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当复旦大学在王安忆、陈思和教授领衔下成立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创意写作MFA专业学位点时，人们还在为高校能否培养文学写作人才而争执不休。时光荏苒，在为数众多的高校陆续开设了创意写作项目、且中文创意写作被列为二级学科的今天，“作家能否培养”这一问题虽不能说已销声匿迹，但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如何调动各种资源，高效地培养优质写作人才。
近年来，随着一批声名卓著的作家纷纷加入高校创意写作教学的行列，不少顶着“师承”名号在文坛脱颖而出的年轻作者在文学圈内外引起关注，“莫言—焦典”和“余华—叶昕昀”便是此类典型的师徒组合。这一现象说新也不新，远在创意写作发轫之初，复旦校园中“王安忆—甫跃辉”也是一对吸人眼球的师徒组合。有人据此命名为“名师出高徒”现象，令众多跃跃欲试的学子心潮澎湃、羡慕不已。
对年轻写作者而言，“名师出高徒”的培养模式无疑是在文坛扬名立身的终南捷径。如今在人们的日常话语中，与创造、创新相关的语词已泛滥成灾，在此语境中人们会产生错觉，以为创造性的文学写作并不是一项艰辛的劳作，霎时间的头脑风暴便可轻而易举地解决所有难题。文学写作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无中生有，尽管许多对象在真实生活中有原型，但写作者头脑中要活灵活现地孵化出一大群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及他们置身其间的复杂多变的背景，堪称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它要赋予混沌的万物以有机的形式，就像生命的孕育与诞生。初学写作者常常激情澎湃，但时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此时如有高人在旁指点，醍醐灌顶间弟子们豁然开朗，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比起他们困守陋室、瞎子摸象般独自探索，成效之彰明不言而喻。
平心而论，这一“名师出高徒”的培养模式并不是创意写作领域的专利，从古到今师徒带教传承在许多行业（林林总总的手工作坊、美术音乐，以及诸多表演艺术）是通行的惯例。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创意写作进入大学课堂之前，知名作家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奖掖、扶植也是不乏其人，最脍炙人口的佳话莫过于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与莫泊桑私人间的传承。福楼拜曾不厌其烦地教导莫泊桑，对一个事物（一匹马或一棵树），只存在一个最为准确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来描述它，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们寻找出来。尽管日后莫泊桑的写作风格与气象自成一格，但在其起步之初福楼拜的教诲功不可没。
设想一下，一个意气风发、时不时陷入青春期迷惘中的年轻写作者，与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经常相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当然，开始有着巨大的亢奋，混杂着敬仰和难以抑止的谦卑。对方会拨云开雾，或许会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将他心中累积的疑云廓清，在他们面前展露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文学自然是人们情感的表达，是生命能量的结晶，但在其历史的发展中也演化衍生出多种复杂的技艺，它表现在语言风格、结构、文体等方面。年少气盛的写作者常常会轻视前人积累下来的技艺，而迷信自身的灵感与热情。然而，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轻视技艺的后果很严重，这会使他们的想象难以振翅高飞，他们呕心沥血的成果常常只是前人的余唾。
而与前辈导师的亲密交往，常常可以使他们抛弃任性幼稚的空想，在言传身教中获得熏陶，对自己创作使用的语言有更为深入透彻的领悟。他们将会知道文学除了灵感与神思外，还有艰辛的手艺活。他们将不再徜徉于文本的表层，会感触到不同语词的色彩、温度和风姿，会理解不同句式不同结构的妙用，会明白不同语体的适用场合。只有如此，文学写作对于他们不再是即兴随感式的发挥，而是精心构撰后的成品。
然而，“名师出高徒”这一培养模式也会对初学者带来程度不一的压力。这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过高的期待或疑虑、同年龄人冷眼的嫉妒，从他们内心深处也会萌生出一种对于这些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在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看来，前一代经典作家以其作品的分量为后来者树立了标杆，但它也成为年轻一代作家成长历程中产生巨大焦虑的源泉。在布鲁姆眼里，一部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辈作家千方百计突围、摆脱超越前人影响的历史。在前辈伟大作品的映衬下，年轻人想要在文坛独树一帜会感受到前人的阴影无处不在。而想要摆脱这一影响，他们需要付出不亚于在磨砺技艺上所花费的功夫。几乎每个年轻写作者都会体悟到这一文学影响的焦虑，而以师徒传承的方式出道、与导师亲密接触的学子感受尤深。
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不厌其烦地论述的“影响的焦虑”涉及的并不是作家个人间的关系，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学文本（主要是诗歌）间的竞争关系。而那些精神力量强有力的后来者常常采取“创造性误读”的方式，对前人的文本中各种元素进行形式不一的修正，以期推陈出新。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后来者强悍有力的内心世界,布鲁姆晚年对此曾这样说：“所有的文学影响都犹如迷宫。迟到的作家在迷宫中徜徉，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出口，但他们中间强悍的那群会意识到蜿蜒的迷宫通道其实就在他们的内心。”
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们写作的历程其实与生命的历程大面积重叠在一起。每个生命都有其源头，都继承了祖辈的多重基因，但他们决然不是前一代人简单机械的重复。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一次性、不可重复的体验，都寻求着自己的生活轨迹，都不愿在前辈圈定的路径上亦步亦趋。生命是这样，文学写作也是这样。不容否认，那些亲炙大师教诲的学子是幸运者，他们有更高的概率在文坛曝光露脸，占据要津并获得成功，但他们内心深处在感谢导师的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他们自己，不是匍匐在前辈光晕下的影子。为此他们背负了或大或小的包袱，在克服影响的焦虑、开创出新的文学疆域时会面临比无此幸运的同代写作者更大的挑战。既要是前辈大师悉心关怀下的宠儿，又想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孤勇者，这两者似乎难以兼得。至于他们的写作日后将为文学史增添什么，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王宏图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几何时，当复旦大学在王安忆、陈思和教授领衔下成立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创意写作MFA专业学位点时，人们还在为高校能否培养文学写作人才而争执不休。时光荏苒，在为数众多的高校陆续开设了创意写作项目、且中文创意写作被列为二级学科的今天，“作家能否培养”这一问题虽不能说已销声匿迹，但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如何调动各种资源，高效地培养优质写作人才。
近年来，随着一批声名卓著的作家纷纷加入高校创意写作教学的行列，不少顶着“师承”名号在文坛脱颖而出的年轻作者在文学圈内外引起关注，“莫言—焦典”和“余华—叶昕昀”便是此类典型的师徒组合。这一现象说新也不新，远在创意写作发轫之初，复旦校园中“王安忆—甫跃辉”也是一对吸人眼球的师徒组合。有人据此命名为“名师出高徒”现象，令众多跃跃欲试的学子心潮澎湃、羡慕不已。
对年轻写作者而言，“名师出高徒”的培养模式无疑是在文坛扬名立身的终南捷径。如今在人们的日常话语中，与创造、创新相关的语词已泛滥成灾，在此语境中人们会产生错觉，以为创造性的文学写作并不是一项艰辛的劳作，霎时间的头脑风暴便可轻而易举地解决所有难题。文学写作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无中生有，尽管许多对象在真实生活中有原型，但写作者头脑中要活灵活现地孵化出一大群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及他们置身其间的复杂多变的背景，堪称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它要赋予混沌的万物以有机的形式，就像生命的孕育与诞生。初学写作者常常激情澎湃，但时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此时如有高人在旁指点，醍醐灌顶间弟子们豁然开朗，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比起他们困守陋室、瞎子摸象般独自探索，成效之彰明不言而喻。
平心而论，这一“名师出高徒”的培养模式并不是创意写作领域的专利，从古到今师徒带教传承在许多行业（林林总总的手工作坊、美术音乐，以及诸多表演艺术）是通行的惯例。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创意写作进入大学课堂之前，知名作家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奖掖、扶植也是不乏其人，最脍炙人口的佳话莫过于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与莫泊桑私人间的传承。福楼拜曾不厌其烦地教导莫泊桑，对一个事物（一匹马或一棵树），只存在一个最为准确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来描述它，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们寻找出来。尽管日后莫泊桑的写作风格与气象自成一格，但在其起步之初福楼拜的教诲功不可没。
设想一下，一个意气风发、时不时陷入青春期迷惘中的年轻写作者，与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经常相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当然，开始有着巨大的亢奋，混杂着敬仰和难以抑止的谦卑。对方会拨云开雾，或许会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将他心中累积的疑云廓清，在他们面前展露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文学自然是人们情感的表达，是生命能量的结晶，但在其历史的发展中也演化衍生出多种复杂的技艺，它表现在语言风格、结构、文体等方面。年少气盛的写作者常常会轻视前人积累下来的技艺，而迷信自身的灵感与热情。然而，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轻视技艺的后果很严重，这会使他们的想象难以振翅高飞，他们呕心沥血的成果常常只是前人的余唾。
而与前辈导师的亲密交往，常常可以使他们抛弃任性幼稚的空想，在言传身教中获得熏陶，对自己创作使用的语言有更为深入透彻的领悟。他们将会知道文学除了灵感与神思外，还有艰辛的手艺活。他们将不再徜徉于文本的表层，会感触到不同语词的色彩、温度和风姿，会理解不同句式不同结构的妙用，会明白不同语体的适用场合。只有如此，文学写作对于他们不再是即兴随感式的发挥，而是精心构撰后的成品。
然而，“名师出高徒”这一培养模式也会对初学者带来程度不一的压力。这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过高的期待或疑虑、同年龄人冷眼的嫉妒，从他们内心深处也会萌生出一种对于这些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在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看来，前一代经典作家以其作品的分量为后来者树立了标杆，但它也成为年轻一代作家成长历程中产生巨大焦虑的源泉。在布鲁姆眼里，一部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辈作家千方百计突围、摆脱超越前人影响的历史。在前辈伟大作品的映衬下，年轻人想要在文坛独树一帜会感受到前人的阴影无处不在。而想要摆脱这一影响，他们需要付出不亚于在磨砺技艺上所花费的功夫。几乎每个年轻写作者都会体悟到这一文学影响的焦虑，而以师徒传承的方式出道、与导师亲密接触的学子感受尤深。
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不厌其烦地论述的“影响的焦虑”涉及的并不是作家个人间的关系，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学文本（主要是诗歌）间的竞争关系。而那些精神力量强有力的后来者常常采取“创造性误读”的方式，对前人的文本中各种元素进行形式不一的修正，以期推陈出新。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后来者强悍有力的内心世界,布鲁姆晚年对此曾这样说：“所有的文学影响都犹如迷宫。迟到的作家在迷宫中徜徉，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出口，但他们中间强悍的那群会意识到蜿蜒的迷宫通道其实就在他们的内心。”
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们写作的历程其实与生命的历程大面积重叠在一起。每个生命都有其源头，都继承了祖辈的多重基因，但他们决然不是前一代人简单机械的重复。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一次性、不可重复的体验，都寻求着自己的生活轨迹，都不愿在前辈圈定的路径上亦步亦趋。生命是这样，文学写作也是这样。不容否认，那些亲炙大师教诲的学子是幸运者，他们有更高的概率在文坛曝光露脸，占据要津并获得成功，但他们内心深处在感谢导师的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他们自己，不是匍匐在前辈光晕下的影子。为此他们背负了或大或小的包袱，在克服影响的焦虑、开创出新的文学疆域时会面临比无此幸运的同代写作者更大的挑战。既要是前辈大师悉心关怀下的宠儿，又想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孤勇者，这两者似乎难以兼得。至于他们的写作日后将为文学史增添什么，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王宏图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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