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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江涛：在4000多年的陶寺探源“中国”

发布时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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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西陶寺考古队的第五任领队。陶寺遗址考古发掘迄今已40余年，发掘面积近3万平方米，为我们呈现了4000多年前的神奇观象台、结构复杂的宫城宫殿和5500余件出土文物。2024年11月，陶寺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开放。

我最早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陶寺遗址的。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陶寺遗址纳入其中。那时候我正在考博，这是一个必须关注的热门知识点，所以从考试的角度知道了陶寺遗址。读博期间，我的实习恰好就被安排在陶寺。后来在陶寺近20年，我基本没有过疲惫期。只要注重细节，考古永远都会有新鲜感。

发现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和两个实习生密不可分

我在陶寺实习了3个月，正好赶上发掘观象台。当时陶寺考古队只有何努先生一个“光杆司令”，我作为博士生也可以帮帮他。

陶寺观象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观象台，可以观测到包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内的20个节气，是陶寺文明最重要的技术创新。这个发现现在看来重大，但在当时却颇受质疑。

探源工程开展之后，陶寺遗址进行了一次新的勘探。一般来说，考古勘探能够帮助我们初步了解地下的遗迹是什么，比如是一个墓葬，还是一个房子。但勘探到观象台这片区域的时候，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乱”。

这里有夯土、有生土，还有一些垃圾坑。有夯土，意味着可能是个建筑，但是又有生土，是没有人动过的土。当时考古队做了一个决定，干脆把这个不清楚、但现象看起来又很重要的地方打开。正因为复杂，才需要探索。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很关键的，但当时把它挖开一看：确实不认识。

在湿润的地面上，考古现象会更容易呈现出来，但是山西的天气干燥。我们常说“春雨贵如油”，春季发掘的时候下了一场雨，考古队就趁着这场雨赶紧拿着手铲重新刮了一遍，现象才清晰地呈现出来——是13块夯土的痕迹。

一块一块独立的方形夯土遗迹，呈一个弧形的阵列。夯土往往是承重的，如果把这些夯土连到一块，那就是一面弧形的墙。但它们又有间隔，这是什么？没见过。考古队只能猜想，是不是像夯土柱子一样的东西。

很巧的是，当时来了一个“实习生”武家璧。他是考古专业出身，当时正在国家天文台做天文学史的博士后，来陶寺考察学习。他有天文学的知识体系，就会不自觉地往那方面想。这些弧形夯土部分正对着遗址东边的塔儿山，太阳从那里升起。他就说了一句：“会不会是站在某个点，通过夯土柱的缝看日出的？”就这样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考古队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实验考古。

考古队搭了一个架子，模拟夯土柱之间的缝，然后用科技手段计算出一个观测点，架上摄像机，每天记录日出。观测了大半年之后，发现至少有三四个缝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就推测这是古代的“观象台”。

当时大家都特别兴奋，何努先生也很兴奋，在一次学术会议中说了这个重要发现，结果被很多人质疑，说怎么可能是观象台，最早的观象台是元代，“周公观影”还是在西周，4000多年前怎么可能有。当时的情景是，天文学史专家觉得八九不离十，考古学家大都持谨慎态度，觉得还不能作论断，也可能就是个建筑。

会议是很务实的，当时提出来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观测柱是怎么来的？中间的缝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实验考古的观测点是今天通过测算得到的，那古人的观测点在哪？

带着这些问题，陶寺考古队又重新发掘，那恰恰就是我去实习的时候。当时我和何努先生讨论，我认为是先有观测缝后有观测柱。经过解剖结构，我们发现古人是先挖一个很深的基槽，统一夯打到地面之后，把长期观测太阳运转的规律在地上规划出来，形成观测缝，然后在观测缝的外围立起观测柱。这样就印证了推测。当时夯土块往深10多厘米以下，所有的夯土连到了一起。也就是说，如果后人的农业生产再多深10多厘米，我们或许就不可能发现观象台了。

古人的观测点也是我们用手铲刮出来的。当时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近似圆的弧形线，里边是夯土，外边是生土，最终发现这个地方有4个圆圈，从外围的大圆逐渐往里收缩，最里边的圆心就是观测点，和我们今天测算出的观测点就相差4毫米，古今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和两个实习生有着一定关系。实际上，观象台历经了2003年春季至2005年春季5个发掘季的艰难探索，经历了许多波折，才最终被大家逐渐认识。

2006年，我博士毕业之后，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因为在读博士期间一直协助做探源工程的秘书工作，又在陶寺实习过，我就被正式分配到了缺人的陶寺考古队。

学考古是偶然，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做桑拿洁具

我是河南开封人，1976年出生。在我读书的年代，比较热门的是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至于考古，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专业，报考的时候也就不会选，所以大多数都是调剂的。1995年，我考上了郑州大学，本来报的是行政管理，也是这样被调剂到考古专业。

当时，这个冷门的专业有个说法，叫“专业思想不牢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都想换专业。考古专业是隔年招生，我们这届就招了15个人，老师希望我们能在专业上稳定下来，还请了很多业界的大咖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为了证明学考古有用。

而我第一次从世俗角度感受到考古有用，是在2009年曹操墓发掘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在直播发掘过程，大众普遍关注。当时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中午吃饭，我们七八个人就在餐桌上讨论曹操墓。餐馆老板看到我们在热烈讨论，就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们是做考古的。一听是考古的，老板就很兴奋，说能不能给他讲讲曹操墓情况，我们这一桌饭就免单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考古实用，可以换一顿饭吃。

我大学毕业是1999年，那时候已经不包分配工作了，而且各种用人单位的招聘指标都在缩减。同学们陆陆续续都定了工作，我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毕业后，我就到“人才市场”去找工作。那会儿大家的观念还是以工作为主，实在找不到好工作，才会去考研。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做桑拿洁具的公司，我是全公司学历最高的。当时外地人要办暂住证，公司很多外地人一到晚上就不敢出来，我上大学就迁了郑州的户口，所以我晚上就在公司值班，有时要到一两点。从外地拉回来的货物都是后半夜进市区，我还要跟着卸货，一个桑拿房将近六七百斤，我们五六个人抬。就这样干了3个月，老板说，你不是干我们这个工作的“材料”。我又回到“人才市场”了。

我的第二份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像“传销”，进去就洗脑。当时小组长“洗”了我一个星期，说服不了我，有点垂头丧气。我也意识到这个公司不太正常，不到两周就走了。这时候已经到10月了，我又失业了。

真正热爱考古的人都会留下来

年轻人毕业时一般都有豪情壮志，要干一番事业，时间长了，就发现有些工作不适合自己，要做比较擅长的工作。

我跟当时的女朋友，也是现在的爱人商量了一下，就开始考研了。大概到了11月，我给开封博物馆投过的简历有了回音，让我去那儿工作。我就一边办入职手续，一边考研。过了年，研究生考过了。当时的馆长建议我去上学，因为那时候研究生很少，我们那届考古专业只录取了3个，所以我就去读研了，就这样继续走上了考古的道路。

其实经历过田野考古，真正热爱考古的人都会留下来。这就像恋爱的过程，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喜欢上对方。

考古研究的对象很复杂，但是遗址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因为关注点很单纯，大家就是做发掘和研究这件事。

过去，考古人和村民的关系也很好，有的技师还在村里认了干闺女。那个年代，村里年轻人多，年轻的考古人在这儿发掘，村民在考古工地上干活儿，大家都是同龄人，时间长了关系都处得很好。今天的年轻人做完工作，就很少和村民打交道了，毕竟不同龄。现在的村民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同志，在陶寺遗址干得最久的村民，断断续续有三四十年了。

在考古工地，我的身份在别人看来是个“老师”。发掘季结束，村民来领工资，有时候还拉着他们的小孙子，见到我都是喊“高爷爷”。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叫爷爷，风吹日晒，人看着显老，其实那时候我才30多岁。有次我跟一个县长开玩笑说，“我可能比你还要了解老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

考古看似研究“盆盆罐罐”，其实是在“沟通”

对于陶寺古城，我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当年这个城市怎么运转，二是城里的人群是怎样的？这里的人和我们今天的人、和它周围同时期的人有没有关系？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回答的问题，却是把中华文明研究引向深入必须要干的事情。考古看似做的是“盆盆罐罐”，但实际上越来越关注“人”的问题。

我一直很注重考古发掘中与古人的“交流感”。考古不仅仅是一个流程——把器物清理出来，一绘图、一照相，就结束了；而是要带着问题去和考古现象、和古人沟通。只有会好奇、有交流的时候，才可能有细微的发现。

2023年，我们发现了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地穴式房子，发掘中会碰见比较复杂的现象。面对4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当然不能只是把房里的土剔除、把文物呈现出来，而是要跟古人对话：你在这个房子里的哪个地方休息？哪里做饭？你做饭的时候用了什么东西？你的空闲时间在干什么？有了这个意识，在发掘过程中就会有意识地精细地去做。比如，其他地面明显进行了烧烤，这一块为什么这么干净，也没有摆什么东西，会不会跟古人睡觉的区域有关？

现在摄影设备很多，但我还是会让学生亲手给文物绘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一点一点去测量、观察纹饰的特征，甚至要想象古人是怎么画的，彩绘从哪儿起笔、从哪儿收笔，收笔的过程中是哪个地方用力轻、哪个地方用力重……都会考虑到。这样，器物背后就有人存在了。如果在这个器物上看到了这样的画风，在另一个器物上又看到了同样的画风，就会去想是不是一个人画了俩东西。这样是不是很有趣？

探索“地中之国”，提出判定文明的“中国方案”

国外考古判定文明的传统三要素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国经过百年考古，归纳总结了判定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而这套方案的重要参照之一正是陶寺。

我认为文明是一个系统，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必须抓住这个社会的核心，而不是社会里某一类具体的东西。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和结构而言，王权是最核心的。所以对于国家和王权的探索，就是我们讨论文明的中国方案的核心。

在陶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社会分化”。从1978年到1985年，陶寺在4万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出1309座墓。这些墓葬分区，又存在大、中、小之别，随葬品也有差别，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地位。这表明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再基于血缘亲疏，而是等级分化的结果，这便不是氏族与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了，而是“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对立了。

在任何一个时代，天文学都是文明的天花板，这些知识是只限于很少部分人拥有的。建造观象台这种大规模的建筑，是一个集体行为，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来组织。当最高统治者掌握了时间，就能去发布授时，用以指导农业发展，而农业在古代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百姓按照统治阶级授的时去从事农业生产，就能丰产丰收。

彩绘龙盘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最为典型的文物之一。更为关键的是，龙盘只出土于大墓或者王级墓葬。从形象上来看，陶寺的龙与夏、商、周及后世的龙有着直接渊源，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的雏形。

陶寺的大墓里还出土了一件被认为是文献所载“圭尺”的随葬品，它所测量的夏至日影长度，正是测定“地中”的标准。因为陶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时期，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里的“地中”所在，所以我们推断，这个国家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地中之国”，即中国。

我们在出土的朱书扁壶上还发现了疑似文字的符号。1985年冬，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见到该扁壶的照片和临摹图后，指出这两个“符号”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汉字属于同一个系统。现在我们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不排除陶寺存在文字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这些文字将会比甲骨文早近800年。

目前，我们对陶寺宫殿的发掘，基本上能让我们推测出它大概的样子。它的内墙、外墙都有装饰和彩绘，使用比较多的是红彩、黑彩，还有零星的蓝彩。只是房屋高度还很难判断，我们正在从建筑的承重、柱子的粗细等各方面来研究。接下来，我们还会进行城内道路、水系的发掘和系统研究。

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口述记者杜佳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