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奇涛编剧、王伟执导的历史剧《人生若如初见》即将收官。该剧聚焦庚子国变后，五位青年赴日留学，于革命浪潮里成长、抉择，历经各方势力角逐，最终见证封建帝制落幕，踏上民族复兴征程。
创作者秉持历史非虚构叙事，立足人物偶然性选择，力求平衡艺术张力与历史真实，深入挖掘个体抉择与偶然变量，由此回归历史剧本质，以历史视角回应、观照当代社会，深度解答了历史剧创作如何立足“历史”的核心问题。
以实为史，探索“历史非虚构”叙事
王伟导演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主张“史诗”交融、以人载史，力求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展现真人、真事、真意蕴。其前作《问苍茫》便以“真诚的历史观”，再现青年毛泽东由追随者蜕变为先行者、开拓者，探寻中国革命正途的波澜历程。与之承续，《人生若如初见》以1900年庚子国变为宏阔背景，塑造了满清贵族梁乡（李现 饰）、革命党人杨凯之（魏大勋 饰）、北洋新军李人骏（周游 饰）、流亡革命者吴天白（朱亚文 饰）以及觉醒女性谢菽红（春夏 饰）等鲜活形象。这些角色身处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洪流，投身清末新政、新军改制、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既凸显了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真实性，又铸就了个体命运的史诗气魄与厚重底蕴。
为了强化历史场景的真实质感，《人生若如初见》在细节处理上尤为考究。从实景呈现的甲午海战、东京街头的明治建筑，到1∶1复刻的《新青年》杂志、精细还原的《时务报》，再到清代贝勒府原样复刻的扣子、进口粗麻面料军装，堪称历史剧的“细节典范”。编剧团队还深入研读历史文献，精准再现了清末民初特有的语言风貌：梁乡在谈笑间不乏旧式文人雅韵，杨凯之的湖南口音中频现“革命”“共和”等激昂之词，而日本教官的训诫则生硬地夹杂着中文词汇，尽显殖民者的傲慢姿态。当一部历史剧将服饰缝纫手法考据至故宫水准，将密信传递暗号溯源至长沙起义，方能直击观众心灵。
而在坚守“历史非虚构”叙事的同时，《人生若如初见》的艺术化重构也面临边界考验。例如，吴天白的人物设定参考了“革命火药王”喻培伦，却被塑造成满脑子革命空想的形象，或使“非虚构”与“合理想象”的界限趋于模糊；梁乡挽救大清无望后与革命党的“合作”情节，深化了其内心挣扎，可保皇派在历史转型期的真实抉择往往更趋多元，这难免有简化历史群体复杂性之嫌。可见，此类艺术加工服务于叙事需求，同时也触及了核心议题：在历史剧的“虚实之辨”中，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平衡艺术张力与历史真实，这对创作者而言仍然任重道远。
以偶破律，凸显“人物偶然性”选择
从《亮剑》中李云龙以草莽气魄消解“英雄”的刻板形象，到《汉武大帝》里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等角色所牵引的多方势力博弈，再到《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家兄妹因信仰裂变而走向命运殊途，编剧江奇涛始终以“虚实相生”的笔法，在大历史的“必然”中书写小人物的“偶然”，呈现个体意志与时代夹缝中迸发的“偶然星火”。正如《人生若如初见》中反复出现的“煤油灯”，仅以孱弱光斑勾勒人物轮廓，却在低照度的明暗对比中凸显宏大叙事中的个体选择和生命韧性。
这种“偶然”的“个体选择”，集中表现在梁乡身上。作为清宗室后裔，他留日、归国、寻找出路的轨迹看似被历史必然性裹挟，实则是个人意志的激烈博弈与被动迂回。他与革命党人的合作，既非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认同共振，也非出于逐利本能的投机算计，而是在家族存续危机与王朝倾覆预兆的双重挤压下，对现实困境作出的权宜之计。哪怕是原本被视为禁忌的“剪辫”行为，也是他权衡考量后的偶然选择。这不仅让梁乡的形象突破了传统叙事中的二元对立，更以跌宕的个体命运，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本质。
不可否认，历史当然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剧中八国联军侵华的炮火、日俄战争的阴谋、清政府的崩塌以及三民主义的觉醒，皆是不可逆转的重要历史节点。然而如果以放大镜乃至显微镜来观察，在彼时“应该建立怎样一个国家”的思辨中，有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有人提倡君主立宪，有人向往更激进的革命。当我们以全知视角审视这些艺术化的人物时，往往将他们简化为史书中的符号，苛责他们与“既定轨迹”有所偏差。譬如吴天白的激进越过了史载的分寸，梁乡的妥协背离了预设的范式。
然而，对剧中的“局内人”而言，历史并非坦途，而是布满岔路，生死存亡皆系于偶然。正如开篇“掷筊赌命”的场景中，官员轻飘飘的一句“双仰开释，双覆杀头”，便决定了杨凯之的生死命运，此景恰是偶然性的血色注脚。因此，无论是吴天白以命相搏的孤注一掷，还是梁乡在权谋夹缝中的迂回游走，都是历史迷局中个体生命的奋力突围。编剧并未拘泥于史实的机械复刻，而是以“历史可能性”重构人物谱系，将那些看似悖逆史载的抉择，升华为对偶然性的文学勘探，还原了最本真的历史。
以史为鉴，回归“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剧的价值，在于其能否成为贯通往昔与当下的精神纽带。《人生若如初见》中，梁乡目睹清廷纲纪废弛、百姓苦不堪言，愤而撕碎奏折。此举是与腐朽旧体制的彻底决裂，更是他打破固有认知、重塑自我精神的标志。杨凯之在延吉之战引爆炸弹同归于尽，高喊“愿成为唤醒秋风的第一片落叶”，彰显为理想献身的崇高境界。谢菽红逃婚赴日求学、从事军需生意、创办进步报刊，尽显女性进步思想。他们的抉择，从不同维度诠释了自我超越与坚守理想的精神内涵，激励着青年一代以史为鉴，在现实中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该剧对历史复杂性的呈现，进一步强化了其当代性反思的锐度。剧中巧妙借用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的路线分歧”这一经典历史情节，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方向、路径探索的深刻思考。在那个人人叩问“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年代，社会亟需一种理性的声音来凝聚共识，汇聚起更为广泛的力量，共同推动社会的前进步伐。此外，日本军官平田一郎登场，扬言并不会把所有的制胜之法教给中国军事生，揭开了日本“算计阴谋”的伪善面具。彼时的日本政府，表面上创办新式学堂，实则却暗中培植亲日势力，宣扬“同文同种”之论，此行径与当下某些国家以“软实力”为名、实施文化霸权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该剧时刻提醒着我们在文化交流中要保持警惕，坚守文化自信。不得不说，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性”，让剧集超越了娱乐产品的范畴，引导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价值抉择。
《人生若如初见》历经波折、争议颇多，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两位历史剧黄金搭档”，在“历史正剧”和“古偶恋爱剧”夹缝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力求探索一种介于虚构与写实、偶然与必然、历史与当下的新历史剧范式，这种精神正是电视剧创作推陈出新的核心动力。
作者：艾志杰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 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
由江奇涛编剧、王伟执导的历史剧《人生若如初见》即将收官。该剧聚焦庚子国变后，五位青年赴日留学，于革命浪潮里成长、抉择，历经各方势力角逐，最终见证封建帝制落幕，踏上民族复兴征程。
创作者秉持历史非虚构叙事，立足人物偶然性选择，力求平衡艺术张力与历史真实，深入挖掘个体抉择与偶然变量，由此回归历史剧本质，以历史视角回应、观照当代社会，深度解答了历史剧创作如何立足“历史”的核心问题。
以实为史，探索“历史非虚构”叙事
王伟导演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主张“史诗”交融、以人载史，力求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展现真人、真事、真意蕴。其前作《问苍茫》便以“真诚的历史观”，再现青年毛泽东由追随者蜕变为先行者、开拓者，探寻中国革命正途的波澜历程。与之承续，《人生若如初见》以1900年庚子国变为宏阔背景，塑造了满清贵族梁乡（李现 饰）、革命党人杨凯之（魏大勋 饰）、北洋新军李人骏（周游 饰）、流亡革命者吴天白（朱亚文 饰）以及觉醒女性谢菽红（春夏 饰）等鲜活形象。这些角色身处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洪流，投身清末新政、新军改制、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既凸显了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真实性，又铸就了个体命运的史诗气魄与厚重底蕴。
为了强化历史场景的真实质感，《人生若如初见》在细节处理上尤为考究。从实景呈现的甲午海战、东京街头的明治建筑，到1∶1复刻的《新青年》杂志、精细还原的《时务报》，再到清代贝勒府原样复刻的扣子、进口粗麻面料军装，堪称历史剧的“细节典范”。编剧团队还深入研读历史文献，精准再现了清末民初特有的语言风貌：梁乡在谈笑间不乏旧式文人雅韵，杨凯之的湖南口音中频现“革命”“共和”等激昂之词，而日本教官的训诫则生硬地夹杂着中文词汇，尽显殖民者的傲慢姿态。当一部历史剧将服饰缝纫手法考据至故宫水准，将密信传递暗号溯源至长沙起义，方能直击观众心灵。
而在坚守“历史非虚构”叙事的同时，《人生若如初见》的艺术化重构也面临边界考验。例如，吴天白的人物设定参考了“革命火药王”喻培伦，却被塑造成满脑子革命空想的形象，或使“非虚构”与“合理想象”的界限趋于模糊；梁乡挽救大清无望后与革命党的“合作”情节，深化了其内心挣扎，可保皇派在历史转型期的真实抉择往往更趋多元，这难免有简化历史群体复杂性之嫌。可见，此类艺术加工服务于叙事需求，同时也触及了核心议题：在历史剧的“虚实之辨”中，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平衡艺术张力与历史真实，这对创作者而言仍然任重道远。
以偶破律，凸显“人物偶然性”选择
从《亮剑》中李云龙以草莽气魄消解“英雄”的刻板形象，到《汉武大帝》里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等角色所牵引的多方势力博弈，再到《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家兄妹因信仰裂变而走向命运殊途，编剧江奇涛始终以“虚实相生”的笔法，在大历史的“必然”中书写小人物的“偶然”，呈现个体意志与时代夹缝中迸发的“偶然星火”。正如《人生若如初见》中反复出现的“煤油灯”，仅以孱弱光斑勾勒人物轮廓，却在低照度的明暗对比中凸显宏大叙事中的个体选择和生命韧性。
这种“偶然”的“个体选择”，集中表现在梁乡身上。作为清宗室后裔，他留日、归国、寻找出路的轨迹看似被历史必然性裹挟，实则是个人意志的激烈博弈与被动迂回。他与革命党人的合作，既非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认同共振，也非出于逐利本能的投机算计，而是在家族存续危机与王朝倾覆预兆的双重挤压下，对现实困境作出的权宜之计。哪怕是原本被视为禁忌的“剪辫”行为，也是他权衡考量后的偶然选择。这不仅让梁乡的形象突破了传统叙事中的二元对立，更以跌宕的个体命运，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本质。
不可否认，历史当然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剧中八国联军侵华的炮火、日俄战争的阴谋、清政府的崩塌以及三民主义的觉醒，皆是不可逆转的重要历史节点。然而如果以放大镜乃至显微镜来观察，在彼时“应该建立怎样一个国家”的思辨中，有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有人提倡君主立宪，有人向往更激进的革命。当我们以全知视角审视这些艺术化的人物时，往往将他们简化为史书中的符号，苛责他们与“既定轨迹”有所偏差。譬如吴天白的激进越过了史载的分寸，梁乡的妥协背离了预设的范式。
然而，对剧中的“局内人”而言，历史并非坦途，而是布满岔路，生死存亡皆系于偶然。正如开篇“掷筊赌命”的场景中，官员轻飘飘的一句“双仰开释，双覆杀头”，便决定了杨凯之的生死命运，此景恰是偶然性的血色注脚。因此，无论是吴天白以命相搏的孤注一掷，还是梁乡在权谋夹缝中的迂回游走，都是历史迷局中个体生命的奋力突围。编剧并未拘泥于史实的机械复刻，而是以“历史可能性”重构人物谱系，将那些看似悖逆史载的抉择，升华为对偶然性的文学勘探，还原了最本真的历史。
以史为鉴，回归“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剧的价值，在于其能否成为贯通往昔与当下的精神纽带。《人生若如初见》中，梁乡目睹清廷纲纪废弛、百姓苦不堪言，愤而撕碎奏折。此举是与腐朽旧体制的彻底决裂，更是他打破固有认知、重塑自我精神的标志。杨凯之在延吉之战引爆炸弹同归于尽，高喊“愿成为唤醒秋风的第一片落叶”，彰显为理想献身的崇高境界。谢菽红逃婚赴日求学、从事军需生意、创办进步报刊，尽显女性进步思想。他们的抉择，从不同维度诠释了自我超越与坚守理想的精神内涵，激励着青年一代以史为鉴，在现实中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该剧对历史复杂性的呈现，进一步强化了其当代性反思的锐度。剧中巧妙借用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的路线分歧”这一经典历史情节，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方向、路径探索的深刻思考。在那个人人叩问“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年代，社会亟需一种理性的声音来凝聚共识，汇聚起更为广泛的力量，共同推动社会的前进步伐。此外，日本军官平田一郎登场，扬言并不会把所有的制胜之法教给中国军事生，揭开了日本“算计阴谋”的伪善面具。彼时的日本政府，表面上创办新式学堂，实则却暗中培植亲日势力，宣扬“同文同种”之论，此行径与当下某些国家以“软实力”为名、实施文化霸权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该剧时刻提醒着我们在文化交流中要保持警惕，坚守文化自信。不得不说，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性”，让剧集超越了娱乐产品的范畴，引导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价值抉择。
《人生若如初见》历经波折、争议颇多，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两位历史剧黄金搭档”，在“历史正剧”和“古偶恋爱剧”夹缝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力求探索一种介于虚构与写实、偶然与必然、历史与当下的新历史剧范式，这种精神正是电视剧创作推陈出新的核心动力。
作者：艾志杰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 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
本文链接：历史剧如何从“历史”中来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55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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