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考古学宛如一座灯塔，穿透岁月的迷雾，照亮人类往昔的征程。它不仅是对古老遗迹和文物的探寻，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与《考古学是什么》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陈胜前教授的深度交流，为我们徐徐展开考古学的斑斓画卷。
从田野间的辛勤发掘，到实验室里的细微甄别；从理论框架的精心构建，到历史故事的生动演绎，考古学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智慧与挑战。它如同一部无声的史诗，在一砖一瓦、一器一物中，蕴藏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情感，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荣辱。
历史的“原始讲述者”
古器物不只是历史的物质遗留，更是文化精神的传承载体
读书周刊：考古学书籍琳琅满目的当下，您的新作《考古学是什么》备受瞩目。本书想写的是对考古学的新理解，而不是国内外既有基础知识的汇编，您能否为我们总结，新理解都是什么？新在哪些地方？
陈胜前：在这本书里，我构建了一个涵盖考古学五个关键步骤的体系，这是对考古学的新理解。
首先是获取考古材料，这是基础且关键的起始点。每一件器物、每一处遗迹都承载着特定时期的信息，是打开古代社会大门的钥匙。
接着是重建过去，这需要整合多学科知识与技术。通过地层学分析确定遗址的年代序列，依据类型学对器物进行分类排比以追溯文化演变，结合环境考古学探究古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解释阶段则引入丰富的理论框架，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考古发现，比如运用文化生态学解释某种文化现象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用社会复杂化理论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的演进。这有助于挖掘考古材料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文化逻辑。
理解层面要求站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综合考量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与文化发展脉络，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路径，思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分化。
最后是保护和应用，强调将考古成果转化为社会文化资源。一方面，通过法律、技术手段保护遗址与文物免受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考古成果在文化教育、旅游产业、历史研究等领域的应用，让公众共享考古学带来的文化财富。
与传统考古学著作相比，这种架构更具系统性和连贯性，清晰呈现了考古学从基础资料收集到深度研究、再到社会价值实现的全过程，打破了以往各环节相对孤立阐述的局限。
在考古学目的上，传统认知侧重于揭示真实的过去以重塑人们的世界观，而我提出的“器以载道”理念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目的。古器物不只是历史的物质遗留，更是文化精神的传承载体。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也多次提及“器以载道”，在实际研究中，古器物究竟是如何具体地增强我们对历史和文明的理解的呢？为什么说谈社会、谈国家，都必须先从器物说起？
陈胜前：古器物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直接物化表现，相较于文献资料具有独特优势。文献在传承过程中易受人为因素干扰，如抄录错误、主观篡改、时代局限下的解读偏差等，而古器物则是历史的“原始讲述者”。
以良渚玉器为例，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艺与神秘的纹饰，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更蕴含着深刻的宗教信仰、社会等级观念与审美意识。琮、璧等玉器的形制与纹饰，可能与良渚人的天地观、神灵崇拜紧密相连，通过对这些玉器的深入研究，我们能穿越时空触摸到良渚社会的精神内核。
再看陶寺遗址，其年代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之间，与后世中华文化有着紧密的文化传承线索。其中，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承尤为突出。通过对遗址中特定建筑布局、观测设施以及相关器物的研究，发现其天文观测与计时方法与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天文历法体系存在显著的连贯性。例如，某些建筑的朝向、结构可能与天文现象观测相关，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精确的天文观测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宗教仪式等社会活动中。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文化传承的强大力量，打破了对古代文明的孤立认知。
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出来
在考古表达中，推理是基础，而想象则是一种能让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来的方式
读书周刊：在您多年的考古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是怎样的？
陈胜前：在考古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19世纪可谓大发现的辉煌时代，卡特发现图坦蒙墓、斯蒂芬探寻玛雅文明、谢里曼找到特洛伊遗址等，这些重大发现震撼世界，成为考古学史上的璀璨篇章。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考古学逐渐走向职业化，那种全民瞩目的惊天发现虽已减少，但在个人研究领域，依然会有许多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新奇的发现。
在研究中国农业起源时，我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农业起源并非简单地在华北或南方地区直线式发展，而是存在复杂的分化进程。以往学者多关注黄土高原在农业起源中的关键作用，像何炳棣先生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着重探讨了这一关联。但通过对大量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华北地区早期农业起源实则在小盆地和山麓区域，随后才向华北平原拓展。以山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核心区，其农业发展相对较晚，是仰韶文化传播的结果，至今尚未发现比仰韶更早的农业遗址。
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与岭南地区（两广一带）的情况也十分有趣。在距今1万年前后，两广地区的发展进程与长江中下游近乎同步，早早出现了陶器和磨制石器，看似即将步入农业时代。但奇怪的是，其真正的农业发展却滞后许多，在距今6000年左右才从长江中下游传入。这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处于野生水稻边缘地带，对稻作农业需求迫切，而两广地区随着全新世升温转变为热带季风气候，草木繁茂，开展农业的难度剧增，且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降低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
在研究旧石器时代石球时，同样充满了探索的趣味。最初在汉中、洛南等陕南地区发现大量制作规整、年代久远（疑似距今二三十万年甚至更早）的石球时，着实令人惊讶。因其外观与想象中的旧石器时代产物差异较大，甚至有人曾怀疑是否是明朝张献忠部队的土炮炮弹。但经地层分析等研究手段确定其古老来源后，我们开展了实验。研究发现，石球直径约9厘米，与成年男性虎口第一指节及手指平均宽度相近，推测是古人的狩猎工具。使用时，人们可能用皮条甩动石球攻击在盐碱地喝水舔盐的动物，其打击力度强、射程远，弥补了徒手投掷的不足。在山西徐家窑等地也有大量此类石球，使用石球的人群可能与尼安德特人有一定关联，从尼安德特人化石上的伤痕推测，他们可能也采用类似打伤动物后近身搏杀的狩猎方式。此外，石球多选用白色石英制作，经实验发现白色石英质地脆，易于加工，深色石英因难以加工而很少被选用，这也推翻了此前一些关于石球用途的不实猜测，如与祭祀或神秘水晶球相关的说法。
读书周刊：看同样的一批考古材料，不同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会对它们的定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吗？
陈胜前：这种现象在当前考古学界依然普遍存在，其根源主要在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研究范式。
以殷墟的殉人坑研究为例，在过去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期，研究者多从阶级压迫视角出发，将殉人坑视为奴隶主残酷迫害奴隶的铁证，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与阶级对立的表现。然而，随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从过程考古学立场来看，殉人坑被看作社会分化的一种体现。通过对殉人坑的分布规律、埋葬方式、尸骨特征等进行系统分析，挖掘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信息，如不同阶层人群的埋葬差异、社会身份与死亡方式的关联等，以此探讨古代社会的组织形式、阶层差异和社会变迁动态，研究视角从单纯的阶级压迫拓展到社会结构与变迁的深度剖析。
在研究范式方面，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与过程考古范式对相同材料的关注点和解读方式截然不同。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下，研究陶器时主要聚焦于其形态特征，包括器型的分类、纹饰的风格、质地的差异等。而在过程考古的功能主义范式下，更注重陶器内的残留物分析。运用化学分析、显微镜观察等技术手段，检测陶器内残留的食物残渣、植物纤维、动物组织等成分，以此推断陶器的功能用途，如是否用于烹饪特定食物、储存何种物品、是否参与祭祀仪式等。
即使在同一范式内，由于研究者对材料挖掘深度不同，结论也会有所差异。例如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中，部分研究者可能仅停留在对陶器形态的表面描述与简单分类，而深入的研究者则会进一步探究陶器制作工艺的技术传承、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内在联系，如陶器生产与社会组织分工、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的互动关系等，从而得出更全面、深入且具有启发性的结论。这就要求考古研究者保持开放思维，积极借鉴多元视角与方法，综合分析考古材料，以趋近历史真相。
读书周刊：考古实证上，是否也有许多不能回答的问题？
陈胜前：从哲学层面看，实证主义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面临困境。自20世纪60年代起，科学哲学界就认识到理论与材料的紧密交织关系，纯粹实证主义追求的绝对客观材料验证在考古学中难以实现。由于时间不可逆，我们无法回到古代进行直接观察，考古研究必然基于一定的理论前提。
在实际研究中，考古材料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材料保存状况不佳，受自然侵蚀、地质变动、微生物腐蚀等因素影响，许多文物受损严重，信息缺失或模糊。例如，一些古代纺织品、木质文物因长期埋藏地下，出土时已腐朽不堪，难以获取完整信息。其次，考古发掘过程存在局限性，无法保证全面获取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所有证据。受发掘技术、人力、物力及遗址复杂程度等因素制约，可能遗漏重要遗迹或遗物。再次，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与研究者个人认知水平会影响对考古发现的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可能因思维方式、价值观差异对同一材料有不同理解，个人知识储备、研究经验与学术偏见也会干扰结论的客观性。因此，考古研究需正视实证的相对性与复杂性，不断完善理论与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读书周刊：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想象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胜前：想象力在考古表达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谈论考古表达，或者是博物馆、展览相关话题时，常常会思考为什么有的博物馆展览不吸引人，而有的却特别吸引人。其实关键就在于，展览最终是要与人产生共鸣的，毕竟能打动人的是故事背后的人，而非单纯的展品，所以要把文物背后蕴含的故事讲出来。
就拿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来说，那里有个很不错的展览是关于亚长的墓。经过研究发现，亚长这个人来自河南的东南部一带，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是能够知晓他故乡所在的。而且他的墓里还有好几个殉人，经过考证，这些殉人也是来自那个地方，应该是他的下属。
另外，从亚长的骨骼上那些伤痕可以推断出，他很可能是打仗战死的。他战死之后，下属全都为他殉葬了，这听起来确实有点残忍，但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科学分析作为依据的，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作为王的下属，是需要听从调遣派兵打仗，跟随商王一起征战的。而在对这个故事呈现的时候，其实是带有想象成分的，但这种想象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也正是因为融入了合理的想象，这个展览才会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说，在考古表达中，推理是基础，而想象则是一种能让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来的方式。
通过研究物而得到知识
想了解一个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馆，博物馆看得多了，对文物有兴趣了，自然就会想了解考古
读书周刊：近年来，“考古”成为一个热词，从电视节目《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考古大会》到现场直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从各大刊物上的考古栏目到自媒体的考古公众号，为什么考古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陈胜前：当下博物馆可热闹了，很多博物馆预约的难度相当高，购物中心都特别羡慕博物馆能有这么大的人流量。那为什么现在博物馆突然就火起来了？这确实是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
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公众开始有了很强的文化生活需求，产生了这样的社会需要。博物馆恰好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客厅、一个地方的名片，要是想了解一个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馆，博物馆看得多了，对文物有兴趣了，自然就会想了解考古。
读书周刊：在许多人的眼中，考古就是探险、发掘，是一群兴趣独特、爱冒险的人从事的活动。
陈胜前：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考古学这样一门学科了。
现代考古学经历一两百年的发展，其渊源还要更加古老，它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并有了成熟的实践，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当代考古学其实并不仅仅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其触角已经深入当代社会，比如有工业考古、垃圾考古等。
更进一步，考古学成为一门研究物的学科。我不禁想起一个我们的传统词语“格物”，格物致知，通过研究物而得到知识，进而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更好地生活。当然，格物是一个比考古学广泛得多的概念，不过其中如何去“格”物，对于我们研究考古学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科学是格物的一种主要途径。明朝的王阳明年少时与朋友一起格竹子，格了几天几夜，结果生病了。他们如果掌握了科学这个途径，估计会成为植物学家。事实上，科学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来格竹子，他们无疑更关注竹子所产生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关联。“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从竹子那里获得精神熏陶，中国历代文人画竹、咏竹，大多是从人文意义上来理解竹子的。我们把竹子扩充到所有的物（包括物质遗存），其研究的途径都包括科学与人文两条路径，这也是当代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基本分野。
读书周刊：作为一门探寻人类过去的学科，考古学对普通大众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社会认知中发挥作用的？
陈胜前：考古学对普通大众具有深远且多层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是人类认识自身起源与发展的关键窗口。通过考古发现，我们会了解人类从远古时期的原始状态逐步进化、发展的历程，知晓我们的祖先如何制造工具、获取食物、建造住所、形成社会组织等。这些考古成果让我们对人类的进化轨迹有了清晰的认识，明白我们从何而来，增强了人类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感。
其次，考古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变迁机制。从古代社会的简单部落结构到复杂国家形态的演变，考古学提供了实证研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制度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基础与借鉴。
再次，考古学在文化传承与认同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址是这些文化的物质载体。如中国的长城、兵马俑等标志性遗存，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精神，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尤为重要，考古学帮助人们坚守本土文化根源，抵御文化同质化的冲击。
让人们参与其中
鼓励年轻人发挥创意，以新颖的方式活化历史，让考古学走进当代生活
读书周刊：现代技术尤其是AI技术的兴起，给考古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您认为AI在考古学领域将引发哪些具体变革和提供哪些帮助？
陈胜前：AI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和极大帮助。
在解读考古材料方面，考古学一直面临着构建有效解读模型的难题，不过AI技术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给出了新的解决办法。就拿野外发现的陶片来说，要是考古工作者专业知识不太够或者是非专业人员，那要准确判断陶片的相关信息可不容易。但AI系统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先学习大量已有的考古陶片数据，像陶片的形态、纹饰、质地以及出土环境等多维度信息。之后面对新发现的陶片时，它就能快速提取特征并进行比对，进而预测出陶片的年代范围、所属文化类型以及可能的功能用途等。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解读考古材料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传播表达方面，AI为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带来了全新的展示和互动方式，让观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显著增强。比如鄂尔多斯历史博物馆，利用AI结合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能依据观众的长相，通过面部识别和三维建模技术模拟出观众在古代的模样，让观众很有身份代入感。观众还可以借助VR技术，在虚拟场景里全方位观察古代器物和遗址，从不同角度欣赏文物细节，甚至能与虚拟环境中的古代人物、事物互动。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弥补了传统文字、图片展示的不足，能让观众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考古文化内涵，激发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和好奇心，也为考古文化传播开拓了新途径。
在创造性阐释方面，人类思维在阐释考古现象时，常常会受传统观念、学科局限以及思维惯性的束缚，容易陷入定式。而AI技术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有助于突破这种创造性限制。例如在研究古代文化传播和交流路径时，AI能够综合分析不同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相似器物、建筑风格、丧葬习俗等多方面信息，构建出复杂的文化传播网络模型，为考古学家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解释视角，推动考古学在理论和认知上不断创新发展，对整个考古学科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读书周刊：如今，是否喜欢考古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考古学如何能够吸引年轻人？
陈胜前：要吸引年轻人投身考古学，关键在于让他们参与其中。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参与考古工作志愿者活动，目前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许多年轻人在实际参与中逐渐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考古知识的阐释和传播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途径。自媒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允许人们从不同角度讲述文物故事。
比如有天津的女孩将相声元素融入文物讲解，使内容幽默风趣；还有将马踏飞燕等文物制作成表情包，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这些创意都激发了大众对考古文化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发挥创意，以新颖的方式活化历史，让考古学走进当代生活，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对于自媒体传播，虽然其监管难度相对较大，但只要立足于考古学研究基础，就能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传播优势，为考古学的普及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考古学宛如一座灯塔，穿透岁月的迷雾，照亮人类往昔的征程。它不仅是对古老遗迹和文物的探寻，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与《考古学是什么》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陈胜前教授的深度交流，为我们徐徐展开考古学的斑斓画卷。
从田野间的辛勤发掘，到实验室里的细微甄别；从理论框架的精心构建，到历史故事的生动演绎，考古学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智慧与挑战。它如同一部无声的史诗，在一砖一瓦、一器一物中，蕴藏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情感，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荣辱。
历史的“原始讲述者”
古器物不只是历史的物质遗留，更是文化精神的传承载体
读书周刊：考古学书籍琳琅满目的当下，您的新作《考古学是什么》备受瞩目。本书想写的是对考古学的新理解，而不是国内外既有基础知识的汇编，您能否为我们总结，新理解都是什么？新在哪些地方？
陈胜前：在这本书里，我构建了一个涵盖考古学五个关键步骤的体系，这是对考古学的新理解。
首先是获取考古材料，这是基础且关键的起始点。每一件器物、每一处遗迹都承载着特定时期的信息，是打开古代社会大门的钥匙。
接着是重建过去，这需要整合多学科知识与技术。通过地层学分析确定遗址的年代序列，依据类型学对器物进行分类排比以追溯文化演变，结合环境考古学探究古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解释阶段则引入丰富的理论框架，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考古发现，比如运用文化生态学解释某种文化现象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用社会复杂化理论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的演进。这有助于挖掘考古材料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文化逻辑。
理解层面要求站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综合考量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与文化发展脉络，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路径，思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分化。
最后是保护和应用，强调将考古成果转化为社会文化资源。一方面，通过法律、技术手段保护遗址与文物免受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考古成果在文化教育、旅游产业、历史研究等领域的应用，让公众共享考古学带来的文化财富。
与传统考古学著作相比，这种架构更具系统性和连贯性，清晰呈现了考古学从基础资料收集到深度研究、再到社会价值实现的全过程，打破了以往各环节相对孤立阐述的局限。
在考古学目的上，传统认知侧重于揭示真实的过去以重塑人们的世界观，而我提出的“器以载道”理念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目的。古器物不只是历史的物质遗留，更是文化精神的传承载体。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也多次提及“器以载道”，在实际研究中，古器物究竟是如何具体地增强我们对历史和文明的理解的呢？为什么说谈社会、谈国家，都必须先从器物说起？
陈胜前：古器物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直接物化表现，相较于文献资料具有独特优势。文献在传承过程中易受人为因素干扰，如抄录错误、主观篡改、时代局限下的解读偏差等，而古器物则是历史的“原始讲述者”。
以良渚玉器为例，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艺与神秘的纹饰，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更蕴含着深刻的宗教信仰、社会等级观念与审美意识。琮、璧等玉器的形制与纹饰，可能与良渚人的天地观、神灵崇拜紧密相连，通过对这些玉器的深入研究，我们能穿越时空触摸到良渚社会的精神内核。
再看陶寺遗址，其年代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之间，与后世中华文化有着紧密的文化传承线索。其中，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承尤为突出。通过对遗址中特定建筑布局、观测设施以及相关器物的研究，发现其天文观测与计时方法与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天文历法体系存在显著的连贯性。例如，某些建筑的朝向、结构可能与天文现象观测相关，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精确的天文观测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宗教仪式等社会活动中。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文化传承的强大力量，打破了对古代文明的孤立认知。
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出来
在考古表达中，推理是基础，而想象则是一种能让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来的方式
读书周刊：在您多年的考古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是怎样的？
陈胜前：在考古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19世纪可谓大发现的辉煌时代，卡特发现图坦蒙墓、斯蒂芬探寻玛雅文明、谢里曼找到特洛伊遗址等，这些重大发现震撼世界，成为考古学史上的璀璨篇章。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考古学逐渐走向职业化，那种全民瞩目的惊天发现虽已减少，但在个人研究领域，依然会有许多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新奇的发现。
在研究中国农业起源时，我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农业起源并非简单地在华北或南方地区直线式发展，而是存在复杂的分化进程。以往学者多关注黄土高原在农业起源中的关键作用，像何炳棣先生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着重探讨了这一关联。但通过对大量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华北地区早期农业起源实则在小盆地和山麓区域，随后才向华北平原拓展。以山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核心区，其农业发展相对较晚，是仰韶文化传播的结果，至今尚未发现比仰韶更早的农业遗址。
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与岭南地区（两广一带）的情况也十分有趣。在距今1万年前后，两广地区的发展进程与长江中下游近乎同步，早早出现了陶器和磨制石器，看似即将步入农业时代。但奇怪的是，其真正的农业发展却滞后许多，在距今6000年左右才从长江中下游传入。这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处于野生水稻边缘地带，对稻作农业需求迫切，而两广地区随着全新世升温转变为热带季风气候，草木繁茂，开展农业的难度剧增，且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降低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
在研究旧石器时代石球时，同样充满了探索的趣味。最初在汉中、洛南等陕南地区发现大量制作规整、年代久远（疑似距今二三十万年甚至更早）的石球时，着实令人惊讶。因其外观与想象中的旧石器时代产物差异较大，甚至有人曾怀疑是否是明朝张献忠部队的土炮炮弹。但经地层分析等研究手段确定其古老来源后，我们开展了实验。研究发现，石球直径约9厘米，与成年男性虎口第一指节及手指平均宽度相近，推测是古人的狩猎工具。使用时，人们可能用皮条甩动石球攻击在盐碱地喝水舔盐的动物，其打击力度强、射程远，弥补了徒手投掷的不足。在山西徐家窑等地也有大量此类石球，使用石球的人群可能与尼安德特人有一定关联，从尼安德特人化石上的伤痕推测，他们可能也采用类似打伤动物后近身搏杀的狩猎方式。此外，石球多选用白色石英制作，经实验发现白色石英质地脆，易于加工，深色石英因难以加工而很少被选用，这也推翻了此前一些关于石球用途的不实猜测，如与祭祀或神秘水晶球相关的说法。
读书周刊：看同样的一批考古材料，不同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会对它们的定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吗？
陈胜前：这种现象在当前考古学界依然普遍存在，其根源主要在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研究范式。
以殷墟的殉人坑研究为例，在过去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期，研究者多从阶级压迫视角出发，将殉人坑视为奴隶主残酷迫害奴隶的铁证，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与阶级对立的表现。然而，随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从过程考古学立场来看，殉人坑被看作社会分化的一种体现。通过对殉人坑的分布规律、埋葬方式、尸骨特征等进行系统分析，挖掘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信息，如不同阶层人群的埋葬差异、社会身份与死亡方式的关联等，以此探讨古代社会的组织形式、阶层差异和社会变迁动态，研究视角从单纯的阶级压迫拓展到社会结构与变迁的深度剖析。
在研究范式方面，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与过程考古范式对相同材料的关注点和解读方式截然不同。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下，研究陶器时主要聚焦于其形态特征，包括器型的分类、纹饰的风格、质地的差异等。而在过程考古的功能主义范式下，更注重陶器内的残留物分析。运用化学分析、显微镜观察等技术手段，检测陶器内残留的食物残渣、植物纤维、动物组织等成分，以此推断陶器的功能用途，如是否用于烹饪特定食物、储存何种物品、是否参与祭祀仪式等。
即使在同一范式内，由于研究者对材料挖掘深度不同，结论也会有所差异。例如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中，部分研究者可能仅停留在对陶器形态的表面描述与简单分类，而深入的研究者则会进一步探究陶器制作工艺的技术传承、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内在联系，如陶器生产与社会组织分工、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的互动关系等，从而得出更全面、深入且具有启发性的结论。这就要求考古研究者保持开放思维，积极借鉴多元视角与方法，综合分析考古材料，以趋近历史真相。
读书周刊：考古实证上，是否也有许多不能回答的问题？
陈胜前：从哲学层面看，实证主义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面临困境。自20世纪60年代起，科学哲学界就认识到理论与材料的紧密交织关系，纯粹实证主义追求的绝对客观材料验证在考古学中难以实现。由于时间不可逆，我们无法回到古代进行直接观察，考古研究必然基于一定的理论前提。
在实际研究中，考古材料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材料保存状况不佳，受自然侵蚀、地质变动、微生物腐蚀等因素影响，许多文物受损严重，信息缺失或模糊。例如，一些古代纺织品、木质文物因长期埋藏地下，出土时已腐朽不堪，难以获取完整信息。其次，考古发掘过程存在局限性，无法保证全面获取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所有证据。受发掘技术、人力、物力及遗址复杂程度等因素制约，可能遗漏重要遗迹或遗物。再次，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与研究者个人认知水平会影响对考古发现的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可能因思维方式、价值观差异对同一材料有不同理解，个人知识储备、研究经验与学术偏见也会干扰结论的客观性。因此，考古研究需正视实证的相对性与复杂性，不断完善理论与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读书周刊：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想象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胜前：想象力在考古表达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谈论考古表达，或者是博物馆、展览相关话题时，常常会思考为什么有的博物馆展览不吸引人，而有的却特别吸引人。其实关键就在于，展览最终是要与人产生共鸣的，毕竟能打动人的是故事背后的人，而非单纯的展品，所以要把文物背后蕴含的故事讲出来。
就拿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来说，那里有个很不错的展览是关于亚长的墓。经过研究发现，亚长这个人来自河南的东南部一带，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是能够知晓他故乡所在的。而且他的墓里还有好几个殉人，经过考证，这些殉人也是来自那个地方，应该是他的下属。
另外，从亚长的骨骼上那些伤痕可以推断出，他很可能是打仗战死的。他战死之后，下属全都为他殉葬了，这听起来确实有点残忍，但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科学分析作为依据的，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作为王的下属，是需要听从调遣派兵打仗，跟随商王一起征战的。而在对这个故事呈现的时候，其实是带有想象成分的，但这种想象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也正是因为融入了合理的想象，这个展览才会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说，在考古表达中，推理是基础，而想象则是一种能让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来的方式。
通过研究物而得到知识
想了解一个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馆，博物馆看得多了，对文物有兴趣了，自然就会想了解考古
读书周刊：近年来，“考古”成为一个热词，从电视节目《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考古大会》到现场直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从各大刊物上的考古栏目到自媒体的考古公众号，为什么考古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陈胜前：当下博物馆可热闹了，很多博物馆预约的难度相当高，购物中心都特别羡慕博物馆能有这么大的人流量。那为什么现在博物馆突然就火起来了？这确实是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
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公众开始有了很强的文化生活需求，产生了这样的社会需要。博物馆恰好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客厅、一个地方的名片，要是想了解一个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馆，博物馆看得多了，对文物有兴趣了，自然就会想了解考古。
读书周刊：在许多人的眼中，考古就是探险、发掘，是一群兴趣独特、爱冒险的人从事的活动。
陈胜前：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考古学这样一门学科了。
现代考古学经历一两百年的发展，其渊源还要更加古老，它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并有了成熟的实践，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当代考古学其实并不仅仅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其触角已经深入当代社会，比如有工业考古、垃圾考古等。
更进一步，考古学成为一门研究物的学科。我不禁想起一个我们的传统词语“格物”，格物致知，通过研究物而得到知识，进而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更好地生活。当然，格物是一个比考古学广泛得多的概念，不过其中如何去“格”物，对于我们研究考古学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科学是格物的一种主要途径。明朝的王阳明年少时与朋友一起格竹子，格了几天几夜，结果生病了。他们如果掌握了科学这个途径，估计会成为植物学家。事实上，科学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来格竹子，他们无疑更关注竹子所产生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关联。“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从竹子那里获得精神熏陶，中国历代文人画竹、咏竹，大多是从人文意义上来理解竹子的。我们把竹子扩充到所有的物（包括物质遗存），其研究的途径都包括科学与人文两条路径，这也是当代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基本分野。
读书周刊：作为一门探寻人类过去的学科，考古学对普通大众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社会认知中发挥作用的？
陈胜前：考古学对普通大众具有深远且多层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是人类认识自身起源与发展的关键窗口。通过考古发现，我们会了解人类从远古时期的原始状态逐步进化、发展的历程，知晓我们的祖先如何制造工具、获取食物、建造住所、形成社会组织等。这些考古成果让我们对人类的进化轨迹有了清晰的认识，明白我们从何而来，增强了人类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感。
其次，考古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变迁机制。从古代社会的简单部落结构到复杂国家形态的演变，考古学提供了实证研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制度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基础与借鉴。
再次，考古学在文化传承与认同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址是这些文化的物质载体。如中国的长城、兵马俑等标志性遗存，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精神，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尤为重要，考古学帮助人们坚守本土文化根源，抵御文化同质化的冲击。
让人们参与其中
鼓励年轻人发挥创意，以新颖的方式活化历史，让考古学走进当代生活
读书周刊：现代技术尤其是AI技术的兴起，给考古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您认为AI在考古学领域将引发哪些具体变革和提供哪些帮助？
陈胜前：AI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和极大帮助。
在解读考古材料方面，考古学一直面临着构建有效解读模型的难题，不过AI技术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给出了新的解决办法。就拿野外发现的陶片来说，要是考古工作者专业知识不太够或者是非专业人员，那要准确判断陶片的相关信息可不容易。但AI系统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先学习大量已有的考古陶片数据，像陶片的形态、纹饰、质地以及出土环境等多维度信息。之后面对新发现的陶片时，它就能快速提取特征并进行比对，进而预测出陶片的年代范围、所属文化类型以及可能的功能用途等。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解读考古材料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传播表达方面，AI为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带来了全新的展示和互动方式，让观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显著增强。比如鄂尔多斯历史博物馆，利用AI结合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能依据观众的长相，通过面部识别和三维建模技术模拟出观众在古代的模样，让观众很有身份代入感。观众还可以借助VR技术，在虚拟场景里全方位观察古代器物和遗址，从不同角度欣赏文物细节，甚至能与虚拟环境中的古代人物、事物互动。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弥补了传统文字、图片展示的不足，能让观众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考古文化内涵，激发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和好奇心，也为考古文化传播开拓了新途径。
在创造性阐释方面，人类思维在阐释考古现象时，常常会受传统观念、学科局限以及思维惯性的束缚，容易陷入定式。而AI技术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有助于突破这种创造性限制。例如在研究古代文化传播和交流路径时，AI能够综合分析不同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相似器物、建筑风格、丧葬习俗等多方面信息，构建出复杂的文化传播网络模型，为考古学家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解释视角，推动考古学在理论和认知上不断创新发展，对整个考古学科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读书周刊：如今，是否喜欢考古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考古学如何能够吸引年轻人？
陈胜前：要吸引年轻人投身考古学，关键在于让他们参与其中。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参与考古工作志愿者活动，目前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许多年轻人在实际参与中逐渐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考古知识的阐释和传播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途径。自媒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允许人们从不同角度讲述文物故事。
比如有天津的女孩将相声元素融入文物讲解，使内容幽默风趣；还有将马踏飞燕等文物制作成表情包，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这些创意都激发了大众对考古文化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发挥创意，以新颖的方式活化历史，让考古学走进当代生活，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对于自媒体传播，虽然其监管难度相对较大，但只要立足于考古学研究基础，就能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传播优势，为考古学的普及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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