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11月，以宣传新文化为己任的《新青年》杂志8卷3期上，刊出了一篇《译张籍的〈节妇吟〉》的文字。张籍是中唐时期诗人，写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乐府诗，在当时及后来都产生有不小影响。这篇文章，首先引录了张籍这篇名作：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
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
接下来，把诗用白话翻译了出来：
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两颗明珠。/我感激你的厚意，/把明珠郑重收起。/但我低头一想，/忍不住泪流脸上：/我虽知道你没有一毫私意，/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我噙着眼泪把明珠还了，——/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
这首诗的白话翻译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先驱胡适。在旧文化异常浓郁的背景下，以白话来翻译一首古诗，还是显得十分别异。胡适为何要来做这件事呢？
从下面的一节解说，可以略窥他的旨意：“中唐的诗人很有几个注意社会问题的。元微之（稹）、白乐天（居易）的乐府自然是人人都认为有‘社会文学’价值的，不用说了……但是当时做这种社会乐府的许多诗人之中，最有文学天才的要算张籍。”“张籍的乐府在唐代文学里要算第一人了。”由此看来，胡适等先驱者，不仅倡导白话和新思想，还关注现实，留意做“社会文学”的古代诗人。对张籍这首诗作的翻译，算是格外关注的一种表现吧。
那么，这首诗作的特别价值在哪里？胡适说：“我最爱的是《乌夜啼引》和《节妇吟》两篇，这两篇都是中国文学里绝无仅有的‘哀剧’。”胡适的所谓“哀剧”，即西方的“Tragedy”（悲剧）。胡适甚至称此两篇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里绝无仅有的悲剧。胡适是将他认为的悲剧两篇都翻译成白话了，可另一篇《乌夜啼引》“译的不好，不值得存稿”，所以仅发表出这一篇来。这一篇中的“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两句，胡适认为落入其他诗作中夸饰丈夫的“俗套”，竟直接“把它们删去了”。
对新文化运动，不少人以为先驱者彻底“摒弃”旧有文化，其实不然。胡适、鲁迅等，当时也做了大量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不过这项研究，是以新思想参与见证罢了。这首古诗的翻译，可以成为一个证明。
二
胡适真称得上“开风气之先”者。现代文学史上，他第一个出版新诗《尝试集》，引发了郭沫若《女神》的“狂飙”。这首古诗翻译之后，郭沫若更“猛”，一口气把远古的《诗经》，用白话翻译出了40首来。
1922年8月，郭沫若从《诗经》的“国风”里，挑选出一批诗作，翻译过来。翻译的理由，郭沫若在序文中有精彩解说：“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这也是我译这几十首诗的最终目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这段话，可以充分表现当时先驱者研读古代著述的态度和信念。
这批白话诗译《诗经》，尽由“国风”中选出。内容：“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在郭沫若看来，中国的古文学中，是有“极自由”思想和“极优美”艺术作品的。可惜长期“礼教的桎梏”，把它们僵死了。他要通过自己的白话翻译，将它们“苏活”过来。我们先拿他作为诗集名《卷耳集》的第一首翻译的一节来看看，原文是：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郭沫若译诗：
一片碧绿的平原，/原中有卷耳蔓草开着白色的花。/有位青年妇人左边肘上挂着一只浅浅的提篮，/她时时弓下背去摘取卷耳，/又时时昂起头来凝视着远方的山丘。/她的爱人不久才出了远门，/是骑着一匹黑马，携着一个童仆去的。/她在家中思念着他坐立不安，/所以才提着篮儿走出郊外来摘取卷耳。/但是她在卷耳的青白色的叶上，/看见她爱人的英姿；/她在卷耳的银白色的花中，/也看见她爱人在向她微笑。/远方的山丘上也看见她的爱人在立马踌躇，/带着个愁惨的面容，/又好像在向她诉说别离羁旅的痛苦。/所以她终竟没有心肠采取卷耳了，/她终竟把她的提篮丢在路旁，/尽在草茵之上思索。
16字原文，竟翻译出了270余字来。真个如他所说：“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自己感受着无限的愉快。”顺着郭沫若译诗读去，那几行短短句子，织成了一幅郊野宽阔辽远的场景：平原、蔓草、白花、提篮、山丘、黑马……作为主角的女子，提篮摘取卷耳，时不时遥望远方，连卷耳也无心采集了。尽管写记古人，却充满着崭新的时代气息。一方面不失原诗的味道，同时呈现出现代人的意识和审美。郭沫若饱满充溢的情绪，也灌注满这部远古的篇章，真如他所说：向化石吹嘘进了生命，让其中本具的自由优美“苏活转来”。
大约这首《卷耳》翻译，是郭沫若自认的成功篇章，后来诗集出版，他便以《卷耳集》命名。这是该译诗集的首篇，其他篇章中，不少都翻译精彩，传递出原作的生动烂漫。
三
前面的译诗，大都较为顺应时风，平正清畅，似还未见原诗中的佻达风趣。其实《诗经》时期，人们情感率真质朴，表达上也很是不拘一格，譬如“郑风”中这首《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此诗翻译，郭沫若完全按照原诗两节八句形式：
他真是一个坏蛋呵，/他始终不和我说句话。/“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我连饭也不想吃了？”
他真是一个坏蛋呵，/他始终不跟我亲个嘴。/“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我连觉也不能睡？”
这诗拿民间常用语来翻译，倒颇为传神。现代多数注释及翻译，都认为这是女子的心声叙说。郭沫若在后面两句，都加上引号，成了直接脱口说出，这样一来，似把女子的内在心思打断，又重组起来。这种处理，有些别具一格，是可供参考的又一理路。
读这些译诗，我们当留心产生的背景。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初起，新旧文化正处于激烈碰撞时期，胡适、郭沫若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此时他们来翻译这些旧有文化作品，用郭沫若的话：“在新人名士看来，或许会说我是‘在旧纸堆中寻生活’。”其实，文化无论新旧，关键在是否符合健康思想文明指向。这些领风气之先的古诗词翻译，可视为先驱者海纳百川，从古今精神中汲取有益营养的证明。
一
1920年11月，以宣传新文化为己任的《新青年》杂志8卷3期上，刊出了一篇《译张籍的〈节妇吟〉》的文字。张籍是中唐时期诗人，写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乐府诗，在当时及后来都产生有不小影响。这篇文章，首先引录了张籍这篇名作：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
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
接下来，把诗用白话翻译了出来：
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两颗明珠。/我感激你的厚意，/把明珠郑重收起。/但我低头一想，/忍不住泪流脸上：/我虽知道你没有一毫私意，/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我噙着眼泪把明珠还了，——/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
这首诗的白话翻译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先驱胡适。在旧文化异常浓郁的背景下，以白话来翻译一首古诗，还是显得十分别异。胡适为何要来做这件事呢？
从下面的一节解说，可以略窥他的旨意：“中唐的诗人很有几个注意社会问题的。元微之（稹）、白乐天（居易）的乐府自然是人人都认为有‘社会文学’价值的，不用说了……但是当时做这种社会乐府的许多诗人之中，最有文学天才的要算张籍。”“张籍的乐府在唐代文学里要算第一人了。”由此看来，胡适等先驱者，不仅倡导白话和新思想，还关注现实，留意做“社会文学”的古代诗人。对张籍这首诗作的翻译，算是格外关注的一种表现吧。
那么，这首诗作的特别价值在哪里？胡适说：“我最爱的是《乌夜啼引》和《节妇吟》两篇，这两篇都是中国文学里绝无仅有的‘哀剧’。”胡适的所谓“哀剧”，即西方的“Tragedy”（悲剧）。胡适甚至称此两篇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里绝无仅有的悲剧。胡适是将他认为的悲剧两篇都翻译成白话了，可另一篇《乌夜啼引》“译的不好，不值得存稿”，所以仅发表出这一篇来。这一篇中的“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两句，胡适认为落入其他诗作中夸饰丈夫的“俗套”，竟直接“把它们删去了”。
对新文化运动，不少人以为先驱者彻底“摒弃”旧有文化，其实不然。胡适、鲁迅等，当时也做了大量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不过这项研究，是以新思想参与见证罢了。这首古诗的翻译，可以成为一个证明。
二
胡适真称得上“开风气之先”者。现代文学史上，他第一个出版新诗《尝试集》，引发了郭沫若《女神》的“狂飙”。这首古诗翻译之后，郭沫若更“猛”，一口气把远古的《诗经》，用白话翻译出了40首来。
1922年8月，郭沫若从《诗经》的“国风”里，挑选出一批诗作，翻译过来。翻译的理由，郭沫若在序文中有精彩解说：“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这也是我译这几十首诗的最终目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这段话，可以充分表现当时先驱者研读古代著述的态度和信念。
这批白话诗译《诗经》，尽由“国风”中选出。内容：“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在郭沫若看来，中国的古文学中，是有“极自由”思想和“极优美”艺术作品的。可惜长期“礼教的桎梏”，把它们僵死了。他要通过自己的白话翻译，将它们“苏活”过来。我们先拿他作为诗集名《卷耳集》的第一首翻译的一节来看看，原文是：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郭沫若译诗：
一片碧绿的平原，/原中有卷耳蔓草开着白色的花。/有位青年妇人左边肘上挂着一只浅浅的提篮，/她时时弓下背去摘取卷耳，/又时时昂起头来凝视着远方的山丘。/她的爱人不久才出了远门，/是骑着一匹黑马，携着一个童仆去的。/她在家中思念着他坐立不安，/所以才提着篮儿走出郊外来摘取卷耳。/但是她在卷耳的青白色的叶上，/看见她爱人的英姿；/她在卷耳的银白色的花中，/也看见她爱人在向她微笑。/远方的山丘上也看见她的爱人在立马踌躇，/带着个愁惨的面容，/又好像在向她诉说别离羁旅的痛苦。/所以她终竟没有心肠采取卷耳了，/她终竟把她的提篮丢在路旁，/尽在草茵之上思索。
16字原文，竟翻译出了270余字来。真个如他所说：“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自己感受着无限的愉快。”顺着郭沫若译诗读去，那几行短短句子，织成了一幅郊野宽阔辽远的场景：平原、蔓草、白花、提篮、山丘、黑马……作为主角的女子，提篮摘取卷耳，时不时遥望远方，连卷耳也无心采集了。尽管写记古人，却充满着崭新的时代气息。一方面不失原诗的味道，同时呈现出现代人的意识和审美。郭沫若饱满充溢的情绪，也灌注满这部远古的篇章，真如他所说：向化石吹嘘进了生命，让其中本具的自由优美“苏活转来”。
大约这首《卷耳》翻译，是郭沫若自认的成功篇章，后来诗集出版，他便以《卷耳集》命名。这是该译诗集的首篇，其他篇章中，不少都翻译精彩，传递出原作的生动烂漫。
三
前面的译诗，大都较为顺应时风，平正清畅，似还未见原诗中的佻达风趣。其实《诗经》时期，人们情感率真质朴，表达上也很是不拘一格，譬如“郑风”中这首《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此诗翻译，郭沫若完全按照原诗两节八句形式：
他真是一个坏蛋呵，/他始终不和我说句话。/“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我连饭也不想吃了？”
他真是一个坏蛋呵，/他始终不跟我亲个嘴。/“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我连觉也不能睡？”
这诗拿民间常用语来翻译，倒颇为传神。现代多数注释及翻译，都认为这是女子的心声叙说。郭沫若在后面两句，都加上引号，成了直接脱口说出，这样一来，似把女子的内在心思打断，又重组起来。这种处理，有些别具一格，是可供参考的又一理路。
读这些译诗，我们当留心产生的背景。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初起，新旧文化正处于激烈碰撞时期，胡适、郭沫若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此时他们来翻译这些旧有文化作品，用郭沫若的话：“在新人名士看来，或许会说我是‘在旧纸堆中寻生活’。”其实，文化无论新旧，关键在是否符合健康思想文明指向。这些领风气之先的古诗词翻译，可视为先驱者海纳百川，从古今精神中汲取有益营养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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