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纽约、米兰、伦敦和东京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时尚之都。世人何以默认这种说法？是这五座城市的历史足够久远吗？但凡了解一点城市发展史的人，都能举出若干城市的名字来否定这一假设；是它们足够现代化吗？一说起沙漠绿洲迪拜，恐怕这五座城市都不敢就现代化程度与之一决高下。那么，这五座城市究竟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使得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想过要去质疑它们“时尚之都”的头衔？
在《海派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有一个章节名曰“镜鉴与启示”，其中的第三小节“国际时尚之理论流派”为读者整理了自上世纪初至当下西方主要哲学流派关于“时尚”的定义——
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代称时尚，认为那是凭借现代化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伯明翰学派：大众消费的其实并不纯粹是商品，还包括文化产品；消费前者是在追求商品的实用价值，消费后者是在追求文化产品的象征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时尚是一种社会的需要产物，其虽然具有随意性但又与社会相关。
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时尚在于传播及其传播的加盟，即时尚话语权的掌控和运用。
法国哲学家、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得里亚：一个时尚社会的实质，是追求个性满足的符号导向，消费行为是符号的社会化交流。
美国人类学领军人物阿尔弗雷德·克鲁伯：时尚能够论证，它是文明社会的驱动力之一。
英国雕塑家、画家、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昆汀·贝尔：将时尚讨论与“进化的过程”结合起来，据此认定时尚是“品味的主要发动机”。
英国诗人、时尚服饰史学家詹姆斯·莱弗：时尚更能显示出时间的优越性，时尚和服装是思想的一种体现。
……
一直以为时尚就是一群追求时髦的弄潮儿将自己的异想天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儿后，再依靠自己的手段将其搞出社会影响，但《海派时尚文化研究》在深入研读上述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等有关时尚的著作或言论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关于时尚的言简意赅的定义，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时尚的流变自有其逻辑。而以时间为顺序排列在“国际时尚文化研究”一节里的时尚论，则显示出了即便最善于思考的那个群体，他们对时尚的认知也经历了从认识不足到褒奖之余给予善意批评的渐进过程。
这个过程，与海派时尚文化的发展路径多么合拍。本书作者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以时间为轴，用史实、实物、数据等信度极佳的论据说话，在这一轴线上密布了上海或隐秘或显豁的时尚峰谷，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虽已是市民心中的“魔都”，但是，无论是改良旗袍、石库门里弄，还是风格各异的建筑，能成为代表上海的时尚语言，均为下意识之举。曾经，非议时尚是此地的主流声音。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以独特的城市精神品格为内核，以海派时尚为立足点，用数十年的时间，让全国乃至世界有识之士看到了“魔都”崭新的魅力。
那么，上海是如何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添加进日新月异的时尚元素，从而使其变成名副其实的“魔都”的？《海派时尚文化研究》以“文化与时尚”“观察与探索”“表象与内涵”“时代与价值”“结构与形态”“镜鉴与启示”“传承与创新”“评价与监督”和“思考与展望”等十个章节，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地为上海撰写了一部时尚发展史，帮助生活其间但很少细心体察的上海市民，感知那每一小步是如何累积成大进步的。
对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而言，我被该书《结构与形态》里的一组数据戳中心绪：“在2021年上海所有舞台演出中，音乐会演出1470场，占比16.8%，场地涵盖全市44个剧场，观众达80.1万人次，其中，历史可追溯到1879年的上海交响乐团演出首次突破200场/年，创高雅音乐演出历史新高”。这在3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来沪举行了两场音乐会。据当年的接待人员回忆，为了替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寻找到一处适合演出交响乐的音乐厅，真是伤透脑筋。最后，演出是在位于福州路210号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当年在现场的爱乐者的共同回忆，就是音响效果差强人意。
时间飞逝，1998年8月27日，上海大剧院建成开业；2003年4月15日，上海音乐厅向东南方向平移44.5米后成为上海最适合演奏古典音乐的剧场之一；2005年7月1日，东方艺术中心投入使用；2014年9月，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正式对外开放；2014年9月30日，上海保利大剧院开门迎客——这些，只是我近年来经常踏足的音乐厅，而那些遍布在城市各个区甚至街道的音乐厅，如大宁剧院、城市剧院等，也都是听乐感受特别美好的场所。如果说，欣赏音乐是一座城市的时尚活动标志之一，那这组数据所反映的时尚上海的这一个侧面，硬件已经非常到位了。那么，软件呢？看看数据中的这一个：“观众达80.1万人次”，此言不虚。君不见，近年来上海几大音乐厅的音乐季，开票即被秒空已成常态。然而就在近十年前，德国最好的交响乐团之一、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到上海大剧院演出，演出开始前，我被领位员从三楼引导到了一楼大厅，理由是让乐团看到正席里空位太多，显得太不友好。抚今追昔，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大众消费的其实并不纯粹是商品，还包括文化产品；消费前者是在追求商品的实用价值，消费后者是在追求文化产品的象征意义”，假如，伯明翰学派的论断道出了时尚的真谛的话，那么，上海的大众在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为追求文化产品的象征意义做好了准备。这种准备，意义不凡，标志着上海在向时尚之都进发的路途上，已从满足于表象上升到讲究内涵的境界了。
巴黎、纽约、米兰、伦敦和东京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时尚之都。世人何以默认这种说法？是这五座城市的历史足够久远吗？但凡了解一点城市发展史的人，都能举出若干城市的名字来否定这一假设；是它们足够现代化吗？一说起沙漠绿洲迪拜，恐怕这五座城市都不敢就现代化程度与之一决高下。那么，这五座城市究竟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使得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想过要去质疑它们“时尚之都”的头衔？
在《海派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有一个章节名曰“镜鉴与启示”，其中的第三小节“国际时尚之理论流派”为读者整理了自上世纪初至当下西方主要哲学流派关于“时尚”的定义——
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代称时尚，认为那是凭借现代化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伯明翰学派：大众消费的其实并不纯粹是商品，还包括文化产品；消费前者是在追求商品的实用价值，消费后者是在追求文化产品的象征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时尚是一种社会的需要产物，其虽然具有随意性但又与社会相关。
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时尚在于传播及其传播的加盟，即时尚话语权的掌控和运用。
法国哲学家、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得里亚：一个时尚社会的实质，是追求个性满足的符号导向，消费行为是符号的社会化交流。
美国人类学领军人物阿尔弗雷德·克鲁伯：时尚能够论证，它是文明社会的驱动力之一。
英国雕塑家、画家、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昆汀·贝尔：将时尚讨论与“进化的过程”结合起来，据此认定时尚是“品味的主要发动机”。
英国诗人、时尚服饰史学家詹姆斯·莱弗：时尚更能显示出时间的优越性，时尚和服装是思想的一种体现。
……
一直以为时尚就是一群追求时髦的弄潮儿将自己的异想天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儿后，再依靠自己的手段将其搞出社会影响，但《海派时尚文化研究》在深入研读上述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等有关时尚的著作或言论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关于时尚的言简意赅的定义，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时尚的流变自有其逻辑。而以时间为顺序排列在“国际时尚文化研究”一节里的时尚论，则显示出了即便最善于思考的那个群体，他们对时尚的认知也经历了从认识不足到褒奖之余给予善意批评的渐进过程。
这个过程，与海派时尚文化的发展路径多么合拍。本书作者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以时间为轴，用史实、实物、数据等信度极佳的论据说话，在这一轴线上密布了上海或隐秘或显豁的时尚峰谷，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虽已是市民心中的“魔都”，但是，无论是改良旗袍、石库门里弄，还是风格各异的建筑，能成为代表上海的时尚语言，均为下意识之举。曾经，非议时尚是此地的主流声音。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以独特的城市精神品格为内核，以海派时尚为立足点，用数十年的时间，让全国乃至世界有识之士看到了“魔都”崭新的魅力。
那么，上海是如何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添加进日新月异的时尚元素，从而使其变成名副其实的“魔都”的？《海派时尚文化研究》以“文化与时尚”“观察与探索”“表象与内涵”“时代与价值”“结构与形态”“镜鉴与启示”“传承与创新”“评价与监督”和“思考与展望”等十个章节，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地为上海撰写了一部时尚发展史，帮助生活其间但很少细心体察的上海市民，感知那每一小步是如何累积成大进步的。
对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而言，我被该书《结构与形态》里的一组数据戳中心绪：“在2021年上海所有舞台演出中，音乐会演出1470场，占比16.8%，场地涵盖全市44个剧场，观众达80.1万人次，其中，历史可追溯到1879年的上海交响乐团演出首次突破200场/年，创高雅音乐演出历史新高”。这在3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来沪举行了两场音乐会。据当年的接待人员回忆，为了替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寻找到一处适合演出交响乐的音乐厅，真是伤透脑筋。最后，演出是在位于福州路210号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当年在现场的爱乐者的共同回忆，就是音响效果差强人意。
时间飞逝，1998年8月27日，上海大剧院建成开业；2003年4月15日，上海音乐厅向东南方向平移44.5米后成为上海最适合演奏古典音乐的剧场之一；2005年7月1日，东方艺术中心投入使用；2014年9月，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正式对外开放；2014年9月30日，上海保利大剧院开门迎客——这些，只是我近年来经常踏足的音乐厅，而那些遍布在城市各个区甚至街道的音乐厅，如大宁剧院、城市剧院等，也都是听乐感受特别美好的场所。如果说，欣赏音乐是一座城市的时尚活动标志之一，那这组数据所反映的时尚上海的这一个侧面，硬件已经非常到位了。那么，软件呢？看看数据中的这一个：“观众达80.1万人次”，此言不虚。君不见，近年来上海几大音乐厅的音乐季，开票即被秒空已成常态。然而就在近十年前，德国最好的交响乐团之一、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到上海大剧院演出，演出开始前，我被领位员从三楼引导到了一楼大厅，理由是让乐团看到正席里空位太多，显得太不友好。抚今追昔，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大众消费的其实并不纯粹是商品，还包括文化产品；消费前者是在追求商品的实用价值，消费后者是在追求文化产品的象征意义”，假如，伯明翰学派的论断道出了时尚的真谛的话，那么，上海的大众在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为追求文化产品的象征意义做好了准备。这种准备，意义不凡，标志着上海在向时尚之都进发的路途上，已从满足于表象上升到讲究内涵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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