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湖南各县调查笔记》
不想做历史题材的专题片，希望“女书”能够活在今天
2005年，取材于湖南“女书”故事的长篇小说《雪花秘扇》面世，打开了冯都认识“女书”的第一扇门。冯都开始深入了解“女书”的历史，感慨道：“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传统文化，很惭愧的是我之前根本不知道。”
20世纪50年代，“女书”发掘于湖南永州市江永县，称“江永女书”。2002年，“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6年，“江永女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是一种只在女性之间使用的特殊文字，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体态秀丽、修长，形如柳叶。
除了“女书”的字体之外，由“女书”产生的文化更让冯都感慨万千。“使我触动非常大的是，它不仅仅是当时的女性在很困难的生存状态下创造了一种文字，而且她们围绕文字还建立了一系列组织严密的文化结构。一个女性从出生长成小女孩儿，要结交‘老同’，也就是结拜姐妹，一直到最后去世，她们的一生身边都有结拜姐妹的陪伴，她们可以互相安慰，给予支持，一起走完一辈子。她们的先人如此有智慧，让这个地区的女性首先能够活下来，而且不光活下来，她们还能够一起发光发热，在彼此身上寻找能量。”
在领略了“女书”的魅力之后，冯都还曾想过买下《雪花秘扇》的改编版权，将其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女书”的文化。只不过，冯都稍晚了一步，与《雪花秘扇》失之交臂。之后，冯都一直投入纪录片的工作，在幕后担任制片人。“我合作的导演都是国内的年轻女性导演。我认为女性在观察社会和世界时，她们有独到的视角，讲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希望用我的力量可以支持她们。”
直到2017年，冯都再次想起了“女书”。因为她刚生下女儿，突然陷入了一种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多重身份和处境。“作为一个女性需要在很多角色里去寻求平衡，我觉得这真是太难了，于是我想到了当时使用‘女书’的女性在比我们难十万倍的情况下，她们选择了一条智慧之路，去创作自己的交流平台，给自己力量。”因此，冯都不想做一部科普类的专题纪录片，而是想把“女书”和现代女性故事结合在一起，希望“女书”能够活在今天，活在当下。“我想在当代女性的故事里，来寻找我们共同的答案。”冯都讲道。
影片还没有做完时，就已经影响了一个人
有了想法，冯都立刻动身，前往湖南永州市江永县调研。半年的时间，她和团队确定了拍摄的人物，一位是江永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胡欣，另一位是经由胡欣介绍认识的女孩思慕。尽管两位女性都与“女书”有着密切关联，但是冯都更加聚焦的是她们当下生活中的困惑。影片中，胡欣在经历一段婚姻的结束之后，常在传统与现代的女性身份中挣扎；而在上海的都市女性思慕，自学成为一名“女书”艺术家，她正在爱情与现实生活之间作出选择，如何坚守自己热爱的艺术，成为她要面对的问题。
“我很明确地要找两个不同的当代女性。她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对女性的性别认知也不同，面临的困境也不同。我先跟胡欣说我们想要再拍一位都市女性，所以她想到了思慕，因为思慕在胡欣这里学过‘女书’。我们可以看出来，思慕总是身穿传统风格的衣服，学的音乐和乐器也是偏传统的。一开始，我们以为她会是和胡欣相似性格的女性，后来才发现她的内在和外在的反差是很大的。虽然思慕的外表看上去是温柔的、言听计从的，但是她其实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冯都解释道。
在三年的拍摄过程中，冯都越来越明白“对话的重要性”。
在最初组建团队时，冯都希望制作团队是“全员女性”的阵容。“很少有一部电影是由全员女性的团队制作的，因为电影里反映的是表达层面的东西，而男性和女性对彼此性别价值的刻板预期的差距是较大的。所以我想把这一差距呈现出来，从而看到我们发起对话的重要性。如果团队都是女性，我会觉得我并未让男女之间在创作过程中达成一种交流。”
之后，冯都合作了两位男性摄影师。其中一位摄影师，是第一次与冯都合作。冯都回忆，这位摄影师有一个职业习惯，每天不论多晚，他都要回到宾馆把拍完的素材一点一点地看完，再对素材进行解读，表达出他作为一位男性的看法，再倾听冯都的看法。“我们每天都在交流和分享，思考接下来的东西要怎么拍。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当拍摄结束后，影片的剪辑工作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其间，这位摄影师第一次成为父亲，他的女儿出生了。当时，他看到女儿的时候，给冯都发的第一条信息是：“谢谢你让我参与了这部片子的制作，在怎么样当一个好父亲和怎么样去教育女儿这件事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冯都至今都保留着这条信息，“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虽然片子还没有做完，但我已经影响了一个人。”
冯都再次解释了“对话”的意义：“我要说的就是对话的重要性。正因为有了对话，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看见彼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当我们抛弃掉一些刻板预期，就会真正地把彼此当做一个鲜活的、特殊的人来看待和尊重。这也是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够带给观众的结果。”
“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就是这样简单
《密语者》除了拍摄了胡欣和思慕的个人故事，还展现了胡欣与江永最后的“女书”自然传承人何艳新老人的忘年交。对于胡欣的生活和遭遇，何艳新成了胡欣强有力的支持者与陪伴者。
影片中，当胡欣到北京作交流时，她站在街上，想起了何艳新，便轻轻哼唱着何艳新教给她的歌谣，仅仅唱了两句，胡欣便落泪，感叹着何艳新曾经的不容易。尽管影片中没有着重讲述何艳新老人曾经的往事，但冯都在拍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了何艳新，体会到了何艳新身上的某种不屈服的性格。
在本次采访中，冯都介绍了现今84岁的何艳新老人的人生经历。
何艳新的父亲很早便离世了，她的母亲因此改嫁，却没有把何艳新带走，于是何艳新的外婆和外公将她抚养长大。她的外婆会“女书”，是当地有名望且受人尊重的女性。何艳新告诉冯都，她的外婆教女人写“女书”时，不论贫富，不看出身，面对所有女性都是平等的，何艳新的外婆都会去教。“何艳新从小就在她的外婆的手心上开始一笔一画地学‘女书’。对何艳新来说，她一辈子得到的最深的爱就是来自于她的外婆。所以，当她的外婆去世的时候，何艳新绝口不提自己会‘女书’，而且她把外婆写下的‘女书’的所有东西，全部烧掉了。”
在何艳新年轻时，曾有一个喜欢的男生，但是两人不在同一个村，她的母亲不同意，并给她安排了另一桩婚事。但在结婚前，何艳新跟她的未婚夫写信让他不要参加婚礼，她自己也不会去的。所以，他们婚礼时，两人都没有出现。然而，这桩婚姻在当时仍然被承认了，何艳新坚决三年不同房，甚至提出离婚。直至后来，她的老公不想离婚，并表示自己喜欢何艳新。于是，他们才开始真正地生活在一起，生下了五个孩子。之后，她的丈夫离世，她独自一人养育着孩子。“我觉得她的倔强和不屈服，真的是因为她被外婆爱过。所以，如果别人欺负她，她会反抗，她其实很有女性意识。她从不依靠别人，一直扛到现在。所以，胡欣说何艳新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但可惜的是夕阳要落山了。”
1990年之后，中国台湾学者刘斐玟走访湖南，开始对“女书”做田野调查。当时，她住在何艳新家里，一住数月，两人结交了“老同”，但是何艳新告诉刘斐玟，小时候学过“女书”，但是早已忘光。而后来何艳新承认会“女书”是因为一个“老同”。何艳新告诉冯都，那位“老同”家里太穷，听说写“女书”可以赚钱，想认识一位懂“女书”的人，帮自己赚钱。这时，何艳新才告诉大家自己会“女书”。当刘斐玟听说“湖南又发现了一位自然传人名叫何艳新”时，她无法置信。直呼“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当时在求很多人帮忙校对”，但是何艳新认为，她的外婆已经过世，不想回想伤心事。在何艳新看来，“女书”就是“诉可怜”，她认为：“‘女书’是闺房里的苦情书，现在的女书成了公开的。无论怎样发展，都已经跟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关系了。”
“我认为她的这种骄傲和无畏，实在难得。何艳新身上充满着现代女性所需要的精神，还把胡欣从人生的至暗时刻里给救出来，教她‘女书’，成为忘年之交。她在那个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反而能这么无畏，这是我在拍摄之前从未预料到的，这也是给我了一种反差。”冯都感慨道。
冯都从她们的忘年之交，真正地感受到了“女书”里的姐妹情是何种样子。她认为真正的姐妹情体现在“她不会因为我觉醒得不到位或是不够强的原因而看轻我，而是当她看见我的难处，无论什么原因，她仍旧会拥抱我，承认我，接受我”。冯都进一步地解释：“在胡欣和何艳新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她们排解掉了那些世俗的原因，甚至可以把‘女书’中的恩恩怨怨都排解掉。只是单纯的‘我看到你，你看到我’这样简单。”
“身为女子心相通”，它像一盏灯在我们的内心发光
冯都讲述故事的方式是用镜头语言暗示结果和态度，对于影片中人物的故事发展，她选择草蛇灰线，而非事无巨细地交代前因后果。因为她不想给出一份具体的解读和唯一的答案，而是更想让观众自己体悟。
在思慕的故事中，她原本以为遇到了既浪漫又懂得彼此的男人，谁知在拜访未婚夫的家时强烈的不适和控制感，让她常常无言以对，时不时地看向镜头露出纠结的表情。许多观众在看到这里时，发出了笑声。对于如此的剪辑形式，冯都解释道：“一方面是保护拍摄对象，另一方面是我认为没有必要那么实在地呈现出来。当观众看到思慕的眼神和整体的氛围，会明白事情的缘由的。而且，在两人的感情故事中，有很多个人的因素，并非一定有是非对错，这样放在个体的案例之中讨论，但这不是我想要关注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把感情故事说透，我认为这样才更有张力。”
在《密语者》的后半段中，不知不觉间思慕已经分手，仍然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女书”和艺术。在读到千百年前“做官做府无资格，学堂之内无女人”的“女书”诗句时，思慕用“女书”写了一封跨越时空的回信：“细读女书情意真，身为女子心相通，女书先人受尽苦，如今女子新气象，婚配与否由自己，自强自立得自在。”
思慕在北京首映礼上提及这封“女书的时空信”时，感叹道：“其实，时空信是我经历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恋爱之后，心境发生了变化才写出来的。我想把这封信写给以前的‘女书’人，同时也是写给我自己的。我想告诉以前的她们，现在我们的女性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在提醒着我，一定要做精神独立的人，时时刻刻都不要迷失自我。其实‘女书’是女性历史的一个印记，它就像一盏警醒的灯，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要往前走。”
此外，在首映礼上，对于“女书”的精神和其传承的意义，胡欣用“从容”一词诠释：“面对任何事情用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态去面对，这就是强大；我作为‘女书’的传承人，经过我的努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女书’、知道‘女书’，‘女书’强大了，我也就强大了。”
曾有观众好奇“国外观众如何评价《密语者》”时，冯都导演解答道：“很有趣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放映，即使是在北欧，每次放映完女观众都会跑过来跟我说，您觉得在这边我们的情况会不一样吗？其实大家的纠结和困惑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女书’在当下所存在的意义。像思慕所说，它像一盏灯在我们的内心发光。它照亮了我们，不仅仅是在中国。”
手记
采访那日，北京大雨。撑伞出门，心里想的全是纪录电影《密语者》。当我抬头看雨，才发觉密密麻麻的雨滴像极了《密语者》中讲述的“女书”一样细长。
7月28日，首部“女书”题材纪录电影《密语者》在北京举办首映礼，于8月31日正式上映。影片并未采用科普类纪录片的常规操作去讲述“女书”的历史，而是聚焦两位与“女书”密切相关的当代中国女性，她们通过“女书”的启示，在各自人生的重要关口，努力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在首映礼上，一位男性观众正准备提问时，导演冯都先问道：“您觉得会被这部电影冒犯吗？”男性观众则真诚地回道：“这部电影让我反思作为男性的固有思维方式，我觉得是一部特别好的电影。”冯都解释道：“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想要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当我们借由‘女书’，让男女之间产生沟通，才能更好地看见彼此，理解彼此。”
翌日采访，还未坐定，冯都先问我，是北京青年报社的记者吗？之后，我才知道《北京青年报》是她在复旦大学读新闻专业时最喜欢的一份报纸。由此话题，我们开启了对谈。我们的对话着重于拍摄主题、创作想法与人物故事等。言语之间，我明白了“女书”的发展与传承并不是她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旨。冯都认为，纪录片的魅力在于找到独属性和普世性，她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映照着我们自己，同时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在尊重对方的语境下，大家可以一步步探讨具体的差异。
我想，我作为一名男性采访冯都，同样吻合了她的“男女对话”的创作初衷。
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湖南各县调查笔记》
不想做历史题材的专题片，希望“女书”能够活在今天
2005年，取材于湖南“女书”故事的长篇小说《雪花秘扇》面世，打开了冯都认识“女书”的第一扇门。冯都开始深入了解“女书”的历史，感慨道：“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传统文化，很惭愧的是我之前根本不知道。”
20世纪50年代，“女书”发掘于湖南永州市江永县，称“江永女书”。2002年，“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6年，“江永女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是一种只在女性之间使用的特殊文字，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体态秀丽、修长，形如柳叶。
除了“女书”的字体之外，由“女书”产生的文化更让冯都感慨万千。“使我触动非常大的是，它不仅仅是当时的女性在很困难的生存状态下创造了一种文字，而且她们围绕文字还建立了一系列组织严密的文化结构。一个女性从出生长成小女孩儿，要结交‘老同’，也就是结拜姐妹，一直到最后去世，她们的一生身边都有结拜姐妹的陪伴，她们可以互相安慰，给予支持，一起走完一辈子。她们的先人如此有智慧，让这个地区的女性首先能够活下来，而且不光活下来，她们还能够一起发光发热，在彼此身上寻找能量。”
在领略了“女书”的魅力之后，冯都还曾想过买下《雪花秘扇》的改编版权，将其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女书”的文化。只不过，冯都稍晚了一步，与《雪花秘扇》失之交臂。之后，冯都一直投入纪录片的工作，在幕后担任制片人。“我合作的导演都是国内的年轻女性导演。我认为女性在观察社会和世界时，她们有独到的视角，讲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希望用我的力量可以支持她们。”
直到2017年，冯都再次想起了“女书”。因为她刚生下女儿，突然陷入了一种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多重身份和处境。“作为一个女性需要在很多角色里去寻求平衡，我觉得这真是太难了，于是我想到了当时使用‘女书’的女性在比我们难十万倍的情况下，她们选择了一条智慧之路，去创作自己的交流平台，给自己力量。”因此，冯都不想做一部科普类的专题纪录片，而是想把“女书”和现代女性故事结合在一起，希望“女书”能够活在今天，活在当下。“我想在当代女性的故事里，来寻找我们共同的答案。”冯都讲道。
影片还没有做完时，就已经影响了一个人
有了想法，冯都立刻动身，前往湖南永州市江永县调研。半年的时间，她和团队确定了拍摄的人物，一位是江永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胡欣，另一位是经由胡欣介绍认识的女孩思慕。尽管两位女性都与“女书”有着密切关联，但是冯都更加聚焦的是她们当下生活中的困惑。影片中，胡欣在经历一段婚姻的结束之后，常在传统与现代的女性身份中挣扎；而在上海的都市女性思慕，自学成为一名“女书”艺术家，她正在爱情与现实生活之间作出选择，如何坚守自己热爱的艺术，成为她要面对的问题。
“我很明确地要找两个不同的当代女性。她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对女性的性别认知也不同，面临的困境也不同。我先跟胡欣说我们想要再拍一位都市女性，所以她想到了思慕，因为思慕在胡欣这里学过‘女书’。我们可以看出来，思慕总是身穿传统风格的衣服，学的音乐和乐器也是偏传统的。一开始，我们以为她会是和胡欣相似性格的女性，后来才发现她的内在和外在的反差是很大的。虽然思慕的外表看上去是温柔的、言听计从的，但是她其实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冯都解释道。
在三年的拍摄过程中，冯都越来越明白“对话的重要性”。
在最初组建团队时，冯都希望制作团队是“全员女性”的阵容。“很少有一部电影是由全员女性的团队制作的，因为电影里反映的是表达层面的东西，而男性和女性对彼此性别价值的刻板预期的差距是较大的。所以我想把这一差距呈现出来，从而看到我们发起对话的重要性。如果团队都是女性，我会觉得我并未让男女之间在创作过程中达成一种交流。”
之后，冯都合作了两位男性摄影师。其中一位摄影师，是第一次与冯都合作。冯都回忆，这位摄影师有一个职业习惯，每天不论多晚，他都要回到宾馆把拍完的素材一点一点地看完，再对素材进行解读，表达出他作为一位男性的看法，再倾听冯都的看法。“我们每天都在交流和分享，思考接下来的东西要怎么拍。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当拍摄结束后，影片的剪辑工作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其间，这位摄影师第一次成为父亲，他的女儿出生了。当时，他看到女儿的时候，给冯都发的第一条信息是：“谢谢你让我参与了这部片子的制作，在怎么样当一个好父亲和怎么样去教育女儿这件事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冯都至今都保留着这条信息，“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虽然片子还没有做完，但我已经影响了一个人。”
冯都再次解释了“对话”的意义：“我要说的就是对话的重要性。正因为有了对话，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看见彼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当我们抛弃掉一些刻板预期，就会真正地把彼此当做一个鲜活的、特殊的人来看待和尊重。这也是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够带给观众的结果。”
“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就是这样简单
《密语者》除了拍摄了胡欣和思慕的个人故事，还展现了胡欣与江永最后的“女书”自然传承人何艳新老人的忘年交。对于胡欣的生活和遭遇，何艳新成了胡欣强有力的支持者与陪伴者。
影片中，当胡欣到北京作交流时，她站在街上，想起了何艳新，便轻轻哼唱着何艳新教给她的歌谣，仅仅唱了两句，胡欣便落泪，感叹着何艳新曾经的不容易。尽管影片中没有着重讲述何艳新老人曾经的往事，但冯都在拍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了何艳新，体会到了何艳新身上的某种不屈服的性格。
在本次采访中，冯都介绍了现今84岁的何艳新老人的人生经历。
何艳新的父亲很早便离世了，她的母亲因此改嫁，却没有把何艳新带走，于是何艳新的外婆和外公将她抚养长大。她的外婆会“女书”，是当地有名望且受人尊重的女性。何艳新告诉冯都，她的外婆教女人写“女书”时，不论贫富，不看出身，面对所有女性都是平等的，何艳新的外婆都会去教。“何艳新从小就在她的外婆的手心上开始一笔一画地学‘女书’。对何艳新来说，她一辈子得到的最深的爱就是来自于她的外婆。所以，当她的外婆去世的时候，何艳新绝口不提自己会‘女书’，而且她把外婆写下的‘女书’的所有东西，全部烧掉了。”
在何艳新年轻时，曾有一个喜欢的男生，但是两人不在同一个村，她的母亲不同意，并给她安排了另一桩婚事。但在结婚前，何艳新跟她的未婚夫写信让他不要参加婚礼，她自己也不会去的。所以，他们婚礼时，两人都没有出现。然而，这桩婚姻在当时仍然被承认了，何艳新坚决三年不同房，甚至提出离婚。直至后来，她的老公不想离婚，并表示自己喜欢何艳新。于是，他们才开始真正地生活在一起，生下了五个孩子。之后，她的丈夫离世，她独自一人养育着孩子。“我觉得她的倔强和不屈服，真的是因为她被外婆爱过。所以，如果别人欺负她，她会反抗，她其实很有女性意识。她从不依靠别人，一直扛到现在。所以，胡欣说何艳新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但可惜的是夕阳要落山了。”
1990年之后，中国台湾学者刘斐玟走访湖南，开始对“女书”做田野调查。当时，她住在何艳新家里，一住数月，两人结交了“老同”，但是何艳新告诉刘斐玟，小时候学过“女书”，但是早已忘光。而后来何艳新承认会“女书”是因为一个“老同”。何艳新告诉冯都，那位“老同”家里太穷，听说写“女书”可以赚钱，想认识一位懂“女书”的人，帮自己赚钱。这时，何艳新才告诉大家自己会“女书”。当刘斐玟听说“湖南又发现了一位自然传人名叫何艳新”时，她无法置信。直呼“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当时在求很多人帮忙校对”，但是何艳新认为，她的外婆已经过世，不想回想伤心事。在何艳新看来，“女书”就是“诉可怜”，她认为：“‘女书’是闺房里的苦情书，现在的女书成了公开的。无论怎样发展，都已经跟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关系了。”
“我认为她的这种骄傲和无畏，实在难得。何艳新身上充满着现代女性所需要的精神，还把胡欣从人生的至暗时刻里给救出来，教她‘女书’，成为忘年之交。她在那个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反而能这么无畏，这是我在拍摄之前从未预料到的，这也是给我了一种反差。”冯都感慨道。
冯都从她们的忘年之交，真正地感受到了“女书”里的姐妹情是何种样子。她认为真正的姐妹情体现在“她不会因为我觉醒得不到位或是不够强的原因而看轻我，而是当她看见我的难处，无论什么原因，她仍旧会拥抱我，承认我，接受我”。冯都进一步地解释：“在胡欣和何艳新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她们排解掉了那些世俗的原因，甚至可以把‘女书’中的恩恩怨怨都排解掉。只是单纯的‘我看到你，你看到我’这样简单。”
“身为女子心相通”，它像一盏灯在我们的内心发光
冯都讲述故事的方式是用镜头语言暗示结果和态度，对于影片中人物的故事发展，她选择草蛇灰线，而非事无巨细地交代前因后果。因为她不想给出一份具体的解读和唯一的答案，而是更想让观众自己体悟。
在思慕的故事中，她原本以为遇到了既浪漫又懂得彼此的男人，谁知在拜访未婚夫的家时强烈的不适和控制感，让她常常无言以对，时不时地看向镜头露出纠结的表情。许多观众在看到这里时，发出了笑声。对于如此的剪辑形式，冯都解释道：“一方面是保护拍摄对象，另一方面是我认为没有必要那么实在地呈现出来。当观众看到思慕的眼神和整体的氛围，会明白事情的缘由的。而且，在两人的感情故事中，有很多个人的因素，并非一定有是非对错，这样放在个体的案例之中讨论，但这不是我想要关注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把感情故事说透，我认为这样才更有张力。”
在《密语者》的后半段中，不知不觉间思慕已经分手，仍然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女书”和艺术。在读到千百年前“做官做府无资格，学堂之内无女人”的“女书”诗句时，思慕用“女书”写了一封跨越时空的回信：“细读女书情意真，身为女子心相通，女书先人受尽苦，如今女子新气象，婚配与否由自己，自强自立得自在。”
思慕在北京首映礼上提及这封“女书的时空信”时，感叹道：“其实，时空信是我经历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恋爱之后，心境发生了变化才写出来的。我想把这封信写给以前的‘女书’人，同时也是写给我自己的。我想告诉以前的她们，现在我们的女性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在提醒着我，一定要做精神独立的人，时时刻刻都不要迷失自我。其实‘女书’是女性历史的一个印记，它就像一盏警醒的灯，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要往前走。”
此外，在首映礼上，对于“女书”的精神和其传承的意义，胡欣用“从容”一词诠释：“面对任何事情用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态去面对，这就是强大；我作为‘女书’的传承人，经过我的努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女书’、知道‘女书’，‘女书’强大了，我也就强大了。”
曾有观众好奇“国外观众如何评价《密语者》”时，冯都导演解答道：“很有趣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放映，即使是在北欧，每次放映完女观众都会跑过来跟我说，您觉得在这边我们的情况会不一样吗？其实大家的纠结和困惑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女书’在当下所存在的意义。像思慕所说，它像一盏灯在我们的内心发光。它照亮了我们，不仅仅是在中国。”
手记
采访那日，北京大雨。撑伞出门，心里想的全是纪录电影《密语者》。当我抬头看雨，才发觉密密麻麻的雨滴像极了《密语者》中讲述的“女书”一样细长。
7月28日，首部“女书”题材纪录电影《密语者》在北京举办首映礼，于8月31日正式上映。影片并未采用科普类纪录片的常规操作去讲述“女书”的历史，而是聚焦两位与“女书”密切相关的当代中国女性，她们通过“女书”的启示，在各自人生的重要关口，努力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在首映礼上，一位男性观众正准备提问时，导演冯都先问道：“您觉得会被这部电影冒犯吗？”男性观众则真诚地回道：“这部电影让我反思作为男性的固有思维方式，我觉得是一部特别好的电影。”冯都解释道：“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想要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当我们借由‘女书’，让男女之间产生沟通，才能更好地看见彼此，理解彼此。”
翌日采访，还未坐定，冯都先问我，是北京青年报社的记者吗？之后，我才知道《北京青年报》是她在复旦大学读新闻专业时最喜欢的一份报纸。由此话题，我们开启了对谈。我们的对话着重于拍摄主题、创作想法与人物故事等。言语之间，我明白了“女书”的发展与传承并不是她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旨。冯都认为，纪录片的魅力在于找到独属性和普世性，她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映照着我们自己，同时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在尊重对方的语境下，大家可以一步步探讨具体的差异。
我想，我作为一名男性采访冯都，同样吻合了她的“男女对话”的创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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