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一词，不知闯入过多少人的梦境，摇荡过多少人的心旌。从古老的《诗经》开始，一直到戴望舒的《雨巷》、郑愁予的《错误》、余光中笔下系列的江南写意，都为我们描摹了一部诗的江南史。江南几乎成了全体华人的精神原乡，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型母题，业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牢牢地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刘士林教授团队积20余年研究之功，为我们献上了这部《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它道破了江南文化归宿感的密码！”这是我在读完全书之后的直觉判断。
何处是江南？何时有江南？
何处是江南，这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江南”虽然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
刘士林从对“江南”不同时期的称谓（江东、江左、江表等）的厘定开始，到“以江东为主体空间的古典江南”，再到“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的明清江南”，一直到“以长三角为基本空间的当代江南”这一脉络清晰地回溯和梳理，算是为“江南文化研究”廓清了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确定好地理空间和方位，紧接着就是历史的源流问题。“江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是如何诞生、成长和壮大的？
“江南是蛮荒之地”“江南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南迁的结果”……从民间到学界，这些观点都曾经盛极一时。刘士林在肯定了江南文化源于良渚文化，但并没有马上认定那就是江南文化本身，而是首先给出了一个前提——必须得定型，定型之后才能称之为“文化”。而定型的标志，就是文化形态和精神品格的养成。
正是在这里，本书通过对比史前时代原始文化、汉代的伦理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实用理性文化，发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诗性文化。这一江南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就是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迁徙，也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觉醒期，这一时期正是古典的、诗性的江南文化形成期。
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是“诗性”
江东、江左、江表和江南，在措辞上明明是不一样的方位，但在内涵上指向了同一个中心。一地多名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情感态度和内涵意蕴，而这正好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件，使得那些名词不再只是一个空间方位的概念，而是获得了文化的内涵。
想说某朝偏安一隅，不图北上，不思进取，就叫它“江左”；想形容民心可用，豪气干云，就叫它“江东”；想“思退”“思归”“思隐”，就叫它“江南”；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自居，就叫它“江表”……
江南的一地多名，反映的恰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视域中的江南，也正说明“江南”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只有获得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的江南，江南才称得起江南。
仅仅“经济发达”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西南“天府之国”同样拥有雄厚的财富实力；仅仅“文化昌盛”也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可能更有资格代表文化的高原。江南之所以是江南，它比“财富”和“文化”要多那么一点点的艺术和审美。
这样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文化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更应该向善”不同，它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乡关何处”，这才是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北方的中原、齐鲁、燕赵，所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伦理-秩序”的文化范式，那么吴越、沪上、皖南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经济-审美-自由”的文化范式。这才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底色和精髓，特色和质地。
谁的江南？
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江南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江南首先是谁的江南？
刘士林将目光锁定在了“遗民”“流人”“山人”“学人”这4个类别上。真正将“政治”与“审美”融会贯通、开辟新境的既不是以“脊梁铁硬”与“马革裹尸”自诩的北方烈士，也不是一直泡在“杏花春雨”与“小桥流水”中的江南才子，而是那些一直在现实与理想、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伦理与审美之间徘徊、奔走、选择、挣扎的诗人政治家。他们的生命历程始于“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承担，中经“为江南文化所化”之阶段，而臻于“表里俱澄澈”的自由之境界。
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确切地说，除了江南的自然山水风物有着强大吸引力之外，更具有吸引力的是超越这种自然山水风物之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态度、生活观念等。
江南人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审美主义”之上的“穷且益坚，不坠享乐之志”。刘士林为这一生活方式找到了一些极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李渔、张岱、沈复。这3个人物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顶顶有趣的人物，无论穷达，都没有忘记追寻生活的诗意。
这让我们想起美学发展到今天所引出的一个大命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者叫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回想一下，其实早在张岱、沈复和李渔的时代，人家就过上了这种生活。
以李渔而论，其生活不只是诗意，人家还总结出了一种生活的美学；再以沈复的《浮生六记》而论，夫妻都被公婆赶出了家门，却丝毫没有减缺生活的审美；张岱就自不必说了，一部《桃庵梦忆》就是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好注脚。他们真真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的一族，江南因为有了他们才成其为江南。
人生在世，不仅要活在真实中，更要活在文明中、活在幸福中。异域风光固然充满强大的诱惑，但“连根拔起”的漂泊感、“水土不服”的陌生感，以及远离故土的孤独寂寞感，还有不同文化所带来的疏离感等，同样可以使人身心俱疲。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既可以消弭这些困境、又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对生活的奢望呢？
如果有，那一定是“江南小镇”。原因无他，就在于江南文化本身特有的诗性：既超越庸常生活叙事、又超越家国宏大叙事的诗性精神。一切的学术研究，最终都必须作用于人生，江南文化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一别江南岁月多，我这个曾经的“过客”渴望成为“归人”。
作者：田崇雪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百家讲坛主讲人
“江南”一词，不知闯入过多少人的梦境，摇荡过多少人的心旌。从古老的《诗经》开始，一直到戴望舒的《雨巷》、郑愁予的《错误》、余光中笔下系列的江南写意，都为我们描摹了一部诗的江南史。江南几乎成了全体华人的精神原乡，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型母题，业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牢牢地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刘士林教授团队积20余年研究之功，为我们献上了这部《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它道破了江南文化归宿感的密码！”这是我在读完全书之后的直觉判断。
何处是江南？何时有江南？
何处是江南，这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江南”虽然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
刘士林从对“江南”不同时期的称谓（江东、江左、江表等）的厘定开始，到“以江东为主体空间的古典江南”，再到“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的明清江南”，一直到“以长三角为基本空间的当代江南”这一脉络清晰地回溯和梳理，算是为“江南文化研究”廓清了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确定好地理空间和方位，紧接着就是历史的源流问题。“江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是如何诞生、成长和壮大的？
“江南是蛮荒之地”“江南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南迁的结果”……从民间到学界，这些观点都曾经盛极一时。刘士林在肯定了江南文化源于良渚文化，但并没有马上认定那就是江南文化本身，而是首先给出了一个前提——必须得定型，定型之后才能称之为“文化”。而定型的标志，就是文化形态和精神品格的养成。
正是在这里，本书通过对比史前时代原始文化、汉代的伦理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实用理性文化，发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诗性文化。这一江南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就是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迁徙，也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觉醒期，这一时期正是古典的、诗性的江南文化形成期。
江南文化的独特个性是“诗性”
江东、江左、江表和江南，在措辞上明明是不一样的方位，但在内涵上指向了同一个中心。一地多名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情感态度和内涵意蕴，而这正好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件，使得那些名词不再只是一个空间方位的概念，而是获得了文化的内涵。
想说某朝偏安一隅，不图北上，不思进取，就叫它“江左”；想形容民心可用，豪气干云，就叫它“江东”；想“思退”“思归”“思隐”，就叫它“江南”；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自居，就叫它“江表”……
江南的一地多名，反映的恰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视域中的江南，也正说明“江南”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只有获得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的江南，江南才称得起江南。
仅仅“经济发达”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西南“天府之国”同样拥有雄厚的财富实力；仅仅“文化昌盛”也不是江南独有的，同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可能更有资格代表文化的高原。江南之所以是江南，它比“财富”和“文化”要多那么一点点的艺术和审美。
这样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文化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更应该向善”不同，它更关心的是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乡关何处”，这才是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北方的中原、齐鲁、燕赵，所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伦理-秩序”的文化范式，那么吴越、沪上、皖南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经济-审美-自由”的文化范式。这才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底色和精髓，特色和质地。
谁的江南？
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那么问题来了，谁才是江南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江南首先是谁的江南？
刘士林将目光锁定在了“遗民”“流人”“山人”“学人”这4个类别上。真正将“政治”与“审美”融会贯通、开辟新境的既不是以“脊梁铁硬”与“马革裹尸”自诩的北方烈士，也不是一直泡在“杏花春雨”与“小桥流水”中的江南才子，而是那些一直在现实与理想、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伦理与审美之间徘徊、奔走、选择、挣扎的诗人政治家。他们的生命历程始于“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承担，中经“为江南文化所化”之阶段，而臻于“表里俱澄澈”的自由之境界。
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确切地说，除了江南的自然山水风物有着强大吸引力之外，更具有吸引力的是超越这种自然山水风物之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态度、生活观念等。
江南人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审美主义”之上的“穷且益坚，不坠享乐之志”。刘士林为这一生活方式找到了一些极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李渔、张岱、沈复。这3个人物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顶顶有趣的人物，无论穷达，都没有忘记追寻生活的诗意。
这让我们想起美学发展到今天所引出的一个大命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者叫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回想一下，其实早在张岱、沈复和李渔的时代，人家就过上了这种生活。
以李渔而论，其生活不只是诗意，人家还总结出了一种生活的美学；再以沈复的《浮生六记》而论，夫妻都被公婆赶出了家门，却丝毫没有减缺生活的审美；张岱就自不必说了，一部《桃庵梦忆》就是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好注脚。他们真真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的一族，江南因为有了他们才成其为江南。
人生在世，不仅要活在真实中，更要活在文明中、活在幸福中。异域风光固然充满强大的诱惑，但“连根拔起”的漂泊感、“水土不服”的陌生感，以及远离故土的孤独寂寞感，还有不同文化所带来的疏离感等，同样可以使人身心俱疲。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既可以消弭这些困境、又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对生活的奢望呢？
如果有，那一定是“江南小镇”。原因无他，就在于江南文化本身特有的诗性：既超越庸常生活叙事、又超越家国宏大叙事的诗性精神。一切的学术研究，最终都必须作用于人生，江南文化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一别江南岁月多，我这个曾经的“过客”渴望成为“归人”。
作者：田崇雪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百家讲坛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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