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和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安娜共同主编的《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以下简称《本草环球记》）是近年对本草展开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
本书以本草环球史为主线，对1600多年长时段、跨地区的医药产品，如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进行追踪。当全球流通领域的药物被赋予了“异国情调”，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对“异域新药”充满了好奇，这也是一本跟踪本草的全球旅行记。
这还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药物均有特定的生长环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但是药物的商品贸易、知识流通却具有世界性。用全球史方法研究本草的历史就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探讨药物全球流通的历史，研究由此导致的药物认知异同，以及药物流通带动的社会、政治变化。对药物展开全球史研究是本草史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难度较大，研究者不但要精通多种语言，熟悉世界本草史，还需要具有从不同国家获取、研读相关原始文献的途径和能力，这些足以令大多数研究者望而却步。
《本草环球记》是近年对本草展开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诚如高晞在该书《后记》所言：“从全球史的视角探讨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的生产已成为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主题，但在2018年的中国，这还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即便在今天，依然没有与此相关的中文专著问世。”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此种研究属于难啃的“硬骨头”，非个中高手不敢轻易涉足。
《本草环球记》收录16篇专题论文，其作者具有国际化视野，是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专家。该书在全球史视野下关注药物的流动，侧重于观察药物长时段、跨地区的流动，涉及药物的全球贸易与流通、近代域外药物与知识的入华史、近现代中外医药文化的对话与沟通等主题。尤其是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药物在全球商品交易、知识交流的历史，经过《本草环球记》的阐释而得以澄清。诸如梁其姿、陈明追踪5—19世纪阿魏在全球流通的历程，高晞探讨16世纪欧洲医生眼中的“中国根”，何安娜、林日杖对大黄进行全球史考察，以及其他论文，皆不乏新见。
重审中药的独特地位
基于全球史的视野，《本草环球记》得出一系列颇具价值的崭新结论，尤其从本草的视野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为我们重审中药在全球史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证据。
通过以下的两个例子，可见其端倪。其一，中药是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高晞提出这一看似大胆的结论，实则立论坚实，有振聋发聩之效，为阐释“中药西传”的重大意义提供了新理据。16世纪初，被称为“中国根”的土茯苓由葡萄牙人带入欧洲。1545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服用“中国根”缓解了痛风之疾，这使得该药物在欧洲名声大噪。查理五世的御医维萨里是与哥白尼齐名的科学家，他于1546年撰写《中国根书简》，对“中国根”的疗效作了科学分析，正确地示范了如何科学地观察研究新事物，客观地评估新药的效果和价值。维萨里对“中国根”的叙事和研究，借助查理五世的荫庇，建立了学术话语的权威性，并由此反思批判盖仑的解剖学经典体系。
此前的1543年，当哥白尼发表划时代的《天体运行论》时，维萨里出版了医学史里程碑式的巨作《人体之构造》。但因为纠正盖仑的解剖学错误知识而受到学界的批判和责难，维萨里被迫离开大学。翌年，他正式成为查理五世的御医。在《中国根书简》中，维萨里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具有神圣光环的“中国根”，并由此引申批评以动物解剖而非人体解剖为基础建立的盖仑学说。在“新科学医学”与“旧盖仑学派”的较量中，新药“中国根”起到了药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学新思想的产生。因而高晞指出“中国根”向世界的输出，推动了欧洲科学革命。这一结论是作者在广泛考察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得出的，证据充分，逻辑清晰，令人信服。
其二，中药引发了世界药物的新探索、新发现，加速了全球药物贸易途径的建立。拉胡尔·马科维茨得出的这一结论同样惊人。具有异邦色彩的中国人参引发了西方人在美洲探索同类药物的大假设和西洋参的大发现，由此开启了西洋参经由美洲、欧洲向中国销售的全球贸易。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于1709年参与在中国的人参采集活动，他在致耶稣会亚洲使团总巡阅使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人参的神奇功效、高昂的价值，并附上人参的图谱，这封信出版在了著名的《中国书简》中。耶稣会士拉菲尔正是阅读杜德美的信件后，萌生了在加拿大寻找人参的想法并付诸实践，因为他坚信杜德美的信中提出的假设：“我们似乎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现这一植物。这一地区很可能在加拿大。那里的森林和山脉，在那里居留的人，都与这里极为相似。”1716年拉菲尔在魁北克发现了大量西洋参，并将之命名为“加拿大五加—中国人参—易洛魁加朗多刚”。随之，西洋参成为西方向中国销售的重要药物。拉胡尔·马科维茨利用魁北克国立档案、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当时商人的私人文件，梳理了西洋参的发现历程及销往中国的路径。借助人参这个透镜，作者探讨了诞生于18世纪中叶的商业资本主义网络的全球化快照。
本草的知识在不断流动
与药物流通相关的是本草知识的流动，《本草环球记》对此有精彩探讨，并且包含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基于东西医学对中药的异同认知，探讨本草学的中西文明互鉴，就是其中值得注意的新方向。
相对于医学体现不同文明特色，药材比较容易跨越不同文明而纳入不同医学体系；但事实上，在18世纪林奈植物分类系统建立以前，西方对中药的认知是多元而混乱的，其中不乏西方人的想象。就中药大黄而言，何安娜指出：“到18世纪早期，人们所理解的关于大黄的知识，实际上是由人们的设想——对大黄和对中国与中亚人之间关系的设想——所组成的一种相当奇怪的混合体。”西方人对中药的猎奇、想象、应用均属于探索的范畴，由此得出“西化”的中药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供文明互鉴，从而丰富本草学内涵。高晞认为16世纪欧洲医生和中国医生在处理“中国根”药材时互有异同，其异显示了东西医学在基本理论上的差别，其同则反映出东西医学之间存在交互、对话与影响。这正是在文明互鉴视角下探讨“中药西传”问题。这种深入中西文献深处的本草知识比较研究，在文明互鉴的视阈中，极有学术价值，理应成为本草学界关注、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草知识主要汇集在本草专书之中，西方人基于亚洲药物而撰成的本草专书，也应在全球史及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得到研究。1645年，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来华传教，他对中医药有浓厚兴趣，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撰写了《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等著作，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此类本草专书直接与中国本草专书相联系，甚至《中国植物志》一度被误认为是《本草纲目》的拉丁文译本，可见二者存在关联性。此类西方人针对中药而撰写的本草专书值得学界进一步做比较研究。
郎弗安斯《安汶本草》作于17世纪晚期，主要调查的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印度尼西亚安汶地区的植物，也涉及人参、檀香木等产自其他亚洲国家的药材。郎弗安斯当时是巴达维亚的荷中贸易代表，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北京皇宫的代表团成员。郎弗安斯对中医药有所了解，该书记载了作者与中国医生的对话。《本草环球记》的作者之一埃丝特·海伦娜·阿伦斯在论文结尾提出：“可以将《安汶本草》重新定位在印度—太平洋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知识流通的纵轴上，并将其与中国的书籍文化和科学史重新联系起来。”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安汶本草》等西方人撰写的亚洲本草专书与中国之关系，是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论题。
全球本草史的中国维度
在本草史研究领域，《本草环球记》创新性地提出了中药对欧洲科学革命、对全球贸易的影响问题，打破了以往以西方为中心而中国边缘化乃至缺席的叙事模式，利用原始档案、商业文书、私人信件等第一手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中药的世界影响力。《本草环球记》的作者之一徐冠勉利用新近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发现的中国帆船参与香料战争的证据，把宋元以来的香料文化变迁与晚明改变世界格局的香料战争联系在一起，证明中国与世界香料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研究均突出了全球史中的中国维度，甚至结论相对于已有常识而言具有一定的颠覆性。
另一方面，《本草环球记》也对中国维度有谨慎、冷静的考量，尤其指出中药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克莱尔·格里芬的论文指出近代早期俄罗斯进口的外来药物来源地是多样的，既有从中国进口的肉桂，也有从欧洲殖民地进口的药物，但是俄罗斯对外来药物的认识主要受到欧洲的影响。
在当下文明互鉴的学术潮流下，如何避免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如何介入全球史叙事，又如何保持视角转换后的客观性原则，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可以说，《本草环球记》在对本草展开全球史研究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作者：周云逸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和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安娜共同主编的《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以下简称《本草环球记》）是近年对本草展开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
本书以本草环球史为主线，对1600多年长时段、跨地区的医药产品，如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进行追踪。当全球流通领域的药物被赋予了“异国情调”，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对“异域新药”充满了好奇，这也是一本跟踪本草的全球旅行记。
这还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药物均有特定的生长环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但是药物的商品贸易、知识流通却具有世界性。用全球史方法研究本草的历史就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探讨药物全球流通的历史，研究由此导致的药物认知异同，以及药物流通带动的社会、政治变化。对药物展开全球史研究是本草史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难度较大，研究者不但要精通多种语言，熟悉世界本草史，还需要具有从不同国家获取、研读相关原始文献的途径和能力，这些足以令大多数研究者望而却步。
《本草环球记》是近年对本草展开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诚如高晞在该书《后记》所言：“从全球史的视角探讨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的生产已成为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主题，但在2018年的中国，这还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即便在今天，依然没有与此相关的中文专著问世。”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此种研究属于难啃的“硬骨头”，非个中高手不敢轻易涉足。
《本草环球记》收录16篇专题论文，其作者具有国际化视野，是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专家。该书在全球史视野下关注药物的流动，侧重于观察药物长时段、跨地区的流动，涉及药物的全球贸易与流通、近代域外药物与知识的入华史、近现代中外医药文化的对话与沟通等主题。尤其是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药物在全球商品交易、知识交流的历史，经过《本草环球记》的阐释而得以澄清。诸如梁其姿、陈明追踪5—19世纪阿魏在全球流通的历程，高晞探讨16世纪欧洲医生眼中的“中国根”，何安娜、林日杖对大黄进行全球史考察，以及其他论文，皆不乏新见。
重审中药的独特地位
基于全球史的视野，《本草环球记》得出一系列颇具价值的崭新结论，尤其从本草的视野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为我们重审中药在全球史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证据。
通过以下的两个例子，可见其端倪。其一，中药是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高晞提出这一看似大胆的结论，实则立论坚实，有振聋发聩之效，为阐释“中药西传”的重大意义提供了新理据。16世纪初，被称为“中国根”的土茯苓由葡萄牙人带入欧洲。1545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服用“中国根”缓解了痛风之疾，这使得该药物在欧洲名声大噪。查理五世的御医维萨里是与哥白尼齐名的科学家，他于1546年撰写《中国根书简》，对“中国根”的疗效作了科学分析，正确地示范了如何科学地观察研究新事物，客观地评估新药的效果和价值。维萨里对“中国根”的叙事和研究，借助查理五世的荫庇，建立了学术话语的权威性，并由此反思批判盖仑的解剖学经典体系。
此前的1543年，当哥白尼发表划时代的《天体运行论》时，维萨里出版了医学史里程碑式的巨作《人体之构造》。但因为纠正盖仑的解剖学错误知识而受到学界的批判和责难，维萨里被迫离开大学。翌年，他正式成为查理五世的御医。在《中国根书简》中，维萨里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具有神圣光环的“中国根”，并由此引申批评以动物解剖而非人体解剖为基础建立的盖仑学说。在“新科学医学”与“旧盖仑学派”的较量中，新药“中国根”起到了药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学新思想的产生。因而高晞指出“中国根”向世界的输出，推动了欧洲科学革命。这一结论是作者在广泛考察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得出的，证据充分，逻辑清晰，令人信服。
其二，中药引发了世界药物的新探索、新发现，加速了全球药物贸易途径的建立。拉胡尔·马科维茨得出的这一结论同样惊人。具有异邦色彩的中国人参引发了西方人在美洲探索同类药物的大假设和西洋参的大发现，由此开启了西洋参经由美洲、欧洲向中国销售的全球贸易。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于1709年参与在中国的人参采集活动，他在致耶稣会亚洲使团总巡阅使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人参的神奇功效、高昂的价值，并附上人参的图谱，这封信出版在了著名的《中国书简》中。耶稣会士拉菲尔正是阅读杜德美的信件后，萌生了在加拿大寻找人参的想法并付诸实践，因为他坚信杜德美的信中提出的假设：“我们似乎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现这一植物。这一地区很可能在加拿大。那里的森林和山脉，在那里居留的人，都与这里极为相似。”1716年拉菲尔在魁北克发现了大量西洋参，并将之命名为“加拿大五加—中国人参—易洛魁加朗多刚”。随之，西洋参成为西方向中国销售的重要药物。拉胡尔·马科维茨利用魁北克国立档案、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当时商人的私人文件，梳理了西洋参的发现历程及销往中国的路径。借助人参这个透镜，作者探讨了诞生于18世纪中叶的商业资本主义网络的全球化快照。
本草的知识在不断流动
与药物流通相关的是本草知识的流动，《本草环球记》对此有精彩探讨，并且包含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基于东西医学对中药的异同认知，探讨本草学的中西文明互鉴，就是其中值得注意的新方向。
相对于医学体现不同文明特色，药材比较容易跨越不同文明而纳入不同医学体系；但事实上，在18世纪林奈植物分类系统建立以前，西方对中药的认知是多元而混乱的，其中不乏西方人的想象。就中药大黄而言，何安娜指出：“到18世纪早期，人们所理解的关于大黄的知识，实际上是由人们的设想——对大黄和对中国与中亚人之间关系的设想——所组成的一种相当奇怪的混合体。”西方人对中药的猎奇、想象、应用均属于探索的范畴，由此得出“西化”的中药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供文明互鉴，从而丰富本草学内涵。高晞认为16世纪欧洲医生和中国医生在处理“中国根”药材时互有异同，其异显示了东西医学在基本理论上的差别，其同则反映出东西医学之间存在交互、对话与影响。这正是在文明互鉴视角下探讨“中药西传”问题。这种深入中西文献深处的本草知识比较研究，在文明互鉴的视阈中，极有学术价值，理应成为本草学界关注、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草知识主要汇集在本草专书之中，西方人基于亚洲药物而撰成的本草专书，也应在全球史及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得到研究。1645年，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来华传教，他对中医药有浓厚兴趣，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撰写了《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等著作，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此类本草专书直接与中国本草专书相联系，甚至《中国植物志》一度被误认为是《本草纲目》的拉丁文译本，可见二者存在关联性。此类西方人针对中药而撰写的本草专书值得学界进一步做比较研究。
郎弗安斯《安汶本草》作于17世纪晚期，主要调查的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印度尼西亚安汶地区的植物，也涉及人参、檀香木等产自其他亚洲国家的药材。郎弗安斯当时是巴达维亚的荷中贸易代表，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北京皇宫的代表团成员。郎弗安斯对中医药有所了解，该书记载了作者与中国医生的对话。《本草环球记》的作者之一埃丝特·海伦娜·阿伦斯在论文结尾提出：“可以将《安汶本草》重新定位在印度—太平洋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知识流通的纵轴上，并将其与中国的书籍文化和科学史重新联系起来。”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安汶本草》等西方人撰写的亚洲本草专书与中国之关系，是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论题。
全球本草史的中国维度
在本草史研究领域，《本草环球记》创新性地提出了中药对欧洲科学革命、对全球贸易的影响问题，打破了以往以西方为中心而中国边缘化乃至缺席的叙事模式，利用原始档案、商业文书、私人信件等第一手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中药的世界影响力。《本草环球记》的作者之一徐冠勉利用新近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发现的中国帆船参与香料战争的证据，把宋元以来的香料文化变迁与晚明改变世界格局的香料战争联系在一起，证明中国与世界香料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研究均突出了全球史中的中国维度，甚至结论相对于已有常识而言具有一定的颠覆性。
另一方面，《本草环球记》也对中国维度有谨慎、冷静的考量，尤其指出中药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克莱尔·格里芬的论文指出近代早期俄罗斯进口的外来药物来源地是多样的，既有从中国进口的肉桂，也有从欧洲殖民地进口的药物，但是俄罗斯对外来药物的认识主要受到欧洲的影响。
在当下文明互鉴的学术潮流下，如何避免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如何介入全球史叙事，又如何保持视角转换后的客观性原则，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可以说，《本草环球记》在对本草展开全球史研究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作者：周云逸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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