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哈顿说，“这座多山的城市是漫游者的天堂”。我在里斯本高高低低的街巷行走，在白天和日暮降临的街角歇息停留，看老人们静坐闲聊，孩子们围绕着雕塑跑来跑去大声尖叫，看夜晚昏黄的路灯把光投到斑驳的墙面和碎石路上，感受到它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独有的特点，但却不能理解形成城市变化的原因和历程。半年多后，阅读《海洋女王：里斯本的历史》，是在文字空间中的行走，是重新认识这座充满魅力之城的旅行。
从“杂货之城”到“废墟之城”
里斯本和其他欧洲城市有什么不同？故事的叙述开始于古罗马人、摩尔人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先后占领，堆叠的历史在这座城市体上书写，抹除又复写，刻上深浅不一的痕迹。但这不是作者讲述的重点。里斯本繁荣的历史开始于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作者哈顿说，是里斯本带着欧洲出走地中海。
因为地缘优势、勇气、野心和航海技能，里斯本在16、17世纪汇聚无情掠夺来的财富、货品、商人和奴隶，给它带来十分不同于欧洲其他城市的独特景观，这座城市成了“杂货之城”——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戏称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是“杂货之王”。但是，彼时的里斯本虽然无比繁华，但只有发达的贵族和低贱的农民，“几乎没有中间阶层”，“里斯本仍然是一个脏兮兮的城市；雄伟的宫殿和优雅的教堂与苦难和肮脏并存”，同时，严酷无情的宗教裁判所为它投下深重的阴暗面，这座城市既虔诚，却又险恶和残酷。
由掠夺、财富和空间扩展带来的“杂货之城”里斯本在1755年的大地震中变成了“废墟之城”。接连而来的地震、海啸和大火无情摧毁了里斯本，“城市陷入废墟，人群陷入宗教狂热”，一座富有的、人口众多的城市转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到处是恐怖和荒凉景象。这座宗教虔诚的城市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冷酷的惩罚？怎么解释这个大灾难成了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惩罚还是科学的解释成为激烈辩论焦点——这一时期正处在欧洲的理性启蒙阶段，康德、卢梭、伏尔泰都加入了辩论。
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面对遍地的城市废墟，幸存者说，“你试图在里斯本寻找里斯本，但发现它并不存在”。
“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相比较17、18世纪的繁荣，19世纪的里斯本艰难灰暗。1807年冬，拿破仑军队向里斯本发起进攻，葡萄牙的皇族和高官仓皇出逃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哈顿说，像是葡萄牙人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先自己洗劫了这座城市，要把里斯本连根拔起。虽然法国人的占领是暂时的，却“为一个悲惨的时代定下了基调”，永不停止的动乱是它的世纪宿命。
1821年，逃亡的皇室从里约热内卢返回。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若奥六世在当年签署了葡萄牙宪法，“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力并任命了制宪议会，但国王仍可享有丰厚的特权”。这是葡萄牙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震荡，引发保皇派和君主立宪派的反复争斗，“里斯本又将经历另一场混乱和流血的痉挛”。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国家和城市工业革命如火如荼，里斯本却深陷政变、叛乱和无可救药的危机，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各派人士的不满为里斯本街头的叛乱和流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葡萄牙著名诗人加雷特写道：“我从未感到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历史的转折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苦难和付出。里斯本的自由党逐渐在斗争中掌控政权，19世纪30年代后，宗教机构的资产逐渐国有化，宗教建筑被改造为国家需要的学校、法院、医院、邮局等，“这座从13世纪起就充斥着宗教建筑的城市特征被改变了”。也就是说，虽然建筑外观还是那样，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了。不同体制的国家和城市要求新的样貌，但这个新样貌是在旧形体上的再生。拆除、占用、改造和新建是它可见的步骤，不可见的是隐藏在表象下的结构性调整。然而激进拆除往往是历史转折处的特点。1837年加雷特说：“我们毁灭事物，因为毁灭就是那个时代的任性”。
19世纪下半叶，里斯本终于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在当时的许多欧洲人看来，里斯本肮脏、贫穷和混乱。为了改变这样的状态，里斯本的规划和建设模仿奥斯曼的巴黎、塞尔达的巴塞罗那，出现公园、花园、林地、大道以及一些新公共建筑。通过在国外旅行和学习，许多葡萄牙人反过来看到里斯本“多年来的混乱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刻下了伤痕”。他们反思和讨论里斯本人民颓废的原因，探讨为何葡萄牙成为欧洲的落后者等，很快被政府严厉禁止，但却埋下下一个世纪革命的种子。19世纪下半叶，在国家和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葡萄牙掏空国库，在1890年宣布破产，为下一个世纪的艰难境况埋下另外的种子，而里斯本的发展停滞了。
像薄玻璃一样碎了
19世纪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换，使得里斯本陷入长达几十年的动乱。20世纪开始，却又面对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在经历了各种谋杀和内乱后，1911年葡萄牙第一任总统诞生。然而民主共和制虽然形式上出现，而旧有的势力并未消亡，葡萄牙及里斯本陷入一个动荡的年代。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出现了45届政府和各种持续不断的内战。如同上一个世纪的各种军事叛乱，20世纪初的混乱内战是政体转换的直接表征，结束这样四分五裂的情形需要强硬力量。
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著名的诗人（哈顿说他之于里斯本就如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卡夫卡之于布拉格），面对20多年的内乱，佩索阿认为葡萄牙需要建立温和的独裁统治，“在今天既合情合理又尤其必要”。
萨拉查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台，在接下来的四十来年里“掌控这个国家的一切”。萨拉查的“新国家体制”在两个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运作：一是用铁腕手段严厉管控社会，通过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和“奥威尔式的宣传扼住人们的脖颈”；一方面加速发展经济，启动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修建港口、高速公路和机场、改善城市卫生、建设廉租房和建造标志性建筑。欧洲最大的悬索桥——萨拉查大桥就是其中之一。建设廉租房并不是出于“新国家体制”的仁慈，而是“旨在帮助遏制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想或行动……防止国家雇员骨干——实际上是政府的执法者——被激进思想所诱惑”。哈顿说，“在准极权主义的政权手中建造的这些标志性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实用的、粗俗的、缺少优雅或精致。这种建筑风格缺乏温情，建筑线条就像与独裁者如出一辙的僵硬”。
经历四十年的快速建设，尽管GDP保持有6%的年增长率，“新国家体制”却面临着严峻民主化的挑战。如佩索阿认为，它在结束四分五裂的社会时是一种必要，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它陷入了困境，同时殖民地治理耗费了大量财政和带来各种难缠问题。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是一个国家突然的崩裂，“此刻竟像薄玻璃一样，一记轻敲便碎了”。里斯本第二次“大地震”了。政治强人萨拉查很快被民众抛弃，“萨拉查大桥”被改名为“4月25日大桥”是意味深长的转变，民众并不感恩萨拉查带来的曾经的秩序和高速经济发展，他们只关心当下的生活。
在这段历史中，还需要插入一个特殊时期的城市状态。二战中葡萄牙是中立国，里斯本成了战争双方间谍密布、各种要逃离欧洲的人群鱼龙混杂的地方，书写着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故事。它是欧洲人前往美国的“候车室”、是“欧洲的码头”，是各种人群“大杂烩”构成的城市——似乎历史重演了，“杂货之城”在新的时期重新上演。但它也有另外的意味。在5个世纪前，从里斯本出发，跨越海洋是去征服新大陆，而现在的新大陆却成了逃离战争和存活的希望，这样的行程，仿佛重复着19世纪初葡萄牙皇族仓皇撤离的一幕。对于经历曲折和艰险抵达里斯本的欧洲人而言，他们获得了安全感和解脱感，因为将要踏上前往美洲的邮轮；而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生活就在此地也难以离开，他们有着不语的“忧郁的情绪”。
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革命之后的社会面临着艰难挑战，这一个进程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生命的磨难。“新国家体制”推翻后，“人们对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加公平的社会抱有极大的期望”，它引起许多人的热情和兴趣，包括萨特、波伏娃、马尔克斯以及齐奥塞斯库都曾经到里斯本来观察。
然而强权政体解体后，各种政党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成为激烈对手，“在革命的狂热中，葡萄牙几近解体”、被“推向了内战的边缘”。一种状况是，里斯本“街头的墙壁成为承载大型政治壁画的阵地”，书写着各种各样激进的口号，构成特殊时期的城市景观。
1985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与外部紧密的政治、经济连接改变着内部的结构和形态，里斯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来的资本和力量改造着这个“拥有一种破旧的美丽、引人倾倒”城市的面貌，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到里斯本，一个新时期的现代大都市逐渐形成。但是哈顿接着说，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集中在里斯本的经济繁荣和福利，过度中心化的城市病是新时期面临的严峻问题，里斯本“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巴里·哈顿说，“这座多山的城市是漫游者的天堂”。我在里斯本高高低低的街巷行走，在白天和日暮降临的街角歇息停留，看老人们静坐闲聊，孩子们围绕着雕塑跑来跑去大声尖叫，看夜晚昏黄的路灯把光投到斑驳的墙面和碎石路上，感受到它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独有的特点，但却不能理解形成城市变化的原因和历程。半年多后，阅读《海洋女王：里斯本的历史》，是在文字空间中的行走，是重新认识这座充满魅力之城的旅行。
从“杂货之城”到“废墟之城”
里斯本和其他欧洲城市有什么不同？故事的叙述开始于古罗马人、摩尔人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先后占领，堆叠的历史在这座城市体上书写，抹除又复写，刻上深浅不一的痕迹。但这不是作者讲述的重点。里斯本繁荣的历史开始于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作者哈顿说，是里斯本带着欧洲出走地中海。
因为地缘优势、勇气、野心和航海技能，里斯本在16、17世纪汇聚无情掠夺来的财富、货品、商人和奴隶，给它带来十分不同于欧洲其他城市的独特景观，这座城市成了“杂货之城”——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戏称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是“杂货之王”。但是，彼时的里斯本虽然无比繁华，但只有发达的贵族和低贱的农民，“几乎没有中间阶层”，“里斯本仍然是一个脏兮兮的城市；雄伟的宫殿和优雅的教堂与苦难和肮脏并存”，同时，严酷无情的宗教裁判所为它投下深重的阴暗面，这座城市既虔诚，却又险恶和残酷。
由掠夺、财富和空间扩展带来的“杂货之城”里斯本在1755年的大地震中变成了“废墟之城”。接连而来的地震、海啸和大火无情摧毁了里斯本，“城市陷入废墟，人群陷入宗教狂热”，一座富有的、人口众多的城市转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到处是恐怖和荒凉景象。这座宗教虔诚的城市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冷酷的惩罚？怎么解释这个大灾难成了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惩罚还是科学的解释成为激烈辩论焦点——这一时期正处在欧洲的理性启蒙阶段，康德、卢梭、伏尔泰都加入了辩论。
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面对遍地的城市废墟，幸存者说，“你试图在里斯本寻找里斯本，但发现它并不存在”。
“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相比较17、18世纪的繁荣，19世纪的里斯本艰难灰暗。1807年冬，拿破仑军队向里斯本发起进攻，葡萄牙的皇族和高官仓皇出逃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哈顿说，像是葡萄牙人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先自己洗劫了这座城市，要把里斯本连根拔起。虽然法国人的占领是暂时的，却“为一个悲惨的时代定下了基调”，永不停止的动乱是它的世纪宿命。
1821年，逃亡的皇室从里约热内卢返回。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若奥六世在当年签署了葡萄牙宪法，“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力并任命了制宪议会，但国王仍可享有丰厚的特权”。这是葡萄牙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震荡，引发保皇派和君主立宪派的反复争斗，“里斯本又将经历另一场混乱和流血的痉挛”。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国家和城市工业革命如火如荼，里斯本却深陷政变、叛乱和无可救药的危机，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各派人士的不满为里斯本街头的叛乱和流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葡萄牙著名诗人加雷特写道：“我从未感到如此深切和悲伤的失望”。
历史的转折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苦难和付出。里斯本的自由党逐渐在斗争中掌控政权，19世纪30年代后，宗教机构的资产逐渐国有化，宗教建筑被改造为国家需要的学校、法院、医院、邮局等，“这座从13世纪起就充斥着宗教建筑的城市特征被改变了”。也就是说，虽然建筑外观还是那样，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了。不同体制的国家和城市要求新的样貌，但这个新样貌是在旧形体上的再生。拆除、占用、改造和新建是它可见的步骤，不可见的是隐藏在表象下的结构性调整。然而激进拆除往往是历史转折处的特点。1837年加雷特说：“我们毁灭事物，因为毁灭就是那个时代的任性”。
19世纪下半叶，里斯本终于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在当时的许多欧洲人看来，里斯本肮脏、贫穷和混乱。为了改变这样的状态，里斯本的规划和建设模仿奥斯曼的巴黎、塞尔达的巴塞罗那，出现公园、花园、林地、大道以及一些新公共建筑。通过在国外旅行和学习，许多葡萄牙人反过来看到里斯本“多年来的混乱在这片破碎的土地上刻下了伤痕”。他们反思和讨论里斯本人民颓废的原因，探讨为何葡萄牙成为欧洲的落后者等，很快被政府严厉禁止，但却埋下下一个世纪革命的种子。19世纪下半叶，在国家和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葡萄牙掏空国库，在1890年宣布破产，为下一个世纪的艰难境况埋下另外的种子，而里斯本的发展停滞了。
像薄玻璃一样碎了
19世纪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换，使得里斯本陷入长达几十年的动乱。20世纪开始，却又面对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在经历了各种谋杀和内乱后，1911年葡萄牙第一任总统诞生。然而民主共和制虽然形式上出现，而旧有的势力并未消亡，葡萄牙及里斯本陷入一个动荡的年代。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出现了45届政府和各种持续不断的内战。如同上一个世纪的各种军事叛乱，20世纪初的混乱内战是政体转换的直接表征，结束这样四分五裂的情形需要强硬力量。
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著名的诗人（哈顿说他之于里斯本就如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卡夫卡之于布拉格），面对20多年的内乱，佩索阿认为葡萄牙需要建立温和的独裁统治，“在今天既合情合理又尤其必要”。
萨拉查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台，在接下来的四十来年里“掌控这个国家的一切”。萨拉查的“新国家体制”在两个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运作：一是用铁腕手段严厉管控社会，通过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和“奥威尔式的宣传扼住人们的脖颈”；一方面加速发展经济，启动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修建港口、高速公路和机场、改善城市卫生、建设廉租房和建造标志性建筑。欧洲最大的悬索桥——萨拉查大桥就是其中之一。建设廉租房并不是出于“新国家体制”的仁慈，而是“旨在帮助遏制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想或行动……防止国家雇员骨干——实际上是政府的执法者——被激进思想所诱惑”。哈顿说，“在准极权主义的政权手中建造的这些标志性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实用的、粗俗的、缺少优雅或精致。这种建筑风格缺乏温情，建筑线条就像与独裁者如出一辙的僵硬”。
经历四十年的快速建设，尽管GDP保持有6%的年增长率，“新国家体制”却面临着严峻民主化的挑战。如佩索阿认为，它在结束四分五裂的社会时是一种必要，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它陷入了困境，同时殖民地治理耗费了大量财政和带来各种难缠问题。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是一个国家突然的崩裂，“此刻竟像薄玻璃一样，一记轻敲便碎了”。里斯本第二次“大地震”了。政治强人萨拉查很快被民众抛弃，“萨拉查大桥”被改名为“4月25日大桥”是意味深长的转变，民众并不感恩萨拉查带来的曾经的秩序和高速经济发展，他们只关心当下的生活。
在这段历史中，还需要插入一个特殊时期的城市状态。二战中葡萄牙是中立国，里斯本成了战争双方间谍密布、各种要逃离欧洲的人群鱼龙混杂的地方，书写着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故事。它是欧洲人前往美国的“候车室”、是“欧洲的码头”，是各种人群“大杂烩”构成的城市——似乎历史重演了，“杂货之城”在新的时期重新上演。但它也有另外的意味。在5个世纪前，从里斯本出发，跨越海洋是去征服新大陆，而现在的新大陆却成了逃离战争和存活的希望，这样的行程，仿佛重复着19世纪初葡萄牙皇族仓皇撤离的一幕。对于经历曲折和艰险抵达里斯本的欧洲人而言，他们获得了安全感和解脱感，因为将要踏上前往美洲的邮轮；而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生活就在此地也难以离开，他们有着不语的“忧郁的情绪”。
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革命之后的社会面临着艰难挑战，这一个进程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生命的磨难。“新国家体制”推翻后，“人们对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加公平的社会抱有极大的期望”，它引起许多人的热情和兴趣，包括萨特、波伏娃、马尔克斯以及齐奥塞斯库都曾经到里斯本来观察。
然而强权政体解体后，各种政党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成为激烈对手，“在革命的狂热中，葡萄牙几近解体”、被“推向了内战的边缘”。一种状况是，里斯本“街头的墙壁成为承载大型政治壁画的阵地”，书写着各种各样激进的口号，构成特殊时期的城市景观。
1985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与外部紧密的政治、经济连接改变着内部的结构和形态，里斯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来的资本和力量改造着这个“拥有一种破旧的美丽、引人倾倒”城市的面貌，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到里斯本，一个新时期的现代大都市逐渐形成。但是哈顿接着说，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集中在里斯本的经济繁荣和福利，过度中心化的城市病是新时期面临的严峻问题，里斯本“优雅与苦难和肮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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