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采访后，57岁的胡军都在健身。今年至今，他已有两部电视剧《北上》《归队》登陆央视，与妻子卢芳合作的话剧《雷雨》走遍全国，登陆新加坡。
与胡军聊天，会想起他扮演的角色，豪爽、直率。关于名气、演技、家庭，他给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回答。他还说，自己年轻时喜欢呼朋引伴，现在成了“宅男”，乐在其中。
采访时，没有工作人员簇拥。采访后，他收拾凳子归位，为同行者拉门又关门，一切自然而然。
观众叫我硬汉，我很开心
在《北上》中，胡军塑造悲情船老大谢天成，增重20斤。到《归队》，从190斤减到150斤，控制体型成了胡军的每日功课。
“年轻时候也练，没现在频繁，那时新陈代谢快。我爱吃，但现在不敢吃。”携《雷雨》亮相上海大剧院，胡军第一天吃了本帮菜，“有点甜，红烧肉、生煎包、螃蟹太好吃”。他只允许自己“放纵”这一顿：“要管住自己。”
周末周刊：从3月收官的《北上》到即将播出的《归队》，您选戏有什么偏好？
胡军：我按着自己的兴趣来。现在的年纪，就干点喜欢的事儿，我也一直演喜欢的角色，没太委屈自己。演话剧，我希望它是经典，如果有特别好的新编剧本，我也可以。演影视剧，角色得打动我、有意思，而不是重复过去。
这次我推掉了一部电影，去演《归队》里的老山东。《归队》在冰天雪地里拍摄，条件艰苦，景色真美丽。剧本尤其好，讲述东北抗联小人物，全剧最大的官就是我演的排长老山东，性格吸引我。我从没见过抗日题材这么写：一帮人被打散了，老山东作为排长一个个找人，重新集结队伍。其间有人叛变，有人犹豫，有人因为女人不想归队。《归队》不喊口号，真正的战斗场面不多，讲的是人。
周末周刊：观众喜欢定义您的角色为硬汉、英雄、大哥，您抗拒观众给的称号吗？
胡军：我挺高兴，那些称号都是我用作品挣来的，没有走过歪门邪道。我一个作品接一个作品，观众看了之后，给了我所谓的称号，我很开心、很珍惜。
《归队》里的老山东是小人物，倍儿英勇，但是该低头时低头，该认怂时认怂，挺好玩。《北上》里的谢天成是另一种人生，他历经时代变迁，身不由己被历史洪流所裹挟。他不想与时俱进，但是旁边的人和社会氛围推着他向前走。谢天成想抗争，抗来抗去，把自己抗没劲，怂了。
周末周刊：《雷雨》导演李六乙形容您在生活中像小孩，这和您的事业一直挺顺利有关吗？
胡军：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状态，基本没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蹉跎。中国有句老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的蹉跎，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啥都不是，到了我这儿，就是天大的事，这没有高低好坏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不如意。你那事儿在我这儿不是事儿，可真的就不是事儿了吗？因人而异，无法评判。
周末周刊：时代变化无所不在，人工智能、短剧发展对演员有冲击吗？
胡军：肯定会分一杯羹，但冲击不到真正好的戏剧、影视剧。
当年大家好奇快餐，麦当劳、肯德基一出来，蜂拥而至，甭管爱吃不爱吃，排长队也得尝一口。现在麦当劳门口还有人排队吗？会因为一个汉堡打架吗？这是某个阶段的现象，最后大家还是进馆子，吃烤鸭、涮羊肉，吃川菜。新东西会分一杯羹，但不会冲击到真正有根基的内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991年，胡军从中戏毕业后进入北京人艺，与导演林兆华、孟京辉等合作话剧《罗慕路斯大帝》《鱼人》《鸟人》。1997年，胡军转投银幕，“太穷了，养活不了自己，才慢慢开始走向影视剧”。
回首30年演艺路，胡军总结：“我运气好，不怕吃苦，挺努力的，最后成果还行。”
周末周刊：您考中戏时候唱了《我的太阳》，您的父亲胡宝善和大伯胡松华都是著名歌唱家，您想过尝试当下很火的音乐剧吗？
胡军：音乐剧也分人，我干不了音乐剧。卢芳可以，她能唱会跳，我不行，得有自知之明。我出生于音乐世家，声音条件还行，但从小不太喜欢唱歌。演员的第一道门槛就是老天爷赏不赏这口饭吃，有人外在条件好，可他不是这块料。
周末周刊：现在只要有名气、有流量，网络红人也有机会演戏，是不是这块料不再重要。
胡军：市场如此，你觉得自己可以，去尝试无可厚非，拦不住。我一直说，演员是一条很长的路，这条路不好走，有人走得很顺，有人奋斗一辈子，也没有多大动静，但他就热爱表演。
演员有名气，当然很好。很多人知道你、喜欢你，意味着有更多观众能看到你的作品。很多演小角色的演员，演技真好，观众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但舞台永远缺不了他，人艺有很多这样的演员。所以说，演员这条路不好走，你还是要想方设法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作品。
周末周刊：您提到，过去您演戏时讲意见相对直白，现在更随和了。
胡军：以前我觉得自己知道的就是对的，我不是狂，而是为了戏好。现在我觉得没必要，人家愿意怎么演就怎么演，你眼中的不对，可能是人家的优势。
一个作品，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演《归队》，甭管有没有对手戏，我都在想办法，甚至给同伴加戏：我觉得你的这段戏不能当作过场戏演，必须成为主戏。怎么丰富人物、怎么加细节，我都在出主意，而不是跟编剧说，把他的戏砍掉，加在我身上，那太卑鄙了。
你演龙套，你精彩了，主角不就更精彩吗？如果只为了把别人给踩下去，这戏好不了。
周末周刊：您的表演受到哪位前辈影响最大？
胡军：太多人了。我喜欢很多演员，常常分析他们怎么演，但我不模仿，得找到自己的路怎么走。我幸运的是有自己的认知，心态好。表演没有固定的模式，不是1+1=2，关键在于人本身。
有人认为，老戏骨就是戏演得多，谁熬下去都能成为老戏骨。戏演得多，一定代表水平高吗？经验多了，像做题一样，拿到一个角色更快入戏，反而有惯性。当演员的惯性战胜了直觉、感知，这是特别糟糕的事，而且最不容易改正。
周末周刊：您会有意控制作品数量，不被惯性左右吗？
胡军：我保持自己的一份冲动，看到剧本尽量不用惯性去创作，而是要找到不同。尝试是件难事。演到一定阶段，有了一点名气，演员有自我保护意识，他知道这么演不会出错，一次两次三次就变成惯性。原地踏步不出错，但也不会精彩。
表演是个性化的事。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只是基础，甚至谈不上表演。现在不少科班毕业生有表演腔，和老师脱不开关系。教表演的老师实战经验有多少？他们拿套路去教孩子，大一还行，到大二下半学期、三年级、四年级就不能这样了。
演员要从自身出发，首先得认清自己。一个人有很多面。你看咱们聊了那么长时间，你的小动作、本性随着身体放松慢慢显出来了。演员要发现这些特点，寻找人与人之间微妙的不同，将其发挥到极致，才能无法被替代。
有些演员没有认清自己，演特务，倒酒、抽烟，都端着演。其实台词、调度、场景都告诉观众你是特务，为什么使劲奔着特务去演呢？演自己就行，在演自己的过程中带出角色气质。
周末周刊：遇到不太会演戏的搭档，您怎么办？
胡军：如果你有本事，可以领着他走。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通过台词和表演带着他入戏。这小子或者这丫头没跟上，怎么办？换一种方法，能领多少是多少。
与妻子的第三次牵手
在话剧《雷雨》中，胡军与妻子卢芳有了结缘30年来的第三次合作。
在他眼中，妻子是为舞台而生的演员，自己虽然“不一定”，但永远觉得拍戏是件好玩的事儿，“这是工作，也是爱好”。
“导演管的事太多，耗神，我不行。”胡军没想过演而优则导，但他并不反对女儿尝试做导演。
周末周刊：您在《雷雨》中扮演周朴园，妻子卢芳扮演蘩漪。观众好奇，夫妻合作会不会吵架？
胡军：我们从认识到现在，30年内一起演了三部话剧：1995年第一部戏《军用列车》是定情之作，第二部是2018年《哈姆雷特》，第三部就是2025年《雷雨》。
我们排练时小心翼翼，从来不说“你这不对，你得这么干”。她说：“大胡军、老胡军，这样尝试一下好吗？”我说：“老婆子，台词如果那样说，是不是不一样？”彼此之间特别客气、小心。大家都好像很尊重对方，怕惹到对方。其实挺逗的。
周末周刊：卢芳一直在演话剧，您也不时有话剧作品问世，为什么只合作了三次？
胡军：我们都是北京人艺演员，有很多合作机会，但我们有共识：别整成夫妻店。观众一看戏，两口子；再看，又是这两口子。我受不了，卢芳也受不了，觉得很尴尬。
从声音、形体各方面来说，我觉得卢芳是为舞台而生的演员，无可替代。我不一定，随心而走，我感觉不好玩，就坚决不干。所以接到一部喜欢的话剧、影视剧，我都挺感恩。我特懒，不容易下决心，只有觉得这件事的确可干，而且有意义才干，不是因为它可能有反响或者流量大才干。
周末周刊：您与李六乙导演合作了多部话剧，上次来上海演话剧是他执导的《哈姆雷特》。
胡军：李六乙是鬼才导演，他注重剧作思想胜于情节。他排演古希腊戏剧，也排《北京人》《李尔王》《哈姆雷特》《雷雨》，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名著。为什么还要重排？经典牛就牛在不断有新的诠释。有些剧本只有一种样式，整不了其他的。经典永远能找到新的角度。
我这人挺挑剔，上舞台是件严肃的事，不能随随便便。有的演员说“回舞台充电”——连插销都找不着，还充电？出发点是好的，舞台锻炼人，但是没受过训练，真的连插销、电门在哪都找不着。从没上过舞台的人，不会走路，更甭提调度，声音、台词、状态都不行。北京人艺演出不戴麦克风，演员一戴麦克风，又变得可以小声说话，像回到影视剧。
周末周刊：您女儿也在《雷雨》剧组工作，打算让她继承父母衣钵吗？
胡军：她在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戏剧。在《雷雨》里，她从导演助理做起，盯台词盯剧本，听导演分析剧情、人物，所有内容她都听、都记。装台时，灯怎么吊起来，几号灯亮，吊杆怎么弄，她都跟了。《雷雨》对她而言是特别好的实习，在学校学不到。
如今的孩子比我们幸福。我从中戏毕业，找个单位，要干就干一辈子，甭管喜欢不喜欢。现在，小孩一开始喜欢这一行，后来变了，改做别的，也行。我女儿是后台长大的孩子，我们演出时都带着她，耳濡目染。她现在学表演，如果以后还喜欢，研究生就让她学导演。
我儿子对演戏就完全没有兴趣，他喜欢军事，喜欢历史。我不干涉孩子，自由生长挺开心。
周末周刊：您带儿子上《爸爸去哪儿》时，明明是严父。
胡军：我一开始想当严父来着，后来一看没戏。我父亲非常严厉，我小时候常挨打。时代不一样了，我曾经想复制我父亲的教育方式，自己也下不了手。人的心态、观念都在变，孩子以后选择做什么，我把我的态度、担心告诉孩子，剩下的让他们去决定，我从来不说“你不行，不能这样做”。
周末周刊：工作之余，您喜欢做什么？
胡军：在家待着。其实我挺宅的，年轻时呼朋引伴，可闹腾了，停不下来。现在我越来越愿意一个人待着，看片子，听听音乐，锻炼，跟狗玩，我觉得挺好的。年轻时玩过了，现在够了。
经典没有条条框框
胡军一度不想饰演周朴园，直到导演李六乙说服他。
新版《雷雨》恢复了过去删节的内容。“每个《雷雨》中的角色，都值得悲悯。”胡军说，“曹禺先生在《雷雨》序言中希望观众朋友与他一样，站在上帝视角去悲悯舞台上的这些人，而不是对立。”
周末周刊：《雷雨》有过众多版本，想要再出新意挑战极大，您为什么尝试周朴园一角？
胡军：最开始，我觉得再排《雷雨》没什么意思。北京人艺老艺术家郑榕、朱琳、于是之、吕恩、苏民、胡宗温把《雷雨》演到了“天花板”。我们这版《雷雨》将删节的序幕、尾声又拿回来，更注重精神层面，有自己的态度。
我同情周朴园，他很孤独，一直努力塑造家长的形象，所谓的一家之主，说一不二。他想维护家庭。周朴园为什么老搬家？他想逃离熟悉的环境。周朴园有句台词：“我从南边移到北边，搬了多少次家？”还有一句台词：“但愿搬到新家，你们都会好起来。”周朴园认定自己的家最圆满、最有秩序。他很孤独、很无奈，情感上非常贫穷。
过去《雷雨》侧重表现周朴园的虚伪，一个人虚伪了30年，也挺不容易，不断搬家但是纪念初恋鲁侍萍的家具总不肯丢，一直是30年前的老样子。
周末周刊：您主演的话剧《雷雨》《哈姆雷特》《原野》《人民公敌》，从人物到表演都做了创新。
胡军：经典中有太多了不起的内容。我喜欢的创新，一定是站在经典的肩膀上的。
比如《原野》，过去侧重阶级斗争，讲爱情、自由、逃离，其实到尾声，金子跟仇虎都在后悔，他们报完仇以后没有方向了，在大黑林子里走不出来，走不出自己。仇虎为什么要去死，不是为了躲追兵。他能从监狱逃跑，几个追兵算什么。他不想再跑，宁愿结束自己，因为所谓的仇报了，自己更觉罪孽深重，这是人性的回归，也是自我救赎。所以我与徐帆才去排演《原野》。
一些新创剧作讲现实生活，跳不出自己画的条条框框。经典没有条条框框，可以发挥想象力去表现，关键是尊重经典。有些人解构经典，但不尊重经典，那就完蛋了。
周末周刊：您说自己是挑剔的人，具体指合作者还是剧本、角色？
胡军：必须得挑，选着来。不在一个频率上振动的人，一起工作很累，耽误时间，也耽误收成。
磨一部戏起码得一个半月，上舞台后继续磨。《雷雨》从北京、成都、重庆，到西安、上海、香港，又去了新加坡，每次演出后，李六乙导演都在改。张叔平打造一桌两椅的舞台，有人说像布莱希特的戏，又像中国戏曲。观众觉得不知所措：怎么台上一会儿是周家，一会儿是鲁家，一会儿是10年前，一会儿又是现在，双轨并行，打破线性时空。导演要求我既是胡军，也是周朴园，随时切换，引领观众思考剧情以外的内容。
周末周刊：话剧对您的表演有提升吗？
胡军：肯定有帮助。你在影视剧里演逃犯，就是逃犯，顶多内心活动复杂一些。戏剧舞台上，我演着演着，“啪”跳出来了，变成胡军本人说台词，拷问周朴园。周朴园一下进入10年前的情境，“啪”就又跳出来，来到10年后，完全就是跳跃的感觉，很不一样的表演形式。
周末周刊：2016年，您主演林兆华执导的《人民公敌》，也有类似跳进跳出的表演，引发极大轰动。
胡军：演《人民公敌》，我们在台上对剧本。观众哗然：这是话剧吗，演员怎么拿着剧本上来了？有一场《人民公敌》，我把剧本一扔，指着对手演员、我的同班同学孙星说，你把剧本也扔了，念独白给他们听，别以为咱们没背台词。全场观众哈哈大笑。孙星一扔剧本，马上进入人物，一大段独白后，掌声雷动。观众时而进入剧中角色的情节，时而又被演员表演的排练牵着走，我觉得这是戏剧最高级的地方，非常可爱。
周末周刊：我看到您演完《雷雨》，不论多晚都会走出剧院，与观众交流。
胡军：演《人民公敌》的时候，观众绷着，我们也绷着。当时观众很害羞，不像现在，大家有种不管不顾的热情。有人喜欢你，有人质疑你，我觉得都正常，不可能要求所有人喜欢。
《雷雨》的表现形式有些超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观众疑惑：怎么一会儿周家，一会儿鲁家，剧组太省钱了，用一个沙发全代表了。可能有些人觉得钱花得不值，我觉得这些看法都可以存在。有人觉得没有老版《雷雨》好看，回去看老版《雷雨》，同样能够得到启发，这都没问题。
胡军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曾获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男演员、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等，主演《天龙八部》《金婚风雨情》《赤壁》《十月围城》《长津湖》等，深受观众欢迎。
采访前，采访后，57岁的胡军都在健身。今年至今，他已有两部电视剧《北上》《归队》登陆央视，与妻子卢芳合作的话剧《雷雨》走遍全国，登陆新加坡。
与胡军聊天，会想起他扮演的角色，豪爽、直率。关于名气、演技、家庭，他给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回答。他还说，自己年轻时喜欢呼朋引伴，现在成了“宅男”，乐在其中。
采访时，没有工作人员簇拥。采访后，他收拾凳子归位，为同行者拉门又关门，一切自然而然。
观众叫我硬汉，我很开心
在《北上》中，胡军塑造悲情船老大谢天成，增重20斤。到《归队》，从190斤减到150斤，控制体型成了胡军的每日功课。
“年轻时候也练，没现在频繁，那时新陈代谢快。我爱吃，但现在不敢吃。”携《雷雨》亮相上海大剧院，胡军第一天吃了本帮菜，“有点甜，红烧肉、生煎包、螃蟹太好吃”。他只允许自己“放纵”这一顿：“要管住自己。”
周末周刊：从3月收官的《北上》到即将播出的《归队》，您选戏有什么偏好？
胡军：我按着自己的兴趣来。现在的年纪，就干点喜欢的事儿，我也一直演喜欢的角色，没太委屈自己。演话剧，我希望它是经典，如果有特别好的新编剧本，我也可以。演影视剧，角色得打动我、有意思，而不是重复过去。
这次我推掉了一部电影，去演《归队》里的老山东。《归队》在冰天雪地里拍摄，条件艰苦，景色真美丽。剧本尤其好，讲述东北抗联小人物，全剧最大的官就是我演的排长老山东，性格吸引我。我从没见过抗日题材这么写：一帮人被打散了，老山东作为排长一个个找人，重新集结队伍。其间有人叛变，有人犹豫，有人因为女人不想归队。《归队》不喊口号，真正的战斗场面不多，讲的是人。
周末周刊：观众喜欢定义您的角色为硬汉、英雄、大哥，您抗拒观众给的称号吗？
胡军：我挺高兴，那些称号都是我用作品挣来的，没有走过歪门邪道。我一个作品接一个作品，观众看了之后，给了我所谓的称号，我很开心、很珍惜。
《归队》里的老山东是小人物，倍儿英勇，但是该低头时低头，该认怂时认怂，挺好玩。《北上》里的谢天成是另一种人生，他历经时代变迁，身不由己被历史洪流所裹挟。他不想与时俱进，但是旁边的人和社会氛围推着他向前走。谢天成想抗争，抗来抗去，把自己抗没劲，怂了。
周末周刊：《雷雨》导演李六乙形容您在生活中像小孩，这和您的事业一直挺顺利有关吗？
胡军：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状态，基本没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蹉跎。中国有句老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的蹉跎，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啥都不是，到了我这儿，就是天大的事，这没有高低好坏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不如意。你那事儿在我这儿不是事儿，可真的就不是事儿了吗？因人而异，无法评判。
周末周刊：时代变化无所不在，人工智能、短剧发展对演员有冲击吗？
胡军：肯定会分一杯羹，但冲击不到真正好的戏剧、影视剧。
当年大家好奇快餐，麦当劳、肯德基一出来，蜂拥而至，甭管爱吃不爱吃，排长队也得尝一口。现在麦当劳门口还有人排队吗？会因为一个汉堡打架吗？这是某个阶段的现象，最后大家还是进馆子，吃烤鸭、涮羊肉，吃川菜。新东西会分一杯羹，但不会冲击到真正有根基的内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991年，胡军从中戏毕业后进入北京人艺，与导演林兆华、孟京辉等合作话剧《罗慕路斯大帝》《鱼人》《鸟人》。1997年，胡军转投银幕，“太穷了，养活不了自己，才慢慢开始走向影视剧”。
回首30年演艺路，胡军总结：“我运气好，不怕吃苦，挺努力的，最后成果还行。”
周末周刊：您考中戏时候唱了《我的太阳》，您的父亲胡宝善和大伯胡松华都是著名歌唱家，您想过尝试当下很火的音乐剧吗？
胡军：音乐剧也分人，我干不了音乐剧。卢芳可以，她能唱会跳，我不行，得有自知之明。我出生于音乐世家，声音条件还行，但从小不太喜欢唱歌。演员的第一道门槛就是老天爷赏不赏这口饭吃，有人外在条件好，可他不是这块料。
周末周刊：现在只要有名气、有流量，网络红人也有机会演戏，是不是这块料不再重要。
胡军：市场如此，你觉得自己可以，去尝试无可厚非，拦不住。我一直说，演员是一条很长的路，这条路不好走，有人走得很顺，有人奋斗一辈子，也没有多大动静，但他就热爱表演。
演员有名气，当然很好。很多人知道你、喜欢你，意味着有更多观众能看到你的作品。很多演小角色的演员，演技真好，观众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但舞台永远缺不了他，人艺有很多这样的演员。所以说，演员这条路不好走，你还是要想方设法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作品。
周末周刊：您提到，过去您演戏时讲意见相对直白，现在更随和了。
胡军：以前我觉得自己知道的就是对的，我不是狂，而是为了戏好。现在我觉得没必要，人家愿意怎么演就怎么演，你眼中的不对，可能是人家的优势。
一个作品，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演《归队》，甭管有没有对手戏，我都在想办法，甚至给同伴加戏：我觉得你的这段戏不能当作过场戏演，必须成为主戏。怎么丰富人物、怎么加细节，我都在出主意，而不是跟编剧说，把他的戏砍掉，加在我身上，那太卑鄙了。
你演龙套，你精彩了，主角不就更精彩吗？如果只为了把别人给踩下去，这戏好不了。
周末周刊：您的表演受到哪位前辈影响最大？
胡军：太多人了。我喜欢很多演员，常常分析他们怎么演，但我不模仿，得找到自己的路怎么走。我幸运的是有自己的认知，心态好。表演没有固定的模式，不是1+1=2，关键在于人本身。
有人认为，老戏骨就是戏演得多，谁熬下去都能成为老戏骨。戏演得多，一定代表水平高吗？经验多了，像做题一样，拿到一个角色更快入戏，反而有惯性。当演员的惯性战胜了直觉、感知，这是特别糟糕的事，而且最不容易改正。
周末周刊：您会有意控制作品数量，不被惯性左右吗？
胡军：我保持自己的一份冲动，看到剧本尽量不用惯性去创作，而是要找到不同。尝试是件难事。演到一定阶段，有了一点名气，演员有自我保护意识，他知道这么演不会出错，一次两次三次就变成惯性。原地踏步不出错，但也不会精彩。
表演是个性化的事。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只是基础，甚至谈不上表演。现在不少科班毕业生有表演腔，和老师脱不开关系。教表演的老师实战经验有多少？他们拿套路去教孩子，大一还行，到大二下半学期、三年级、四年级就不能这样了。
演员要从自身出发，首先得认清自己。一个人有很多面。你看咱们聊了那么长时间，你的小动作、本性随着身体放松慢慢显出来了。演员要发现这些特点，寻找人与人之间微妙的不同，将其发挥到极致，才能无法被替代。
有些演员没有认清自己，演特务，倒酒、抽烟，都端着演。其实台词、调度、场景都告诉观众你是特务，为什么使劲奔着特务去演呢？演自己就行，在演自己的过程中带出角色气质。
周末周刊：遇到不太会演戏的搭档，您怎么办？
胡军：如果你有本事，可以领着他走。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通过台词和表演带着他入戏。这小子或者这丫头没跟上，怎么办？换一种方法，能领多少是多少。
与妻子的第三次牵手
在话剧《雷雨》中，胡军与妻子卢芳有了结缘30年来的第三次合作。
在他眼中，妻子是为舞台而生的演员，自己虽然“不一定”，但永远觉得拍戏是件好玩的事儿，“这是工作，也是爱好”。
“导演管的事太多，耗神，我不行。”胡军没想过演而优则导，但他并不反对女儿尝试做导演。
周末周刊：您在《雷雨》中扮演周朴园，妻子卢芳扮演蘩漪。观众好奇，夫妻合作会不会吵架？
胡军：我们从认识到现在，30年内一起演了三部话剧：1995年第一部戏《军用列车》是定情之作，第二部是2018年《哈姆雷特》，第三部就是2025年《雷雨》。
我们排练时小心翼翼，从来不说“你这不对，你得这么干”。她说：“大胡军、老胡军，这样尝试一下好吗？”我说：“老婆子，台词如果那样说，是不是不一样？”彼此之间特别客气、小心。大家都好像很尊重对方，怕惹到对方。其实挺逗的。
周末周刊：卢芳一直在演话剧，您也不时有话剧作品问世，为什么只合作了三次？
胡军：我们都是北京人艺演员，有很多合作机会，但我们有共识：别整成夫妻店。观众一看戏，两口子；再看，又是这两口子。我受不了，卢芳也受不了，觉得很尴尬。
从声音、形体各方面来说，我觉得卢芳是为舞台而生的演员，无可替代。我不一定，随心而走，我感觉不好玩，就坚决不干。所以接到一部喜欢的话剧、影视剧，我都挺感恩。我特懒，不容易下决心，只有觉得这件事的确可干，而且有意义才干，不是因为它可能有反响或者流量大才干。
周末周刊：您与李六乙导演合作了多部话剧，上次来上海演话剧是他执导的《哈姆雷特》。
胡军：李六乙是鬼才导演，他注重剧作思想胜于情节。他排演古希腊戏剧，也排《北京人》《李尔王》《哈姆雷特》《雷雨》，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名著。为什么还要重排？经典牛就牛在不断有新的诠释。有些剧本只有一种样式，整不了其他的。经典永远能找到新的角度。
我这人挺挑剔，上舞台是件严肃的事，不能随随便便。有的演员说“回舞台充电”——连插销都找不着，还充电？出发点是好的，舞台锻炼人，但是没受过训练，真的连插销、电门在哪都找不着。从没上过舞台的人，不会走路，更甭提调度，声音、台词、状态都不行。北京人艺演出不戴麦克风，演员一戴麦克风，又变得可以小声说话，像回到影视剧。
周末周刊：您女儿也在《雷雨》剧组工作，打算让她继承父母衣钵吗？
胡军：她在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戏剧。在《雷雨》里，她从导演助理做起，盯台词盯剧本，听导演分析剧情、人物，所有内容她都听、都记。装台时，灯怎么吊起来，几号灯亮，吊杆怎么弄，她都跟了。《雷雨》对她而言是特别好的实习，在学校学不到。
如今的孩子比我们幸福。我从中戏毕业，找个单位，要干就干一辈子，甭管喜欢不喜欢。现在，小孩一开始喜欢这一行，后来变了，改做别的，也行。我女儿是后台长大的孩子，我们演出时都带着她，耳濡目染。她现在学表演，如果以后还喜欢，研究生就让她学导演。
我儿子对演戏就完全没有兴趣，他喜欢军事，喜欢历史。我不干涉孩子，自由生长挺开心。
周末周刊：您带儿子上《爸爸去哪儿》时，明明是严父。
胡军：我一开始想当严父来着，后来一看没戏。我父亲非常严厉，我小时候常挨打。时代不一样了，我曾经想复制我父亲的教育方式，自己也下不了手。人的心态、观念都在变，孩子以后选择做什么，我把我的态度、担心告诉孩子，剩下的让他们去决定，我从来不说“你不行，不能这样做”。
周末周刊：工作之余，您喜欢做什么？
胡军：在家待着。其实我挺宅的，年轻时呼朋引伴，可闹腾了，停不下来。现在我越来越愿意一个人待着，看片子，听听音乐，锻炼，跟狗玩，我觉得挺好的。年轻时玩过了，现在够了。
经典没有条条框框
胡军一度不想饰演周朴园，直到导演李六乙说服他。
新版《雷雨》恢复了过去删节的内容。“每个《雷雨》中的角色，都值得悲悯。”胡军说，“曹禺先生在《雷雨》序言中希望观众朋友与他一样，站在上帝视角去悲悯舞台上的这些人，而不是对立。”
周末周刊：《雷雨》有过众多版本，想要再出新意挑战极大，您为什么尝试周朴园一角？
胡军：最开始，我觉得再排《雷雨》没什么意思。北京人艺老艺术家郑榕、朱琳、于是之、吕恩、苏民、胡宗温把《雷雨》演到了“天花板”。我们这版《雷雨》将删节的序幕、尾声又拿回来，更注重精神层面，有自己的态度。
我同情周朴园，他很孤独，一直努力塑造家长的形象，所谓的一家之主，说一不二。他想维护家庭。周朴园为什么老搬家？他想逃离熟悉的环境。周朴园有句台词：“我从南边移到北边，搬了多少次家？”还有一句台词：“但愿搬到新家，你们都会好起来。”周朴园认定自己的家最圆满、最有秩序。他很孤独、很无奈，情感上非常贫穷。
过去《雷雨》侧重表现周朴园的虚伪，一个人虚伪了30年，也挺不容易，不断搬家但是纪念初恋鲁侍萍的家具总不肯丢，一直是30年前的老样子。
周末周刊：您主演的话剧《雷雨》《哈姆雷特》《原野》《人民公敌》，从人物到表演都做了创新。
胡军：经典中有太多了不起的内容。我喜欢的创新，一定是站在经典的肩膀上的。
比如《原野》，过去侧重阶级斗争，讲爱情、自由、逃离，其实到尾声，金子跟仇虎都在后悔，他们报完仇以后没有方向了，在大黑林子里走不出来，走不出自己。仇虎为什么要去死，不是为了躲追兵。他能从监狱逃跑，几个追兵算什么。他不想再跑，宁愿结束自己，因为所谓的仇报了，自己更觉罪孽深重，这是人性的回归，也是自我救赎。所以我与徐帆才去排演《原野》。
一些新创剧作讲现实生活，跳不出自己画的条条框框。经典没有条条框框，可以发挥想象力去表现，关键是尊重经典。有些人解构经典，但不尊重经典，那就完蛋了。
周末周刊：您说自己是挑剔的人，具体指合作者还是剧本、角色？
胡军：必须得挑，选着来。不在一个频率上振动的人，一起工作很累，耽误时间，也耽误收成。
磨一部戏起码得一个半月，上舞台后继续磨。《雷雨》从北京、成都、重庆，到西安、上海、香港，又去了新加坡，每次演出后，李六乙导演都在改。张叔平打造一桌两椅的舞台，有人说像布莱希特的戏，又像中国戏曲。观众觉得不知所措：怎么台上一会儿是周家，一会儿是鲁家，一会儿是10年前，一会儿又是现在，双轨并行，打破线性时空。导演要求我既是胡军，也是周朴园，随时切换，引领观众思考剧情以外的内容。
周末周刊：话剧对您的表演有提升吗？
胡军：肯定有帮助。你在影视剧里演逃犯，就是逃犯，顶多内心活动复杂一些。戏剧舞台上，我演着演着，“啪”跳出来了，变成胡军本人说台词，拷问周朴园。周朴园一下进入10年前的情境，“啪”就又跳出来，来到10年后，完全就是跳跃的感觉，很不一样的表演形式。
周末周刊：2016年，您主演林兆华执导的《人民公敌》，也有类似跳进跳出的表演，引发极大轰动。
胡军：演《人民公敌》，我们在台上对剧本。观众哗然：这是话剧吗，演员怎么拿着剧本上来了？有一场《人民公敌》，我把剧本一扔，指着对手演员、我的同班同学孙星说，你把剧本也扔了，念独白给他们听，别以为咱们没背台词。全场观众哈哈大笑。孙星一扔剧本，马上进入人物，一大段独白后，掌声雷动。观众时而进入剧中角色的情节，时而又被演员表演的排练牵着走，我觉得这是戏剧最高级的地方，非常可爱。
周末周刊：我看到您演完《雷雨》，不论多晚都会走出剧院，与观众交流。
胡军：演《人民公敌》的时候，观众绷着，我们也绷着。当时观众很害羞，不像现在，大家有种不管不顾的热情。有人喜欢你，有人质疑你，我觉得都正常，不可能要求所有人喜欢。
《雷雨》的表现形式有些超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观众疑惑：怎么一会儿周家，一会儿鲁家，剧组太省钱了，用一个沙发全代表了。可能有些人觉得钱花得不值，我觉得这些看法都可以存在。有人觉得没有老版《雷雨》好看，回去看老版《雷雨》，同样能够得到启发，这都没问题。
胡军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曾获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男演员、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等，主演《天龙八部》《金婚风雨情》《赤壁》《十月围城》《长津湖》等，深受观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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