了解和运动之外的职业技能。
刚开始，冠军基金与企业合作，为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那时候得求着人家。”孙小峰说，直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有了政策驱动，情况才有好转，主动找来的企业变多了。
但慢慢地，他们发现，这种方式成功率并不高。有的运动员进了公司、做一周就走了，孙小峰对双方都有歉意。
经过反思，他们发现问题出在“不了解”。运动员对自己不了解，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做什么，对职场也不了解。
他们开始调整方向，陪伴运动员成长。在就业部分，注重实习，让运动员体验不同的岗位，增加了咨询培训辅导，加强运动员对自我的认知。从2017年开始，冠军基金发起了运动员创新创业训练营项目，目的是为运动员提供创业培训、导师辅导、创业资助、办公空间等在内的创业服务。截至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帮助500人（次）运动员成功创业。
2020年，冠军基金又设立了运动员公益创业课程。冠军基金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帮助者成为受益者，一些参与过培训的运动员，又成为志愿者，参与到基金的公益项目中来。
在孙小峰看来，冠军基金也是杨扬的一次公益创业。
在这条路上，焦虑必定少不了。退役之后，很多人问杨扬，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是什么级别，冠军基金有多大的规模。她没给自己框定过角色，总是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
“有人会问，‘你说你们帮运动员，你到底帮了个啥？’”孙小峰说，KPI（关键绩效指标）是什么，怎样衡量工作成绩，好像都难以量化。但后来，他们想明白了，踏踏实实做点事情，能真正帮助到运动员、对社会有价值就已足够。
最焦虑的时候，杨扬曾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请教“怎么把活儿干好”。那是2020年，杨扬被提名竞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她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巴赫告诉她：“Follow your heart.”（跟随你的内心。）
杨扬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常常问自己有没有做到。
“庆幸的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还是我，还是能够听到自己内心声音的那个自己。”杨扬说。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本文链接：公益向善｜杨扬和她的冠军基金：“冠军”之外，找到自己http://www.sushuapos.com/show-5-3311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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