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
这批文物包括：铜摇钱树和陶座、素面陶鬲（lì）、素面带盖铜钫（fāng）、陶说唱俑等，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
经专家进行初步图片鉴定和法律研判，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类别丰富、工艺精湛，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密码与艺术价值。
战国素面陶鬲
打破陶器必饰纹的刻板印象
这件文物高22.3厘米，口径18.6厘米，三足间距24.8厘米。夹砂灰陶质地，器表经精细打磨，腹部饰弦纹，足部有烟熏痕迹。
陶鬲最初是作为烹饪器具而发明的，其独特的袋状足设计增大了受热面积，使得架上干柴可以更加高效地烧水和煮食物。陶鬲作为最初的“锅”雏形，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生食走向熟食、又走向饮食成熟的历史进程。
随着时代的演变，陶鬲逐渐从实用器转变为明器，成为古代墓葬中的陪葬品。同时，其形状和纹饰也变得更加复杂和精美，战国陶器代表性的装饰有三种：彩绘、暗纹和刻花。虽然战国时期陶器装饰方法多样，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陶器都必须装饰纹饰。这次回归的素面陶鬲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素面陶鬲的简约风格也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审美观念或制作工艺等因素有关。
西汉带盖铜钫
或为汉武帝时期阳信公主府邸遗物
铜钫，即方形壶，由青铜制作，用以盛酒浆或粮食。在战国以前，方形的壶被称为“壶”，而到了汉代，则有了专门的名称“钫”。钫作为储酒器具主要流行于战国至秦汉时期，《说文》一书写道：“钫，方锺也，”锺是储酒器，钫亦为储酒器，钫的最大特征是钫上任何地方的横切面都呈方形。
铜钫的纹饰多样，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例如，东周时期的铜钫上常饰有勾连纹、凤鸟纹和怪神纹等，这些纹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同时，铜钫的铸造工艺也十分精湛，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此次回家的铜钫通高46.5厘米，腹径28厘米，重9.2公斤。器盖饰云气纹，腹部四棱出戟，底部铭文“阳信家”三字清晰可辨，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铜钫铭文体系相符，或为汉武帝时期阳信公主府邸遗物。
东汉青铜摇钱树
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实证
“摇钱树”这一叫法最早出现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三卷，在这之前，被称为“福寿树”，或者“神树”。最初是东汉至三国晚期巴蜀地区流行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随葬器物，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民族、民俗宗教及神话信息，不仅是墓主升仙的凭借，也是墓主财富的源泉。
现存完整摇钱树全球不足20件，这件文物通高1.58米，树冠直径0.72米，由青铜树干、枝叶及陶质基座构成。主体分九层，饰有西王母、方孔圆钱、瑞兽等浮雕，枝叶间悬挂128枚可活动的钱币形挂件。
这件东汉时期的文物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巴蜀地域特色，其枝叶间镶嵌的西王母、朱雀等神祇，生动展现了汉代人对“天人合一”的信仰，是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实证。因为摇钱树在古代有着非常好的寓意，同时具备着祈财纳福的吉祥观念。所以，自古便有善于经商传统的巴蜀之地，受到汉代厚葬奢靡风气的影响，在东汉至三国时期，就将这种叫作“柱铢”的青铜树广泛用做了陪葬品，在巴蜀一带流行起来。
东汉陶说唱俑
汉代俳优文化的立体写照
这件陶俑通高56厘米，底径21厘米。红陶胎体施绿釉，俑人袒胸露腹，右臂上扬执槌，左腿曲抬呈击鼓状，面部表情夸张生动。
说唱俑是汉代俳优文化的立体写照，其动态捕捉技法比欧洲写实雕塑早十五个世纪。汉代俳优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汉时的皇族贵戚、豪门富户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武帝“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丞相田蚡“爱倡优、巧匠之属”；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代击缶俑，以其造型经典、堪称教科书级别，被称为“汉代第一俑”。两个陶俑在外貌上差别不算大，都是圆脸大汉，袒露着上身、肚大如鼓。从动作上看也是基本相同，两个说唱俑都是左手执缶，高举紧握短槌的右手，并屈膝踢出右脚。在穿搭上，这次归还的汉代陶俑别出心裁地戴了发笄，而且在鬓角插上了花。特别是戴花的形态，在汉代袒露上身的说唱俑中并不常见。
说唱俑对于研究古代俳优和话本小说等民间艺术有重要价值。它们不仅展示了汉代民间艺人的形象和生活状态，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趣味。
近日，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
这批文物包括：铜摇钱树和陶座、素面陶鬲（lì）、素面带盖铜钫（fāng）、陶说唱俑等，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
经专家进行初步图片鉴定和法律研判，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类别丰富、工艺精湛，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密码与艺术价值。
战国素面陶鬲
打破陶器必饰纹的刻板印象
这件文物高22.3厘米，口径18.6厘米，三足间距24.8厘米。夹砂灰陶质地，器表经精细打磨，腹部饰弦纹，足部有烟熏痕迹。
陶鬲最初是作为烹饪器具而发明的，其独特的袋状足设计增大了受热面积，使得架上干柴可以更加高效地烧水和煮食物。陶鬲作为最初的“锅”雏形，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生食走向熟食、又走向饮食成熟的历史进程。
随着时代的演变，陶鬲逐渐从实用器转变为明器，成为古代墓葬中的陪葬品。同时，其形状和纹饰也变得更加复杂和精美，战国陶器代表性的装饰有三种：彩绘、暗纹和刻花。虽然战国时期陶器装饰方法多样，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陶器都必须装饰纹饰。这次回归的素面陶鬲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素面陶鬲的简约风格也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审美观念或制作工艺等因素有关。
西汉带盖铜钫
或为汉武帝时期阳信公主府邸遗物
铜钫，即方形壶，由青铜制作，用以盛酒浆或粮食。在战国以前，方形的壶被称为“壶”，而到了汉代，则有了专门的名称“钫”。钫作为储酒器具主要流行于战国至秦汉时期，《说文》一书写道：“钫，方锺也，”锺是储酒器，钫亦为储酒器，钫的最大特征是钫上任何地方的横切面都呈方形。
铜钫的纹饰多样，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例如，东周时期的铜钫上常饰有勾连纹、凤鸟纹和怪神纹等，这些纹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同时，铜钫的铸造工艺也十分精湛，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此次回家的铜钫通高46.5厘米，腹径28厘米，重9.2公斤。器盖饰云气纹，腹部四棱出戟，底部铭文“阳信家”三字清晰可辨，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铜钫铭文体系相符，或为汉武帝时期阳信公主府邸遗物。
东汉青铜摇钱树
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实证
“摇钱树”这一叫法最早出现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三卷，在这之前，被称为“福寿树”，或者“神树”。最初是东汉至三国晚期巴蜀地区流行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随葬器物，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民族、民俗宗教及神话信息，不仅是墓主升仙的凭借，也是墓主财富的源泉。
现存完整摇钱树全球不足20件，这件文物通高1.58米，树冠直径0.72米，由青铜树干、枝叶及陶质基座构成。主体分九层，饰有西王母、方孔圆钱、瑞兽等浮雕，枝叶间悬挂128枚可活动的钱币形挂件。
这件东汉时期的文物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巴蜀地域特色，其枝叶间镶嵌的西王母、朱雀等神祇，生动展现了汉代人对“天人合一”的信仰，是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实证。因为摇钱树在古代有着非常好的寓意，同时具备着祈财纳福的吉祥观念。所以，自古便有善于经商传统的巴蜀之地，受到汉代厚葬奢靡风气的影响，在东汉至三国时期，就将这种叫作“柱铢”的青铜树广泛用做了陪葬品，在巴蜀一带流行起来。
东汉陶说唱俑
汉代俳优文化的立体写照
这件陶俑通高56厘米，底径21厘米。红陶胎体施绿釉，俑人袒胸露腹，右臂上扬执槌，左腿曲抬呈击鼓状，面部表情夸张生动。
说唱俑是汉代俳优文化的立体写照，其动态捕捉技法比欧洲写实雕塑早十五个世纪。汉代俳优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汉时的皇族贵戚、豪门富户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武帝“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丞相田蚡“爱倡优、巧匠之属”；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代击缶俑，以其造型经典、堪称教科书级别，被称为“汉代第一俑”。两个陶俑在外貌上差别不算大，都是圆脸大汉，袒露着上身、肚大如鼓。从动作上看也是基本相同，两个说唱俑都是左手执缶，高举紧握短槌的右手，并屈膝踢出右脚。在穿搭上，这次归还的汉代陶俑别出心裁地戴了发笄，而且在鬓角插上了花。特别是戴花的形态，在汉代袒露上身的说唱俑中并不常见。
说唱俑对于研究古代俳优和话本小说等民间艺术有重要价值。它们不仅展示了汉代民间艺人的形象和生活状态，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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