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读书人，总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与《西厢记》相遇。我先是小时候看春节前母亲赶集买回来贴墙上的崔莺莺与张生手挽手的艳丽年画，然后是听收音机里的京剧《红娘》豫剧《红娘》还有河北梆子《红娘》，再往后就是读《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了。第一次读王实甫剧本，读的是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薄薄三十二开小册，竖排繁体，红色封面上有白色的书名和白色线条勾画的莺莺像。1993年，我在《深圳商报》负责采写“外引内联”新闻，某日参加浙江富阳在深圳举行的招商会，得到一份惊喜礼品：新印锦函上下册线装陈老莲绘图本《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从此知道这《西厢记》故事源远流长，版本众多，插图也妙。
古版画最重要的宝藏之一
一个月前，阿罡书房忽然上架一种闵齐伋六色套印西厢记版画。我毫不迟疑，立即下单。不用再细看描述，我已知此书的来历：德国科隆博物馆东亚艺术馆1962年入藏一套明崇祯十三年（1640）闵齐伋六色套印《西厢记》版画，因专家迄今并未发现当世还有第二套，故世人咸称其为“举世孤本”。据说此孤本原藏柏林Adam Breuer之手；他是二战期间在中国行医的德籍眼科医生，该是于北京购得此书。1962年其子在柏林售出，Werner Speiser教授即为东亚艺术馆购入。1977年，馆方与路德维希港的BASF股份公司合作，据原版版画原大摹印全套21张《西厢记》彩图；散页装，用纸考究，用色能力高超，开本大且方，约41×32cm，附英德双语说明文字一册，配蓝色布面函套，有幸目睹或拥有者皆连连赞叹“极为精美，几可乱真”。
附册文字显示，博物馆的专家对此书的诞生背景与版本价值已有深入研究，比如他们介绍说，明朝末年江南实为文化中心，尤其是地处长江与运河岸边的城市如南京、苏州和杭州等。那些通过商业航运和盐业垄断赚取钱财的富商们，热衷于投资私家宅邸与园林，还喜欢收藏书画作品和豪华版文学图书。彼时江南拥有最美丽的纸张、最优质的中国墨和最好的毛笔，出版商们争相制作精美图籍。“这本版画图册不仅是我们博物馆最重要的宝藏之一，也是现存中国古版画中最重要的宝藏之一。”此书一经刊布，引起海内外艺术史界广泛关注。这本产自德国的中国古典版画图册因此也有了“标准器”的功能，成了1980年代以来国内几个闵刻《西厢记》版画所谓“复刻版”“高仿版”“典藏版”的“母本”。中国版画研究领域几十年间也围绕此图册打开“新视界”，新论迭出，争议不断。
我迫不及待购置此书，倒不是为了深究这一系列争议，尽管那些话题都相当有趣。比如1990年代蒋星煜先生即断定那21幅《西厢记》版画除了有署名的第一幅与第十五幅外，其他并非闵氏作品，但现在的学者们对此并不认同。又如这些版画是自成一书之独立作品，还是某个版本《西厢记》的插图，研究者意见也不一致。甚至连这些彩图究竟是版画还是彩绘也曾有不同看法，连统一认可的版本名称（“《西厢记版画》”或“《会真图》”等）也还在未定之数。
单纯为观赏而出版的书籍
我无力参与这些学术讨论，激起我对科隆藏孤本西厢大起好奇之心的，乃是范景中教授的一篇论文《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2009）。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我一读再读，感觉十分过瘾，启迪不断，个人推许为近几十年间中国书籍与艺术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论文中范先生以艺术史家眼光旁征博引，以宋版《汉书》传世故事“现身说法”，以《汲黯传》真伪之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打通古今中西与学科壁垒的治学方法与行文风格再次让我眼花缭乱。他说：“我们对于书籍和书法的关系，书籍和绘画的关系，特别是书籍自身的命运，虽有研究，却实在太浅，尚是一段有待开发的历史。”他说，古人虽没有艺术或美术观念，但他们描述书籍的语言那么美，以至于从赵孟頫开始的鉴赏眼光在20世纪的开端终于表达成了现代术语。他指的是王国维先生1907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说过的话：“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第一为“内容”。）
范先生说，列书籍为审美对象，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他文中也断定：赵孟頫1308年已经用品评书法的术语谈论宋版书，“这让赵孟頫成了把书籍当做艺术品欣赏的有文字可征的第一人”。
最让我茅塞顿开又“疑云顿生”的，是他在文章中说，晚明之际，中国书籍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出现了“单纯为观赏而出版的书籍”，也即书籍开始成为独立的艺术品。这些书不提供匡扶人心、救国救民的严肃内容，只供案头把玩，以求赏心悦目。或者用一位西方人的说法，“为眼睛提供娱乐”。文中提到一本《湖山胜概》，范先生说他早把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这本书看作“独立艺术品新型书籍”出现的标志。但是他接着又提到另一本书：“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闵遇五刊刻《会真图》，已达到了中国版画艺术的高峰。”既然已是“中国版画艺术的高峰”，那自然也是“独立艺术品新型书籍”的高峰。这太让我好奇了：“湖山”之外，还有高峰？
我是2021年5月去苏州时听朋友说起《湖山胜概》。聊天时他频频说起有本《湖山胜概》是晚明艺术书籍的顶峰。我正搜集这方面资料，竟然对此书一无所知，惭愧之余，问清书名，默默记下，回深圳后网上搜索，只买到一种散页装“艺术大家小品《陈昌锡·湖山胜概》”。据说原刻本是孤本，见也见不到的，但网上连完整的高清复制本也没有，未免遗憾。又找来一册《〈湖山胜概〉与晚明文人艺术趣味研究》浏览，发现其作者李娜倒是在法国图书馆见到过晚明刻印精美的《湖山胜概》。经由对此书装帧设计、套色技法、书法风格和印章钤盖的细致考察，她也得出结论说，“《湖山胜概》的出版昭示着中国书籍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书籍已经从实用中脱拔出来，作为珍贵的艺术品，摆放在文人的案头或书架上，散发出一种静谧悠闲的气息。”她还连连发问：“除了书中的文字、图画内容之外，书籍的形式是否也具有特殊意义？书籍形式的差异又是否能反映出其功能的不同呢？除了其中传达的观念和信息之外，书籍本身是否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它是否也像书画、陶瓷、古玩等孕育于古典文明中的物质一样，有着自身的历史呢？”
这一系列疑问涉及的书籍艺术史、社会史、文化史诸领域的问题，范景中《书籍之为艺术》论文中早有揭示。但范老师推崇的《会真图》又是一本何等面貌的书？我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范先生更早时候发表在《新美术》2005年第4期上的论文，题为《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
书籍史与艺术史的交叉口
范先生曾先后两次前往德国科隆博物馆观赏《会真图》，他在论文中感叹道，一见闵刻《西厢记》版画，“观美精绝得击节”：“……每次都为它的精美赞叹不已，每次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一部原为蝴蝶装的供人案头把玩的本子，我们应该把它置于中国古籍的另一个为人所忽视的传统中去考察，这个传统就是明代万历期间兴起的单纯为观赏而出版的书籍……它们把《文选》序里的‘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的娱玩之论物质化，是中国书籍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现在的学界都同意他二十年前所下的断语：“这些图把明代版画、笺谱和套印的成就结合起来，不论是在创意上，还是在设计上、印刷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版画史上的高峰。”
把“版画史上的高峰”，看成是“书籍史上的大事”，范景中先生的“书籍之为艺术”系列论述即由此发端。我本来是跟着他译的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一窥西方美术史堂奥的，2000年前后他忽然对书籍史领域投入了更多的艺术史目光。知晓了《汲黯传》与《会真图》的地位与高度，我十分乐意接受“书籍之为艺术”的指引，跟着范先生的文章来到书籍史与艺术史的交叉口，学着“左顾右盼”，体会着“赏心悦目”，希望一探往日读传统出版史、印刷史、编辑史、校勘史论著时不容易看到的新高峰与新风景。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篇论文，范先生的“书籍之为艺术”系列文章至少还有如下几篇：《从艺术的观念看书籍史》《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和艺术》《格罗烈和他的书籍装帧》以及《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中的若干章节等。
所以，买到科隆藏闵齐伋西厢记彩色版画图册后，我赶紧向范景中先生报告消息，得他回复说：“此书是德国一家化学公司为了显示其用色能力而制，当为最接近原书的印刷品，其他皆在其后。”因此得意大半天。
如今我终于可以一张张欣赏近四百年前江南“刻书家”的书籍艺术代表作了。眼下最让我着迷的，是彩图里的多重空间：一重为版画技艺与材料创造的物理空间，一重为《西厢记》剧情提供的故事空间；最神奇的是还有一重，乃是每幅图中的故事几乎全都另有一重“载体空间”，或手卷，或花墙，或宫灯，或扇面，或立轴，或玉环，或重屏，或傀儡戏，或走马灯，或梳妆镜，或六壬式盘与青铜器觯，或池中倒影与雕花钵形器……专家们从中看出什么技法、风格先不管，我看来看去却忽然明白：我看到的全是重叠空间里的“梦幻泡影”。
一个中国读书人，总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与《西厢记》相遇。我先是小时候看春节前母亲赶集买回来贴墙上的崔莺莺与张生手挽手的艳丽年画，然后是听收音机里的京剧《红娘》豫剧《红娘》还有河北梆子《红娘》，再往后就是读《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了。第一次读王实甫剧本，读的是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薄薄三十二开小册，竖排繁体，红色封面上有白色的书名和白色线条勾画的莺莺像。1993年，我在《深圳商报》负责采写“外引内联”新闻，某日参加浙江富阳在深圳举行的招商会，得到一份惊喜礼品：新印锦函上下册线装陈老莲绘图本《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从此知道这《西厢记》故事源远流长，版本众多，插图也妙。
古版画最重要的宝藏之一
一个月前，阿罡书房忽然上架一种闵齐伋六色套印西厢记版画。我毫不迟疑，立即下单。不用再细看描述，我已知此书的来历：德国科隆博物馆东亚艺术馆1962年入藏一套明崇祯十三年（1640）闵齐伋六色套印《西厢记》版画，因专家迄今并未发现当世还有第二套，故世人咸称其为“举世孤本”。据说此孤本原藏柏林Adam Breuer之手；他是二战期间在中国行医的德籍眼科医生，该是于北京购得此书。1962年其子在柏林售出，Werner Speiser教授即为东亚艺术馆购入。1977年，馆方与路德维希港的BASF股份公司合作，据原版版画原大摹印全套21张《西厢记》彩图；散页装，用纸考究，用色能力高超，开本大且方，约41×32cm，附英德双语说明文字一册，配蓝色布面函套，有幸目睹或拥有者皆连连赞叹“极为精美，几可乱真”。
附册文字显示，博物馆的专家对此书的诞生背景与版本价值已有深入研究，比如他们介绍说，明朝末年江南实为文化中心，尤其是地处长江与运河岸边的城市如南京、苏州和杭州等。那些通过商业航运和盐业垄断赚取钱财的富商们，热衷于投资私家宅邸与园林，还喜欢收藏书画作品和豪华版文学图书。彼时江南拥有最美丽的纸张、最优质的中国墨和最好的毛笔，出版商们争相制作精美图籍。“这本版画图册不仅是我们博物馆最重要的宝藏之一，也是现存中国古版画中最重要的宝藏之一。”此书一经刊布，引起海内外艺术史界广泛关注。这本产自德国的中国古典版画图册因此也有了“标准器”的功能，成了1980年代以来国内几个闵刻《西厢记》版画所谓“复刻版”“高仿版”“典藏版”的“母本”。中国版画研究领域几十年间也围绕此图册打开“新视界”，新论迭出，争议不断。
我迫不及待购置此书，倒不是为了深究这一系列争议，尽管那些话题都相当有趣。比如1990年代蒋星煜先生即断定那21幅《西厢记》版画除了有署名的第一幅与第十五幅外，其他并非闵氏作品，但现在的学者们对此并不认同。又如这些版画是自成一书之独立作品，还是某个版本《西厢记》的插图，研究者意见也不一致。甚至连这些彩图究竟是版画还是彩绘也曾有不同看法，连统一认可的版本名称（“《西厢记版画》”或“《会真图》”等）也还在未定之数。
单纯为观赏而出版的书籍
我无力参与这些学术讨论，激起我对科隆藏孤本西厢大起好奇之心的，乃是范景中教授的一篇论文《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2009）。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我一读再读，感觉十分过瘾，启迪不断，个人推许为近几十年间中国书籍与艺术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论文中范先生以艺术史家眼光旁征博引，以宋版《汉书》传世故事“现身说法”，以《汲黯传》真伪之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打通古今中西与学科壁垒的治学方法与行文风格再次让我眼花缭乱。他说：“我们对于书籍和书法的关系，书籍和绘画的关系，特别是书籍自身的命运，虽有研究，却实在太浅，尚是一段有待开发的历史。”他说，古人虽没有艺术或美术观念，但他们描述书籍的语言那么美，以至于从赵孟頫开始的鉴赏眼光在20世纪的开端终于表达成了现代术语。他指的是王国维先生1907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说过的话：“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第一为“内容”。）
范先生说，列书籍为审美对象，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他文中也断定：赵孟頫1308年已经用品评书法的术语谈论宋版书，“这让赵孟頫成了把书籍当做艺术品欣赏的有文字可征的第一人”。
最让我茅塞顿开又“疑云顿生”的，是他在文章中说，晚明之际，中国书籍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出现了“单纯为观赏而出版的书籍”，也即书籍开始成为独立的艺术品。这些书不提供匡扶人心、救国救民的严肃内容，只供案头把玩，以求赏心悦目。或者用一位西方人的说法，“为眼睛提供娱乐”。文中提到一本《湖山胜概》，范先生说他早把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这本书看作“独立艺术品新型书籍”出现的标志。但是他接着又提到另一本书：“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闵遇五刊刻《会真图》，已达到了中国版画艺术的高峰。”既然已是“中国版画艺术的高峰”，那自然也是“独立艺术品新型书籍”的高峰。这太让我好奇了：“湖山”之外，还有高峰？
我是2021年5月去苏州时听朋友说起《湖山胜概》。聊天时他频频说起有本《湖山胜概》是晚明艺术书籍的顶峰。我正搜集这方面资料，竟然对此书一无所知，惭愧之余，问清书名，默默记下，回深圳后网上搜索，只买到一种散页装“艺术大家小品《陈昌锡·湖山胜概》”。据说原刻本是孤本，见也见不到的，但网上连完整的高清复制本也没有，未免遗憾。又找来一册《〈湖山胜概〉与晚明文人艺术趣味研究》浏览，发现其作者李娜倒是在法国图书馆见到过晚明刻印精美的《湖山胜概》。经由对此书装帧设计、套色技法、书法风格和印章钤盖的细致考察，她也得出结论说，“《湖山胜概》的出版昭示着中国书籍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书籍已经从实用中脱拔出来，作为珍贵的艺术品，摆放在文人的案头或书架上，散发出一种静谧悠闲的气息。”她还连连发问：“除了书中的文字、图画内容之外，书籍的形式是否也具有特殊意义？书籍形式的差异又是否能反映出其功能的不同呢？除了其中传达的观念和信息之外，书籍本身是否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它是否也像书画、陶瓷、古玩等孕育于古典文明中的物质一样，有着自身的历史呢？”
这一系列疑问涉及的书籍艺术史、社会史、文化史诸领域的问题，范景中《书籍之为艺术》论文中早有揭示。但范老师推崇的《会真图》又是一本何等面貌的书？我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范先生更早时候发表在《新美术》2005年第4期上的论文，题为《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
书籍史与艺术史的交叉口
范先生曾先后两次前往德国科隆博物馆观赏《会真图》，他在论文中感叹道，一见闵刻《西厢记》版画，“观美精绝得击节”：“……每次都为它的精美赞叹不已，每次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是一部原为蝴蝶装的供人案头把玩的本子，我们应该把它置于中国古籍的另一个为人所忽视的传统中去考察，这个传统就是明代万历期间兴起的单纯为观赏而出版的书籍……它们把《文选》序里的‘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的娱玩之论物质化，是中国书籍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现在的学界都同意他二十年前所下的断语：“这些图把明代版画、笺谱和套印的成就结合起来，不论是在创意上，还是在设计上、印刷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版画史上的高峰。”
把“版画史上的高峰”，看成是“书籍史上的大事”，范景中先生的“书籍之为艺术”系列论述即由此发端。我本来是跟着他译的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一窥西方美术史堂奥的，2000年前后他忽然对书籍史领域投入了更多的艺术史目光。知晓了《汲黯传》与《会真图》的地位与高度，我十分乐意接受“书籍之为艺术”的指引，跟着范先生的文章来到书籍史与艺术史的交叉口，学着“左顾右盼”，体会着“赏心悦目”，希望一探往日读传统出版史、印刷史、编辑史、校勘史论著时不容易看到的新高峰与新风景。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篇论文，范先生的“书籍之为艺术”系列文章至少还有如下几篇：《从艺术的观念看书籍史》《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和艺术》《格罗烈和他的书籍装帧》以及《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中的若干章节等。
所以，买到科隆藏闵齐伋西厢记彩色版画图册后，我赶紧向范景中先生报告消息，得他回复说：“此书是德国一家化学公司为了显示其用色能力而制，当为最接近原书的印刷品，其他皆在其后。”因此得意大半天。
如今我终于可以一张张欣赏近四百年前江南“刻书家”的书籍艺术代表作了。眼下最让我着迷的，是彩图里的多重空间：一重为版画技艺与材料创造的物理空间，一重为《西厢记》剧情提供的故事空间；最神奇的是还有一重，乃是每幅图中的故事几乎全都另有一重“载体空间”，或手卷，或花墙，或宫灯，或扇面，或立轴，或玉环，或重屏，或傀儡戏，或走马灯，或梳妆镜，或六壬式盘与青铜器觯，或池中倒影与雕花钵形器……专家们从中看出什么技法、风格先不管，我看来看去却忽然明白：我看到的全是重叠空间里的“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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