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播剧《长安的荔枝》中，这枚生长于岭南瘴疠蛮荒之地的小小果实，经历了好一番山高水长的算计，终于在天宝十四载的盛夏时节，跨越万水千山，运抵长安，呈献在贵妃的寿筵之上。尽管运送荔枝的小吏，乃至荔枝出处的岭南果园的峒人们，不会看到宫禁之中的贵妃那轻启的朱唇，是如何咬下那莹玉剔透的果肉，又是如何对身边那位本该是自己公公的七旬老朽挤出必要的欢颜。但这就是传奇的结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长安、美人、帝国，传奇总少不了这些元素。
但这毕竟只是个传奇，是文人用以托物言志的寓言故事，而在真实的大唐天宝十四载，荔枝恐怕是最不重要的角色，它只是这场宏大帝国爆裂史诗的导火索上的一根线头。
在这场真实的历史大戏中，那些在小说影视中出场的角色，并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怎样的命运剧本：我们会看到踏着血海登上权位的帝王，驾驭着大唐帝国的航船已历四纪，他不会嗅不出雷暴的气息，却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而传说中的美人，业已年近不惑，渐老芳华与龙心贪欲之间的竞技，落败只是时间问题；权臣的专擅与失宠的恐惧，让他在步步惊心的算计中行差踏错——帝都长安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动，对大唐万千臣民来说，一滴飞溅的水珠，就会化作灭顶之灾的滔天洪水，但在洪水来临前，他们还要日复一日地活着，以他们的数量，作为铺陈在这大唐盛世背景上必要却又不得不自生自灭的点缀。只有少数人会感知到，那只栖息在范阳的鸷鹰，此刻正眈眈凝视着这熟透了荔枝般的盛世长安。
大唐天宝十四载，长安。无数的命运的线，似乎都在不可避免地将大唐帝国推向那个注定的结局。一如凛冬终会到来，枝头的荔枝也必将落下。
《长安的荔枝》热播，一场杨贵妃的生辰宴，搅动了一群小人物的命运，结尾处更隐约暗示了不久后的天崩之变。“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载（755年）宛如大唐王朝历史的分割线，将它分为安史之乱前的初唐、盛唐，之后的中唐、晚唐。
这条分割线，同样割开了无数人的命运，在这之前，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正如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所说的，“（天宝）十四载……此国家之极盛也。”这一年不只是唐代户口的顶峰，也是第一次超越隋朝大业五年的八百九十万户，成就空前的盛世。
这之后，却是“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杜甫这样的小人物是如此，安禄山、哥舒翰之流的大人物，一样不能幸免。
安禄山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部下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举旗反叛。尽管我们都知道安禄山在占领洛阳后，自称大燕皇帝，但在起兵前夜，仍然不忘演戏。
当时，派往长安奏事的官员胡逸回返，安禄山把部下的将领全都召集在一起，借胡逸之手，拿出了一份伪造的敕书，号称奉唐玄宗密旨，令安禄山率兵马入朝，并特意叮嘱，“莫令那人知”，用“那人”暗指杨国忠，面对这个巨大变故，将领们的反应是面面相觑，没人敢提出异议，事后，更是各自“引兵夜发”，即趁着夜晚秘密发兵。
可见，无论是对领兵入朝，还是对唐玄宗给安禄山下达相关密旨，诸将都不意外，且毫无抗拒之意，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里，很多事情都做好了铺垫。
当年七月时，安禄山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马带马夫二人，由蕃将二十二人押送，河南尹达奚珣怀疑有问题，就建议唐玄宗宣谕安禄山，进贡车马可以等到冬天，由沿路官府押运。唐玄宗此时也对安禄山有所怀疑，又赶上之前派去探查安禄山虚实的宦官辅璆琳受贿事发，疑窦更深，于是采纳达奚珣的建议，亲笔写诏书给安禄山，要他冬天再献马，等十月份来华清池一起泡温泉。
这里面，冬天，手诏、密旨，送马、带兵，每一条都说在了前头，安禄山还给唐玄宗带了口信，“十月灼然诣京师”，相当于君臣约定，可送走朝廷使者后，自八月起，范阳等军就开始厉兵秣马，犒赏士卒，安禄山也与自己的心腹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密谋尽快造反，而不是原计划的，等唐玄宗死后再反叛，原因就是安禄山由拒绝献马一事，敏锐察觉到老皇帝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杨国忠持续的谗毁，即将摧毁他的权力大厦。
要知道，安禄山与右相杨国忠的矛盾，在朝野上下，早已不是秘密。自天宝十二载起，杨国忠就在唐玄宗面前断言安禄山必反，并不断献计试探、逼迫安禄山反叛，至天宝十四载二月，杨国忠更指示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抓捕安的门客李超等人，送往御史台监狱拷问，并秘密处决。
只不过，在前述献马事件之前，唐玄宗一直表现出对安禄山有求必应的信任姿态，除了召他入朝为相之外，一切可以赐予人臣的荣宠，都毫不吝惜，更是将其视为牵制杨国忠这个拥有空前权力宰相的重要棋子。所以，当安禄山举兵南下时，太原、东受降城的守将纷纷上奏反叛，唐玄宗都不相信，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朝中势力骗自己，说白了，就是右相杨国忠或太子李亨的党羽。
唐玄宗尚且如此，冷眼旁观安禄山荣宠的军将们，自然不疑有他。安禄山起兵之后，受命留守范阳的是节度副使贾循、留守平卢的是节度副使吕知诲，留守大同的则是别将高秀岩，这里面贾循是京兆华原人，高秀岩是绛州稷山人，吕知诲籍贯不详，看姓氏也不像胡将，仨人应该都是汉将。
就事迹来看，贾循留守范阳，为颜杲卿所招，想反正归唐，被安禄山部下诱杀；吕知诲则与忠唐的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察（原名夫蒙灵察）相安无事两个多月，直到安禄山称帝，才用平卢节度使官位招诱吕知诲斩杀夫蒙灵察；高秀岩则是哥舒翰的西北旧部，曾参与石堡城之战，一直为叛军据守大同军，至德二载（757年）安庆绪败北，他也反正归唐。
正是在这样的举国惊愕之中，兼任河北道采访使的安禄山，大军南下河北道如入无人之境，直驱河南道，以至于唐玄宗感叹：“（河北道）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安禄山大军一路向东，抵达陈留郡，城中兵马不敢抵抗，开门投降。
接下来，就是封常清与安禄山的大战，自荥阳至虎牢，又到洛阳城东葵园、上东门内、都亭驿、宣仁门，从洛阳东门打到西门，封常清连战连败，站不住脚，一路败退到陕郡，与另一位安西军名将高仙芝汇合，继续西退至潼关，在叛军追击下，人马自相践踏，死者无数。
正是靠着这些败兵，整修战备，守住了潼关，把叛军暂时阻挡在了关中之外。
当然，绊住安禄山西进脚步的不止一座雄关，还有两件事：其一，看到洛阳的宫殿壮丽，安禄山已经起了称帝的念头；其二，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道举起了义旗，十七郡反正归唐，合兵二十余万，只剩下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还在安禄山的控制之下，他要分兵讨伐，稳固后方，这才给了唐廷以喘息之机，得以任命一位西北宿将，幻想迅速翻盘。
哥舒翰
刚刚确认安禄山反叛消息的唐玄宗，非常愤怒。这个已经七十岁的老皇帝，一辈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无论是一起造反的发小王毛仲，还是姑姑太平公主，或是三个亲儿子，只要触及这片逆鳞，都免不了一死。
所以，唐玄宗在华清宫时，就开始布置各路大军进剿叛军。尽管他也像杨国忠一样乐观，认为只有安禄山想反，将士们都不愿意，只要朝廷摆出强硬的姿态，旬日之间，就会有人砍下安禄山的脑袋，送到宫里来。所以，他的第一步应对，只是防守，派出特进毕思琛到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到河东，各自募兵数万人，堵塞叛军西进之路。
有趣的是，入朝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见到唐玄宗后，也顺着他的想象吹牛，说自己以顺讨逆，只要到东京招募骁勇，就可以“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这种话，唐玄宗当然爱听，于是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洛阳旬日间募兵六万，截断河阳桥，整军备战。
回到长安宫中，唐玄宗的第一道旨意就是斩杀安禄山在长安的儿子太仆卿安庆宗，并把安禄山的亲戚安思顺从朔方节度使调回京城，任户部尚书，尽管安思顺曾多次警告朝廷，安禄山必反，免于连坐，却遭哥舒翰构陷，诈称唐军在潼关截获了安思顺与安禄山勾结的书信，请奏诛杀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这一冤案，一直到唐代宗时，才由郭子仪上奏昭雪。
与解除后患同时，唐玄宗又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寄希望于将叛军阻击于洛阳之外，结果，陈留郡开门迎贼，兵士降者近万人，安禄山初闻儿子安庆宗的死讯，痛哭着说：“我何罪，而杀我子！”于是，尽杀降卒，斩张介然于军门，可以说，至此终于扒下了“反奸臣不反皇帝”的面具。
面对汹汹西来的叛军，唐玄宗一波波地派将升格，先是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帅实际指挥，宦官边令诚为监军，领兵五万，自长安出发至陕郡驻扎，这还不够，不久后，下制书宣布自己要亲征，命令朔方、河西、陇右各镇兵马除了守城兵之外，二十天内赶赴行营，由节度使亲自统帅，组成征讨大军。可是，等到真的商议皇帝亲征，太子监国的大事时，杨国忠吓得不行，拉着杨氏姐妹劝说唐玄宗，把这事儿给劝没了。
唐玄宗亲自出马，叛军立刻会土崩瓦解的幻觉被戳破之后，封常清、高仙芝的惨败，在边令诚的添油加醋之下，触发了老皇帝的大怒，命令斩杀封、高二将，可潼关的大军仍需统帅，唐玄宗就想起了在家养兵的老将，哥舒翰。
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同，一生战绩主要是在河西与吐蕃拼杀，个人武力非常强悍，他擅使长枪，追赶上吐蕃兵后，常用枪搭在对手肩上大喝，吐蕃兵惊恐回头时，哥舒翰就刺其喉咙，将人往上挑起三五尺再甩下，就没有不死的。
可是，天宝十四载二月，沉迷酒色的哥舒翰在土门军洗澡时，突然中风，昏迷很久才醒过来，正好要入朝，就到长安长期养病，可杨国忠因为与安禄山交恶，一直重赏拉拢哥舒翰，故此，哪怕哥舒翰重病在身，河西、陇右双节度使的职位也没有免除。
唐玄宗要借助他的威名与安禄山抗衡，且他素来与安禄山兄弟关系极差，正好可以保障忠诚，于是任命他为持节统领处置太子先锋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讨伐安禄山，哥舒翰称病推辞，唐玄宗坚决不许，反而给他配齐了幕府班子，高仙芝旧部也划给他指挥，号称二十万人，镇守潼关。
哥舒翰仍在病中，就把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可田良丘也不敢负责，就让王思礼管骑兵，李承光管步兵，几个人争权夺势，搞得号令不一，而且，哥舒翰的军法严明又少有安抚，就导致军中士卒懈怠又没有斗志，兵马虽多，战斗力却不强。
待到天宝十五载，长期僵持的局面，引发了安禄山的恐惧，尤其是在哥舒翰击败安庆绪对潼关的进攻之后，一直只守不攻，还吞并后路各军，更激起了杨国忠和唐玄宗的恐慌，反复逼迫哥舒翰主动出战，哥舒翰大哭出关，唐军果真大败，二十万兵只剩下八千人逃回，哥舒翰本人也被蕃将火拔归仁绑在马上，裹挟着投降了叛军。
当然，从潼关之战中哥舒翰骑马逃回，并能上马、下马的记录来看，他的风疾是真的，可绝非无法理事，更大的可能还是对唐玄宗君臣信用的怀疑，不愿理事，以回避猜忌，谁能想到，最终的战败，还是栽在了猜忌上。
李亨
天宝十四载的大唐朝廷中，太子李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他所受的猜忌，远比哥舒翰要大得多。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在安禄山席卷河南的时候，唐玄宗突发奇想，要亲自领兵出征，攻打叛军，让太子临朝，还对宰相说，我已经当了五十年的皇帝，有点疲倦了，去年秋天就想传位给太子，可是赶上了水旱灾害，不想把余灾留给子孙，就想等等丰年，没想到，安禄山造反了，我应该亲征，让他监国，待平定天下之后，我就可以好好颐养天年了。
听到这话，杨国忠吓坏了，拉着杨贵妃的三个姐妹说，太子厌恶我们家专横已经很久了，如果他得了天下，咱们都得死啊！几个人抱头痛哭，于是，请姐妹游说贵妃，请求唐玄宗收回成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
可是，皇帝不亲征总得有个交代，哥舒翰的职务其实就说明了一切，他是太子先锋兵马副元帅，元帅是谁呢？自然是太子李亨本人，也就是说，太子遥领潼关大军，哥舒翰是代他实际指挥部队，胜了，理所应当，败了，元帅当然也有责任。而这个，也是太子李亨这个皇位继承人，在安史之乱爆发时，所能参与的有限政事，哪怕只是个名义。
其实，早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杨国忠说安禄山要反时，太子李亨也曾劝谏父亲，安禄山必反，可惜唐玄宗就是不听。
这倒不是说，唐玄宗鬼迷了心窍，他在逃亡四川后，曾经和近臣闲谈评点大臣将相们，句句都在点上，可是，当时他为什么仍要任用奸臣呢？道理很简单，他舍不得手里的权柄，就像天宝六载（747年）安禄山刻意不拜太子，却对唐玄宗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这种口头的忠诚，对于一个倦于政事的老皇帝来说，无疑有一种权力紧紧握在手中的实在感，所以，哪怕他明知道是假话，也会“私甚怜之……嘉其纯诚”。
正因为唐玄宗对权力幻觉的痴迷，太子李亨在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逃亡的路上，只能用暴力来打破这种幻觉，六月十四日，他联合了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在马嵬驿发动兵变，斩杀了杨国忠兄妹，终于与父亲分道扬镳，在朔方军治所灵武，登上了皇位，尊唐玄宗为太上皇，终结了他的时代。
李泌
到达灵武的太子李亨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肃宗即位后，就派出使者寻访召见李泌，正好当时李泌从隐居的嵩山、颍川之地，不惧艰辛，赶赴灵武行在，在彭原郡见到了唐肃宗，为他分析天下大势和成败之机，说到了皇帝的心坎儿上，非要给他授官，李泌坚决不同意，说自己一心修道，只愿以宾客的身份跟随。
李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七岁时就有神童之名，熟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和诗赋，以王佐之才自负，可又仰慕神仙不死之术，乐于山中修道，出世、入世两头占。
天宝十载（751年），隐居嵩山的李泌向玄宗献《复明堂九鼎议》，被召入宫中讲解《老子》，因为讲得好，玄宗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太子李亨待他甚为优厚。不过，李泌看不惯杨国忠和安禄山，就写诗讽刺他们，杨国忠恨他又忌他，就污蔑他写的《感遇诗》讽刺时政，把他送往蕲春郡安置，也就是监视居住，而李泌不想受这个约束，偷偷隐遁名山，修道去了。
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李泌才投奔唐肃宗身边辅佐。唐肃宗也给予了他极大的尊重，日常向他问计，都称先生而不称名，从制书文诰到将相升迁，全都听取他的意见，史称“权逾宰相”，两人外出同乘车辇，众人则会指点着说，穿黄衣服的是圣人，穿白衣服的是山人。唐肃宗听说后，反而赐他金紫，任命他为儿子广平王李俶（唐代宗）的行军司马，还说，你上是太上皇的侍臣，中是我的老师，下任我儿子的司马，我们父子都借助了你的道义。
可就是这样的关系，在安史之乱即将平定之际，还是引来了权臣崔圆和权阉李辅国的猜忌，李泌在收复两京后，为了避祸，主动离开朝廷，隐遁衡山修道，直到广平王即位，才重任翰林学士，而这已经是很久后的故事了。
鱼朝恩
与李泌类似，鱼朝恩也是唐肃宗信任的近臣，命运也仰赖于天宝十四载的这场战乱改变。
天宝末年，泸州人鱼朝恩进入内侍省，成为一名低阶宦官，他的能力，在《新唐书》《旧唐书》里记录不同，一个说他“性黠惠，善宣答，通书计”，另一个说他“内阴黠，善宣纳诏令”，共同点就是生性狡猾，擅长宣答诏令，不同点就是，他还擅长书法、文字和算术。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在长安宫中或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宦官，可是，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唐玄宗、太子自长安逃亡，宫人四散，百官都没多少跟上队伍的，能够在身边随侍的宦官更是少数。史书记载，唐肃宗至德初年，鱼朝恩担任李光弼弟弟李光进的监军，此事应为至德元载（756年）十月初三，西京招讨兼防御使、蒲潼两关兵马使房琯率兵攻打长安，杨希文、刘贵哲、李光进等各将一军之时，此战后，杨希文、刘贵哲降敌，李光进地位尤重，得以与李辅国并掌禁军。
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和功绩，鱼朝恩才得以在日后的平叛战争中扶摇直上，收复长安后，他任三宫检责使，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待到九节度兵围困安庆绪于相州时，不设统帅，只以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相当于实际的统帅，他的瞎指挥酿成大败，让叛军势力复炽，也没有受到惩处，之后，反而因为统领禁军的救驾之功，地位越来越高。
杜甫
不同于因缘际会的大人物们，杜甫的人生，在天宝十四载拐了一个大弯。
这一年，杜甫四十四岁，被授予了河西尉的职务，他予以拒绝，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改任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新唐书》作胄曹参军），他终于走上了仕途，为之前十年在长安的奔走，讨了一个说法。
早在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就参加了，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为了向玄宗表演行为艺术，宣称“野无余贤”，将所有士子黜落。天宝九载（750年），杜甫预先准备了《三大礼赋》献上，被唐玄宗赞赏，命杜甫待制集贤院，由宰相出题考校文章，得以“参列选序”，也就是获得了做官资格，由吏部排队候选，可是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
一直到天宝十三载（754年），熬不住的杜甫准备效法高适，投奔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却不被理睬，毕竟他不是进士科的骄子，也不是高阶的品官，这种请求与日常的干谒、行卷，并没什么不同。可是日子还得过下去，被杨国忠瞒报的关中暴雨，引发了当年的饥荒，杜甫只得带着家人迁居奉先县。
这么一比，天宝十四载的日子好像就要好起来了，可是，安史之乱在十一月爆发，战火虽然没有烧到关中，可兵马、赋役纷至沓来，当杜甫在年底回到奉先探望妻儿，一进家门，听到的却是噩耗，他的小儿子饿死了，“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也正是在同一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里，镶嵌着千古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日子，真的好起来了吗？
在热播剧《长安的荔枝》中，这枚生长于岭南瘴疠蛮荒之地的小小果实，经历了好一番山高水长的算计，终于在天宝十四载的盛夏时节，跨越万水千山，运抵长安，呈献在贵妃的寿筵之上。尽管运送荔枝的小吏，乃至荔枝出处的岭南果园的峒人们，不会看到宫禁之中的贵妃那轻启的朱唇，是如何咬下那莹玉剔透的果肉，又是如何对身边那位本该是自己公公的七旬老朽挤出必要的欢颜。但这就是传奇的结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长安、美人、帝国，传奇总少不了这些元素。
但这毕竟只是个传奇，是文人用以托物言志的寓言故事，而在真实的大唐天宝十四载，荔枝恐怕是最不重要的角色，它只是这场宏大帝国爆裂史诗的导火索上的一根线头。
在这场真实的历史大戏中，那些在小说影视中出场的角色，并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怎样的命运剧本：我们会看到踏着血海登上权位的帝王，驾驭着大唐帝国的航船已历四纪，他不会嗅不出雷暴的气息，却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而传说中的美人，业已年近不惑，渐老芳华与龙心贪欲之间的竞技，落败只是时间问题；权臣的专擅与失宠的恐惧，让他在步步惊心的算计中行差踏错——帝都长安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动，对大唐万千臣民来说，一滴飞溅的水珠，就会化作灭顶之灾的滔天洪水，但在洪水来临前，他们还要日复一日地活着，以他们的数量，作为铺陈在这大唐盛世背景上必要却又不得不自生自灭的点缀。只有少数人会感知到，那只栖息在范阳的鸷鹰，此刻正眈眈凝视着这熟透了荔枝般的盛世长安。
大唐天宝十四载，长安。无数的命运的线，似乎都在不可避免地将大唐帝国推向那个注定的结局。一如凛冬终会到来，枝头的荔枝也必将落下。
《长安的荔枝》热播，一场杨贵妃的生辰宴，搅动了一群小人物的命运，结尾处更隐约暗示了不久后的天崩之变。“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载（755年）宛如大唐王朝历史的分割线，将它分为安史之乱前的初唐、盛唐，之后的中唐、晚唐。
这条分割线，同样割开了无数人的命运，在这之前，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正如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所说的，“（天宝）十四载……此国家之极盛也。”这一年不只是唐代户口的顶峰，也是第一次超越隋朝大业五年的八百九十万户，成就空前的盛世。
这之后，却是“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杜甫这样的小人物是如此，安禄山、哥舒翰之流的大人物，一样不能幸免。
安禄山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部下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举旗反叛。尽管我们都知道安禄山在占领洛阳后，自称大燕皇帝，但在起兵前夜，仍然不忘演戏。
当时，派往长安奏事的官员胡逸回返，安禄山把部下的将领全都召集在一起，借胡逸之手，拿出了一份伪造的敕书，号称奉唐玄宗密旨，令安禄山率兵马入朝，并特意叮嘱，“莫令那人知”，用“那人”暗指杨国忠，面对这个巨大变故，将领们的反应是面面相觑，没人敢提出异议，事后，更是各自“引兵夜发”，即趁着夜晚秘密发兵。
可见，无论是对领兵入朝，还是对唐玄宗给安禄山下达相关密旨，诸将都不意外，且毫无抗拒之意，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里，很多事情都做好了铺垫。
当年七月时，安禄山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马带马夫二人，由蕃将二十二人押送，河南尹达奚珣怀疑有问题，就建议唐玄宗宣谕安禄山，进贡车马可以等到冬天，由沿路官府押运。唐玄宗此时也对安禄山有所怀疑，又赶上之前派去探查安禄山虚实的宦官辅璆琳受贿事发，疑窦更深，于是采纳达奚珣的建议，亲笔写诏书给安禄山，要他冬天再献马，等十月份来华清池一起泡温泉。
这里面，冬天，手诏、密旨，送马、带兵，每一条都说在了前头，安禄山还给唐玄宗带了口信，“十月灼然诣京师”，相当于君臣约定，可送走朝廷使者后，自八月起，范阳等军就开始厉兵秣马，犒赏士卒，安禄山也与自己的心腹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密谋尽快造反，而不是原计划的，等唐玄宗死后再反叛，原因就是安禄山由拒绝献马一事，敏锐察觉到老皇帝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杨国忠持续的谗毁，即将摧毁他的权力大厦。
要知道，安禄山与右相杨国忠的矛盾，在朝野上下，早已不是秘密。自天宝十二载起，杨国忠就在唐玄宗面前断言安禄山必反，并不断献计试探、逼迫安禄山反叛，至天宝十四载二月，杨国忠更指示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抓捕安的门客李超等人，送往御史台监狱拷问，并秘密处决。
只不过，在前述献马事件之前，唐玄宗一直表现出对安禄山有求必应的信任姿态，除了召他入朝为相之外，一切可以赐予人臣的荣宠，都毫不吝惜，更是将其视为牵制杨国忠这个拥有空前权力宰相的重要棋子。所以，当安禄山举兵南下时，太原、东受降城的守将纷纷上奏反叛，唐玄宗都不相信，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朝中势力骗自己，说白了，就是右相杨国忠或太子李亨的党羽。
唐玄宗尚且如此，冷眼旁观安禄山荣宠的军将们，自然不疑有他。安禄山起兵之后，受命留守范阳的是节度副使贾循、留守平卢的是节度副使吕知诲，留守大同的则是别将高秀岩，这里面贾循是京兆华原人，高秀岩是绛州稷山人，吕知诲籍贯不详，看姓氏也不像胡将，仨人应该都是汉将。
就事迹来看，贾循留守范阳，为颜杲卿所招，想反正归唐，被安禄山部下诱杀；吕知诲则与忠唐的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察（原名夫蒙灵察）相安无事两个多月，直到安禄山称帝，才用平卢节度使官位招诱吕知诲斩杀夫蒙灵察；高秀岩则是哥舒翰的西北旧部，曾参与石堡城之战，一直为叛军据守大同军，至德二载（757年）安庆绪败北，他也反正归唐。
正是在这样的举国惊愕之中，兼任河北道采访使的安禄山，大军南下河北道如入无人之境，直驱河南道，以至于唐玄宗感叹：“（河北道）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安禄山大军一路向东，抵达陈留郡，城中兵马不敢抵抗，开门投降。
接下来，就是封常清与安禄山的大战，自荥阳至虎牢，又到洛阳城东葵园、上东门内、都亭驿、宣仁门，从洛阳东门打到西门，封常清连战连败，站不住脚，一路败退到陕郡，与另一位安西军名将高仙芝汇合，继续西退至潼关，在叛军追击下，人马自相践踏，死者无数。
正是靠着这些败兵，整修战备，守住了潼关，把叛军暂时阻挡在了关中之外。
当然，绊住安禄山西进脚步的不止一座雄关，还有两件事：其一，看到洛阳的宫殿壮丽，安禄山已经起了称帝的念头；其二，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道举起了义旗，十七郡反正归唐，合兵二十余万，只剩下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还在安禄山的控制之下，他要分兵讨伐，稳固后方，这才给了唐廷以喘息之机，得以任命一位西北宿将，幻想迅速翻盘。
哥舒翰
刚刚确认安禄山反叛消息的唐玄宗，非常愤怒。这个已经七十岁的老皇帝，一辈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无论是一起造反的发小王毛仲，还是姑姑太平公主，或是三个亲儿子，只要触及这片逆鳞，都免不了一死。
所以，唐玄宗在华清宫时，就开始布置各路大军进剿叛军。尽管他也像杨国忠一样乐观，认为只有安禄山想反，将士们都不愿意，只要朝廷摆出强硬的姿态，旬日之间，就会有人砍下安禄山的脑袋，送到宫里来。所以，他的第一步应对，只是防守，派出特进毕思琛到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到河东，各自募兵数万人，堵塞叛军西进之路。
有趣的是，入朝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见到唐玄宗后，也顺着他的想象吹牛，说自己以顺讨逆，只要到东京招募骁勇，就可以“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这种话，唐玄宗当然爱听，于是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洛阳旬日间募兵六万，截断河阳桥，整军备战。
回到长安宫中，唐玄宗的第一道旨意就是斩杀安禄山在长安的儿子太仆卿安庆宗，并把安禄山的亲戚安思顺从朔方节度使调回京城，任户部尚书，尽管安思顺曾多次警告朝廷，安禄山必反，免于连坐，却遭哥舒翰构陷，诈称唐军在潼关截获了安思顺与安禄山勾结的书信，请奏诛杀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这一冤案，一直到唐代宗时，才由郭子仪上奏昭雪。
与解除后患同时，唐玄宗又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寄希望于将叛军阻击于洛阳之外，结果，陈留郡开门迎贼，兵士降者近万人，安禄山初闻儿子安庆宗的死讯，痛哭着说：“我何罪，而杀我子！”于是，尽杀降卒，斩张介然于军门，可以说，至此终于扒下了“反奸臣不反皇帝”的面具。
面对汹汹西来的叛军，唐玄宗一波波地派将升格，先是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帅实际指挥，宦官边令诚为监军，领兵五万，自长安出发至陕郡驻扎，这还不够，不久后，下制书宣布自己要亲征，命令朔方、河西、陇右各镇兵马除了守城兵之外，二十天内赶赴行营，由节度使亲自统帅，组成征讨大军。可是，等到真的商议皇帝亲征，太子监国的大事时，杨国忠吓得不行，拉着杨氏姐妹劝说唐玄宗，把这事儿给劝没了。
唐玄宗亲自出马，叛军立刻会土崩瓦解的幻觉被戳破之后，封常清、高仙芝的惨败，在边令诚的添油加醋之下，触发了老皇帝的大怒，命令斩杀封、高二将，可潼关的大军仍需统帅，唐玄宗就想起了在家养兵的老将，哥舒翰。
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同，一生战绩主要是在河西与吐蕃拼杀，个人武力非常强悍，他擅使长枪，追赶上吐蕃兵后，常用枪搭在对手肩上大喝，吐蕃兵惊恐回头时，哥舒翰就刺其喉咙，将人往上挑起三五尺再甩下，就没有不死的。
可是，天宝十四载二月，沉迷酒色的哥舒翰在土门军洗澡时，突然中风，昏迷很久才醒过来，正好要入朝，就到长安长期养病，可杨国忠因为与安禄山交恶，一直重赏拉拢哥舒翰，故此，哪怕哥舒翰重病在身，河西、陇右双节度使的职位也没有免除。
唐玄宗要借助他的威名与安禄山抗衡，且他素来与安禄山兄弟关系极差，正好可以保障忠诚，于是任命他为持节统领处置太子先锋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讨伐安禄山，哥舒翰称病推辞，唐玄宗坚决不许，反而给他配齐了幕府班子，高仙芝旧部也划给他指挥，号称二十万人，镇守潼关。
哥舒翰仍在病中，就把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可田良丘也不敢负责，就让王思礼管骑兵，李承光管步兵，几个人争权夺势，搞得号令不一，而且，哥舒翰的军法严明又少有安抚，就导致军中士卒懈怠又没有斗志，兵马虽多，战斗力却不强。
待到天宝十五载，长期僵持的局面，引发了安禄山的恐惧，尤其是在哥舒翰击败安庆绪对潼关的进攻之后，一直只守不攻，还吞并后路各军，更激起了杨国忠和唐玄宗的恐慌，反复逼迫哥舒翰主动出战，哥舒翰大哭出关，唐军果真大败，二十万兵只剩下八千人逃回，哥舒翰本人也被蕃将火拔归仁绑在马上，裹挟着投降了叛军。
当然，从潼关之战中哥舒翰骑马逃回，并能上马、下马的记录来看，他的风疾是真的，可绝非无法理事，更大的可能还是对唐玄宗君臣信用的怀疑，不愿理事，以回避猜忌，谁能想到，最终的战败，还是栽在了猜忌上。
李亨
天宝十四载的大唐朝廷中，太子李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他所受的猜忌，远比哥舒翰要大得多。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在安禄山席卷河南的时候，唐玄宗突发奇想，要亲自领兵出征，攻打叛军，让太子临朝，还对宰相说，我已经当了五十年的皇帝，有点疲倦了，去年秋天就想传位给太子，可是赶上了水旱灾害，不想把余灾留给子孙，就想等等丰年，没想到，安禄山造反了，我应该亲征，让他监国，待平定天下之后，我就可以好好颐养天年了。
听到这话，杨国忠吓坏了，拉着杨贵妃的三个姐妹说，太子厌恶我们家专横已经很久了，如果他得了天下，咱们都得死啊！几个人抱头痛哭，于是，请姐妹游说贵妃，请求唐玄宗收回成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
可是，皇帝不亲征总得有个交代，哥舒翰的职务其实就说明了一切，他是太子先锋兵马副元帅，元帅是谁呢？自然是太子李亨本人，也就是说，太子遥领潼关大军，哥舒翰是代他实际指挥部队，胜了，理所应当，败了，元帅当然也有责任。而这个，也是太子李亨这个皇位继承人，在安史之乱爆发时，所能参与的有限政事，哪怕只是个名义。
其实，早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杨国忠说安禄山要反时，太子李亨也曾劝谏父亲，安禄山必反，可惜唐玄宗就是不听。
这倒不是说，唐玄宗鬼迷了心窍，他在逃亡四川后，曾经和近臣闲谈评点大臣将相们，句句都在点上，可是，当时他为什么仍要任用奸臣呢？道理很简单，他舍不得手里的权柄，就像天宝六载（747年）安禄山刻意不拜太子，却对唐玄宗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这种口头的忠诚，对于一个倦于政事的老皇帝来说，无疑有一种权力紧紧握在手中的实在感，所以，哪怕他明知道是假话，也会“私甚怜之……嘉其纯诚”。
正因为唐玄宗对权力幻觉的痴迷，太子李亨在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逃亡的路上，只能用暴力来打破这种幻觉，六月十四日，他联合了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在马嵬驿发动兵变，斩杀了杨国忠兄妹，终于与父亲分道扬镳，在朔方军治所灵武，登上了皇位，尊唐玄宗为太上皇，终结了他的时代。
李泌
到达灵武的太子李亨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肃宗即位后，就派出使者寻访召见李泌，正好当时李泌从隐居的嵩山、颍川之地，不惧艰辛，赶赴灵武行在，在彭原郡见到了唐肃宗，为他分析天下大势和成败之机，说到了皇帝的心坎儿上，非要给他授官，李泌坚决不同意，说自己一心修道，只愿以宾客的身份跟随。
李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七岁时就有神童之名，熟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和诗赋，以王佐之才自负，可又仰慕神仙不死之术，乐于山中修道，出世、入世两头占。
天宝十载（751年），隐居嵩山的李泌向玄宗献《复明堂九鼎议》，被召入宫中讲解《老子》，因为讲得好，玄宗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太子李亨待他甚为优厚。不过，李泌看不惯杨国忠和安禄山，就写诗讽刺他们，杨国忠恨他又忌他，就污蔑他写的《感遇诗》讽刺时政，把他送往蕲春郡安置，也就是监视居住，而李泌不想受这个约束，偷偷隐遁名山，修道去了。
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李泌才投奔唐肃宗身边辅佐。唐肃宗也给予了他极大的尊重，日常向他问计，都称先生而不称名，从制书文诰到将相升迁，全都听取他的意见，史称“权逾宰相”，两人外出同乘车辇，众人则会指点着说，穿黄衣服的是圣人，穿白衣服的是山人。唐肃宗听说后，反而赐他金紫，任命他为儿子广平王李俶（唐代宗）的行军司马，还说，你上是太上皇的侍臣，中是我的老师，下任我儿子的司马，我们父子都借助了你的道义。
可就是这样的关系，在安史之乱即将平定之际，还是引来了权臣崔圆和权阉李辅国的猜忌，李泌在收复两京后，为了避祸，主动离开朝廷，隐遁衡山修道，直到广平王即位，才重任翰林学士，而这已经是很久后的故事了。
鱼朝恩
与李泌类似，鱼朝恩也是唐肃宗信任的近臣，命运也仰赖于天宝十四载的这场战乱改变。
天宝末年，泸州人鱼朝恩进入内侍省，成为一名低阶宦官，他的能力，在《新唐书》《旧唐书》里记录不同，一个说他“性黠惠，善宣答，通书计”，另一个说他“内阴黠，善宣纳诏令”，共同点就是生性狡猾，擅长宣答诏令，不同点就是，他还擅长书法、文字和算术。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在长安宫中或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宦官，可是，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唐玄宗、太子自长安逃亡，宫人四散，百官都没多少跟上队伍的，能够在身边随侍的宦官更是少数。史书记载，唐肃宗至德初年，鱼朝恩担任李光弼弟弟李光进的监军，此事应为至德元载（756年）十月初三，西京招讨兼防御使、蒲潼两关兵马使房琯率兵攻打长安，杨希文、刘贵哲、李光进等各将一军之时，此战后，杨希文、刘贵哲降敌，李光进地位尤重，得以与李辅国并掌禁军。
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和功绩，鱼朝恩才得以在日后的平叛战争中扶摇直上，收复长安后，他任三宫检责使，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待到九节度兵围困安庆绪于相州时，不设统帅，只以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相当于实际的统帅，他的瞎指挥酿成大败，让叛军势力复炽，也没有受到惩处，之后，反而因为统领禁军的救驾之功，地位越来越高。
杜甫
不同于因缘际会的大人物们，杜甫的人生，在天宝十四载拐了一个大弯。
这一年，杜甫四十四岁，被授予了河西尉的职务，他予以拒绝，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改任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新唐书》作胄曹参军），他终于走上了仕途，为之前十年在长安的奔走，讨了一个说法。
早在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就参加了，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为了向玄宗表演行为艺术，宣称“野无余贤”，将所有士子黜落。天宝九载（750年），杜甫预先准备了《三大礼赋》献上，被唐玄宗赞赏，命杜甫待制集贤院，由宰相出题考校文章，得以“参列选序”，也就是获得了做官资格，由吏部排队候选，可是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
一直到天宝十三载（754年），熬不住的杜甫准备效法高适，投奔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却不被理睬，毕竟他不是进士科的骄子，也不是高阶的品官，这种请求与日常的干谒、行卷，并没什么不同。可是日子还得过下去，被杨国忠瞒报的关中暴雨，引发了当年的饥荒，杜甫只得带着家人迁居奉先县。
这么一比，天宝十四载的日子好像就要好起来了，可是，安史之乱在十一月爆发，战火虽然没有烧到关中，可兵马、赋役纷至沓来，当杜甫在年底回到奉先探望妻儿，一进家门，听到的却是噩耗，他的小儿子饿死了，“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也正是在同一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里，镶嵌着千古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日子，真的好起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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