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塞佩·托纳多雷是一个在电影院里成长起来的导演。六七岁时，这位未来的意大利著名导演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见银幕上人物的大特写，觉得如同巨人一般。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托纳多雷问自己。
这一儿时的发问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开始在影院中寻找答案。从《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托纳多雷创造了诸多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最近，作为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来到上海，托纳多雷依旧如孩童般充满好奇。“我心目中的天堂电影院，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他说。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
1956年，朱塞佩·托纳多雷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16岁时正式涉足电影行业。他是导演、编剧、剪辑师，也是小说家和摄影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最初的摄影师的履历，对托纳多雷的电影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此之前，他还有一重“隐藏身份”，藏在他的代表作《天堂电影院》里——电影放映员。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的剧本是如何创作的？
托纳多雷：我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脑子里面已经在酝酿《天堂电影院》的剧本。经过11年酝酿，我才真正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当时已经定了这样一个主题，讲小乡村的电影院，后来它关掉了。我记忆中有很多生活素材，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有一次遇到《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对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你脑子里面开始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写，你就去想，你越想这个故事会越丰满。”所以，11年来，我脑子里边一直在构思这样一个故事。当我开始提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就写完了。完成写作以后，我没有再和其他编剧合作，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独立完成的事情。
周末周刊：你很小的时候就好奇电影是如何被放映出来的？
托纳多雷：我第一次进电影院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当时灯都关了，就看到银幕上面人物的大特写，看起来像个巨人一样。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巨人是从哪进来的？我还去看旁边的门，看看他们是不是从那个门进来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灯光亮起来，这些人又都消失了。
当时所有人都在吸烟，整个电影院里雾蒙蒙的。我看到放映厅有一束灯光照在银幕上，它动的时候，人物也会动，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里边的秘密一定藏在小窗口背后。
周末周刊：后面怎么知道小窗口后面的秘密？
托纳多雷：当时我认识了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既是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是一个摄影家，他教会我放映电影，也教会我摄影。我做摄影师做了很多年，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学会了放电影这个技术，到现在也还会。在我自己的办公室、家里边，我都有放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时不时还是会放一下。后来我又认识了其他一些电影放映员，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天堂电影院》中的阿尔弗雷多的形象。
周末周刊：你大概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驾照，白天去上学，回来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这段经历对你了解电影有什么帮助？
托纳多雷：童年那一段时间，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我也非常忙，白天去上课，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就给人家拍照片，这样可以赚点钱。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去电影院做放映员，放映电影的时候，我就研究胶片、研究剪辑是怎么做的。我把自己的8毫米胶片机放在旁边，自己拍摄的东西也放在那里，这边学会了怎么剪辑以后，对自己拍摄的东西尝试进行剪辑。这样，我就学会了做剪辑。
我发现，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跟所有学习电影的人说，你不要止步于只学一样东西，你应该多方面地去学，尤其是剪辑。我自己在做《幽国车站》的时候，整个后期剪辑工作都是自己做的。我的绝大多数电影，都不会用专业的剪辑人员帮我做剪辑，都是我亲自来做。
周末周刊：你当时很年轻，从一个乡下地方来到大城市，开始拍电影，这个机会是哪里来的？
托纳多雷：我一直都挺努力的，努力很重要。同时，我挺幸运的。26岁、27岁的时候，刚好罗马的大导演来到西西里岛拍片子，拍一个关于黑手党谋杀题材的电影。拍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超预算了，得削减费用。后来有一部分工作转包给我，让我拍摄完成一些片段。
这个片子完成以后，制片人很高兴，因为没有超预算。我也被介绍给了这位制片人，他还蛮欣赏我的作品。等我要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找到这位制片人。他没有一下子就投我，他只是说，你先把剧本搞好，拿剧本我来看一下，我认为这个剧本好的话，我就会投钱来拍你的电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坚信，你要去努力，你要全情去投入，去深入学习知识，去学会做你的事情。你一直很努力的话，总有一天幸运会来敲你的门。
反复出现的“西西里”
作为新现实主义浪潮后极具辨识度的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以魔幻笔触解构现实困境的艺术特质，赢得了“影像魔术师”的美誉。在其跨越四十余年的创作图谱中，“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犹如三棱镜般折射出导演对时间、记忆与存在的哲学思辨，构成世界影史中璀璨夺目的艺术坐标。
对托纳多雷而言，意大利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电影所始终注视的方向。他有一个朴素的原则——做电影，要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才算“经典”。他也很开心观众能有不同的解读视角。每当有观众提问他电影中的细节，托纳多雷总是眼前一亮，继而兴奋地说：“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周末周刊：西西里在你的电影里反复出现，你觉得这个地方带给你和你的电影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托纳多雷：我出生在西西里，我在西西里工作到27岁，然后移居到罗马，在罗马已经生活了40年，我也把罗马看成是我自己的城市。
作为一个在西西里出生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就是我的国家。我所有的想法，还有我对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意大利的方式。所以，关于在意大利的故事，在西西里发生的故事，会反复地出现在我的电影中。于我而言，它是我的文化，代表的是我的故乡。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是用纯正的意大利语来拍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用了能听得出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语来拍摄。但有一部制作费用非常高昂的《巴阿里亚》，用的是你童年生活的小镇的方言，许多人听不懂这种方言，当时是怎么说服制片人的？
托纳多雷：《巴阿里亚》这部电影，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是用我出生的小镇的方言来写的，我只能用方言去写。制片人读这个剧本的时候，他脸都变白了，因为根本读不懂。这个电影讲的是这个小镇的故事，用当地方言来拍看起来非常自然。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版本完全用谁也听不懂的方言来拍；还有另外一个配音版本，配的是有方言口音的意大利语。
实际上，我的所有电影，西西里都是深刻烙印在里边的。如果说《天堂电影院》是一个自传体类型的故事，那《巴阿里亚》则是一个真正的自传体的故事，它讲述的是我的家庭的故事，讲述的是我小时候出生、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整部电影让我们投入了太多感情，在它拍完以后，我应该不再讲西西里了。
事实上，我还拍了很多不是发生在西西里的电影，但我发现那一份归属，那一份情感是割舍不掉的。很多电影不是发生在西西里这个地方，但实际上里边所蕴藏着的西西里的元素，比真正发生在西西里的故事还要多。
周末周刊：拍电影时，你有自己特别遵循的原则吗？
托纳多雷：我是一个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从小接触观众，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如果要用一部电影去讲一个故事，一定要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能够很容易去理解。我的一个原则是，做电影，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故事，这样的电影才是经典。
我在做导演的过程中，只有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是《幽国车站》。那部电影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因为很多人看不懂。肯定是看不懂的，我拍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很喜欢，我很想尝试，所以我就拍了，它的票房并不好。但时隔这么多年以后，那些真正爱电影、懂电影的人，还是能够接受观众看不懂的电影。
总之，用真诚的心态去讲故事，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更愿意去走进你的电影。但这也不是保证你的电影可以获得成功的唯一方式。《天堂电影院》实际上是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的一部电影；而在《海上钢琴师》的故事中，很多东西也折射出了我的人生。
周末周刊：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作为导演，在你看来，电影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托纳多雷：在超过百年的历史中，我一直认为电影的诞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成就，而不单单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影的诞生。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想象，没有电影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这130年中，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说变化很多，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变化。说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拍摄电影的技术、成像的方式、清晰度等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说电影什么都没变，是因为从它诞生那一刻起，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没有变。在电影诞生的最初10年间，它所具有的所有潜质都已经开发出来了，那时就有科幻电影、有讲述真实故事的电影、有政治题材的电影、有犯罪题材的电影，还有历史题材的电影。130年中，我们还是继续讲述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故事，只是技术发生了变化。
电影必须存在
此次上海之行，托纳多雷对一切充满好奇。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除了参与电影评审、大师班、见面会活动，他也带着浓厚的兴趣探索上海。他在上海的逗留时间很长，除了去豫园Citywalk，还有不少私人行程。6月15日下午，托纳多雷造访大光明电影院，当时，千人厅在放映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全场坐满。他饶有兴致地看了十几分钟，还掏出手机，悄悄拍摄了现场观众认真看电影的情景。
那几天，在大光明、国泰、兰心大戏院等老影院，托纳多雷爱上了甜甜的爆米花。他还去了外滩、上海历史博物馆参观，到武康路、五原路、星光摄影器材城、浣熊唱片上海影城店等地方打卡。不少影迷在上海街头偶遇了托纳多雷，并获得签名。
什么是好电影？如何拍好电影？电影的未来在哪里？来到上海，托纳多雷向影迷、媒体和电影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而经历了这场上海之旅，对于这些问题，他或许也有了新的答案。
周末周刊：你有比较喜欢的中国导演或中国电影吗？
托纳多雷：有好多中国导演，我都非常尊重，像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陈可辛等。中国的电影真的非常美，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非常美。我在1991年第一次看，就喜欢上它了。我看到，近十年中国的电影发展非常迅速。这几天我真的有太多的欣喜。
周末周刊：作为一个意大利写实派导演，你在近70岁的时候，选择参与中国科幻电影《带上她的眼睛》，是否也是在寻求创作风格的改变？
托纳多雷：应该说，在我的整个导演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在变的，我的电影风格也一直在尝试变化，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科幻电影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只不过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出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其实我是非常享受的，我也觉得很好玩。
周末周刊：今年是中意建交55周年，你觉得电影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托纳多雷：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每一部电影实际上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创作。比方说，我在和中国方面合作来写科幻的剧本时，这种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地了解和交流，这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中意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也希望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能一直进行下去。
周末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有更多合作项目？
托纳多雷：首先，我是一个电影观众，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导演。所有机会来临时，我都会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可以借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的电影人和制作体系，这种想要和不同文化接触、合作的好奇心一直有。我特别喜欢中国，如果有机会来这里拍电影，我是非常期待的。
周末周刊：这次来中国和以往有何不同之处？
托纳多雷：我来过中国好多次，从来没来过上海，每次来中国都会带着美好回忆离开。上影节也多次邀请我来参加，之前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有时间，但这次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来，我非常高兴能接受这样的邀请，来到上海，有机会接触、认识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我有一个执行制片人，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一直跟我讲述各种各样的中国见闻，一直能激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他也一直跟我说，你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2006年我在中国逗留非常久，那次是来拍摄北京奥运会宣传短片。所以说，我一直对中国的文化深深地着迷，也很想能够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周末周刊：现在全球电影市场其实是在走向一个相对下滑的状况，你认为电影人包括电影本身应该怎么去对抗这种下滑？
托纳多雷：尽管大家都在这样说，但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电影、新的电影人，也会有一些新的电影收获很大的成功，比如《还有明天》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的状况下制作出来的新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本质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人应该做什么？我们要相信电影产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电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坚信。另外，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要勇于去尝试采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创作。
当我说到电影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说导演、编剧，还包括所有的投资人、所有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你们都必须要坚信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电影。不要被眼前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所困扰。电影必须存在，也一定会有很多机遇。
周末周刊：作为一名导演、一名观众，你看电影时有什么期待？
托纳多雷：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想怀着特定想法或者期待去看电影。但我每次都希望电影能给我带来一种惊喜。进入电影院，所有灯光关闭，我作为一名观众，不会带着评价电影的方式去观看，而是一种电影体验。看电影时我会全情投入，深入了解内容，希望能够有所启发、学到东西，这是我每次去看电影时的期待。
朱塞佩·托纳多雷
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他曾凭借《天堂电影院》获得第42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凭借《新天堂星探》获得第5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凭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朱塞佩·托纳多雷是一个在电影院里成长起来的导演。六七岁时，这位未来的意大利著名导演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见银幕上人物的大特写，觉得如同巨人一般。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托纳多雷问自己。
这一儿时的发问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开始在影院中寻找答案。从《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托纳多雷创造了诸多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最近，作为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来到上海，托纳多雷依旧如孩童般充满好奇。“我心目中的天堂电影院，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氛围。”他说。
巨人是从哪里进来的
1956年，朱塞佩·托纳多雷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16岁时正式涉足电影行业。他是导演、编剧、剪辑师，也是小说家和摄影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最初的摄影师的履历，对托纳多雷的电影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此之前，他还有一重“隐藏身份”，藏在他的代表作《天堂电影院》里——电影放映员。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的剧本是如何创作的？
托纳多雷：我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脑子里面已经在酝酿《天堂电影院》的剧本。经过11年酝酿，我才真正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当时已经定了这样一个主题，讲小乡村的电影院，后来它关掉了。我记忆中有很多生活素材，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有一次遇到《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对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你脑子里面开始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写，你就去想，你越想这个故事会越丰满。”所以，11年来，我脑子里边一直在构思这样一个故事。当我开始提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花了两个半月时间就写完了。完成写作以后，我没有再和其他编剧合作，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独立完成的事情。
周末周刊：你很小的时候就好奇电影是如何被放映出来的？
托纳多雷：我第一次进电影院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当时灯都关了，就看到银幕上面人物的大特写，看起来像个巨人一样。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巨人是从哪进来的？我还去看旁边的门，看看他们是不是从那个门进来的。中场休息的时候，灯光亮起来，这些人又都消失了。
当时所有人都在吸烟，整个电影院里雾蒙蒙的。我看到放映厅有一束灯光照在银幕上，它动的时候，人物也会动，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里边的秘密一定藏在小窗口背后。
周末周刊：后面怎么知道小窗口后面的秘密？
托纳多雷：当时我认识了第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既是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是一个摄影家，他教会我放映电影，也教会我摄影。我做摄影师做了很多年，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学会了放电影这个技术，到现在也还会。在我自己的办公室、家里边，我都有放35毫米胶片的放映机，时不时还是会放一下。后来我又认识了其他一些电影放映员，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天堂电影院》中的阿尔弗雷多的形象。
周末周刊：你大概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驾照，白天去上学，回来后去电影院做放映员，这段经历对你了解电影有什么帮助？
托纳多雷：童年那一段时间，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我也非常忙，白天去上课，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就给人家拍照片，这样可以赚点钱。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去电影院做放映员，放映电影的时候，我就研究胶片、研究剪辑是怎么做的。我把自己的8毫米胶片机放在旁边，自己拍摄的东西也放在那里，这边学会了怎么剪辑以后，对自己拍摄的东西尝试进行剪辑。这样，我就学会了做剪辑。
我发现，电影剪辑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跟所有学习电影的人说，你不要止步于只学一样东西，你应该多方面地去学，尤其是剪辑。我自己在做《幽国车站》的时候，整个后期剪辑工作都是自己做的。我的绝大多数电影，都不会用专业的剪辑人员帮我做剪辑，都是我亲自来做。
周末周刊：你当时很年轻，从一个乡下地方来到大城市，开始拍电影，这个机会是哪里来的？
托纳多雷：我一直都挺努力的，努力很重要。同时，我挺幸运的。26岁、27岁的时候，刚好罗马的大导演来到西西里岛拍片子，拍一个关于黑手党谋杀题材的电影。拍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超预算了，得削减费用。后来有一部分工作转包给我，让我拍摄完成一些片段。
这个片子完成以后，制片人很高兴，因为没有超预算。我也被介绍给了这位制片人，他还蛮欣赏我的作品。等我要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找到这位制片人。他没有一下子就投我，他只是说，你先把剧本搞好，拿剧本我来看一下，我认为这个剧本好的话，我就会投钱来拍你的电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坚信，你要去努力，你要全情去投入，去深入学习知识，去学会做你的事情。你一直很努力的话，总有一天幸运会来敲你的门。
反复出现的“西西里”
作为新现实主义浪潮后极具辨识度的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以魔幻笔触解构现实困境的艺术特质，赢得了“影像魔术师”的美誉。在其跨越四十余年的创作图谱中，“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犹如三棱镜般折射出导演对时间、记忆与存在的哲学思辨，构成世界影史中璀璨夺目的艺术坐标。
对托纳多雷而言，意大利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电影所始终注视的方向。他有一个朴素的原则——做电影，要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才算“经典”。他也很开心观众能有不同的解读视角。每当有观众提问他电影中的细节，托纳多雷总是眼前一亮，继而兴奋地说：“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周末周刊：西西里在你的电影里反复出现，你觉得这个地方带给你和你的电影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托纳多雷：我出生在西西里，我在西西里工作到27岁，然后移居到罗马，在罗马已经生活了40年，我也把罗马看成是我自己的城市。
作为一个在西西里出生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就是我的国家。我所有的想法，还有我对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意大利的方式。所以，关于在意大利的故事，在西西里发生的故事，会反复地出现在我的电影中。于我而言，它是我的文化，代表的是我的故乡。
周末周刊：《天堂电影院》是用纯正的意大利语来拍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用了能听得出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语来拍摄。但有一部制作费用非常高昂的《巴阿里亚》，用的是你童年生活的小镇的方言，许多人听不懂这种方言，当时是怎么说服制片人的？
托纳多雷：《巴阿里亚》这部电影，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是用我出生的小镇的方言来写的，我只能用方言去写。制片人读这个剧本的时候，他脸都变白了，因为根本读不懂。这个电影讲的是这个小镇的故事，用当地方言来拍看起来非常自然。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版本完全用谁也听不懂的方言来拍；还有另外一个配音版本，配的是有方言口音的意大利语。
实际上，我的所有电影，西西里都是深刻烙印在里边的。如果说《天堂电影院》是一个自传体类型的故事，那《巴阿里亚》则是一个真正的自传体的故事，它讲述的是我的家庭的故事，讲述的是我小时候出生、成长的小村子的故事。整部电影让我们投入了太多感情，在它拍完以后，我应该不再讲西西里了。
事实上，我还拍了很多不是发生在西西里的电影，但我发现那一份归属，那一份情感是割舍不掉的。很多电影不是发生在西西里这个地方，但实际上里边所蕴藏着的西西里的元素，比真正发生在西西里的故事还要多。
周末周刊：拍电影时，你有自己特别遵循的原则吗？
托纳多雷：我是一个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从小接触观众，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如果要用一部电影去讲一个故事，一定要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能够很容易去理解。我的一个原则是，做电影，讲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故事，这样的电影才是经典。
我在做导演的过程中，只有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是《幽国车站》。那部电影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因为很多人看不懂。肯定是看不懂的，我拍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很喜欢，我很想尝试，所以我就拍了，它的票房并不好。但时隔这么多年以后，那些真正爱电影、懂电影的人，还是能够接受观众看不懂的电影。
总之，用真诚的心态去讲故事，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更愿意去走进你的电影。但这也不是保证你的电影可以获得成功的唯一方式。《天堂电影院》实际上是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的一部电影；而在《海上钢琴师》的故事中，很多东西也折射出了我的人生。
周末周刊：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作为导演，在你看来，电影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托纳多雷：在超过百年的历史中，我一直认为电影的诞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成就，而不单单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影的诞生。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想象，没有电影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这130年中，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说变化很多，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变化。说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拍摄电影的技术、成像的方式、清晰度等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说电影什么都没变，是因为从它诞生那一刻起，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没有变。在电影诞生的最初10年间，它所具有的所有潜质都已经开发出来了，那时就有科幻电影、有讲述真实故事的电影、有政治题材的电影、有犯罪题材的电影，还有历史题材的电影。130年中，我们还是继续讲述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故事，只是技术发生了变化。
电影必须存在
此次上海之行，托纳多雷对一切充满好奇。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除了参与电影评审、大师班、见面会活动，他也带着浓厚的兴趣探索上海。他在上海的逗留时间很长，除了去豫园Citywalk，还有不少私人行程。6月15日下午，托纳多雷造访大光明电影院，当时，千人厅在放映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全场坐满。他饶有兴致地看了十几分钟，还掏出手机，悄悄拍摄了现场观众认真看电影的情景。
那几天，在大光明、国泰、兰心大戏院等老影院，托纳多雷爱上了甜甜的爆米花。他还去了外滩、上海历史博物馆参观，到武康路、五原路、星光摄影器材城、浣熊唱片上海影城店等地方打卡。不少影迷在上海街头偶遇了托纳多雷，并获得签名。
什么是好电影？如何拍好电影？电影的未来在哪里？来到上海，托纳多雷向影迷、媒体和电影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而经历了这场上海之旅，对于这些问题，他或许也有了新的答案。
周末周刊：你有比较喜欢的中国导演或中国电影吗？
托纳多雷：有好多中国导演，我都非常尊重，像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陈可辛等。中国的电影真的非常美，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非常美。我在1991年第一次看，就喜欢上它了。我看到，近十年中国的电影发展非常迅速。这几天我真的有太多的欣喜。
周末周刊：作为一个意大利写实派导演，你在近70岁的时候，选择参与中国科幻电影《带上她的眼睛》，是否也是在寻求创作风格的改变？
托纳多雷：应该说，在我的整个导演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在变的，我的电影风格也一直在尝试变化，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科幻电影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只不过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出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其实我是非常享受的，我也觉得很好玩。
周末周刊：今年是中意建交55周年，你觉得电影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托纳多雷：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每一部电影实际上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创作。比方说，我在和中国方面合作来写科幻的剧本时，这种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地了解和交流，这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中意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也希望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能一直进行下去。
周末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有更多合作项目？
托纳多雷：首先，我是一个电影观众，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导演。所有机会来临时，我都会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可以借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的电影人和制作体系，这种想要和不同文化接触、合作的好奇心一直有。我特别喜欢中国，如果有机会来这里拍电影，我是非常期待的。
周末周刊：这次来中国和以往有何不同之处？
托纳多雷：我来过中国好多次，从来没来过上海，每次来中国都会带着美好回忆离开。上影节也多次邀请我来参加，之前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有时间，但这次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来，我非常高兴能接受这样的邀请，来到上海，有机会接触、认识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我有一个执行制片人，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一直跟我讲述各种各样的中国见闻，一直能激起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他也一直跟我说，你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2006年我在中国逗留非常久，那次是来拍摄北京奥运会宣传短片。所以说，我一直对中国的文化深深地着迷，也很想能够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周末周刊：现在全球电影市场其实是在走向一个相对下滑的状况，你认为电影人包括电影本身应该怎么去对抗这种下滑？
托纳多雷：尽管大家都在这样说，但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电影、新的电影人，也会有一些新的电影收获很大的成功，比如《还有明天》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的状况下制作出来的新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本质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人应该做什么？我们要相信电影产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电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坚信。另外，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要勇于去尝试采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创作。
当我说到电影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说导演、编剧，还包括所有的投资人、所有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你们都必须要坚信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电影。不要被眼前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所困扰。电影必须存在，也一定会有很多机遇。
周末周刊：作为一名导演、一名观众，你看电影时有什么期待？
托纳多雷：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想怀着特定想法或者期待去看电影。但我每次都希望电影能给我带来一种惊喜。进入电影院，所有灯光关闭，我作为一名观众，不会带着评价电影的方式去观看，而是一种电影体验。看电影时我会全情投入，深入了解内容，希望能够有所启发、学到东西，这是我每次去看电影时的期待。
朱塞佩·托纳多雷
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他曾凭借《天堂电影院》获得第42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凭借《新天堂星探》获得第5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凭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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