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日里，放风筝的人真是不少，许多人小时候也都动手做过心爱的风筝。话说在1919年和1925年，鲁迅也曾以“风筝”为主题，先后写下了两篇散文。这两篇散文讲的却不是游园踏青，而是儿童教育，它们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用笔一简一繁。戏剧性的是，1925年所写的《风筝》，由于1927年就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后又编入各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所以早就广为人知；而1919年先写的那一篇《我的兄弟》，反而晚至1980年才被鲁迅研究界发现。
近些年来，有关这两篇散文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但却存在着两种明显的误读乃至曲解：一是认为故事纯属虚构；二是将其与鲁迅的“兄弟失和”挂钩。有关这两篇散文的研究应回归文本自身，值得一探。
兄弟与风筝
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鲁迅以“神飞”为笔名在《国民公报》的“新文艺”栏发表了一组总题为《自言自语》的小散文，包含《序》在内，一共七篇，其中第六篇为《我的父亲》，第七篇即《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全文不到300字，照录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啊！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1925年1月24日，鲁迅又写成散文《风筝》，同年2月2日发表于北京出版的《语丝》周刊第12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与《我的兄弟》相比，《风筝》多出近1000字，但主体情节与《我的兄弟》完全一致，但在细节上显得更加丰富：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杂物堆中发现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风筝》也同样写到“我”后来感到懊悔，并希望小兄弟原谅自己，同样对细节进行了扩展，并增添了二十年之后（显然是在《我的兄弟》发表之后）新发生的情节：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啊。”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啊。”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吧。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所写事件并非虚构
《我的兄弟》及《风筝》所写的故事情节是源于现实还是出自虚构？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弟兄》中对此表示：“这些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意即虚构的）。”虽然在他的记忆里，松寿（即三弟周建人）不但爱放风筝，而且也的确善于糊制风筝，但那时鲁迅已进南京学堂去了。“当事人”周建人则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中写道：“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周建人后来还表示：“常常有人问我，鲁迅《风筝》中写的事有没有发生过。我不记得有这件事。”
鲁迅共有过三个兄弟，其中四弟椿寿五岁夭亡，二弟三弟中，喜欢放风筝并且亲手制作风筝的只有周建人。一直以来，因周作人与周建人的上述表述，许多研究者遂将《我的兄弟》与《风筝》当成纯粹虚构的作品。由于《风筝》发表在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之后，还有研究者便将两者联系起来，解读为对周作人关于兄弟失和的“不辩解说”的“折射”。实际上，只需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个判断是有明显缺陷的。
首先，鲁迅早年不乏在情急之下严厉对待兄弟的例证。周作人曾回忆过他与鲁迅同在日本留学时，由于自己懒惰，消极对待译书一事，结果有一天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其次，周作人说周建人糊制风筝这一时期，鲁迅已进南京学堂去了。而事实上，鲁迅于1898年春天去南京读书以后，到1902年赴日本留学之前，一般会在农历腊月放寒假时返回绍兴，并在春节过后的正月下旬后离开。这与《风筝》一文中所写的“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正好吻合。
周建人其实也并没有否认《我的兄弟》与《风筝》所写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只是说大哥“不那么严厉”。这种主观感受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以鲁迅三兄弟的祖父周福清为例，兄弟三人对于祖父的观感就截然不同：鲁迅对祖父极其反感，终生没有为祖父写过一字一句；周作人对祖父也没有好感，只是不像鲁迅那么强烈；而在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祖父留下的却完全是一个可亲可近、值得同情的慈祥老人形象。至于周建人说的“我不记得有这件事”，实际上应该推测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在《自言自语》这一组小散文中，《我的父亲》与《我的兄弟》都是写实的作品，由此推导《风筝》也应是如此。
实际上，鲁迅还曾向许广平郑重地谈及“风筝事件”，这一关键证据，却长期被忽视。1956年9月，许广平在北京市北海少年之家举行的鲁迅纪念会上对少年儿童讲话时讲到这件事，她说：“鲁迅长大后曾检讨自己对待兄弟有些太凶了。他还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放学回家后他不知道弟弟（周建人）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他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里糊风筝，他觉得这是件没出息的事，就把弟弟的风筝撕毁了，当他长大后觉得这样对弟弟是很不对的。曾对弟弟提起这件事，他弟弟说有这件事情吗，我都不记得了。后来鲁迅伯伯就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使我更不好受。还说，自己做过的错事应该牢牢记住，并不是人家不记得就以为可以过去了。”
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也写到过周建人幼年喜欢放风筝的一件事，另一个“当事人”不是鲁迅，而是祖父周福清：
我祖父回家的时节，正当放鹞（即放风筝）的好辰光，我对放鹞发生浓厚兴趣，也早糊好不少个，想拿出去放，不知祖父会怎么说，但还是硬着头皮拿出去，正好祖父在桂花明堂里撞见，他说：“阿松，你放鹞去?”
我答应了一声。
他拿起我的风筝看，我做的风筝特别精巧，都装上风轮（也叫风盘），正面装有倒三角形的线，叫斗线，这样的风筝，不会在空中翻跟斗的。
他问我：“是你自己糊的吗?”
我说：“是的。”一面又担心他会不会责备我贪玩，不务正业。
不料他却大大地赞扬起来，说：“糊得好。”又说：“你身体瘦弱多病，放鹞好，在空地上奔跑起来，对身体大有好处。……”我听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赞扬鼓励，高兴极了，玩得更起劲。
这里的“祖父回家”，指的是周福清因科场案而入狱8年以后遇赦释放，当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1901年4月10日）回到家中。周建人想放风筝，又害怕祖父责备他“贪玩、不务正业”，所以“硬着头皮拿出去”的形象，与鲁迅在《风筝》中所描写的惊惶神态如出一辙。周建人与祖父之间没有相处不愉快的经历，并没有理由那样害怕祖父，很有可能是在祖父回家前夕，周建人经历了《风筝》中所写的事。也许在“我”一番摧残践踏之后，等“我”一走，“小兄弟”很快又用灵巧的双手将风筝修复完好了，所以在周建人记忆中，大哥并未给他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对于他放风筝也就“并不严厉”了。
据《周作人日记》和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鲁迅于1898年春去南京上学以后，有两个春节都是回到绍兴度过的。前一次，鲁迅离家较早，刚过雨水节气，春寒料峭，不适合放风筝；第二次，鲁迅离家时已过惊蛰，地暖风和，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鲁迅离家去南京之后，过了不到一个月，祖父周福清获释，于4月10日回到了绍兴家里。周建人出生于1888年11月12日，这时刚满12岁，不到13岁，与《风筝》所说的“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正相符合。而祖父周福清说周建人“身体瘦弱多病”，也正与《风筝》中所写的小兄弟“多病，瘦得不堪”完全一致。
由此基本可以推断，《我的兄弟》与《风筝》所写主要情节乃至细节不仅完全属实，而且事情就发生在1901年3月15日鲁迅离家去南京之前不久。
弟弟的“健忘”与鲁迅的自省
如果《风筝》所写的“我”抓断风筝、踏扁风轮的事并非虚构，那么在事过二十年后，当“我”旧事重提并表示愧悔、希望得到“小兄弟”原谅时，“小兄弟”表现出“什么也不记得了”，必然也真有其事。“小兄弟”是真的将这事完全忘却了吗？
鲁迅、周作人与周建人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是性格迥异。深入了解不难发现，周建人既不像大哥鲁迅那样敏感、激烈，也不像二哥周作人那样浑浑噩噩、毫无原则（鲁迅称之为“昏”）。周建人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士君子”——为人敦厚温和、善于容人，不作无谓的纷争，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周建人对亲人奉行“孝悌”准则，对长辈、兄长性格上的缺点能最大限度地理解包容，甚至有时候当他们明显损害他自己的利益时，也能毫无怨言地接受。前文已提到，鲁迅与周建人对于祖父周福清的印象大相径庭，就是周建人这种处世准则的一个体现。此外，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还记载了两件事，能更清楚地反映他这一特点。一件与鲁迅有关，这事发生在1895年春节前后：
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我的哥哥们爱看花书，也引起了我对花书的兴趣。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
我父亲躺在他的小床上正抽鸦片烟，便叫拿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作一声地还给大哥了。
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我想我不是的。我把我们做的事，跟父亲讲讲有什么关系呢？再说，这一类花书，我大哥早在看，早在描了，父亲也早知道，这有什么向父亲保守秘密的必要？不过我心里明白，嘴里还讲不透彻，所以我也就不为自己辩解了。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其实我虽没有正式上学，但字已认识了不少，意思却是明白的。大哥以为我不懂，又叫我“十足犯贱”，他这么叫我，是因为祖父送我一双白竹筷，这种筷上方下圆，在一支筷上面刻了“十品”，另一支筷上刻了“万钱”，一双筷合成“十品万钱”，祖父告诉我，这是吃一顿饭，十种菜，要耗费万钱。祖父送给大哥的一双筷，刻着“竹青木香”，给二哥的刻有“射鹿刺麂”，字刻好后涂青绿色颜料，手工比较精致,“十足犯贱”是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
当时周建人只有六七岁，鲁迅也只是个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对大哥的奚落言词，周建人虽然感到不快，所做的只是“不睬他”。
另一件事与周建人的求学愿望有关，主要涉及他的母亲。鲁迅三兄弟有个远房叔祖父叫周庆蕃，在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当监督，有一定的职权。鲁迅的叔父周凤升、鲁迅自己以及周作人去江南水师学堂上学，都有赖于这位叔祖父的帮助。周建人也很想走这条路，于是趁着1902年底周庆蕃从南京回绍兴的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这位叔祖父满口答应了。可是当周建人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南京的时候，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说：“如果你也走了，我怎么生活下去？我一个人在家怎么办？我一定要少活几年。”周建人最终也只是“闷了几天”，“打开网篮，拿出我已经理好的东西，我虽然很失望，但是，我还没有绝望，我相信来日方长……所以我丝毫也不介意，仍旧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那么，周建人是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一味软弱、退让呢？并非如此。他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得极其有血性。辛亥革命时期，周建人就和鲁迅一起参加了光复绍兴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周建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多次联名发表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救亡宣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日益暴露，不断暗杀进步民主人士。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1946年6月23日，上海近十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示威游行。周建人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前述有关鲁迅取外号的事例可以证明，周建人连六七岁时候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之所以在鲁迅向他提及“风筝事件”的时候表示自己已经不记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那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性格与处世态度。
至于他为何要将鲁迅小时候给自己“取外号”的事情写进回忆录里，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周作人早在1957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弟兄》中，已经提及此事：“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谗人’）的意义，并不介意，不久也就忘了。”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则表示：“其实我虽没有正式上学，但字已认识了不少，意思却是明白的。”这很明显是针对周作人的上述表述而来，其潜台词是耐人寻味的。
鲁迅一向认为，善于反省和自责，是前进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心情操和美德。他曾在一篇《随感录》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中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更是对自己的期许。自古以来，不乏能够解剖别人的人，但真正能解剖自己的能有几人？唯其如此，才更显珍贵。正如孙玉石、方锡德在《介绍新发现的鲁迅十一篇佚文》中所说，《我的兄弟》“更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作者那种严于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坦荡美好的襟怀”，而且这种思想和襟怀，在《风筝》中“得到了更加深刻委婉的表现”。鲁迅的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并不会因为“小兄弟”是否记得那件事、是否原谅“我”而有任何改变。进一步地说，鲁迅在这里“解剖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儿童悲剧来教育人民，批判愚昧的传统教育观念。这种批判，正因为是通过“解剖自己”来进行，才显得更为深刻，更能震动人心。
北京的春日里，放风筝的人真是不少，许多人小时候也都动手做过心爱的风筝。话说在1919年和1925年，鲁迅也曾以“风筝”为主题，先后写下了两篇散文。这两篇散文讲的却不是游园踏青，而是儿童教育，它们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用笔一简一繁。戏剧性的是，1925年所写的《风筝》，由于1927年就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后又编入各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所以早就广为人知；而1919年先写的那一篇《我的兄弟》，反而晚至1980年才被鲁迅研究界发现。
近些年来，有关这两篇散文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但却存在着两种明显的误读乃至曲解：一是认为故事纯属虚构；二是将其与鲁迅的“兄弟失和”挂钩。有关这两篇散文的研究应回归文本自身，值得一探。
兄弟与风筝
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鲁迅以“神飞”为笔名在《国民公报》的“新文艺”栏发表了一组总题为《自言自语》的小散文，包含《序》在内，一共七篇，其中第六篇为《我的父亲》，第七篇即《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全文不到300字，照录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啊！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1925年1月24日，鲁迅又写成散文《风筝》，同年2月2日发表于北京出版的《语丝》周刊第12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与《我的兄弟》相比，《风筝》多出近1000字，但主体情节与《我的兄弟》完全一致，但在细节上显得更加丰富：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杂物堆中发现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风筝》也同样写到“我”后来感到懊悔，并希望小兄弟原谅自己，同样对细节进行了扩展，并增添了二十年之后（显然是在《我的兄弟》发表之后）新发生的情节：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啊。”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啊。”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吧。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所写事件并非虚构
《我的兄弟》及《风筝》所写的故事情节是源于现实还是出自虚构？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弟兄》中对此表示：“这些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意即虚构的）。”虽然在他的记忆里，松寿（即三弟周建人）不但爱放风筝，而且也的确善于糊制风筝，但那时鲁迅已进南京学堂去了。“当事人”周建人则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中写道：“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周建人后来还表示：“常常有人问我，鲁迅《风筝》中写的事有没有发生过。我不记得有这件事。”
鲁迅共有过三个兄弟，其中四弟椿寿五岁夭亡，二弟三弟中，喜欢放风筝并且亲手制作风筝的只有周建人。一直以来，因周作人与周建人的上述表述，许多研究者遂将《我的兄弟》与《风筝》当成纯粹虚构的作品。由于《风筝》发表在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之后，还有研究者便将两者联系起来，解读为对周作人关于兄弟失和的“不辩解说”的“折射”。实际上，只需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个判断是有明显缺陷的。
首先，鲁迅早年不乏在情急之下严厉对待兄弟的例证。周作人曾回忆过他与鲁迅同在日本留学时，由于自己懒惰，消极对待译书一事，结果有一天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其次，周作人说周建人糊制风筝这一时期，鲁迅已进南京学堂去了。而事实上，鲁迅于1898年春天去南京读书以后，到1902年赴日本留学之前，一般会在农历腊月放寒假时返回绍兴，并在春节过后的正月下旬后离开。这与《风筝》一文中所写的“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正好吻合。
周建人其实也并没有否认《我的兄弟》与《风筝》所写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只是说大哥“不那么严厉”。这种主观感受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以鲁迅三兄弟的祖父周福清为例，兄弟三人对于祖父的观感就截然不同：鲁迅对祖父极其反感，终生没有为祖父写过一字一句；周作人对祖父也没有好感，只是不像鲁迅那么强烈；而在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祖父留下的却完全是一个可亲可近、值得同情的慈祥老人形象。至于周建人说的“我不记得有这件事”，实际上应该推测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在《自言自语》这一组小散文中，《我的父亲》与《我的兄弟》都是写实的作品，由此推导《风筝》也应是如此。
实际上，鲁迅还曾向许广平郑重地谈及“风筝事件”，这一关键证据，却长期被忽视。1956年9月，许广平在北京市北海少年之家举行的鲁迅纪念会上对少年儿童讲话时讲到这件事，她说：“鲁迅长大后曾检讨自己对待兄弟有些太凶了。他还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放学回家后他不知道弟弟（周建人）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他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里糊风筝，他觉得这是件没出息的事，就把弟弟的风筝撕毁了，当他长大后觉得这样对弟弟是很不对的。曾对弟弟提起这件事，他弟弟说有这件事情吗，我都不记得了。后来鲁迅伯伯就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使我更不好受。还说，自己做过的错事应该牢牢记住，并不是人家不记得就以为可以过去了。”
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也写到过周建人幼年喜欢放风筝的一件事，另一个“当事人”不是鲁迅，而是祖父周福清：
我祖父回家的时节，正当放鹞（即放风筝）的好辰光，我对放鹞发生浓厚兴趣，也早糊好不少个，想拿出去放，不知祖父会怎么说，但还是硬着头皮拿出去，正好祖父在桂花明堂里撞见，他说：“阿松，你放鹞去?”
我答应了一声。
他拿起我的风筝看，我做的风筝特别精巧，都装上风轮（也叫风盘），正面装有倒三角形的线，叫斗线，这样的风筝，不会在空中翻跟斗的。
他问我：“是你自己糊的吗?”
我说：“是的。”一面又担心他会不会责备我贪玩，不务正业。
不料他却大大地赞扬起来，说：“糊得好。”又说：“你身体瘦弱多病，放鹞好，在空地上奔跑起来，对身体大有好处。……”我听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赞扬鼓励，高兴极了，玩得更起劲。
这里的“祖父回家”，指的是周福清因科场案而入狱8年以后遇赦释放，当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1901年4月10日）回到家中。周建人想放风筝，又害怕祖父责备他“贪玩、不务正业”，所以“硬着头皮拿出去”的形象，与鲁迅在《风筝》中所描写的惊惶神态如出一辙。周建人与祖父之间没有相处不愉快的经历，并没有理由那样害怕祖父，很有可能是在祖父回家前夕，周建人经历了《风筝》中所写的事。也许在“我”一番摧残践踏之后，等“我”一走，“小兄弟”很快又用灵巧的双手将风筝修复完好了，所以在周建人记忆中，大哥并未给他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对于他放风筝也就“并不严厉”了。
据《周作人日记》和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鲁迅于1898年春去南京上学以后，有两个春节都是回到绍兴度过的。前一次，鲁迅离家较早，刚过雨水节气，春寒料峭，不适合放风筝；第二次，鲁迅离家时已过惊蛰，地暖风和，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鲁迅离家去南京之后，过了不到一个月，祖父周福清获释，于4月10日回到了绍兴家里。周建人出生于1888年11月12日，这时刚满12岁，不到13岁，与《风筝》所说的“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正相符合。而祖父周福清说周建人“身体瘦弱多病”，也正与《风筝》中所写的小兄弟“多病，瘦得不堪”完全一致。
由此基本可以推断，《我的兄弟》与《风筝》所写主要情节乃至细节不仅完全属实，而且事情就发生在1901年3月15日鲁迅离家去南京之前不久。
弟弟的“健忘”与鲁迅的自省
如果《风筝》所写的“我”抓断风筝、踏扁风轮的事并非虚构，那么在事过二十年后，当“我”旧事重提并表示愧悔、希望得到“小兄弟”原谅时，“小兄弟”表现出“什么也不记得了”，必然也真有其事。“小兄弟”是真的将这事完全忘却了吗？
鲁迅、周作人与周建人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是性格迥异。深入了解不难发现，周建人既不像大哥鲁迅那样敏感、激烈，也不像二哥周作人那样浑浑噩噩、毫无原则（鲁迅称之为“昏”）。周建人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士君子”——为人敦厚温和、善于容人，不作无谓的纷争，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周建人对亲人奉行“孝悌”准则，对长辈、兄长性格上的缺点能最大限度地理解包容，甚至有时候当他们明显损害他自己的利益时，也能毫无怨言地接受。前文已提到，鲁迅与周建人对于祖父周福清的印象大相径庭，就是周建人这种处世准则的一个体现。此外，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还记载了两件事，能更清楚地反映他这一特点。一件与鲁迅有关，这事发生在1895年春节前后：
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我的哥哥们爱看花书，也引起了我对花书的兴趣。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
我父亲躺在他的小床上正抽鸦片烟，便叫拿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作一声地还给大哥了。
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我想我不是的。我把我们做的事，跟父亲讲讲有什么关系呢？再说，这一类花书，我大哥早在看，早在描了，父亲也早知道，这有什么向父亲保守秘密的必要？不过我心里明白，嘴里还讲不透彻，所以我也就不为自己辩解了。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其实我虽没有正式上学，但字已认识了不少，意思却是明白的。大哥以为我不懂，又叫我“十足犯贱”，他这么叫我，是因为祖父送我一双白竹筷，这种筷上方下圆，在一支筷上面刻了“十品”，另一支筷上刻了“万钱”，一双筷合成“十品万钱”，祖父告诉我，这是吃一顿饭，十种菜，要耗费万钱。祖父送给大哥的一双筷，刻着“竹青木香”，给二哥的刻有“射鹿刺麂”，字刻好后涂青绿色颜料，手工比较精致,“十足犯贱”是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
当时周建人只有六七岁，鲁迅也只是个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对大哥的奚落言词，周建人虽然感到不快，所做的只是“不睬他”。
另一件事与周建人的求学愿望有关，主要涉及他的母亲。鲁迅三兄弟有个远房叔祖父叫周庆蕃，在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当监督，有一定的职权。鲁迅的叔父周凤升、鲁迅自己以及周作人去江南水师学堂上学，都有赖于这位叔祖父的帮助。周建人也很想走这条路，于是趁着1902年底周庆蕃从南京回绍兴的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这位叔祖父满口答应了。可是当周建人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南京的时候，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说：“如果你也走了，我怎么生活下去？我一个人在家怎么办？我一定要少活几年。”周建人最终也只是“闷了几天”，“打开网篮，拿出我已经理好的东西，我虽然很失望，但是，我还没有绝望，我相信来日方长……所以我丝毫也不介意，仍旧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那么，周建人是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一味软弱、退让呢？并非如此。他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得极其有血性。辛亥革命时期，周建人就和鲁迅一起参加了光复绍兴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周建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多次联名发表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救亡宣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日益暴露，不断暗杀进步民主人士。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1946年6月23日，上海近十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示威游行。周建人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前述有关鲁迅取外号的事例可以证明，周建人连六七岁时候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之所以在鲁迅向他提及“风筝事件”的时候表示自己已经不记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那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性格与处世态度。
至于他为何要将鲁迅小时候给自己“取外号”的事情写进回忆录里，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周作人早在1957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弟兄》中，已经提及此事：“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谗人’）的意义，并不介意，不久也就忘了。”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则表示：“其实我虽没有正式上学，但字已认识了不少，意思却是明白的。”这很明显是针对周作人的上述表述而来，其潜台词是耐人寻味的。
鲁迅一向认为，善于反省和自责，是前进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心情操和美德。他曾在一篇《随感录》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中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更是对自己的期许。自古以来，不乏能够解剖别人的人，但真正能解剖自己的能有几人？唯其如此，才更显珍贵。正如孙玉石、方锡德在《介绍新发现的鲁迅十一篇佚文》中所说，《我的兄弟》“更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作者那种严于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坦荡美好的襟怀”，而且这种思想和襟怀，在《风筝》中“得到了更加深刻委婉的表现”。鲁迅的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并不会因为“小兄弟”是否记得那件事、是否原谅“我”而有任何改变。进一步地说，鲁迅在这里“解剖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儿童悲剧来教育人民，批判愚昧的传统教育观念。这种批判，正因为是通过“解剖自己”来进行，才显得更为深刻，更能震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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