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你登上山巅，或许，你会比山还高。但人类真的可以比山更高吗？高海拔攀登、探险者宋明蔚则说：“其实，大多数人对攀登一无所知。”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攀登，宋明蔚完成了这本《比山更高》，记录了一群攀登高海拔山峰的人，一群理想主义者在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通过这部44万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呈现了亲临现场般的攀登场景，也思考了人类心灵可抵达的深度。
拿到一手材料
他们的人生，往往与生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高度相关，背后可探讨、折射的社会意义或许可以延展得更深、更远
中国自由攀登的历史延续了整整二十年，却始终没有人完整、翔实地描述过攀登者们的生命处境，也没有人讲述过中国民间登山、中国自由攀登文化的历史。
那些逝去的年轻登山者的故事，他们人生中最光辉与最黯然的时刻，他们的成就与他们宿命般的一生，全部建立在一些感性的、碎片化的、充满纰缪的口头传说之中。这不仅让国际登山界在了解中国登山历史时产生了巨大障碍，也造成了大众对这群登山者与登山文化的误解。
随着这些逝者逐渐被淡忘，他们充满生命力的一生也即将在历史中消亡。
要想还原这段长达二十年的历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保存在幸存者脑海中的记忆也已经变得混沌而模糊。
读书周刊：高海拔攀登，圈外人了解得不多，题材有趣而独特。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想到写这个题材？
宋明蔚：这个题材我关注了很长时间。
我在读大一、大二时，加入了学校的高海拔攀登社团。当时，平均每年攀登五六次雪山。毕业以后，攀登的频率没这么高，但依然会有。我后来担任《户外探险》杂志的编辑。而我平时看书的类型、穿衣的风格、饮食的习惯也和登山文化相关。可以说，攀登这件事，与我自己的人生密切相关。
2021年，我在杂志社每天的生活和办公室白领的差不多，如设计活动文案、对接商务活动。但我对采访写作依然有很大的兴趣，一直想写一本书。我问自己，写什么呢？忽然发现，原来对高海拔攀登这件事、这群人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素材。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希望告诉更多人，攀登高山的魅力和价值究竟是什么；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如何看待生死、如何面对生活。
此外，在国内，人们对这个领域比较陌生，深入写作的中文书很少，不少人会有刻板印象或误解。我希望去填补一些空白，让这本书起到点扫盲的作用。为了抱着纯粹的心去书写，我辞职了，全心全意写了三年。
读书周刊：书中的故事全部为真人真事，您在书后面也标注了长达十几页的出处。如此丰富的素材是如何获得的？尤其第一部严冬冬的故事，读来有强烈的代入感，像看小说一样。严冬冬几次进山救援，面对自己熟人的遗体时，您描述了他的心理——他对死亡是恐惧的，对自己的能力是不自信的，但他依然向往着、坚持着高海拔攀登，不惜投注人生的全部心血。直到严冬冬迎来自己命运的那一刻，这种矛盾和纠结更加让人唏嘘。作为非虚构作品，他的心理活动您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宋明蔚：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严冬冬多年前采访的素材，获得了授权，也经过了其他当事人的交叉验证。如果行为与心理活动一致，那么这段素材我会采用；如果行为佐证不了想法，那我就舍弃。
这三年，我大约每周采访两三个人，有的采访对象连续采访几天。有一个采访对象在加拿大，越洋电话打了20多个小时。我在书中再三保证行文的真实性。所有素材经过几重验证，文字也给主要采访对象确认过。
读书周刊：您自己其实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宋明蔚：我勉强也算，但比较普通，而书里挑选的人与故事，是这个群体中最极致、最有理想、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人。
他们的人生，往往与生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高度相关，背后可探讨、折射的社会意义或许可以延展得更深、更远。
攀登文化本质在于控制
现代登山文化，追求的是风险的可控与管理，这就是登山艺术，重要的是登山的过程
目前在中国，自由攀登者只有寥寥几百人。遇难者平均年龄仅有31岁。
我站在他们命运的尽头凝望，不禁好奇：他们在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他们为何变得如此坚定？他们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如何看待死亡？
还有那个古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登山？我萌生了许多疑问，却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读书周刊：登山搭档通过一根绳索联结，彼此交付性命；每当山难发生时或地震发生时，他们组成救援队参与救援；一个山脚下的村民之家成了攀岩者的聚集地……不少人以为，挑战高海拔攀登的人，是为了追求冒险、追求刺激。但全书看完，似乎并非如此。
宋明蔚：高海拔攀登的风格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喜马拉雅式攀登，围攻式、集团式，像行军打仗那样，有后勤保障、有团队支援，以确保登顶的结果。
但我书里的登山者，尤其是阿尔卑斯式登山者，他们是个体化的，轻装简从，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路线，他们在国内被称作“自由攀登者”。即便会结伴，每个人也只为自己负责。
成熟的阿式攀登者都是风险管理大师。正常的攀登是可控的，遇到风险会进行谨慎评估，如果还有5米能登顶，但评估有可能下不来，那就会放弃。
现代登山文化，追求的是风险的可控与管理，这就是登山艺术。重要的是登山的过程。我大学社团的老师说过，假如谁要不惜一切冲顶，那不仅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别人。爬一半，累了，天气又不好，还不如下山吃火锅。冲顶不是唯一的目标。享受过程的快乐，并且能顺利下撤才是最重要的。
读书周刊：每年春夏，在向导的带领下，人们背着氧气瓶冲顶珠穆朗玛峰，这种以登顶为目标的商业攀登，近几年似乎十分火热。
宋明蔚：二十年来，中国民间登山者的叙事大致有两类：一类始于2000年，企业家与精英阶层间兴起了攀登珠峰的热潮。报名者参加珠峰商业登山队伍，他们沿着架设好的攀登路线，在向导的引领下，背着氧气瓶一步步迈向世界最高峰。在我看来，这是特种兵旅游，和我书里写的不是同一类。
另一类几乎诞生在同一时期，却又发生在每一个时代，这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攀登者奔向高山，在死亡的悬崖边寻找自由与自我的故事。正是这些人，书写了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最壮丽、最隐秘的登山史诗。
这群阿式攀登者，会特意开创一条高难度的新线路，享受探索的乐趣，而不以功利为目的、不以登顶结果为导向。所以这样的群体非常珍贵，格外让我感动。
那些从未被人类登顶甚至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山峰，以及山峰上全新的攀登路线，充满了未知的冒险、无穷的挑战与前所未见的风光。
他们只是想在其中一座山峰上画下一笔优美的线条，并在攀登过程中获得足够多的快乐，从这份快乐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这种宁愿为了快乐而冒险付出生命的慷慨，正是另一极的人们无法理解的。
读书周刊：但即便是他们中最极致的这批人，也不是为了追求冒险、刺激。
宋明蔚：大部分不是。攀登文化本质上在于控制，就和滑雪一样，掌握平衡与技巧后，去驾驭地形，享受滑雪的快乐。
如果仅仅为了寻找刺激，那还不如闭着眼睛去高速公路，这样的刺激和风险是不可控的。
攀登是一门艺术，它是在可控的状态下去享受生命。虽然总有一些不可控的概率，但每个人都不觉得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清楚风险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去做，那就叫勇气。
不管怎样，高海拔攀登仍然是一项高风险的运动，这毋庸置疑。而我书中写的，又是这群人中的极致。
读书周刊：书中几位在山上去世的人，尤其是严冬冬，故事的感染力很强，您觉得他们面对死亡却仍要攀登高峰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宋明蔚：严冬冬天生是胆小的人，许多采访对象都提到，他的平衡性不好，身体条件有限。但他对登山的热爱与痴迷，压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发现这点时，你会对这个人特别着迷。
他做的选择是克服先天条件而做出的，尤其体现人性。每一次山难救援，面对熟人的遗体，会加深他对死亡的恐惧。但他因为喜欢去做，又因为足够喜欢而去承担。他选择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我想，这也是理想主义的悲哀。
他是我心中最能阐释自由攀登精神的人。读完他的故事，读者就能切身感受到什么是阿式攀登、什么是真正的攀登精神。就像一个邀请函，如果感兴趣，不妨接着看。
特别不喜欢“征服”二字
人类只是利用技术和工具，来到了顶峰，对大山心怀感激，是大山网开一面，才让你见到了这般风景
寻找这一页历史的起点。
有人说，这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第一家高校登山社团——北大山鹰社是中国民间登山的起源。有人说，也许是2000年初，曹峻、徐晓明、杨春风、陈骏池攀登新疆天山的博格达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据可查的阿式攀登成就。有人说，一定是马一桦开创的刃脊探险，这是中国民间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登山探险公司……
我粗浅地把这二十年分为四个时期：自由之魂、刃脊探险、白河十年、梦幻高山。
读书周刊：您自己每年也会攀登雪山，登山对您的吸引力是什么？
宋明蔚：我不算特别严谨和极致的阿式攀登者。每个人攀登的初心可能不一样。书里的人比较极致。马一桦、严冬冬，有一种突破人类极限的渴望。我纯粹喜欢高海拔攀登的快乐，有风险就及时撤。
从风景层面说，天气好的时候，约6000米海拔的雪山远景，是没到过的人无法想象的。天际线被光刺破，梦幻的色彩笼罩在空中，不是单纯的蓝，有时是粉色的。人就漫步在云海上——相当于乘坐飞机时，把机舱门打开，人直接在云海里的感觉。
山顶就在眼前，许多小山峰从云海中冒出来。这个高度的自然之美无与伦比，这种美是你不断往上攀登的动力之一。而近处的景观是二元的，非黑即白，山的白、石的黑，色彩越二元，感受越震撼。
从心灵层面说，爬到这一步，你与山是贴近的，是融为一体的。必须用冰镐攀登，把身体固定在冰壁上，整个人与山的纹理合二为一。岩石地形虽然不用冰镐，但手指深深嵌入山的纹理中，有一种用肉身划过山体的感触。
与此同时，人在山上十分渺小，只用两支冰镐对抗整座大山。但你爬上去了。渺小的人，攀过一座座山峰，对比之下的成就感、满足感十分巨大。
读书周刊：但您曾经提到，特别不喜欢用“征服”两个字。
宋明蔚：真正的登山者，看待人与山的关系，从来不是征服。人类只是利用技术和工具，来到了顶峰，对大山心怀感激，是大山网开一面，才让你见到了这般风景。所以不是征服、不是攻克，而是感激。
大山有时展现出它的仁慈，有时又展现出它的残酷。从一条山脉的千万年生命尺度来看，攀登者站在比山更高的地方雀跃、惊惶、俯瞰、呼吸，就和一片雪花悄无声息地落在山顶没什么区别。
对于攀登者来说，一条山脉贯穿着他们短暂的一生。无论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还是沧桑的喀喇昆仑山，无论是孕育出现代登山文化的阿尔卑斯山，还是保留着上百座未登峰的横断山、邛崃山，它们是现实中的悲情与荣耀之山，也是攀登者心中的欲望与梦想之山。
采访时我同样发现，不少阿式攀登者都会敏感地指出，不能用“征服”这个词，征服不是登山的心态。
博弈的，是生活
他们的每一次攀登，都是老人与海式的搏斗。只不过他们与之博弈的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山，而是真实的生活
201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阿尔卑斯式攀登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中国，作为这门艺术的集大成者，周鹏很少再去高山上实践阿式攀登的艺术了。他常年在白河深居简出。
在严冬冬遇难的十周年之际，已近不惑之年的周鹏想在白河开辟一条新路线，来纪念他和搭档的这段往事。他打算把这条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他决定独自一人完成开线任务。在这个私密的创作过程中，他“可以安静地去想我们的过去”。
他依旧在白河峡谷等待着一名合拍的搭档。
也许很快就有。也许不会再有。
读书周刊：阿式攀登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您是怎么理解的？
宋明蔚：一座海拔约6000米的山峰，有那么多攀登路线，但阿式攀登者选择了一条符合自己审美的路线，甚至会开辟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新路线。他经过不同的地形，有冰壁、岩壁、裂缝，在攀登过程中设置保护点，不让自己发生危险。而那些保护点，只有个体面对真实的大山时才知道怎么做。
什么时候登上山顶、什么时候下撤，需要权衡、平衡、控制，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获得生存空间，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境界。
无论是微观的技术，还是宏观的路线规划，阿式攀登都上升为一种艺术。
它和写诗很像。诗人，试图用文字符号突破语言的边界。阿式攀登是在上山与下山的过程中，突破人类的边界。
这种突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带功利性的。或许亲朋好友都不理解，以为你是疯子，有这么多世俗道路可以选，为什么偏偏选这个。但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在突破什么边界。
读书周刊：痴迷登山，导致没办法正常工作。有读者甚至被书中登山者们生活的困窘震惊了。亲朋好友大多是不理解的。中国传统观念喜欢安稳，而登山太不安稳了。
宋明蔚：阿式攀登者的亲朋好友一般分两种，一种是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比如严冬冬，有很好的学历、很好的人生前途，他却全部放弃，选了截然相反的一条路。他的父亲是不懂的。另一种，少数亲朋好友也是户外爱好者，所以能理解，但极其个别。
他们的每一次攀登，都是老人与海式的搏斗。只不过他们与之博弈的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山，而是真实的生活。
当他们攀登到人生的顶峰时回望来路，不只有眼前的辉煌，还有深深的无奈与感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热血与唏嘘是并存的。
读书周刊：据说编辑看了书的前三分之一，就表达说一定要出这本书。
宋明蔚：这个题材在国内不太为人所知。这群人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人类面对极限的挑战，自我价值的反思，生与死的探讨，生活的苟且与理想的崇高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题材的稀缺性、主题可抵达的深度、文本的纯粹性等，可能比较打动人。
我后来听说，看完这本书后，几位编辑都去攀岩馆体验攀岩了，有人开玩笑说自己“被理想主义点燃了”。
读书周刊：您在书里写道，大多数人对人生一知半解，对攀登一无所知。攀登者攀向高山的文化，也是人类追溯生命源头的文化、寻找生命意义的文化。那么登山的时刻，您会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吗？
宋明蔚：这种登山精神注定是小众的。或许可以把登山当作小众生活方式去理解。高海拔攀登、徒步、出海，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选择而已。不会因为这个选择，就立即找到人生的答案。
我自己觉得完全解答不了。回到现实，人该面临什么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不会因为攀登就开悟。
喜欢登山的人或许更有趣、更有意志力，但攀登不会给人生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攀登者中，也不乏自私的、卑鄙的人，登完前怎样，登完后还是怎样。不要以为经历了惊险活下来的人就很伟大，他们依然是很普通的一群人。
读书周刊：您为了写书而辞职。现在书写完了，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一些未来规划？
宋明蔚：还没想好。我被无数次问到付出如此代价来启动这个项目的驱动力。我往往无从回答。那是一种杂糅着好奇心与倾诉欲，时而悲悯、时而孤高的复杂情绪。
我希望有更多普通读者了解这群人，希望自己的写作更纯粹，希望这份纯粹能配得上这群理想主义的人。
到最后，书写他们故事的我，如今也和他们一样清贫、快乐，内心充盈而满足。
有人曾说，你登上山巅，或许，你会比山还高。但人类真的可以比山更高吗？高海拔攀登、探险者宋明蔚则说：“其实，大多数人对攀登一无所知。”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攀登，宋明蔚完成了这本《比山更高》，记录了一群攀登高海拔山峰的人，一群理想主义者在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通过这部44万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呈现了亲临现场般的攀登场景，也思考了人类心灵可抵达的深度。
拿到一手材料
他们的人生，往往与生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高度相关，背后可探讨、折射的社会意义或许可以延展得更深、更远
中国自由攀登的历史延续了整整二十年，却始终没有人完整、翔实地描述过攀登者们的生命处境，也没有人讲述过中国民间登山、中国自由攀登文化的历史。
那些逝去的年轻登山者的故事，他们人生中最光辉与最黯然的时刻，他们的成就与他们宿命般的一生，全部建立在一些感性的、碎片化的、充满纰缪的口头传说之中。这不仅让国际登山界在了解中国登山历史时产生了巨大障碍，也造成了大众对这群登山者与登山文化的误解。
随着这些逝者逐渐被淡忘，他们充满生命力的一生也即将在历史中消亡。
要想还原这段长达二十年的历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保存在幸存者脑海中的记忆也已经变得混沌而模糊。
读书周刊：高海拔攀登，圈外人了解得不多，题材有趣而独特。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想到写这个题材？
宋明蔚：这个题材我关注了很长时间。
我在读大一、大二时，加入了学校的高海拔攀登社团。当时，平均每年攀登五六次雪山。毕业以后，攀登的频率没这么高，但依然会有。我后来担任《户外探险》杂志的编辑。而我平时看书的类型、穿衣的风格、饮食的习惯也和登山文化相关。可以说，攀登这件事，与我自己的人生密切相关。
2021年，我在杂志社每天的生活和办公室白领的差不多，如设计活动文案、对接商务活动。但我对采访写作依然有很大的兴趣，一直想写一本书。我问自己，写什么呢？忽然发现，原来对高海拔攀登这件事、这群人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素材。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希望告诉更多人，攀登高山的魅力和价值究竟是什么；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如何看待生死、如何面对生活。
此外，在国内，人们对这个领域比较陌生，深入写作的中文书很少，不少人会有刻板印象或误解。我希望去填补一些空白，让这本书起到点扫盲的作用。为了抱着纯粹的心去书写，我辞职了，全心全意写了三年。
读书周刊：书中的故事全部为真人真事，您在书后面也标注了长达十几页的出处。如此丰富的素材是如何获得的？尤其第一部严冬冬的故事，读来有强烈的代入感，像看小说一样。严冬冬几次进山救援，面对自己熟人的遗体时，您描述了他的心理——他对死亡是恐惧的，对自己的能力是不自信的，但他依然向往着、坚持着高海拔攀登，不惜投注人生的全部心血。直到严冬冬迎来自己命运的那一刻，这种矛盾和纠结更加让人唏嘘。作为非虚构作品，他的心理活动您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宋明蔚：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严冬冬多年前采访的素材，获得了授权，也经过了其他当事人的交叉验证。如果行为与心理活动一致，那么这段素材我会采用；如果行为佐证不了想法，那我就舍弃。
这三年，我大约每周采访两三个人，有的采访对象连续采访几天。有一个采访对象在加拿大，越洋电话打了20多个小时。我在书中再三保证行文的真实性。所有素材经过几重验证，文字也给主要采访对象确认过。
读书周刊：您自己其实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宋明蔚：我勉强也算，但比较普通，而书里挑选的人与故事，是这个群体中最极致、最有理想、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人。
他们的人生，往往与生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高度相关，背后可探讨、折射的社会意义或许可以延展得更深、更远。
攀登文化本质在于控制
现代登山文化，追求的是风险的可控与管理，这就是登山艺术，重要的是登山的过程
目前在中国，自由攀登者只有寥寥几百人。遇难者平均年龄仅有31岁。
我站在他们命运的尽头凝望，不禁好奇：他们在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他们为何变得如此坚定？他们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如何看待死亡？
还有那个古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登山？我萌生了许多疑问，却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读书周刊：登山搭档通过一根绳索联结，彼此交付性命；每当山难发生时或地震发生时，他们组成救援队参与救援；一个山脚下的村民之家成了攀岩者的聚集地……不少人以为，挑战高海拔攀登的人，是为了追求冒险、追求刺激。但全书看完，似乎并非如此。
宋明蔚：高海拔攀登的风格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喜马拉雅式攀登，围攻式、集团式，像行军打仗那样，有后勤保障、有团队支援，以确保登顶的结果。
但我书里的登山者，尤其是阿尔卑斯式登山者，他们是个体化的，轻装简从，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路线，他们在国内被称作“自由攀登者”。即便会结伴，每个人也只为自己负责。
成熟的阿式攀登者都是风险管理大师。正常的攀登是可控的，遇到风险会进行谨慎评估，如果还有5米能登顶，但评估有可能下不来，那就会放弃。
现代登山文化，追求的是风险的可控与管理，这就是登山艺术。重要的是登山的过程。我大学社团的老师说过，假如谁要不惜一切冲顶，那不仅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别人。爬一半，累了，天气又不好，还不如下山吃火锅。冲顶不是唯一的目标。享受过程的快乐，并且能顺利下撤才是最重要的。
读书周刊：每年春夏，在向导的带领下，人们背着氧气瓶冲顶珠穆朗玛峰，这种以登顶为目标的商业攀登，近几年似乎十分火热。
宋明蔚：二十年来，中国民间登山者的叙事大致有两类：一类始于2000年，企业家与精英阶层间兴起了攀登珠峰的热潮。报名者参加珠峰商业登山队伍，他们沿着架设好的攀登路线，在向导的引领下，背着氧气瓶一步步迈向世界最高峰。在我看来，这是特种兵旅游，和我书里写的不是同一类。
另一类几乎诞生在同一时期，却又发生在每一个时代，这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攀登者奔向高山，在死亡的悬崖边寻找自由与自我的故事。正是这些人，书写了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最壮丽、最隐秘的登山史诗。
这群阿式攀登者，会特意开创一条高难度的新线路，享受探索的乐趣，而不以功利为目的、不以登顶结果为导向。所以这样的群体非常珍贵，格外让我感动。
那些从未被人类登顶甚至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山峰，以及山峰上全新的攀登路线，充满了未知的冒险、无穷的挑战与前所未见的风光。
他们只是想在其中一座山峰上画下一笔优美的线条，并在攀登过程中获得足够多的快乐，从这份快乐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这种宁愿为了快乐而冒险付出生命的慷慨，正是另一极的人们无法理解的。
读书周刊：但即便是他们中最极致的这批人，也不是为了追求冒险、刺激。
宋明蔚：大部分不是。攀登文化本质上在于控制，就和滑雪一样，掌握平衡与技巧后，去驾驭地形，享受滑雪的快乐。
如果仅仅为了寻找刺激，那还不如闭着眼睛去高速公路，这样的刺激和风险是不可控的。
攀登是一门艺术，它是在可控的状态下去享受生命。虽然总有一些不可控的概率，但每个人都不觉得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清楚风险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去做，那就叫勇气。
不管怎样，高海拔攀登仍然是一项高风险的运动，这毋庸置疑。而我书中写的，又是这群人中的极致。
读书周刊：书中几位在山上去世的人，尤其是严冬冬，故事的感染力很强，您觉得他们面对死亡却仍要攀登高峰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宋明蔚：严冬冬天生是胆小的人，许多采访对象都提到，他的平衡性不好，身体条件有限。但他对登山的热爱与痴迷，压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发现这点时，你会对这个人特别着迷。
他做的选择是克服先天条件而做出的，尤其体现人性。每一次山难救援，面对熟人的遗体，会加深他对死亡的恐惧。但他因为喜欢去做，又因为足够喜欢而去承担。他选择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我想，这也是理想主义的悲哀。
他是我心中最能阐释自由攀登精神的人。读完他的故事，读者就能切身感受到什么是阿式攀登、什么是真正的攀登精神。就像一个邀请函，如果感兴趣，不妨接着看。
特别不喜欢“征服”二字
人类只是利用技术和工具，来到了顶峰，对大山心怀感激，是大山网开一面，才让你见到了这般风景
寻找这一页历史的起点。
有人说，这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第一家高校登山社团——北大山鹰社是中国民间登山的起源。有人说，也许是2000年初，曹峻、徐晓明、杨春风、陈骏池攀登新疆天山的博格达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据可查的阿式攀登成就。有人说，一定是马一桦开创的刃脊探险，这是中国民间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登山探险公司……
我粗浅地把这二十年分为四个时期：自由之魂、刃脊探险、白河十年、梦幻高山。
读书周刊：您自己每年也会攀登雪山，登山对您的吸引力是什么？
宋明蔚：我不算特别严谨和极致的阿式攀登者。每个人攀登的初心可能不一样。书里的人比较极致。马一桦、严冬冬，有一种突破人类极限的渴望。我纯粹喜欢高海拔攀登的快乐，有风险就及时撤。
从风景层面说，天气好的时候，约6000米海拔的雪山远景，是没到过的人无法想象的。天际线被光刺破，梦幻的色彩笼罩在空中，不是单纯的蓝，有时是粉色的。人就漫步在云海上——相当于乘坐飞机时，把机舱门打开，人直接在云海里的感觉。
山顶就在眼前，许多小山峰从云海中冒出来。这个高度的自然之美无与伦比，这种美是你不断往上攀登的动力之一。而近处的景观是二元的，非黑即白，山的白、石的黑，色彩越二元，感受越震撼。
从心灵层面说，爬到这一步，你与山是贴近的，是融为一体的。必须用冰镐攀登，把身体固定在冰壁上，整个人与山的纹理合二为一。岩石地形虽然不用冰镐，但手指深深嵌入山的纹理中，有一种用肉身划过山体的感触。
与此同时，人在山上十分渺小，只用两支冰镐对抗整座大山。但你爬上去了。渺小的人，攀过一座座山峰，对比之下的成就感、满足感十分巨大。
读书周刊：但您曾经提到，特别不喜欢用“征服”两个字。
宋明蔚：真正的登山者，看待人与山的关系，从来不是征服。人类只是利用技术和工具，来到了顶峰，对大山心怀感激，是大山网开一面，才让你见到了这般风景。所以不是征服、不是攻克，而是感激。
大山有时展现出它的仁慈，有时又展现出它的残酷。从一条山脉的千万年生命尺度来看，攀登者站在比山更高的地方雀跃、惊惶、俯瞰、呼吸，就和一片雪花悄无声息地落在山顶没什么区别。
对于攀登者来说，一条山脉贯穿着他们短暂的一生。无论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还是沧桑的喀喇昆仑山，无论是孕育出现代登山文化的阿尔卑斯山，还是保留着上百座未登峰的横断山、邛崃山，它们是现实中的悲情与荣耀之山，也是攀登者心中的欲望与梦想之山。
采访时我同样发现，不少阿式攀登者都会敏感地指出，不能用“征服”这个词，征服不是登山的心态。
博弈的，是生活
他们的每一次攀登，都是老人与海式的搏斗。只不过他们与之博弈的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山，而是真实的生活
201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阿尔卑斯式攀登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中国，作为这门艺术的集大成者，周鹏很少再去高山上实践阿式攀登的艺术了。他常年在白河深居简出。
在严冬冬遇难的十周年之际，已近不惑之年的周鹏想在白河开辟一条新路线，来纪念他和搭档的这段往事。他打算把这条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他决定独自一人完成开线任务。在这个私密的创作过程中，他“可以安静地去想我们的过去”。
他依旧在白河峡谷等待着一名合拍的搭档。
也许很快就有。也许不会再有。
读书周刊：阿式攀登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您是怎么理解的？
宋明蔚：一座海拔约6000米的山峰，有那么多攀登路线，但阿式攀登者选择了一条符合自己审美的路线，甚至会开辟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新路线。他经过不同的地形，有冰壁、岩壁、裂缝，在攀登过程中设置保护点，不让自己发生危险。而那些保护点，只有个体面对真实的大山时才知道怎么做。
什么时候登上山顶、什么时候下撤，需要权衡、平衡、控制，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获得生存空间，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境界。
无论是微观的技术，还是宏观的路线规划，阿式攀登都上升为一种艺术。
它和写诗很像。诗人，试图用文字符号突破语言的边界。阿式攀登是在上山与下山的过程中，突破人类的边界。
这种突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带功利性的。或许亲朋好友都不理解，以为你是疯子，有这么多世俗道路可以选，为什么偏偏选这个。但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在突破什么边界。
读书周刊：痴迷登山，导致没办法正常工作。有读者甚至被书中登山者们生活的困窘震惊了。亲朋好友大多是不理解的。中国传统观念喜欢安稳，而登山太不安稳了。
宋明蔚：阿式攀登者的亲朋好友一般分两种，一种是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比如严冬冬，有很好的学历、很好的人生前途，他却全部放弃，选了截然相反的一条路。他的父亲是不懂的。另一种，少数亲朋好友也是户外爱好者，所以能理解，但极其个别。
他们的每一次攀登，都是老人与海式的搏斗。只不过他们与之博弈的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山，而是真实的生活。
当他们攀登到人生的顶峰时回望来路，不只有眼前的辉煌，还有深深的无奈与感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热血与唏嘘是并存的。
读书周刊：据说编辑看了书的前三分之一，就表达说一定要出这本书。
宋明蔚：这个题材在国内不太为人所知。这群人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人类面对极限的挑战，自我价值的反思，生与死的探讨，生活的苟且与理想的崇高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题材的稀缺性、主题可抵达的深度、文本的纯粹性等，可能比较打动人。
我后来听说，看完这本书后，几位编辑都去攀岩馆体验攀岩了，有人开玩笑说自己“被理想主义点燃了”。
读书周刊：您在书里写道，大多数人对人生一知半解，对攀登一无所知。攀登者攀向高山的文化，也是人类追溯生命源头的文化、寻找生命意义的文化。那么登山的时刻，您会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吗？
宋明蔚：这种登山精神注定是小众的。或许可以把登山当作小众生活方式去理解。高海拔攀登、徒步、出海，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选择而已。不会因为这个选择，就立即找到人生的答案。
我自己觉得完全解答不了。回到现实，人该面临什么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不会因为攀登就开悟。
喜欢登山的人或许更有趣、更有意志力，但攀登不会给人生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攀登者中，也不乏自私的、卑鄙的人，登完前怎样，登完后还是怎样。不要以为经历了惊险活下来的人就很伟大，他们依然是很普通的一群人。
读书周刊：您为了写书而辞职。现在书写完了，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一些未来规划？
宋明蔚：还没想好。我被无数次问到付出如此代价来启动这个项目的驱动力。我往往无从回答。那是一种杂糅着好奇心与倾诉欲，时而悲悯、时而孤高的复杂情绪。
我希望有更多普通读者了解这群人，希望自己的写作更纯粹，希望这份纯粹能配得上这群理想主义的人。
到最后，书写他们故事的我，如今也和他们一样清贫、快乐，内心充盈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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