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一个读书人，都不会没有过淘旧书的经历。
一座再小的城市，都不会没有一两家旧书店。旧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神奇存在。它很小，很旧，甚至很破，却像成精的老猫一样，蹲在城市的一隅，眨动着魅惑的眼睛，像是这座城市有些落魄甚至过了气的诗人，却在那里凝神沉思，静静地等待着与读者邂逅。
小时候，我家附近的前门大街上有一家旧书店，店名“中国书店”，由郭沫若题写。七十年过去了，前门大街已经拆迁改造得面目皆非，而它居然还神奇地站在那里，算是一个奇迹。那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旧书店。
上中学后，我有了公交车学生月票，坐公交车不用一次次买票，绕北京城随便坐车，才知道北京有好多家旧书店，西四东四东单灯市口琉璃厂有，西单市场和东安市场里还有不少旧书摊。星期天，我常去那些地方，主要是不花钱蹭书看，偶尔买一两本旧书，大多不会超过一两角钱。我买过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流沙河的《窗》、郭风的《叶笛集》、庐隐的《海滨故人》、柔石的《二月》、老舍的《月牙儿》、任大霖的《蟋蟀及其他》等，都只要一角钱。读中学的六年中，我买过最贵的旧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全集》的第一、第二卷，开明书店出版的冰心诗集《繁星》和《春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1919年—1949年）选集》，每本都没有超过一元钱。
对于我，淘旧书，一在于小孩子窥探前辈人读过什么书的一种好奇感；二在于在陈年岁月的陌生体验中，蓦然相逢的意外喜悦，爱不释手的书页翻弄中，甚至涌出肌肤相亲的感觉；三在于便宜。缺少这三点，起码对于我，旧书店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1974年春天，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在一所中学当老师，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42元半，先到前门旧书店，花22元钱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觉得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了。抱着厚厚一摞《鲁迅全集》，得意扬扬走在前门大街上，忘记了衣袋里少了一半的工资，回家该如何交代了。
逛旧书店，淘旧书，不觉匆匆数年，从小时候到白发斑斑。即使如今到外地或国外，我也总想逛逛旧书店，是人生一乐也。
说实话，国外旧书店的书，我基本读不懂，但我喜欢那里的氛围。那种氛围，让我充满想象。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芝加哥大学边上的鲍威尔旧书店，一次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莎士比亚旧书店，即使行色匆匆，同行的伙伴离我远去，我也要钻进去，翻翻那里的旧书。自以为好像见到旧友一般，总得握手言欢，聊上几句。
在美国新泽西，有几次我住过比较长的时间，常到两家旧书店闲逛，一家叫“书虫书屋”，一家叫“夜莺二手书店”。它们都在不起眼的小镇上，像是远避尘嚣的隐士。同许多二手书店一样，那里没什么人光顾，却占据了很大的空间。书虫书屋是一座三层小楼，百年以上的楼龄，让老楼和旧书匹配且相得益彰，很有些“古道西风瘦马”的感觉。夜莺二手书店是一座平层房，后面几间屋子里，书架顶天立地；前面是宽阔的阅读区，摆着沙发和桌椅，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作家斯坦贝克的巨幅照片。我坐在那里看书，老板也坐在那里看书，斯坦贝克看着我们两人，互不相扰，屋子里静得出奇。
我更常去书虫书屋。楼上楼下书架高抵屋顶，地上地下堆满书，读者几乎难以下脚。每间屋门框上都有标识，写着书的种类：历史，小说，诗歌，儿童读物、画册……很方便读者查找。最让我难忘的是摆满儿童旧书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的童书，有的扉页上写着父母当年赠送儿女时留下的褪色的文字，令人感到特别温馨。那些特别的文字经过岁月的发酵，像陈年老酒一样散发着动人的芳香，让那些发黄的纸页有了感情和生命。
在书虫书屋，我曾花10美元买了一本《500年世界文学书籍插图集》，花20美元买了一册《梵高的速写》，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书。还有一套七卷本的《奥尼尔剧本全集》，深墨绿色布面精装，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奥尼尔去世后不久的老版本。每本七八美元到十一二美元不等。第一集的扉页上有购书者的签名和留言。每次去看，我都想买，但因英文水平差实在是看不懂，只好依依不舍又放回书架。
在新泽西和印第安纳大学附近居住的日子里，那里的大学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会定期淘汰一些书，低价出售，不为赚钱，为的是让旧书流通，让更多人读到。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的旧书一般每本是一两美元，精装画册每册是3美元。新泽西社区图书馆的旧书，更有意思，便宜得如同我们这里菜市上卖菜的“搓堆儿”，给你一个大塑料袋，只要你能够装下，随便把书往里面装，每袋只要3美元。有一次，我挑了11本书装了一袋，其中包括《罗丹作品集》《美国人喜欢的木刻》《时代周刊漫画集》三本画册；《白鲸》《滚石杂志音乐评论》几本好看的书；居然还有几本中文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和中国台湾版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
那年初冬，在浙江海盐小城，我慕名去看以张元济命名的图书馆，图书馆大厅正开办图书夜市，也在摆摊卖打折旧书。尽管夜色已深，书摊前，除了我没有一个人，但两位卖书人依然坚守岗位，耐心地看我在书摊前转着圈看书、挑书。我有些不好意思，花3元钱买了一本黄裳的《旧戏新谈》，1994年开明出版社出版的旧书。走出图书馆大厅，我回头一看，才见里面的灯一盏盏地熄灭了，夜市的旧书摊才打烊，心里一阵温暖。
一座城市，哪怕只是一座小城，怎么可以没有一家旧书店，哪怕只是一个旧书摊呢？
我相信，每一个读书人，都不会没有过淘旧书的经历。
一座再小的城市，都不会没有一两家旧书店。旧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神奇存在。它很小，很旧，甚至很破，却像成精的老猫一样，蹲在城市的一隅，眨动着魅惑的眼睛，像是这座城市有些落魄甚至过了气的诗人，却在那里凝神沉思，静静地等待着与读者邂逅。
小时候，我家附近的前门大街上有一家旧书店，店名“中国书店”，由郭沫若题写。七十年过去了，前门大街已经拆迁改造得面目皆非，而它居然还神奇地站在那里，算是一个奇迹。那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旧书店。
上中学后，我有了公交车学生月票，坐公交车不用一次次买票，绕北京城随便坐车，才知道北京有好多家旧书店，西四东四东单灯市口琉璃厂有，西单市场和东安市场里还有不少旧书摊。星期天，我常去那些地方，主要是不花钱蹭书看，偶尔买一两本旧书，大多不会超过一两角钱。我买过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流沙河的《窗》、郭风的《叶笛集》、庐隐的《海滨故人》、柔石的《二月》、老舍的《月牙儿》、任大霖的《蟋蟀及其他》等，都只要一角钱。读中学的六年中，我买过最贵的旧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全集》的第一、第二卷，开明书店出版的冰心诗集《繁星》和《春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1919年—1949年）选集》，每本都没有超过一元钱。
对于我，淘旧书，一在于小孩子窥探前辈人读过什么书的一种好奇感；二在于在陈年岁月的陌生体验中，蓦然相逢的意外喜悦，爱不释手的书页翻弄中，甚至涌出肌肤相亲的感觉；三在于便宜。缺少这三点，起码对于我，旧书店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1974年春天，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在一所中学当老师，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42元半，先到前门旧书店，花22元钱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觉得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了。抱着厚厚一摞《鲁迅全集》，得意扬扬走在前门大街上，忘记了衣袋里少了一半的工资，回家该如何交代了。
逛旧书店，淘旧书，不觉匆匆数年，从小时候到白发斑斑。即使如今到外地或国外，我也总想逛逛旧书店，是人生一乐也。
说实话，国外旧书店的书，我基本读不懂，但我喜欢那里的氛围。那种氛围，让我充满想象。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芝加哥大学边上的鲍威尔旧书店，一次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莎士比亚旧书店，即使行色匆匆，同行的伙伴离我远去，我也要钻进去，翻翻那里的旧书。自以为好像见到旧友一般，总得握手言欢，聊上几句。
在美国新泽西，有几次我住过比较长的时间，常到两家旧书店闲逛，一家叫“书虫书屋”，一家叫“夜莺二手书店”。它们都在不起眼的小镇上，像是远避尘嚣的隐士。同许多二手书店一样，那里没什么人光顾，却占据了很大的空间。书虫书屋是一座三层小楼，百年以上的楼龄，让老楼和旧书匹配且相得益彰，很有些“古道西风瘦马”的感觉。夜莺二手书店是一座平层房，后面几间屋子里，书架顶天立地；前面是宽阔的阅读区，摆着沙发和桌椅，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作家斯坦贝克的巨幅照片。我坐在那里看书，老板也坐在那里看书，斯坦贝克看着我们两人，互不相扰，屋子里静得出奇。
我更常去书虫书屋。楼上楼下书架高抵屋顶，地上地下堆满书，读者几乎难以下脚。每间屋门框上都有标识，写着书的种类：历史，小说，诗歌，儿童读物、画册……很方便读者查找。最让我难忘的是摆满儿童旧书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的童书，有的扉页上写着父母当年赠送儿女时留下的褪色的文字，令人感到特别温馨。那些特别的文字经过岁月的发酵，像陈年老酒一样散发着动人的芳香，让那些发黄的纸页有了感情和生命。
在书虫书屋，我曾花10美元买了一本《500年世界文学书籍插图集》，花20美元买了一册《梵高的速写》，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书。还有一套七卷本的《奥尼尔剧本全集》，深墨绿色布面精装，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奥尼尔去世后不久的老版本。每本七八美元到十一二美元不等。第一集的扉页上有购书者的签名和留言。每次去看，我都想买，但因英文水平差实在是看不懂，只好依依不舍又放回书架。
在新泽西和印第安纳大学附近居住的日子里，那里的大学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会定期淘汰一些书，低价出售，不为赚钱，为的是让旧书流通，让更多人读到。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的旧书一般每本是一两美元，精装画册每册是3美元。新泽西社区图书馆的旧书，更有意思，便宜得如同我们这里菜市上卖菜的“搓堆儿”，给你一个大塑料袋，只要你能够装下，随便把书往里面装，每袋只要3美元。有一次，我挑了11本书装了一袋，其中包括《罗丹作品集》《美国人喜欢的木刻》《时代周刊漫画集》三本画册；《白鲸》《滚石杂志音乐评论》几本好看的书；居然还有几本中文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和中国台湾版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
那年初冬，在浙江海盐小城，我慕名去看以张元济命名的图书馆，图书馆大厅正开办图书夜市，也在摆摊卖打折旧书。尽管夜色已深，书摊前，除了我没有一个人，但两位卖书人依然坚守岗位，耐心地看我在书摊前转着圈看书、挑书。我有些不好意思，花3元钱买了一本黄裳的《旧戏新谈》，1994年开明出版社出版的旧书。走出图书馆大厅，我回头一看，才见里面的灯一盏盏地熄灭了，夜市的旧书摊才打烊，心里一阵温暖。
一座城市，哪怕只是一座小城，怎么可以没有一家旧书店，哪怕只是一个旧书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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