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似乎厚植于我们这批从未现代过的都市人心中，固化成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想象。然而，流动乃至流寓（diaspora）才是历史的常态，或者至少是明清王朝的一大社会主题，现在也渐入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下。人口爆炸与边疆推移促使明清政权在中央与边缘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与物资交换，以船为生的船民从下游城市溯游而上，为游宦的官员、寄籍的士子、谋生的商客在人生羁旅中沟通起故地与他乡的社会网络；也携带着腹地物产和山民作物，从上游墟镇顺流而下，为日益增长的都市人口乃至庞大的域外市场提供细化多样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因此，人群与明清政权的微观历史也就书写在长江和珠江流域四通八达的水路埠头中，展现在南岭层峦叠嶂的山关隘口中。
通行西江：溯洄而上的广府方言
现今，当我们沿着珠江溯洄而上西江时，不难发现广州—肇庆—梧州一线极其相似，都享有行政建制上的原两广总督府、民间信俗上的龙母庙乃至流变中的广府方言。相似的风土人情并非一定是古今一体同源的最好证明，反而可能是长时段历史演绎和互动的结果。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麦哲维就在《上游之旅——人口流动与明清华南经略》一书中勾勒出了明清时期广州府人群向珠江中上游地区流寓的群像。
至今在广府话中，“过海”一词依旧可以用于指代过江的意思，对移民来说，漫长的珠江和无垠的南海可能并无本质不同，下南洋和上西江都是天涯羁旅。不过，与下南洋出于不得已的个人生计策略不同，麦哲维笔下的上西江成为提升家族或者宗族社会经济地位的优质手段。改土归流中奔赴上游开疆守土的广府官员、故乡科举竞争激烈而寄籍广西的广东学子、以粤盐换取谷米山货和矿物的粤地商人，这些男性移民由南番顺等低地平原上溯，走到浔江与桂江两江交汇的梧州，并以此为聚点再西进到云贵边缘的土司领地，或南下至中越边境的深山老林，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这些广府移民虽然来自低地，但当他们以国家代理人或者政治中间人的身份切入上游社会，将边疆整合进中心的同时，也逐渐占据上游社会的生态高位——在政治上出任州县长官招徕同族或同乡幕僚；在文教上进入新建县学以考取功名；在商贸上则驻点都市建立会馆垄断大宗贸易。他们将城市的移民聚点和沿江流域同化成了广府话的声域（soundscape），在此等社会情境中，在上游发迹的家族反过来又在19世纪顺流而下，参与到下游珠三角的宗族构建中。在经济和社会交换之余，上下游也形成了某种宗族文化符号的交换。上游发迹的家族会将族源追寻到或攀附成某个珠三角宗族，将自家写进下游宗族的族谱，刻画成广府宗族的旁支，从而在分有广府后裔的身份象征中，正当化其社会文化地位；而下游的本土宗族对此也乐见其成，因为这种“追根溯源”并“落叶归根”的文化行为不仅可以更名正言顺地吸引来上游捐赠的财富，而且也可以将其高官贵胄纳入宗族门庭，光耀门楣。可以说，西江流域江面既流动着实实在在的羁旅客和财货物，还暗结着由声望、宗族与语言所织造的意义之网。
木已成舟：顺流而下的松杉簰筏
而当我们从珠江流域翻越南岭，北上到长江流域泛舟时，就会发现宽阔的长江江面与洞庭湖水面上除了往来不停的客船和货船外，还有一种特别显眼的漂浮物——木簰。大量上游被砍伐的杉木或松木扎成这种巨型筏子，首尾相连，长百米、宽数十米，借由筏工高超的操控技艺，趁着夏季的涨水期顺流而下，运抵下游的南京、杭州等处进入批发或者零售环节，以满足长三角和京杭运河沿线各级城市的生产生活所需。按照美国范德堡大学历史系张萌在《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一书中的估计，乾隆嘉庆年间每年运达南京的木材至少不下500万根。晚清中华帝国其实内生着庞大的跨区域大宗商品贸易，就连皇家和官府的木材贡赋与税收也都要嵌入到这个复杂网络中，其采买需求才能得到满足，而其份额可能才不到市场贸易总量的五百分之一。
张萌试图从经济史和环境史的角度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这个延续百年、跨越千里的木材供给和贸易体系如何能够运作良好，使得上下游参与者实现经济共赢，并实现即使不是生态环保意义上也至少是经济体系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因此，基本上全书的每章都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个有关木材贸易过程中的关键议题，比如清代地方官员如何在采买过程中通过夹带私木以弥补官办经费之不足，从而深入湘黔上游地区满足国家对木材实物税和货币税的汲取。比如因为主要产地变迁，主导木材贸易的商帮从下游的徽商和江西商人转移到中上游的两湖商帮时，龙泉码——这套行业计量和定价黑话与交易技术也扩散到非汉族聚居地。
在制度运作与套利和技术扩散等因素之外，对于木材贸易的可持续性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供给端的长期稳定。人工种植的杉木作为主要的贸易产品，在长达30年以上的轮作周期中并无任何正向的现金流收入，如果没有国家介入，对以小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传统社会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如果说徽州地区更多通过在明清之际构建宗族法团和族产林地等将产权集体化的方法来解决此等问题，那么贵州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借助民间契约将林地产权和林木收益权进行析股和票据化。清水江地区在保证种植周期完整性的同时，实现了部分股权的随时交易与变现，从而大大缩短了资金回流时间。再者，贸易端的可持续性合作也是关键，整个采伐、运输与销售过程由工头—山客—水客（技工、排工等）—牙行—建筑商、零售商等诸多参与者推动。如果没有提供中介信息和经纪服务的牙行，如果没有兼具交纳厘金等税收功能和市场司法调节职能的后起的行会，木材行业就无法在官方垄断性和市场开放度之间长久保持平衡。整体而言，虽然中介经纪和行会与下游钱庄合作所提供的供应链贷款，也有从行业内部吞噬上游卖家与个体的可能，但传统木材行业的崩溃与重组还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整体性社会危机更为密切相关。
江河行地：来往不息的舟楫船民
南来北往的文人士子可以将自身的流寓经历转化为当时功名与羁旅诗文而为后人传诵，沿江而下的山林老木也因被官家富商精心挑选设计筑成亭台轩榭而成后世纪念，但那些承载着这两者在大江大河上周行不已的木帆船民却因传统船运行业的消亡而逐渐被时人遗忘。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系陈瑶副教授的《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一书，就挖掘与记录了晚清与民国时期这个重要行当的历史变迁与这群无名者的日常生活。
长江中游的干支流正如晚清中国的大动脉，而湘鄂赣的十万舟楫与百万船民川流不停，源源不断地在此中互通有无，互送营养。船民跟着江河、员弁和财货不时流动，以船为生，承担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物流沟通功能。可以说，他们所从事的物流业本质就是以流动为业，因此，这些船民很容易溢出编户齐民的理想，成为游离在乡土社会之外的“威胁”。借助陈瑶对湖南湘江流域湘潭一带族谱、日常账簿和水路歌等民间史料的精细爬梳，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无名的船民只是谋生路上的普通人，不是日进斗金的不义之士，终年行走江湖也无法饱餐几顿肉。因为流动性，他们不得不更依赖市场与群体，以地缘关系结成船帮占领码头，以对抗抢占泊位的他乡对手和抽水过多的中介牙行，以业缘关系收缴会费并组成行会，以应对不停摊派的朝廷与索求无度的军阀。
清中叶，湘乡白沙陈氏收养义子、扩大房支来承应官差，履职之时又千方百计夹带私货，偷运清廷禁采的磺矿以牟取暴利，还将一位陈氏水神与两位陈氏山神构建成宗族祖先，以求保佑与正当化自家磺矿生意的山途水路。在全民抗战的关键时刻，富商潘海清组织的湘潭县民船船员同业工会一面借官家身份向工会会员加增费用，扩大组织，将公帑纳入私囊，另一面又组织民船大队以平衡战时运输的要求与船民动员的痛苦，从而恢复和保障了湖南后方的运输通路。数百年来，这些湖湘船民就如此这般地泛舟于湘江楚水之上，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灵活平衡着各种时势挤压与生计策略。水路歌是他们今世人生之路的回忆，也将在他们进入来世的死亡仪式上久久唱诵，这些歌谣世代萦回传颂了许多他们未曾行经的道路和未曾经历的故事，但那确是他们祖先与同辈所熟稔于心的江海图景。
当明清王朝政权的腹地推进到岭南一带时，无数天涯羁旅之人上下江水，顺流溯洄，大量南北行货穿山跨江，进京入乡，流动成为常态，流寓是为主题，语言作为身份。此时，历史既书写在竹简书册上，也流逝在江水滚滚中，更回响在山间民谣里，凡此都留待有心的学者与作者们踏雪寻梅，用似水之笔精心勾勒出江湖往事与世事变迁。
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似乎厚植于我们这批从未现代过的都市人心中，固化成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想象。然而，流动乃至流寓（diaspora）才是历史的常态，或者至少是明清王朝的一大社会主题，现在也渐入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下。人口爆炸与边疆推移促使明清政权在中央与边缘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与物资交换，以船为生的船民从下游城市溯游而上，为游宦的官员、寄籍的士子、谋生的商客在人生羁旅中沟通起故地与他乡的社会网络；也携带着腹地物产和山民作物，从上游墟镇顺流而下，为日益增长的都市人口乃至庞大的域外市场提供细化多样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因此，人群与明清政权的微观历史也就书写在长江和珠江流域四通八达的水路埠头中，展现在南岭层峦叠嶂的山关隘口中。
通行西江：溯洄而上的广府方言
现今，当我们沿着珠江溯洄而上西江时，不难发现广州—肇庆—梧州一线极其相似，都享有行政建制上的原两广总督府、民间信俗上的龙母庙乃至流变中的广府方言。相似的风土人情并非一定是古今一体同源的最好证明，反而可能是长时段历史演绎和互动的结果。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麦哲维就在《上游之旅——人口流动与明清华南经略》一书中勾勒出了明清时期广州府人群向珠江中上游地区流寓的群像。
至今在广府话中，“过海”一词依旧可以用于指代过江的意思，对移民来说，漫长的珠江和无垠的南海可能并无本质不同，下南洋和上西江都是天涯羁旅。不过，与下南洋出于不得已的个人生计策略不同，麦哲维笔下的上西江成为提升家族或者宗族社会经济地位的优质手段。改土归流中奔赴上游开疆守土的广府官员、故乡科举竞争激烈而寄籍广西的广东学子、以粤盐换取谷米山货和矿物的粤地商人，这些男性移民由南番顺等低地平原上溯，走到浔江与桂江两江交汇的梧州，并以此为聚点再西进到云贵边缘的土司领地，或南下至中越边境的深山老林，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这些广府移民虽然来自低地，但当他们以国家代理人或者政治中间人的身份切入上游社会，将边疆整合进中心的同时，也逐渐占据上游社会的生态高位——在政治上出任州县长官招徕同族或同乡幕僚；在文教上进入新建县学以考取功名；在商贸上则驻点都市建立会馆垄断大宗贸易。他们将城市的移民聚点和沿江流域同化成了广府话的声域（soundscape），在此等社会情境中，在上游发迹的家族反过来又在19世纪顺流而下，参与到下游珠三角的宗族构建中。在经济和社会交换之余，上下游也形成了某种宗族文化符号的交换。上游发迹的家族会将族源追寻到或攀附成某个珠三角宗族，将自家写进下游宗族的族谱，刻画成广府宗族的旁支，从而在分有广府后裔的身份象征中，正当化其社会文化地位；而下游的本土宗族对此也乐见其成，因为这种“追根溯源”并“落叶归根”的文化行为不仅可以更名正言顺地吸引来上游捐赠的财富，而且也可以将其高官贵胄纳入宗族门庭，光耀门楣。可以说，西江流域江面既流动着实实在在的羁旅客和财货物，还暗结着由声望、宗族与语言所织造的意义之网。
木已成舟：顺流而下的松杉簰筏
而当我们从珠江流域翻越南岭，北上到长江流域泛舟时，就会发现宽阔的长江江面与洞庭湖水面上除了往来不停的客船和货船外，还有一种特别显眼的漂浮物——木簰。大量上游被砍伐的杉木或松木扎成这种巨型筏子，首尾相连，长百米、宽数十米，借由筏工高超的操控技艺，趁着夏季的涨水期顺流而下，运抵下游的南京、杭州等处进入批发或者零售环节，以满足长三角和京杭运河沿线各级城市的生产生活所需。按照美国范德堡大学历史系张萌在《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一书中的估计，乾隆嘉庆年间每年运达南京的木材至少不下500万根。晚清中华帝国其实内生着庞大的跨区域大宗商品贸易，就连皇家和官府的木材贡赋与税收也都要嵌入到这个复杂网络中，其采买需求才能得到满足，而其份额可能才不到市场贸易总量的五百分之一。
张萌试图从经济史和环境史的角度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这个延续百年、跨越千里的木材供给和贸易体系如何能够运作良好，使得上下游参与者实现经济共赢，并实现即使不是生态环保意义上也至少是经济体系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因此，基本上全书的每章都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个有关木材贸易过程中的关键议题，比如清代地方官员如何在采买过程中通过夹带私木以弥补官办经费之不足，从而深入湘黔上游地区满足国家对木材实物税和货币税的汲取。比如因为主要产地变迁，主导木材贸易的商帮从下游的徽商和江西商人转移到中上游的两湖商帮时，龙泉码——这套行业计量和定价黑话与交易技术也扩散到非汉族聚居地。
在制度运作与套利和技术扩散等因素之外，对于木材贸易的可持续性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供给端的长期稳定。人工种植的杉木作为主要的贸易产品，在长达30年以上的轮作周期中并无任何正向的现金流收入，如果没有国家介入，对以小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传统社会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如果说徽州地区更多通过在明清之际构建宗族法团和族产林地等将产权集体化的方法来解决此等问题，那么贵州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借助民间契约将林地产权和林木收益权进行析股和票据化。清水江地区在保证种植周期完整性的同时，实现了部分股权的随时交易与变现，从而大大缩短了资金回流时间。再者，贸易端的可持续性合作也是关键，整个采伐、运输与销售过程由工头—山客—水客（技工、排工等）—牙行—建筑商、零售商等诸多参与者推动。如果没有提供中介信息和经纪服务的牙行，如果没有兼具交纳厘金等税收功能和市场司法调节职能的后起的行会，木材行业就无法在官方垄断性和市场开放度之间长久保持平衡。整体而言，虽然中介经纪和行会与下游钱庄合作所提供的供应链贷款，也有从行业内部吞噬上游卖家与个体的可能，但传统木材行业的崩溃与重组还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整体性社会危机更为密切相关。
江河行地：来往不息的舟楫船民
南来北往的文人士子可以将自身的流寓经历转化为当时功名与羁旅诗文而为后人传诵，沿江而下的山林老木也因被官家富商精心挑选设计筑成亭台轩榭而成后世纪念，但那些承载着这两者在大江大河上周行不已的木帆船民却因传统船运行业的消亡而逐渐被时人遗忘。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系陈瑶副教授的《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一书，就挖掘与记录了晚清与民国时期这个重要行当的历史变迁与这群无名者的日常生活。
长江中游的干支流正如晚清中国的大动脉，而湘鄂赣的十万舟楫与百万船民川流不停，源源不断地在此中互通有无，互送营养。船民跟着江河、员弁和财货不时流动，以船为生，承担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物流沟通功能。可以说，他们所从事的物流业本质就是以流动为业，因此，这些船民很容易溢出编户齐民的理想，成为游离在乡土社会之外的“威胁”。借助陈瑶对湖南湘江流域湘潭一带族谱、日常账簿和水路歌等民间史料的精细爬梳，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无名的船民只是谋生路上的普通人，不是日进斗金的不义之士，终年行走江湖也无法饱餐几顿肉。因为流动性，他们不得不更依赖市场与群体，以地缘关系结成船帮占领码头，以对抗抢占泊位的他乡对手和抽水过多的中介牙行，以业缘关系收缴会费并组成行会，以应对不停摊派的朝廷与索求无度的军阀。
清中叶，湘乡白沙陈氏收养义子、扩大房支来承应官差，履职之时又千方百计夹带私货，偷运清廷禁采的磺矿以牟取暴利，还将一位陈氏水神与两位陈氏山神构建成宗族祖先，以求保佑与正当化自家磺矿生意的山途水路。在全民抗战的关键时刻，富商潘海清组织的湘潭县民船船员同业工会一面借官家身份向工会会员加增费用，扩大组织，将公帑纳入私囊，另一面又组织民船大队以平衡战时运输的要求与船民动员的痛苦，从而恢复和保障了湖南后方的运输通路。数百年来，这些湖湘船民就如此这般地泛舟于湘江楚水之上，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灵活平衡着各种时势挤压与生计策略。水路歌是他们今世人生之路的回忆，也将在他们进入来世的死亡仪式上久久唱诵，这些歌谣世代萦回传颂了许多他们未曾行经的道路和未曾经历的故事，但那确是他们祖先与同辈所熟稔于心的江海图景。
当明清王朝政权的腹地推进到岭南一带时，无数天涯羁旅之人上下江水，顺流溯洄，大量南北行货穿山跨江，进京入乡，流动成为常态，流寓是为主题，语言作为身份。此时，历史既书写在竹简书册上，也流逝在江水滚滚中，更回响在山间民谣里，凡此都留待有心的学者与作者们踏雪寻梅，用似水之笔精心勾勒出江湖往事与世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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