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大利文坛最著名、最活跃的女作家之一，达契亚·玛拉依尼著作颇丰，自1962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假期》以来，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小说、戏剧和诗歌，斩获了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文学奖项，其中，《惶惑的年代》获福门托文学奖；《伊索丽娜》获弗雷杰内文学奖；《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获坎皮耶罗文学奖及该年度意大利畅销书奖；《声音》获那不勒斯文学奖和西比拉·阿莱拉莫文学奖；《黑暗》获斯特雷加文学奖……
其作品聚焦妇女问题，主题包含：女性的个体自由；权力的滥用及其对女性的影响；女性打破传统性别角色，摆脱被视为性的客体，以及对于性的探索；女性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在社会中的失语；女性因寻求独立和自由而被孤立和隔离；母职对女性的束缚；女性遭受的暴力。2012年后，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如今，年近九十岁的达契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
童年往事
达契亚·玛拉依尼1936年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佛罗伦萨的菲耶索莱，她的母亲托帕齐亚·阿利亚塔·迪·萨拉帕鲁塔是西西里公主，也是一位画家和艺术品经销商；她的父亲福斯科·玛拉依尼拥有意大利、英国和波兰血统，是一位人类学家。
1938年，福斯科获得前往日本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机会（研究对象为日本北方的一个原住民族群阿伊努人），于是携妻子和两岁的达契亚搬到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学术生涯。他先在北海道帝国大学（现北海道大学）学习，后于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在日本期间，玛拉依尼夫妇陆续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1939年出生于札幌，三女儿1941年出生于东京。
1943年，玛拉依尼夫妇拒绝按照日本当局的要求宣誓效忠萨罗共和国（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他们全家遂被关押在名古屋的一个集中营里。这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长期处于饥饿、恐惧和骚乱中。达契亚后来在她的诗集《吞噬我》和回忆录《去神户的船》中，描绘了战争和监禁带来的创伤。
达契亚曾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八月是在战争结束时的日本。一天早上，我们在遍布跳蚤、充满炎热的集中营里醒来，发现周围没有看守。我们派最小的犯人去问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看见他像袋鼠一样跳着回来。他喊着‘战争结束了，结束了’。”
“二战”结束后，达契亚一家于1946年回到意大利，居住在西西里巴盖里亚母亲家的祖宅中。几年后，父母分居，达契亚与母亲住在巴勒莫。十八岁时，她搬到罗马与父亲一起生活，开始为文学杂志撰写文章，也开始了文学创作。达契亚的很多作品都受到父母以及他们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影响：父亲热爱冒险，母亲总是负担沉重。在《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和《声音》这两部小说中，玛丽安娜和米凯拉都表现出了对“父亲”的依恋。
生活与创作
达契亚曾与米兰画家卢乔·波齐有一段四年的婚姻，卢乔离开她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而那个男婴七个月时胎死腹中。五十多年后，她出版了《欢喜》，在书中，她称那个孩子为“阿失”，“失去”的“失”，她不断与他交谈，陪伴他长大，设想他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并向他讲述文化和传统如何规训女性，以及各种厌女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当她把第一部小说交给出版商时，对方说：“如果你想让我出版它，得找一个有名望的作家写序。”某天，她被介绍给了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她问他是否愿意看看自己的手稿，他答应了。接着，他们的故事开始了，自1962年到1983年期间他们生活在一起。
莫拉维亚去世前一天，去找过达契亚，让她陪自己去萨包迪亚取鞋。当达契亚第二天早上听到莫拉维亚去世的消息时，她几乎不敢相信。
达契亚还是一位剧作家，1966年与莫拉维亚、恩佐·西西利亚诺共同创立了一家戏剧公司，其使命是制作新的意大利戏剧；还于1973年帮助创建了仅由女性经营的玛德莱娜剧院。
除了创作戏剧，她还撰写了许多电影剧本，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较强的画面感和场景感，其多部小说也都曾被改编成电影。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达契亚活跃于政治领域，致力于倡导妇女权利。
2013年，意大利导演艾里什·布拉斯基执导的纪录片《我生来就是旅人》讲述了达契亚的生活。影片聚焦其被囚禁在日本集中营的经历，以及她与伴侣莫拉维亚、密友帕索里尼和玛丽亚·卡拉斯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跨越了这位20世纪见证者的不同生命阶段。这是一段独特的情感之旅，她对过去的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2016年11月，达契亚过自己的八十岁生日时，作家米凯拉·穆尔贾采访了她。她讲了许多逸事，年轻时她遇到了像莫拉维亚、帕索里尼、埃托尔·斯科拉等知识分子，并与他们成为好友，但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我经常面对记忆。”她说。
一位聋哑女性的自救
达契亚·玛拉依尼的作品关注女性处境，并与现实有诸多呼应，例如《声音》呈现出的现代城市里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两百多年前一位聋哑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遭遇，以及她如何打破桎梏，觉醒自我。
住在巴盖里亚时，达契亚见到了一位先祖的画像。这位聋哑先祖玛丽安娜·阿利亚塔·瓦尔瓜内拉的故事令达契亚着迷，她觉得有必要寻觅先祖的历史，同时发掘自己的过去，《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的创作灵感便源于此。
这部小说自1990年面世以来，被陆续引进到数十个国家，成为达契亚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玛丽安娜十三岁时，父母将她嫁给了她舅舅皮耶罗公爵。她不解、质疑，但她的抗议毫无作用。她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忧郁、古怪的舅舅正是那天夜里的施暴者，作为贵族，皮耶罗拥有众多头衔——坎波·斯帕尼奥洛公爵、斯卡纳图拉男爵、萨拉·迪·帕鲁塔伯爵、索拉齐侯爵，但“强奸犯”的称呼更适合他；而她深爱、眷恋的父亲是这桩罪行的掩盖者。
玛丽安娜是父权制和社会传统的受害者，代表着所有遭受暴力并以巨大的生命力和毅力生存下来的女性。书中展现了当时西西里贵族女性的处境：她们接受教育和新思想的机会非常有限，她们的作用是与其他家族联姻来积累财富和维持家族名望。漂亮的女孩十二三岁就要嫁给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性，不断地承受生育之苦；不漂亮的女孩则要去修道院，尽管她们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玛丽安娜的婚姻由父母安排，她的生育由丈夫掌控，她的生活遵循当时的传统。家里的图书室是一方清静之地，她沉浸在阅读中，并按照自己的喜好购置了各种类别的书籍。
她在书中遇到了哲学家大卫·休谟。以前的思想家教导说，激情是非理性的，是兽性的，会压倒理性的自我。相反，休谟认为激情是人性中重要、合法的部分。“理性应该是激情的奴隶。”
通过自我教育，玛丽安娜在社会和私人问题上获得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丈夫死后，她拥有了财产，对自己的人生拥有了更多的决定权。她开始参与管理家族的封地和庄园，对下层阶级示以尊重，并对女儿的情感需求表示理解。不管是与男仆的肌肤之亲，还是与大法官的精神交流，玛丽安娜没有被任何一段关系所束缚。小说展现了玛丽安娜从被规训到找回主体性的过程。
她的种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显得极为出格，兄长给她写字条，说一般的贵妇，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开始为进入另一个世界做准备了，而不是建立新的关系；儿子也因她的服丧期（几乎是一辈子）不足传统规定的期限而指责她，说母亲的行为会毁掉家族名誉。
随着时间的流逝，玛丽安娜走出残损的阴影，品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她还不顾儿子的劝阻，与女仆完成了一次旅行。
青年时期，达契亚读过一些探险和旅行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男性，她曾因“任何一场伟大的旅程都不会由一个女人来完成”而感到沮丧。
在小说尾声，玛丽安娜凝望着台伯河，开启一场新旅程的想法愈加强烈。她要去往何方，她的余生要如何度过，她的故事将在每个读者的脑海中继续发生，而那必定十分精彩。
作为意大利文坛最著名、最活跃的女作家之一，达契亚·玛拉依尼著作颇丰，自1962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假期》以来，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小说、戏剧和诗歌，斩获了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文学奖项，其中，《惶惑的年代》获福门托文学奖；《伊索丽娜》获弗雷杰内文学奖；《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获坎皮耶罗文学奖及该年度意大利畅销书奖；《声音》获那不勒斯文学奖和西比拉·阿莱拉莫文学奖；《黑暗》获斯特雷加文学奖……
其作品聚焦妇女问题，主题包含：女性的个体自由；权力的滥用及其对女性的影响；女性打破传统性别角色，摆脱被视为性的客体，以及对于性的探索；女性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在社会中的失语；女性因寻求独立和自由而被孤立和隔离；母职对女性的束缚；女性遭受的暴力。2012年后，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如今，年近九十岁的达契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
童年往事
达契亚·玛拉依尼1936年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佛罗伦萨的菲耶索莱，她的母亲托帕齐亚·阿利亚塔·迪·萨拉帕鲁塔是西西里公主，也是一位画家和艺术品经销商；她的父亲福斯科·玛拉依尼拥有意大利、英国和波兰血统，是一位人类学家。
1938年，福斯科获得前往日本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机会（研究对象为日本北方的一个原住民族群阿伊努人），于是携妻子和两岁的达契亚搬到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学术生涯。他先在北海道帝国大学（现北海道大学）学习，后于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在日本期间，玛拉依尼夫妇陆续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1939年出生于札幌，三女儿1941年出生于东京。
1943年，玛拉依尼夫妇拒绝按照日本当局的要求宣誓效忠萨罗共和国（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他们全家遂被关押在名古屋的一个集中营里。这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长期处于饥饿、恐惧和骚乱中。达契亚后来在她的诗集《吞噬我》和回忆录《去神户的船》中，描绘了战争和监禁带来的创伤。
达契亚曾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八月是在战争结束时的日本。一天早上，我们在遍布跳蚤、充满炎热的集中营里醒来，发现周围没有看守。我们派最小的犯人去问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看见他像袋鼠一样跳着回来。他喊着‘战争结束了，结束了’。”
“二战”结束后，达契亚一家于1946年回到意大利，居住在西西里巴盖里亚母亲家的祖宅中。几年后，父母分居，达契亚与母亲住在巴勒莫。十八岁时，她搬到罗马与父亲一起生活，开始为文学杂志撰写文章，也开始了文学创作。达契亚的很多作品都受到父母以及他们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影响：父亲热爱冒险，母亲总是负担沉重。在《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和《声音》这两部小说中，玛丽安娜和米凯拉都表现出了对“父亲”的依恋。
生活与创作
达契亚曾与米兰画家卢乔·波齐有一段四年的婚姻，卢乔离开她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而那个男婴七个月时胎死腹中。五十多年后，她出版了《欢喜》，在书中，她称那个孩子为“阿失”，“失去”的“失”，她不断与他交谈，陪伴他长大，设想他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并向他讲述文化和传统如何规训女性，以及各种厌女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当她把第一部小说交给出版商时，对方说：“如果你想让我出版它，得找一个有名望的作家写序。”某天，她被介绍给了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她问他是否愿意看看自己的手稿，他答应了。接着，他们的故事开始了，自1962年到1983年期间他们生活在一起。
莫拉维亚去世前一天，去找过达契亚，让她陪自己去萨包迪亚取鞋。当达契亚第二天早上听到莫拉维亚去世的消息时，她几乎不敢相信。
达契亚还是一位剧作家，1966年与莫拉维亚、恩佐·西西利亚诺共同创立了一家戏剧公司，其使命是制作新的意大利戏剧；还于1973年帮助创建了仅由女性经营的玛德莱娜剧院。
除了创作戏剧，她还撰写了许多电影剧本，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较强的画面感和场景感，其多部小说也都曾被改编成电影。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达契亚活跃于政治领域，致力于倡导妇女权利。
2013年，意大利导演艾里什·布拉斯基执导的纪录片《我生来就是旅人》讲述了达契亚的生活。影片聚焦其被囚禁在日本集中营的经历，以及她与伴侣莫拉维亚、密友帕索里尼和玛丽亚·卡拉斯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跨越了这位20世纪见证者的不同生命阶段。这是一段独特的情感之旅，她对过去的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2016年11月，达契亚过自己的八十岁生日时，作家米凯拉·穆尔贾采访了她。她讲了许多逸事，年轻时她遇到了像莫拉维亚、帕索里尼、埃托尔·斯科拉等知识分子，并与他们成为好友，但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我经常面对记忆。”她说。
一位聋哑女性的自救
达契亚·玛拉依尼的作品关注女性处境，并与现实有诸多呼应，例如《声音》呈现出的现代城市里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两百多年前一位聋哑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遭遇，以及她如何打破桎梏，觉醒自我。
住在巴盖里亚时，达契亚见到了一位先祖的画像。这位聋哑先祖玛丽安娜·阿利亚塔·瓦尔瓜内拉的故事令达契亚着迷，她觉得有必要寻觅先祖的历史，同时发掘自己的过去，《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的创作灵感便源于此。
这部小说自1990年面世以来，被陆续引进到数十个国家，成为达契亚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玛丽安娜十三岁时，父母将她嫁给了她舅舅皮耶罗公爵。她不解、质疑，但她的抗议毫无作用。她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忧郁、古怪的舅舅正是那天夜里的施暴者，作为贵族，皮耶罗拥有众多头衔——坎波·斯帕尼奥洛公爵、斯卡纳图拉男爵、萨拉·迪·帕鲁塔伯爵、索拉齐侯爵，但“强奸犯”的称呼更适合他；而她深爱、眷恋的父亲是这桩罪行的掩盖者。
玛丽安娜是父权制和社会传统的受害者，代表着所有遭受暴力并以巨大的生命力和毅力生存下来的女性。书中展现了当时西西里贵族女性的处境：她们接受教育和新思想的机会非常有限，她们的作用是与其他家族联姻来积累财富和维持家族名望。漂亮的女孩十二三岁就要嫁给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性，不断地承受生育之苦；不漂亮的女孩则要去修道院，尽管她们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玛丽安娜的婚姻由父母安排，她的生育由丈夫掌控，她的生活遵循当时的传统。家里的图书室是一方清静之地，她沉浸在阅读中，并按照自己的喜好购置了各种类别的书籍。
她在书中遇到了哲学家大卫·休谟。以前的思想家教导说，激情是非理性的，是兽性的，会压倒理性的自我。相反，休谟认为激情是人性中重要、合法的部分。“理性应该是激情的奴隶。”
通过自我教育，玛丽安娜在社会和私人问题上获得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丈夫死后，她拥有了财产，对自己的人生拥有了更多的决定权。她开始参与管理家族的封地和庄园，对下层阶级示以尊重，并对女儿的情感需求表示理解。不管是与男仆的肌肤之亲，还是与大法官的精神交流，玛丽安娜没有被任何一段关系所束缚。小说展现了玛丽安娜从被规训到找回主体性的过程。
她的种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显得极为出格，兄长给她写字条，说一般的贵妇，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开始为进入另一个世界做准备了，而不是建立新的关系；儿子也因她的服丧期（几乎是一辈子）不足传统规定的期限而指责她，说母亲的行为会毁掉家族名誉。
随着时间的流逝，玛丽安娜走出残损的阴影，品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她还不顾儿子的劝阻，与女仆完成了一次旅行。
青年时期，达契亚读过一些探险和旅行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男性，她曾因“任何一场伟大的旅程都不会由一个女人来完成”而感到沮丧。
在小说尾声，玛丽安娜凝望着台伯河，开启一场新旅程的想法愈加强烈。她要去往何方，她的余生要如何度过，她的故事将在每个读者的脑海中继续发生，而那必定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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