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热播的《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等影视剧，都离不开东北作家小说原著或文学策划；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汇聚成“新东北作家群”在文坛引人瞩目；前不久“火”在热搜上的哈尔滨，刷新了人们对“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城市印象……这股基于东北叙事的美学浪潮，在小说、影视、音乐、互联网流行文化语境下持续升温。当“东北文艺复兴”几乎成一门显学，我们应如何看待地域叙事？“东北”究竟是一个比喻还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叙事策略？
刚过去的周末，复旦大学“铁西区的故事”论坛现场，引来许多在校学子旁听。作家王安忆聊起，有次逛到家附近的茑屋书店，发现新添了书架专柜，上面写着“遥远的东北”。从贾行家的《尘土》，到双雪涛的《跷跷板》，王安忆感觉他们的写作里充满了两件事——寒冷、大量的死亡。“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还有些东西在当下热议里是被忽略的？”
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认为，相比王兵执导的纪录电影《铁西区》，文学虚构在面对相同历史时段时呈现出很大差别。“东北某种程度上被娱乐化、标签化，或简化成景观符号。要警惕把东北历史写得过于传奇化、故事化。”
避免陷入“空洞怀旧”和“过于类型化书写”
对于东北文学脉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谢雯提出，在经常提到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之外，还有一条跨世代的书写线索——从草明《火车头》《乘风破浪》等早期工业小说写作，到50后、60后工厂文学，如赵雁《红昼》、高满堂《大工匠》、王延才《厂魂》、李铁《乔师傅的手艺》《合同制老总》、津子围《上班》等；再到70后赵松《抚顺故事集》、鬼金《灵魂拍手做歌》、潘一掷《子弟》、贾行家《尘土》《潦草》等。
“现有的东北书写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工业景观化。对于东北书写的考察，主要是以工厂为主，不少作品里有大量铁、锈的意象。对于生活和消费空间的书写则往往是依托于工业空间之上，比如班宇在《空中道路》中对工人建设交通系统的书写，而对比来看上海的文学作品对于消费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书写生动得多。”她认为，这当然和城市史有关，但在东北也需更多“逸出”工业空间的书写，来思考东北的“城市性”。对东北的研究，应避免陷入“空洞的怀旧”和“过于类型化的书写”，而是需要跨越各个学科边界，探索和建立出东北特殊现代性形成的过程和轨迹。
从东北出发，在上海成名，和1930年代“东北作家群”相似，八十多年后的文坛迎来“新东北作家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著有批评文集《出东北记》，他观察到，19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后代所讲述。这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故事，比如双雪涛《大师》《无赖》《光明堂》《飞行家》，班宇《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郑执《仙症》等——“他们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
黄平认为，这批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但同时他也提醒，“新东北作家群”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也是必须有所警醒的“限定”。如何从“寻根文学”以来的文学范式中挣脱出来，解构“地方”这个范畴的束缚，书写超越地方的总体现实以及对应的情感结构？
在他看来，“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作家，而是指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警惕“话语、书写、分析沦为一种表演”
谈及论坛海报设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透露，底部有一排观众席，整体呈现为一个取景框。“我们选用这张海报，恰恰没有抹掉人为观看的痕迹。它似乎也在召唤我们思考：作为东北的观众，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是导演还是演员？我们能不能去到后台，看得更清楚一些？”
迟子建曾在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开篇写道：“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硬核”故事之下，埋藏人性“火山”——家族秘史、爱恨情仇、利益纠葛、生死去向，一股脑儿冲撞涌流……这也就不难理解，郑执凭其独特叙事手法，将东北描绘成一片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土地，既有指挥刺猬过马路的精神病人，也有为爱离家出走最终化身为熊咬掉姨父脑袋的高中生……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以东北下岗潮时期为背景，人物承受着命运挫折与考验，有的下岗后迷失方向，选择在日复一日下棋中寻找意义；有的坚守原则义气，却因与周围格格不入而被送进精神病院。
对此，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李昌懋谈到，应思考如何避免让所有的话语、书写、分析，都沦为一种表演。“所谓的东北话舞台化，不是任何一个真正东北地区日常使用的方言，而是基于多年以来小品舞台的包装再生产，形成的套路。这种错位的认知会否真实妨害了对东北的书写和认知？我所理解的东北性的根源，永远作为一种舞台表演性的他者。那么，真正有分量的现实主义是什么？不是挣扎走出了青春，而是用尽一生也无法从中学时做的梦中醒来。”他感叹，很多作品在告诉我们“向前看，别回头”，仿佛暗示我们可以告别1990年代，体面地讲述过去的辛酸，但我们不能通过承认过去来回避今天的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从冷硬派、黑色电影、东北犯罪叙事之间的形式关联出发，他认为《漫长的季节》以更多细节致敬了雷蒙德·钱德勒长篇小说《漫长的告别》。“犯罪叙事不只是追溯一个具体案件的真相，更是试图追溯历史的真相。整个‘东北文艺复兴’里的小说、影视剧，很大特色都是以某种犯罪叙事形式讲述一个严肃文学和时代记忆的问题。”
但显然，东北叙事，不仅仅只有犯罪类型。“为什么我喜欢现当代文学，因为它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一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无论是娱乐化还是严肃反映，而这种紧张关系对于年轻的同学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王安忆说。
曾热播的《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等影视剧，都离不开东北作家小说原著或文学策划；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汇聚成“新东北作家群”在文坛引人瞩目；前不久“火”在热搜上的哈尔滨，刷新了人们对“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城市印象……这股基于东北叙事的美学浪潮，在小说、影视、音乐、互联网流行文化语境下持续升温。当“东北文艺复兴”几乎成一门显学，我们应如何看待地域叙事？“东北”究竟是一个比喻还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叙事策略？
刚过去的周末，复旦大学“铁西区的故事”论坛现场，引来许多在校学子旁听。作家王安忆聊起，有次逛到家附近的茑屋书店，发现新添了书架专柜，上面写着“遥远的东北”。从贾行家的《尘土》，到双雪涛的《跷跷板》，王安忆感觉他们的写作里充满了两件事——寒冷、大量的死亡。“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还有些东西在当下热议里是被忽略的？”
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认为，相比王兵执导的纪录电影《铁西区》，文学虚构在面对相同历史时段时呈现出很大差别。“东北某种程度上被娱乐化、标签化，或简化成景观符号。要警惕把东北历史写得过于传奇化、故事化。”
避免陷入“空洞怀旧”和“过于类型化书写”
对于东北文学脉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谢雯提出，在经常提到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之外，还有一条跨世代的书写线索——从草明《火车头》《乘风破浪》等早期工业小说写作，到50后、60后工厂文学，如赵雁《红昼》、高满堂《大工匠》、王延才《厂魂》、李铁《乔师傅的手艺》《合同制老总》、津子围《上班》等；再到70后赵松《抚顺故事集》、鬼金《灵魂拍手做歌》、潘一掷《子弟》、贾行家《尘土》《潦草》等。
“现有的东北书写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工业景观化。对于东北书写的考察，主要是以工厂为主，不少作品里有大量铁、锈的意象。对于生活和消费空间的书写则往往是依托于工业空间之上，比如班宇在《空中道路》中对工人建设交通系统的书写，而对比来看上海的文学作品对于消费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书写生动得多。”她认为，这当然和城市史有关，但在东北也需更多“逸出”工业空间的书写，来思考东北的“城市性”。对东北的研究，应避免陷入“空洞的怀旧”和“过于类型化的书写”，而是需要跨越各个学科边界，探索和建立出东北特殊现代性形成的过程和轨迹。
从东北出发，在上海成名，和1930年代“东北作家群”相似，八十多年后的文坛迎来“新东北作家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著有批评文集《出东北记》，他观察到，19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后代所讲述。这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故事，比如双雪涛《大师》《无赖》《光明堂》《飞行家》，班宇《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郑执《仙症》等——“他们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
黄平认为，这批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但同时他也提醒，“新东北作家群”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也是必须有所警醒的“限定”。如何从“寻根文学”以来的文学范式中挣脱出来，解构“地方”这个范畴的束缚，书写超越地方的总体现实以及对应的情感结构？
在他看来，“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作家，而是指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警惕“话语、书写、分析沦为一种表演”
谈及论坛海报设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透露，底部有一排观众席，整体呈现为一个取景框。“我们选用这张海报，恰恰没有抹掉人为观看的痕迹。它似乎也在召唤我们思考：作为东北的观众，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是导演还是演员？我们能不能去到后台，看得更清楚一些？”
迟子建曾在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开篇写道：“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硬核”故事之下，埋藏人性“火山”——家族秘史、爱恨情仇、利益纠葛、生死去向，一股脑儿冲撞涌流……这也就不难理解，郑执凭其独特叙事手法，将东北描绘成一片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土地，既有指挥刺猬过马路的精神病人，也有为爱离家出走最终化身为熊咬掉姨父脑袋的高中生……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以东北下岗潮时期为背景，人物承受着命运挫折与考验，有的下岗后迷失方向，选择在日复一日下棋中寻找意义；有的坚守原则义气，却因与周围格格不入而被送进精神病院。
对此，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李昌懋谈到，应思考如何避免让所有的话语、书写、分析，都沦为一种表演。“所谓的东北话舞台化，不是任何一个真正东北地区日常使用的方言，而是基于多年以来小品舞台的包装再生产，形成的套路。这种错位的认知会否真实妨害了对东北的书写和认知？我所理解的东北性的根源，永远作为一种舞台表演性的他者。那么，真正有分量的现实主义是什么？不是挣扎走出了青春，而是用尽一生也无法从中学时做的梦中醒来。”他感叹，很多作品在告诉我们“向前看，别回头”，仿佛暗示我们可以告别1990年代，体面地讲述过去的辛酸，但我们不能通过承认过去来回避今天的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从冷硬派、黑色电影、东北犯罪叙事之间的形式关联出发，他认为《漫长的季节》以更多细节致敬了雷蒙德·钱德勒长篇小说《漫长的告别》。“犯罪叙事不只是追溯一个具体案件的真相，更是试图追溯历史的真相。整个‘东北文艺复兴’里的小说、影视剧，很大特色都是以某种犯罪叙事形式讲述一个严肃文学和时代记忆的问题。”
但显然，东北叙事，不仅仅只有犯罪类型。“为什么我喜欢现当代文学，因为它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一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无论是娱乐化还是严肃反映，而这种紧张关系对于年轻的同学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王安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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