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樊锦诗的电影，不能脱离樊锦诗个人的人生，不能脱离敦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不能脱离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否则就拍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
导演滕俊杰和主演茅善玉两位老师告知我，在沪剧电影《敦煌女儿》的拍摄过程中，由我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樊锦诗的传记给了他们很多灵感。我也因此荣幸受邀，不久前与樊锦诗先生的家人在上海“魔D电影工作室”一起观摩了影片。
虽然作为樊锦诗的传记作者，我对她的人生故事以及剧中源自传记的一些细节并不陌生，但我依然被电影的人物刻画和情感表达深深打动。影片并不满足于同名舞台剧的影像记录，没有照搬舞台演出，而是力求纯粹电影化的叙事和表达，力求以艺术的叙事结构、诗性空间的开掘以及象征意象的把握，撷取樊锦诗人生的重要时刻，展现了可信的历史，塑造了真实的人物，提炼了值得称颂的莫高精神。
意象与空间叙事：
三重叙事定格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影片以倒叙的方式，以老年樊锦诗在宕泉河畔拜谒前辈和回望莫高窟时的回忆，逐渐敞开一个充实的意象世界和意义世界。艺术不是通过陈述和说教来表达真理，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以象征意象和诗性空间的开掘，让一部具有真实质感的传记戏曲片呈现出了生命超越的普遍意义和情感力量。
荒凉险绝的戈壁荒漠中居然延续着灿烂的人类文明；苦涩的咸水和贫瘠的土地居然可以长出甘甜无比的“李广杏”；大漠深处荒无人烟之地居然有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在《敦煌女儿》的整体叙事中，导演撷取了声音的核心意象，有效地聚合起分散的历史事件，实现了叙事意义的有效抵达。
莫高窟九层楼“铃铎声声”的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与“三击掌”的声音意象凝结了历史的深意和动人的情感，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和人心的呼应，让这部戏曲片获得了灵韵和诗性，让誓言无声的主题得到了完满的呈现。伴随着樊锦诗把生命交付给敦煌戈壁中匆匆的光影，观众渐渐体会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扎根敦煌、守护文化、使命传承的精神价值，并感动于几代莫高窟人以青春和生命诠释的“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导演以樊锦诗的心灵空间融合地理空间、生活空间和艺术空间等多个层面的空间叙事，以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建构了影片的空间叙事结构。
如果说被沙漠戈壁包围、人迹罕至的地理空间，生活条件极其贫困落后的生活空间，反照出政治历史的真实图景，反照出它作为人所置身其中的极限境遇的话，那么神秘的敦煌莫高窟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人文和艺术之美最终让樊锦诗找到了心灵的安顿，确定了人生的信仰，并义无反顾地将青春和生命献给这一文化守护的永恒事业。
三重空间统一于樊锦诗的心灵叙事，清晰地传达了苦难是成就樊锦诗的因缘，而人生唯有在面对苦难的磨砺和坚守中才能生出智慧和勇气，才能触摸真正的幸福。从樊锦诗的故事里，从她回忆的常书鸿、段文杰等人的往事中，我们看到敦煌壁画中“舍身饲虎”的勇猛精神和“如是安在”的超越精神，由此揭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心灵、胸襟和气象。
沪剧的至情达理：
生活化的叙事和感人肺腑的抒情影片
作品之所以感动人心，在于把握了独属于沪剧艺术的美学特性，寄至味于淡泊，寓达理于至情。编导没有把樊锦诗塑造成一个空洞而表面的“时代巨人”或“英雄模范”。以樊锦诗人生中的关键事件作为情节展开的锚点，影片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那些牵动人物真实的信念和情感的核心问题，以及在最黑暗无助的时刻自我超越的普遍经验。影片在反思物欲横流的现象、思考精神价值的追求的同时，获得了人文品格和哲理深度。
沪剧与京剧、昆曲或其他更多地倚重于程式化表演的戏曲剧种不一样。导演在遵循“一戏一策”的原则下，充分尊重沪剧艺术美学特性，影像的表达着力于情境的真实性、动作的生活化和表演的抒情性的呈现。为了凸显真实的历史和时代，电影的拍摄选择了真实的场景。无论是九层楼、敦煌代表性的洞窟、老一辈莫高窟人居住的马厩，或是樊锦诗的办公室，都是实地拍摄。演员的服装和大量的细节也大多依据生活的原样来加以设计。
为了避免空洞的抒情，每一个段落都力求提炼出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情境，以推动情感的自然抒发。比如刚到敦煌莫高窟遇到老鼠的樊锦诗的“思念家人”，在武汉大学“思念敦煌”的不眠之夜，因孩子安全问题所起的“夫妻争执”，以及老彭走了之后，面对空荡荡的病床，樊锦诗的“万箭穿心”之痛……正是极限境遇中的情感的自然抒发令樊锦诗的形象显现出“本质的真实”而非“虚构的真实”，使她的命运、心境和情感打动了银幕前观众的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描写敦煌题材的电影，对于敦煌艺术的介绍虽说不可或缺，但这种介绍处理不好就会浮于故事表面。
影片有一段戏，樊锦诗为了说服和扭转一位试图要收购敦煌莫高窟的商人的企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他讲述敦煌艺术无与伦比的美。这一段犹如神来之笔的“赋子板”唱段，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是向一群年轻人介绍莫高窟的历史与艺术，在电影中增加了樊锦诗和商人所代表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这段唱腔既介绍了敦煌艺术，表达了樊锦诗的热爱和使命，更展现了她作为“当代弘道者”的勇毅和担当，呈现了她大道似水、刚柔并济的性格。
《敦煌女儿》中的叙事和抒情正是在心灵的体验中呈现了完整性和统一性。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
文化传承的复调：
剧种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樊锦诗先生曾说：“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的守护人。”茅善玉作为沪剧艺术的著名艺术家也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樊锦诗从上海到敦煌，为的是守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神圣遗产；茅善玉从上海到敦煌，为的是探寻守一不移的精神价值。她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传承和坚守，犹如一首赋格曲，在《敦煌女儿》这部作品中回响。
樊锦诗的一生是“守一不移”的觉悟的人生。唯有莫高窟和壁画的保护，才是她确证自己存在的最好的方式和全部的目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躺下醒来都是莫高窟，就连梦中也是莫高窟。正是这种坚贞和执着，使她“饱尝着对自己精神产品的享受”，在世人面前呈现为这样的一个纯粹的人。而茅善玉也常常说，扮演樊锦诗的过程，是心灵不断受到洗礼和净化的过程。敦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樊锦诗的经历、事业和坚守，持续地给予制作团队以精神上的震撼和净化。敦煌是一所学校，是一个让全体中国人产生归属感的地方。就伟大的艺术和苦难的历程所能给人带来的启迪而言，《敦煌女儿》将其体验到的关于超越和幸福的启示，通过影片传达给了观众。
观看樊锦诗故事的同时，是逐渐走进樊锦诗心灵的过程，是樊锦诗的形象不断清晰起来的过程，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影片最后真实的樊锦诗回眸望向观众的影像意义。从遥远的历史回到真实的世界，我们共同见证着弱小身躯中伟岸的精神存在，它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莫高窟，注视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注视着这个时代。
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促成他所有信念、爱好和行为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作者：顾春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做樊锦诗的电影，不能脱离樊锦诗个人的人生，不能脱离敦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不能脱离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否则就拍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
导演滕俊杰和主演茅善玉两位老师告知我，在沪剧电影《敦煌女儿》的拍摄过程中，由我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樊锦诗的传记给了他们很多灵感。我也因此荣幸受邀，不久前与樊锦诗先生的家人在上海“魔D电影工作室”一起观摩了影片。
虽然作为樊锦诗的传记作者，我对她的人生故事以及剧中源自传记的一些细节并不陌生，但我依然被电影的人物刻画和情感表达深深打动。影片并不满足于同名舞台剧的影像记录，没有照搬舞台演出，而是力求纯粹电影化的叙事和表达，力求以艺术的叙事结构、诗性空间的开掘以及象征意象的把握，撷取樊锦诗人生的重要时刻，展现了可信的历史，塑造了真实的人物，提炼了值得称颂的莫高精神。
意象与空间叙事：
三重叙事定格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影片以倒叙的方式，以老年樊锦诗在宕泉河畔拜谒前辈和回望莫高窟时的回忆，逐渐敞开一个充实的意象世界和意义世界。艺术不是通过陈述和说教来表达真理，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以象征意象和诗性空间的开掘，让一部具有真实质感的传记戏曲片呈现出了生命超越的普遍意义和情感力量。
荒凉险绝的戈壁荒漠中居然延续着灿烂的人类文明；苦涩的咸水和贫瘠的土地居然可以长出甘甜无比的“李广杏”；大漠深处荒无人烟之地居然有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在《敦煌女儿》的整体叙事中，导演撷取了声音的核心意象，有效地聚合起分散的历史事件，实现了叙事意义的有效抵达。
莫高窟九层楼“铃铎声声”的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与“三击掌”的声音意象凝结了历史的深意和动人的情感，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和人心的呼应，让这部戏曲片获得了灵韵和诗性，让誓言无声的主题得到了完满的呈现。伴随着樊锦诗把生命交付给敦煌戈壁中匆匆的光影，观众渐渐体会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扎根敦煌、守护文化、使命传承的精神价值，并感动于几代莫高窟人以青春和生命诠释的“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导演以樊锦诗的心灵空间融合地理空间、生活空间和艺术空间等多个层面的空间叙事，以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建构了影片的空间叙事结构。
如果说被沙漠戈壁包围、人迹罕至的地理空间，生活条件极其贫困落后的生活空间，反照出政治历史的真实图景，反照出它作为人所置身其中的极限境遇的话，那么神秘的敦煌莫高窟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人文和艺术之美最终让樊锦诗找到了心灵的安顿，确定了人生的信仰，并义无反顾地将青春和生命献给这一文化守护的永恒事业。
三重空间统一于樊锦诗的心灵叙事，清晰地传达了苦难是成就樊锦诗的因缘，而人生唯有在面对苦难的磨砺和坚守中才能生出智慧和勇气，才能触摸真正的幸福。从樊锦诗的故事里，从她回忆的常书鸿、段文杰等人的往事中，我们看到敦煌壁画中“舍身饲虎”的勇猛精神和“如是安在”的超越精神，由此揭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心灵、胸襟和气象。
沪剧的至情达理：
生活化的叙事和感人肺腑的抒情影片
作品之所以感动人心，在于把握了独属于沪剧艺术的美学特性，寄至味于淡泊，寓达理于至情。编导没有把樊锦诗塑造成一个空洞而表面的“时代巨人”或“英雄模范”。以樊锦诗人生中的关键事件作为情节展开的锚点，影片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那些牵动人物真实的信念和情感的核心问题，以及在最黑暗无助的时刻自我超越的普遍经验。影片在反思物欲横流的现象、思考精神价值的追求的同时，获得了人文品格和哲理深度。
沪剧与京剧、昆曲或其他更多地倚重于程式化表演的戏曲剧种不一样。导演在遵循“一戏一策”的原则下，充分尊重沪剧艺术美学特性，影像的表达着力于情境的真实性、动作的生活化和表演的抒情性的呈现。为了凸显真实的历史和时代，电影的拍摄选择了真实的场景。无论是九层楼、敦煌代表性的洞窟、老一辈莫高窟人居住的马厩，或是樊锦诗的办公室，都是实地拍摄。演员的服装和大量的细节也大多依据生活的原样来加以设计。
为了避免空洞的抒情，每一个段落都力求提炼出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情境，以推动情感的自然抒发。比如刚到敦煌莫高窟遇到老鼠的樊锦诗的“思念家人”，在武汉大学“思念敦煌”的不眠之夜，因孩子安全问题所起的“夫妻争执”，以及老彭走了之后，面对空荡荡的病床，樊锦诗的“万箭穿心”之痛……正是极限境遇中的情感的自然抒发令樊锦诗的形象显现出“本质的真实”而非“虚构的真实”，使她的命运、心境和情感打动了银幕前观众的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描写敦煌题材的电影，对于敦煌艺术的介绍虽说不可或缺，但这种介绍处理不好就会浮于故事表面。
影片有一段戏，樊锦诗为了说服和扭转一位试图要收购敦煌莫高窟的商人的企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他讲述敦煌艺术无与伦比的美。这一段犹如神来之笔的“赋子板”唱段，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是向一群年轻人介绍莫高窟的历史与艺术，在电影中增加了樊锦诗和商人所代表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这段唱腔既介绍了敦煌艺术，表达了樊锦诗的热爱和使命，更展现了她作为“当代弘道者”的勇毅和担当，呈现了她大道似水、刚柔并济的性格。
《敦煌女儿》中的叙事和抒情正是在心灵的体验中呈现了完整性和统一性。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
文化传承的复调：
剧种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樊锦诗先生曾说：“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的守护人。”茅善玉作为沪剧艺术的著名艺术家也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樊锦诗从上海到敦煌，为的是守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神圣遗产；茅善玉从上海到敦煌，为的是探寻守一不移的精神价值。她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传承和坚守，犹如一首赋格曲，在《敦煌女儿》这部作品中回响。
樊锦诗的一生是“守一不移”的觉悟的人生。唯有莫高窟和壁画的保护，才是她确证自己存在的最好的方式和全部的目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躺下醒来都是莫高窟，就连梦中也是莫高窟。正是这种坚贞和执着，使她“饱尝着对自己精神产品的享受”，在世人面前呈现为这样的一个纯粹的人。而茅善玉也常常说，扮演樊锦诗的过程，是心灵不断受到洗礼和净化的过程。敦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樊锦诗的经历、事业和坚守，持续地给予制作团队以精神上的震撼和净化。敦煌是一所学校，是一个让全体中国人产生归属感的地方。就伟大的艺术和苦难的历程所能给人带来的启迪而言，《敦煌女儿》将其体验到的关于超越和幸福的启示，通过影片传达给了观众。
观看樊锦诗故事的同时，是逐渐走进樊锦诗心灵的过程，是樊锦诗的形象不断清晰起来的过程，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影片最后真实的樊锦诗回眸望向观众的影像意义。从遥远的历史回到真实的世界，我们共同见证着弱小身躯中伟岸的精神存在，它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莫高窟，注视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注视着这个时代。
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促成他所有信念、爱好和行为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作者：顾春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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