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9年重看柏林邵宾纳剧院的《哈姆雷特》，它看起来既旧又新。
这部首演于2008年的舞台剧不可避免地带着年代的印记，奥斯特玛雅导演在台上使用的即时摄影和多媒体影像技术在如今看起来有些旧了。拉斯·艾丁格不按常理出牌的疯狂表演却不受时间磨损，他让同台的演员和观众都提心吊胆，这个发胖、邋遢、歇斯底里的哈姆雷特历经16年仍然崭新，是一个从此时此刻的世界里走来的、罹患政治性抑郁的年轻人。舞台技术会“过时”，但奥斯特玛雅和艾丁格这对邵宾纳黄金搭档的创作意识是鲜活的，他们用极端的、挑衅的、调侃的姿态打开一部经典，可这也许才是靠近莎士比亚的方式？当哈姆雷特不再干净、克制、高贵，他挺着大肚子，不修边幅地用西装兜住一头乱发，对台上台下的人们说着德语夹杂英语的胡话，这时他俨然是我们时代的酒神，把莎士比亚拽到当下的剧场里。
这部作品曾被严肃的学院派质疑“导演阐释压倒原作者意图”，时过境迁，我们有必要维护奥斯特玛雅，他用肮脏的活力冲击了优雅的僵化，他意识到当代观众对哈姆雷特的故事已经太熟悉，于是大胆略去原作的铺叙，直奔这个作品最“硬核”的部分。“葬礼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的宾客。”这是哈姆雷特的台词，但莎士比亚的剧本里葬礼和婚筵都没有正面出现。奥斯特玛雅最大胆的改编是在短短几分钟的开场，通过舞台的移动装置，让筵席的长桌覆盖在泥泞的坟场上——这直观且充满冲击力的剧场方式，让莎士比亚文本中那个被权力和欲望腐蚀的世界，具体且迫近地出现了。
这部《哈姆雷特》把坟场和欢场拉到一处，也把当代观众和莎士比亚的距离拉近了。就像艾丁格屡次谈到的，他不再焦灼于“想象以王子的方式念出台词”，转而关注“我念台词”，关注“台词从我的身体里唤起的情感”，他扮演的这个在刻薄和善良、窝囊和失控之间反复无常的胖子，不是遥远的王子，而是我们时代无力行动的年轻人。德语译本没有改变原作的韵文，可是哈姆雷特念出的每一句对白和独白都是当下的模样，是这个时代的呼喊与细语。
哈姆雷特是捧着DV登场的，带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烙印，这个有着时代局限属性的舞台行为却赤裸地揭示了原作最重要的主题：表演和观众。哈姆雷特为了拒绝加入虚伪的表演，选择表演疯狂，他出戏入戏地扮演疯子，同时观察记录着他所在世界里形形色色的表演，他是演员，也是观众。这个装疯卖傻的哈姆雷特更让“全世界的草台班子表演”冲破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隐形墙壁，他兴致勃勃地鼓动全场为他蹩脚的剑术加油，为“决斗”这场浮夸的表演呐喊，他化身为降临剧场的酒神，这让莎士比亚的喜剧性不再限于插科打诨的几句台词，喜剧成为流淌在悲剧躯体里的血液。表演越是荒唐，笑声越是轻浮，最终愈深地加剧了悲剧的余味：喧嚣落定，只剩死寂。
艾丁格说，持续演出《哈姆雷特》的16年里，不是他塑造了哈姆雷特，而是哈姆雷特塑造了他。这是一个演员面对经典所表达的谦卑，又何尝不是一份自信的艺术宣言，他看清了“哈姆雷特”经过400年流传，成为一个“原型人物”，他活在8世纪的丹麦，也活在17世纪的英国，同样附身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生存还是毁灭”“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中”“重重顾虑使我们全成了懦夫”……掷地有声的这一句句台词，不仅是写于400年前的韵文，也是正面迎击时代的叩问，莎士比亚仍在我们中间，他从未远离。
时隔9年重看柏林邵宾纳剧院的《哈姆雷特》，它看起来既旧又新。
这部首演于2008年的舞台剧不可避免地带着年代的印记，奥斯特玛雅导演在台上使用的即时摄影和多媒体影像技术在如今看起来有些旧了。拉斯·艾丁格不按常理出牌的疯狂表演却不受时间磨损，他让同台的演员和观众都提心吊胆，这个发胖、邋遢、歇斯底里的哈姆雷特历经16年仍然崭新，是一个从此时此刻的世界里走来的、罹患政治性抑郁的年轻人。舞台技术会“过时”，但奥斯特玛雅和艾丁格这对邵宾纳黄金搭档的创作意识是鲜活的，他们用极端的、挑衅的、调侃的姿态打开一部经典，可这也许才是靠近莎士比亚的方式？当哈姆雷特不再干净、克制、高贵，他挺着大肚子，不修边幅地用西装兜住一头乱发，对台上台下的人们说着德语夹杂英语的胡话，这时他俨然是我们时代的酒神，把莎士比亚拽到当下的剧场里。
这部作品曾被严肃的学院派质疑“导演阐释压倒原作者意图”，时过境迁，我们有必要维护奥斯特玛雅，他用肮脏的活力冲击了优雅的僵化，他意识到当代观众对哈姆雷特的故事已经太熟悉，于是大胆略去原作的铺叙，直奔这个作品最“硬核”的部分。“葬礼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的宾客。”这是哈姆雷特的台词，但莎士比亚的剧本里葬礼和婚筵都没有正面出现。奥斯特玛雅最大胆的改编是在短短几分钟的开场，通过舞台的移动装置，让筵席的长桌覆盖在泥泞的坟场上——这直观且充满冲击力的剧场方式，让莎士比亚文本中那个被权力和欲望腐蚀的世界，具体且迫近地出现了。
这部《哈姆雷特》把坟场和欢场拉到一处，也把当代观众和莎士比亚的距离拉近了。就像艾丁格屡次谈到的，他不再焦灼于“想象以王子的方式念出台词”，转而关注“我念台词”，关注“台词从我的身体里唤起的情感”，他扮演的这个在刻薄和善良、窝囊和失控之间反复无常的胖子，不是遥远的王子，而是我们时代无力行动的年轻人。德语译本没有改变原作的韵文，可是哈姆雷特念出的每一句对白和独白都是当下的模样，是这个时代的呼喊与细语。
哈姆雷特是捧着DV登场的，带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烙印，这个有着时代局限属性的舞台行为却赤裸地揭示了原作最重要的主题：表演和观众。哈姆雷特为了拒绝加入虚伪的表演，选择表演疯狂，他出戏入戏地扮演疯子，同时观察记录着他所在世界里形形色色的表演，他是演员，也是观众。这个装疯卖傻的哈姆雷特更让“全世界的草台班子表演”冲破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隐形墙壁，他兴致勃勃地鼓动全场为他蹩脚的剑术加油，为“决斗”这场浮夸的表演呐喊，他化身为降临剧场的酒神，这让莎士比亚的喜剧性不再限于插科打诨的几句台词，喜剧成为流淌在悲剧躯体里的血液。表演越是荒唐，笑声越是轻浮，最终愈深地加剧了悲剧的余味：喧嚣落定，只剩死寂。
艾丁格说，持续演出《哈姆雷特》的16年里，不是他塑造了哈姆雷特，而是哈姆雷特塑造了他。这是一个演员面对经典所表达的谦卑，又何尝不是一份自信的艺术宣言，他看清了“哈姆雷特”经过400年流传，成为一个“原型人物”，他活在8世纪的丹麦，也活在17世纪的英国，同样附身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生存还是毁灭”“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中”“重重顾虑使我们全成了懦夫”……掷地有声的这一句句台词，不仅是写于400年前的韵文，也是正面迎击时代的叩问，莎士比亚仍在我们中间，他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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